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彝族地区经历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彝族题材电影作为反映彝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嬗变,以及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相融相异.纵观彝族题材电影的创作,首先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做出了多样探索,其价值取向值得借鉴.其次是彝族文化的多元化展示,已经成为彝族当代发展的影像见证.再次是在呈现彝族原生态景象,民族歌舞以及风俗仪式等方面,体现出了较为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征。
关键词：彝族电影；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文化；艺术特征
彝族题材电影不仅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发展中的实践者和参与者。它以镜头为基本载体，以彝族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为主要叙事元素，构建了充满彝族韵味的视听符号，彰显了彝族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作为一种影响力深远的媒介传播形式，不仅是彝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挖掘、传扬与保护彝族文化的有效途径，更在维护民族团结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担负着重要作用。
我国彝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始于1955年的《神秘的旅伴》，随后叙事主题由单一逐渐朝着多样化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时间顺序上来说，不同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彝族题材电影大致有《神秘的旅伴》(1955)，《锡城的故事》(1959)，《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阿诗玛》(1964)，《奴隶的女儿》(1978)，《从奴隶到将军》(1979)，《奇异的婚配》(1981)，《深谷尸变》(1985)，《奢香夫人》(1986)，《天菩萨》(1987)，《大凉山传奇》(1988)，《金沙恋》(1991)，《金沙水拍》(1994)，《彝海结盟》(1996)，《花腰新娘》(2005)，《马背上的法庭》(2006)，《别姬印象》(2007)，《布阿诗甘微》《倮恋》(2010)，《绝代-末代女土司》《凉山寻宝》《彝寨天使》(2011)，《狼魂》《梅葛》《彝文之恋》《走山人》(2012)，《支格阿鲁》《月亮花》《俐侎阿朵》(2013)，《彝乡情》(2015)，《我的圣途》(2016)，《蓝色金鱼》(2018)，《阿依阿芝》《大山走出的玛薇》(2020)。
这些影片，或取材于彝族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或重温革命历史以彰显红色形象，或描绘了彝族人文风情画，或展现了彝族的民族品质与精神，或折射出民族传统的现代性重建……其创作数量和影响力已经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版图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展示出了彝族地区所特有的民族景观和人文风貌，还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电影的鲜明特征。
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构建，凸显了彝族题材电影的思想厚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凝聚精神力量中起着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彝族题材电影中所隐含的国家“在场”以及多民族共融共生场景的展露，让各族人民在影片叙述中深刻地体悟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心灵上获得了一种身在其中的归属感和富足感，其价值取向令人称道。
（《神秘的旅伴》剧照）
彝族题材电影的初创之作《神秘的旅伴》，是由林农执导，依据白桦的短篇小说《一个无铃的马帮》改编而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电影中“反特”特性的凸显，不仅是边防指战员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携手抗敌，保卫边疆的和谐互助场景的刻画，更折射出新中国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政治诉求。其他如《锡城的故事》《奴隶的女儿》《从奴隶到将军》等影片，多描述了主人公从被奴役的境地获取解放，以及解放前后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变革的场景。而以《大凉山传奇》《金沙水拍》《彝海结盟》为主要代表的“革命”类型化电影，则多是新中国为建立与巩固新政权，进而以战争形式来构筑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现实需求。
“‘多民族性’仍是国家共同体叙述中不可撼动的结构性要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它既是应对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是缔造大同的手段。这也成就了民族题材电影在类型意义上的某种优越性，即它能在展现异质与缔造大同之间，显示出电影叙事及其美学的内在张力。”以《达吉和她的父亲》《彝寨天使》为代表的影片中，或是对彝族养父和汉族生父共同抚养女儿的真挚人性赞许，或是对汉族女孩不畏艰苦为彝族山区医疗事业奉献青春的称赞。其影片的叙事中心侧重于彝、汉两族人民之间友好情谊的展露，这不仅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新型民族政策的图解，更是对彝族人民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共识意识的认同。
电影《马背上的法庭》剧照
新世纪的彝族题材电影《马背上的法庭》，讲述了基层法官老冯骑着马驮着国徽穿行于少数民族之间，为山民们断案的故事。影片中，声声法律条例的传扬，让尽显简单与粗陋之气的法庭审理现场渗透出较强的威严性和崇高性；以“国徽”为国家的具象符号，贯穿于整部影片之中，国家法律知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扬与普及，无不彰显着中国各族人民共为一体，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信念。电影《月亮花》中，阿月在彝族家乡艰苦创业时，政府的相关政策对其创业的扶持；《俐侎阿朵》中，俐侎女孩秀美为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其老师帮助她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大山走出的玛薇》中，马薇因家庭困难而无法读书时，村长在其家中所说的政策扶贫等。这些电影中，国家始终“在场”的隐性表达成为影片叙事的主要元素，多维度地展现了各民族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都是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身份归属。
二、彝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影像见证，显现了彝族题材电影的人文魅力
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积淀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或是民族歌舞，或是仪式风俗，或是生活信仰……使呈现于银幕之上的彝族题材电影更富有内涵性和艺术性。从具体创作来看，彝族题材电影在创作中以彝族地区的民间故事或历史英雄人物为主要叙事主体，再现了本民族的历史场景，唤醒了民族集体的历史文化记忆，彰显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对弘扬和传播彝族文化起着关键性作用。
《阿诗玛》是依据彝族民间叙事长诗改编而成，以阿诗玛和阿黑为追求美好爱情而勇于同黑恶势力相斗争的故事为叙事内核，将彝族地区广为传颂的民间文化具象化与真实化；《阿依阿芝》以一首彝族苦歌的形式传唱至今，是彝族女性内心深处的悲壮呐喊，也是对彝族传统旧婚俗的深刻揭露以及对现代新婚俗的提倡。《从奴隶到将军》《奢香夫人》《彝寨天使》《支格阿鲁》《月亮花》这五部影片中的主人公均是依据彝族真实的历史英雄人物刻画而成，每一个人物形象的银幕再塑造，都可作为彝族族群的一张文化名片或一个文化符号。彝族题材电影对彝族文化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电影叙事中的刻板政治性，从而激起了族群人员价值观念的强烈共识，体现出彝族地区文化空间的可挖掘性和创造性。
（电影《花腰新娘》剧照）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深受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与影响，彝族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不再拘泥于奴隶解放、民主革命或历史英雄人物的彰显，而是开始聚焦当下的彝族文化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如《布阿诗甘薇》《我的圣途》等“母语电影”的拍摄创制，其对于原生态文化的着重显露和推崇，不仅是彝族地区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肯定，也是我国一体多元的文化诉求。另外，以表现彝族传统社会现状与现代社会变革之间冲突和交织的影片也大量涌现，《奇异的婚配》《天菩萨》《花腰新娘》《走山人》《阿依阿芝》等电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花腰新娘》是在汉族受众者中熟知度较高的一部彝族题材电影，影片中呈现出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事项，如婚姻风俗、民族服饰、性别观念、图腾符号以及歌舞风俗等。这些元素不仅让影片充满了观赏性，还展现了花腰彝族丰厚的文化内蕴。《走山人》主要讲述了以拉布为主的彝族人与盗猎者斗智斗勇，阻止他们破坏大山的故事，其间渗透出了环境保护的绿色理念，这与现代文明中所强调的环保意识相重合，为少数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相融相异的情状开启了新的思考维度。
三、多重民族艺术手法相融合的影像表达，彰显了彝族题材电影的多元视角
“地域特色、自身身份、本土认知才是民族艺术和本土文化坚持的第一要素……艺术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到了更高视野上的独异性和本土特色的支持阶段, 将民族风情、地域特色强化而丰富艺术文化精神性价值, 是时代的迫切要求。”彝族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其自身所孕育出的民族景观和民俗风韵，是独具特色的，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特征。通过视听结合的电影作品传播，彝族题材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艺术价值才逐渐显现出来，不仅显示出彝族题材电影的叙事及其美学的内在张力，也提供给观众一种奇特的民族异域空间想象。
（电影《我的圣途》剧照）
彝族题材影片多采用纪实的艺术手法，将彝族中最原生态的生活风俗和思维方式作为影像叙事重点，凸显彝族人原初性和本真性的生活状态，真实反映彝族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人文价值。如电影《我的圣途》就是一部充满彝族韵味的民族题材影片，其以大凉山彝族地区的风情景象作为叙事背景，在蓝天白云、郁葱山林、古朴山寨、山歌萦绕、祥和纯净的场景中传来彝人史诗“勒俄特依”和“指路经”的浅吟低唱，向观众们呈现出了原汁原味的彝族风调，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内蕴。
另外，彝族题材电影中富有民族气息的音乐和舞蹈的运用，既增强了影片的观赏趣味，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治叙事的刻板与僵化，凸显了民族艺术中的异域特色。在电影《神秘的旅伴》中，《缅桂花开十里香》作为其主题插曲，紧密地契合着人物特定的身份，生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阿诗玛》是新中国音乐歌舞片的开篇之作，其插曲《一朵鲜花鲜又鲜》与《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更是广为传唱。
电影《花腰新娘》中对彝族传统歌舞“海菜腔”和“烟盒舞”的移植展现，呈现了以“花”为主要标志，以“红和黑”为主要颜色的花腰彝族服饰特色；《金沙水拍》中用说、喊、唱的形式将“哦来木吉、柯来木吉、呀哆”等民族特色词汇生成的律动，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而又粗犷的乐段；《马背上的法庭》里族中老人哼唱的“祭祖调”；《阿依阿芝》中对彝族民间传统苦歌“阿依阿芝”的经典传唱等。在这些影片中，音乐、歌舞、服饰等元素的显现，不仅是彝族风俗文化中最鲜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一种民族艺术的张扬，一种具有民族意味的符号象征。
新中国彝族题材电影的发展至今已走过七十余载，其所彰显出的时代特征与艺术魅力也各放异彩。无论是“十七年”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意识形态的着力建构，抑或是新时期民族文化传统的着力呈现，再到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的扩展，其民族文化自信感的外在展露，民族身份归属感的逐渐强化，都是彝族题材电影创作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影像见证。另外，彝族题材电影以其独特的异域景观、民俗文化、图腾符号、民族服饰以及原生态歌舞呈现，均为民族题材电影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是值得我们持续挖掘的艺术瑰宝。
诚然，彝族题材电影的发展较之于其他民族电影而言，具有影响力的影片甚少，创作者们的题材挖掘敏锐度稍有欠缺。从创作方面来说，早有专家指出“目前很少有国内一流导演涉足彝族题材。而相对来说，蒙古族题材、藏族题材受到国内一流电影导演的关注较多”，这也揭示了国内彝族题材电影面临的发展困境。从理论研究方面来说，有论者也曾指出：“彝族题材电影研究过于单薄，须加强深度与广度研究，借鉴其他类型电影的叙事方式重新建构完整的民族电影研究体系。”也正因此，彝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与研究，任重而道远，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