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5日晚7时许,我们敬爱的阿鲁斯基老师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了,这晴天霹雳般的严酷现实击得人有些回不过神来。因为在不到两个小时前,阿鲁斯基老师还在凉山州歌舞团开讲座,州委宣传部还通知他,第二天要接他去拍一个电视专题片。
从歌舞团回来6时到家吃过晚饭后,因为他觉得有些累躺在沙发上休息,然而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一躺,阿鲁斯基老师再也起不来了。可以说阿鲁斯基老师是为弘扬彝族的文学艺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阿鲁斯基老师是个德艺双馨的师长。他到凉山州文联后曾任过第一、二届文联副主席,后来代主席主持工作,但他不象一些人当了官就忘了做人。他从来不高高在上,拿腔捏调地绷官架吓人。因为他的随和豁达,他的平易近人,人们从来都是大人叫他“阿鲁老师”,小孩叫他“阿鲁阿普”,很少有人叫他“阿鲁主席”。
阿鲁斯基老师时时处处都以身作则,主持文联工作期间,因为家境较困难,他的妻子曾求他想办法将没工作的孩子安进文联作勤杂,但阿鲁斯基老师首先想到的是,单位里没有工作的不止他一家的孩子,他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利搞特殊。后来他也没给继任领导出难题,因此,至今他家还有两个女儿自谋生路。
阿鲁斯基老师的一生是清贫俭朴的一生。1994年以前一直都是七口人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个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从不向组织伸手要求照顾不说,还一次又一次地把难得的提级增资机会让给别人。这在一些当官的目的就是为捞私利的人看来,阿鲁斯基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但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阿鲁斯基老师的心里扎下根,成为他的人生信条所使然。
阿鲁斯基老师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在彝族文学艺术的继承弘扬和民间文学的抢救整理中,他除了致力于全世界第一本彝文文学刊物――《凉山文学》彝文版的开创、培育外,还利用业余时间以彝汉两种文字出版了许多书,如《彝族谚语集》、《彝族克哲集》、《彝族民间歌曲集》、《彝族民歌选集》等等;待出版的有彝汉文对译的《克哲》上下册,与其女儿金乐合写的《凉山彝族风情奇趣谈》等;并参加了很多有关书籍的编写和翻译;还从事彝族音乐的发掘、整理和创作,用自编自弹自唱的形式弘扬彝族文化;得过许多州级、省级,还有国家级的奖项。
因为阿鲁斯基老师的博学多才,因为阿鲁斯基老师的诲人不倦,阿鲁斯基老师曾被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凉山大学、西昌师专、西昌师范、四川省彝文学校等院校聘为客座教授。他的突出贡献被收入多种名人传记、名人词典,但他没有名片。如果他有名片,我想那小小的纸片正反两面齐登都载不下他众多的头衔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川分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民族创作委员会理事,四川省文联委员,四川省曲艺家协会理事,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会员,凉山州政协第六、七届常委,凉山州文联副主席,《凉山文学》副主编,《凉山彝学》副主编等等。有关领导曾有意让他从政而找他谈话,这在一些人来说是削尖脑袋都求之不得的美事,可他却谢绝了。因为他有着淡泊宁静、平实简洁的秉性,还因为他对彝族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退休之后,不少的人老有所乐,乐在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乐在唱歌跳舞、棋牌麻将。阿鲁斯基老师更多的是老有所为,他退而不休,带病(糖尿病)继续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潜心学术研究,还经常应邀到学校及学术团体开有关学术讲座,参与拍电视电影,为前来请教的中外学者答疑解惑,担起编辑《凉山彝学》等书的重任,有时因患痛风脚肿得不能走动,躺着都要看稿改稿,反正没有在岗与退休的区别。在岗的人们还按钟点上班下班,阿鲁斯基老师是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他窗户的灯光总是全文联宿舍熄得最晚、亮得最早的。因为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充实了阿鲁斯基老师的退休生活,所以他没有常人退休后的失落感。他的匆匆离去也许就是因为他生命火花超常释放所致。
阿鲁斯基老师的一生比较坎坷,曾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来不怨天忧人,总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不论把他安到什么岗位,他总是以满腔的热情对待工作。1979年领导让他担纲《凉山文学》彝文版的创刊工作,在艰难的起步阶段,阿鲁斯基老师犹如拓荒牛,埋头苦干,集组稿、改稿,发排、校对、发行于一身,没有办刊经验,靠虚心向别人学习,靠自己摸索规律;没有人手,自己用背兜背,用手推车推着发行。为了扩大发行量,他经常不辞辛劳地下县搞宣传,不失时机地在长途班车上高声朗诵《凉山文学》彝文版上刊载的文章给旅客听,使客车里疲惫沉闷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并争相购书。由于通联工作作到家,调动了作者读者的积极性,《凉山文学》彝文版曾一度达到过五千份的发行量。阿鲁斯基老师对彝族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鲁斯基老师不光博学多才,品德高尚,性格也特别好。他就象一笼熊熊燃烧的火,在家里,他是全家人温暖的依靠。他的妻子接连生了几个女儿后,为自己没能给身为独子的丈夫栽根立后而歉疚得蒙头哭泣时,他却坦然地用新思想新观念开导妻子,使妻子深受感动。
对于学术上的一些不同见解,阿鲁斯基老师不仅没有门户之见,而且博采众长,也没有文人相轻的通病。作为师长,再卑微的人向他求教,他也会毫无保留地给人传业授道;作为父辈,他教给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处事待人。足以使人暴跳的气愤之事,经他一番循循善诱,犹如春风化雨,劝诫的目的达到了,还使人乐意接受。因此,和阿鲁斯基老师共事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阿鲁斯基老师不仅能在阳春白雪的专家学者中侃侃而谈,也能和下里巴人们席地而坐谈笑风生。他不光会说会写会唱会弹,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而且因为开朗幽默,走到哪里都会点燃一片笑声。他出差州外省外,人家问他凉山有些什么特产,他骄傲地回答:“凉山的特产是火箭、卫星”。
有一次在列车上被扒手摸包,阿鲁斯基老师没有采取常人厉声呵斥的方法,而是轻言细语地说:“孩子,别说是你,连我自己都搜不出来了。”说得小偷都红着脸溜了。这件事一方面体现了阿鲁斯基老师的幽默风趣,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经济上令人心酸的拮据境况。
因为阿鲁斯基老师对彝族文学艺术事业的贡献,阿鲁斯基老师的高尚品德,人们出自内心地爱戴他,敬仰他。因此,尽管生前没有别人求得着他的官衔,身后的女儿女婿们也都是些平头老百姓,可自发为他送葬的人挤满了殡仪馆宽敞的悼念大厅和院坝。人心是杆秤啊。
有人说:死去一个老人等于失去一座博物馆。阿鲁斯基老师的匆匆离去,无疑是彝族文学艺术事业的一大损失。
但我相信:阿鲁斯基老师培养出来的、立志弘扬彝族文学艺术的弟子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的。
安息吧!敬爱的阿鲁斯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