怀念远行的乔公
——写在李乔公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今年8月10日是李乔先生诞辰一百年的日子，称他为百年乔公，到是恰如其分。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人能像他那样以九十四岁高龄谢世，又有几人能像他那样，以不变的真诚拥抱生活，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文学创作长达七十余年，为民族为世界留下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载入当代文学的史册。乔公的人生，是漫长、丰富而博大的人生！
时光如梭，令人心惊，转眼之间乔公已经远行六年，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记在心间。逝去的是生命，留下的是不能磨灭的记忆。回首和乔公的交往，有那么多感激涌上心头。乔公高大的身影总在远方独立，给我以鼓励和慰籍。打开记忆之闸，往事如浸在水中的干花，一朵朵悄然复现，绽放出动人的光彩。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但却没有一般老人身上常见的老态。翻开大学时代的日记，1979年10月6日那天清楚记载着我初见乔公的印象：那天中央民族学院组织座谈会，欢迎旅居美国的龙纯文先生（龙云先生四公子）回国访问。我们一群学生站在一号楼前等待迎接龙先生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位精神十足的老人。他身材挺直，举止文雅，微微有些秃顶。身穿一件发白的兰卡其中山装，戴一付淡黄边的眼镜，脸上溢着平和的微笑。这就是乔公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留下的印象。
记得当时听人说了他的名字，心里悄然吃了一惊。因为此前就已经读过他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并为之钦佩和感动。现在如此真切、近距离地和一位自己仰慕的著名作家接触，对一名大二学生来说，还是很令人激动的时刻。可是周围人多，加上自己生性羞怯，不敢上前问候，只是远远地多看他几眼。后来大着胆给他写了几封信，请教民族文学方面的问题，他竟然都一一回信，毫无名作家的架子。
大学毕业时，先是从北京分回云南，再由云南分回故乡的地、县，最后分到一个名叫蒙泉的公社做干部。因为年青气盛，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生活。所以那时感觉人生就像坐滑梯一样，从云端滑到谷底。那一份失落和沮丧随着故乡的临近日渐加重。
路过昆明时，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心底的失落更是一分分地增长着。这个城市没有一扇窗户为我打开，它以冷漠的表情传达着对我的无声拒绝。只因为我不幸生在偏远的“专县”上，又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好几次就独自坐在古旧的青云街，吃一角五分一碗的小锅米线，望着身边走过的一张张漠然面孔，孤寂地发呆。一月昆明的风很凉，吹得心底也很凉很凉。人生就像一只自己无法掌握的风筝，飘飘摇摇，萍踪不定。
那时我在昆明唯一认识的人，只有乔公。
于是就去了青云街旁边的省文联大院，鼓起勇气敲开乔公家的门。那时他住的不过是两室一厅，很小的房子，但却整洁。他的老伴言语不多，坐在自己房间里很少出来。见了我乔公很高兴。听了我被分配回乡的命运，他又摇头叹气。谈话间他突然想起当年曾经在云南民族学院工作过，如今还认识里面的某某人。于是，他就说要带我去找人，要想办法留在昆明。昆明是省会，发展机会多。这个主意让我意外而又兴奋。一个只通过几封信的著名作家，他竟然要为我的人生去留问题，去找人说情吗？
但是乔公却真的领着我去了云南民族学院，找了一位大约是在教务处工作的什么熟人，说了些我毕业于重点大学，很有才华的话，竭力推荐我。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现在回头去想，要改变有关部门即定的分配，留在昆明，除非有什么过硬的背景或者关系。哪里有找个熟人说说就可以成功的道理。但那时的乔公和我，一老一少都是书生气十足，捡根稻草以为就能救命，实在是单纯可爱得紧。
二十年漫长的人生岁月悄然流走，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之后，2002年冬季我才有缘进入云南民族大学门内，成为其中的一员。只是此时的我心情平静而淡然。这个冬季昆明不太冷，风依旧轻凉。时间岁月已经冲走青春年少时的轻狂，满眼写着人生的苍桑。我不相信所谓的“宿命”之说，但这结果仍然令我在心里有一番无言的感叹。遗憾的是此时乔公已经仙逝，他没有看到我进入云南民族大学的那一天。
记忆中1982年1月某天的片断却依旧清晰如故：落寞的我跟在乔公身后缓缓穿过云大旁边那条青石小巷，踽踽而行。看着他挺直高大的背影，心里慢慢升起一片无言的温暖。这是当年的昆明留给我的唯一温暖。记得他好像一路都在叹气，为我抱怨分配的不公平。除了父母和亲人，还有谁能给予我如此真诚的关爱！
后来无论在昭通还是玉溪工作那些年，都能经常收到乔公的来信，关心我的工作、学习，要我用笔写下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中的乔公很和善，但写信时每封信都认真地称呼我“黄玲同志”，那些信如一把把火炬，点燃着我心里的希望。如今偶尔翻看那些发黄的信纸，涌上心里的仍然是无尽的感激！
他知道我在偏远的故乡生活得并不快乐，于是有机会便推荐我参加《边疆文学》的笔会，鼓励我写东西。还记着为我联系调动，亲自给楚雄文联的芮增瑞老师写信请他帮忙。后来大概是我自己不愿意去，便没有调成。那些年对故乡总是有一种叛逆心理，总想找机会逃离它的身边，希望越远越好。而乔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我的话，总是实心实意地想给我切实的帮助。一次昭通文化局的办公室主任杨力上昆明开会，乔公便专门向他推荐我。后来地区文化局成立“民间文学集成办”时，果然就把我借去参加。那一段收集整理民间文学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乔公是有远见的，他知道民间文学也是文学，可以点燃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
现在想想，他当时已经是一位七十出头的老人，一位不会放下手中之笔的作家，手上永远有繁重的创作任务。可他还那么真诚地一直牵挂着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女子，为我耗了不少心力，每念及此心里总是五味杂陈！
1984年得知我儿子出生，乔公写信来祝贺。听说我给孩子取名“飞瀑”，他觉得不满意，便取李白诗“飞流直下三千丈”之意，建议我给孩子改名为宋飞流。这名字很好，有诗意，但改名字有很多手续，只好作罢了。但自那以后，乔公每次给我写信，便要坚持多写上一句话：问小飞流好！他以老人的固执一直坚持着对这个名字的称呼权。
有一次我上昆明开笔会，临走前乔公拿着一包饼干到处找我，要我带给小飞流吃。当我从别人手里接过那包沉甸甸的饼干时，真是百感交集。
我是一个木讷而言拙的人，多年来我就那么安然地享受着乔公的厚爱，却从没有向他说过一声谢谢。他父亲般的大爱，在他离去后才显出那爱的深重！
有人曾戏称“文坛如江湖”，我自己多年来不过在这江湖的边缘行走，却也见识了各种脸嘴。真诚的或者虚伪的笑，俯视的或者关爱的脸，五花八门。有人为文学青年推荐一篇稿子发表，或者说过几句关心的话语，便自视为大恩记在心里。稍有不敬便在人后大骂谁谁“忘恩负义”。说些“当初我如何帮过他的忙呢”之类的话语，把脸嘴做得很难看。看了那么多脸嘴，回过头来更见乔公的微笑最真诚和永恒。在和他交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知道得过他关爱的文坛后辈多不胜数。可我却从未听他说过谁对他“忘恩负义”之类的话语。并非没有，而是他做人从来不计较得失。让他生气的事，无非是某位他关爱过的年青人在文学上没有出成果，或者放弃文学去走别的路。此时他也只会长声地叹口气，摇摇头，表达出满脸的无奈。他为别人付出，却永远没有索取过回报。这样的人反到会令人永远对他心存感激！作为彝族人的儿子，他一生生性耿直，爱憎分明，活得坦荡。
说来也怪，他那一口不改的石屏乡音，我竟然都能听懂。如今偶然在街上遇见一个讲石屏口音的人，心里便有几分亲切。心想他是乔公的乡亲啊！我曾经在云南省作协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站在四楼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家蹒跚而挺直的身影在翠湖边漫步。远远看去感觉那是一道十分独特的风景，充满漫馨和感动。一个九十高龄的人，那么坚定地走着他的路，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踏实，催人自省。如今偶尔走进文联大院，他的身影便会从记忆深处忽地跳出来：背顶草帽，穿件白衬衫，见人老远就热情地扬起手打招呼。全然不懂得作为著名作家和九旬老人，要搭点架子，等人先招呼自己。一辈子就这么普通着走向伟大。
斯人已远行，往事如流水！如今翠湖风景依旧，只是乔公的身影却已再难寻觅，再好的风景也令人怅然若失。但在热爱他的人心里，他永远不会消逝，永远如一颗闪亮的星星照亮心灵。偶尔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看着一天星星，心里就会发些孩童似的呓语：最亮的那一颗就是乔公的眼睛吧？他深情地凝望着这个世界，凝望着那些爱他的人呢！
百年乔公啊！虽然您已远行，您的精神却会永远光照后人！
作者简介：
黄玲，女，彝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李乔评传》（荣获“第四届当代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长篇小说《孽红》、 研究论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现居昆明。
延伸阅读：李乔简介
李乔，笔名普济，1908年8月10日出生于云南石屏城关。中共党员。1929年毕业于东陆大学预科。1949年前任中小学教员和滇、桂、黔边区纵队石屏支队参谋长及第二支队文书等职，1950年后历任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员，云南民族学院、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科长，云南省文联创研部副部长、专业作家，云南省作家协会、文联副主席及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全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集《欢笑的金沙江》、《未完的梦》、《早来的春天》，散文集《蹒跚的脚步》等。 短篇小说《一个担架兵的经历》获1979年国家民委及作家协会民族文学一等奖、总政治部名誉奖，长篇传记文学《彝家将张冲传奇》获1984年国家民委及作家协会民族文学优秀奖，《破晓的山野》获1982年云南长篇小说一等奖。
李乔好学不倦，青年时代尤喜读左翼文学作品，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30年，创造社征无名处女作稿，李乔以小说《未完成的斗争》，反映个旧矿工的苦难生活，荣获处女作奖。30年代，李乔在个旧，写了一些通讯，反映矿工生活和云南见闻，发表在1937年《申报》、《中学生》等杂志和《星岛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乔随滇军第六十军到台儿庄搞战，曾写了一些通讯报告文学，如《旅途中》、《军中回忆》、《禹王山争夺战》、《活捉铁乌龟》等，分别发表在1933——1939年《文艺阵地》、《战时知识》、《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1950年，李乔参加中央西南民族慰问团，到边疆进行为时一年的访问后，调云南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并参加民族工作队到金沙江边开辟凉山彝族地区的工作。1951年，在《云南文艺》发表报告文学《拉猛回来了》获抗美援朝征文一等奖。此后陆续发表短篇小说《挣断锁链的奴隶》等多篇，后编为集。1954年，李乔调云南省文联从事写作，加入作家协会。1955年，写出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1961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日、俄文出版，在四川译为彝文出版。1962年出版第二部《早来的春天》；1965年，又出版第三部《呼啸的山风》。这三部巨著标志着李乔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文坛影响很大。1978年，李乔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副主席。同年，李乔出版《破晓的山野》；集旧作短篇小说、散文，汇编作《春的脚步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7月，李乔又创作现代长篇传奇小说《彝家将张冲》。2002年4月18在昆明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