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的电影《阿诗玛》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故事片。它除了具有音乐歌舞片通常所必备的基本元素如旋律歌曲、优美的舞蹈之外，云南的石林风光以及撒尼族的民风民俗也洋溢其中，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富于东方情调的银幕时空，使这个浪漫忧伤、带着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独具魅力。回顾这部经典电影的形成过程，探讨剧本产生的艰难历程，提醒我们不忘创作的初衷。
关键词：《阿诗玛》；电影；音乐；政治影响
一、从口头传承的民间传说变成了电影
口头传承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是长期流传于云南石林彝族支系撒尼人中的一个古老而凄美的民间传说，它用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撒尼人心目中美丽、善良、坚强的彝族姑娘阿诗玛的悲剧命运，是朴实多情的撒尼人经过世世代代的集体创作、加工、吟唱和传播的，充分体现了撒尼地区的民族风情和撒尼人民的高贵精神品质。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阿诗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阿诗玛》是根据同名民间长诗改编、著名导演刘琼执导、作曲家葛炎谱曲写词、杨丽坤、包斯尔、韩非、崔超明等主演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它以李广田参与整理的阿诗玛的民间传说为基础，根据撒尼族同名叙事长诗进行了改编，生动地展现了撒尼人的情感、民族风俗及石林自然风光，真实地表现了撒尼人民的勇敢、善良，同时鞭挞了当地黑暗势力的霸道和残忍。
电影《阿诗玛》是一部以唱为主的神话色彩浓郁的歌舞片，而且采用了无场次——板块式的结构，通过歌舞和演员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传达出三个年轻人阿诗玛、阿黑和阿支之间的爱情矛盾，因此这部电影彻底地摆脱了传统影片叙述故事的模式。
二、电影剧本的产生
1950年9月，云南省著名作曲家杨放教授在普梅夫先生主编的《诗歌与散文》上发表了他多年来记录、翻译、整理的有关《阿诗玛》的部分曲谱和歌词。这篇文章的发表迅速引起了云南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对云南石林阿诗玛文化的浓厚兴趣，许多文艺爱好者加入了探寻阿诗玛文化的行列，由此推动了阿诗玛文化的初步传播。
1953年初，著名京剧改革家金素秋、吴枫夫妇，把阿诗玛长诗的故事精心改编成了京剧进行初演。这次京剧表演是对民族艺术和京剧艺术融合的初次尝试，虽然此次演出稍有瑕疵，没有实现传统的京剧表演与少数民族诗歌舞蹈表演的有机融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创新性的表演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同时也再次引起了全国各地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一美丽哀伤的撒尼族长诗《阿诗玛》的关注。这次京剧演出曾一度被观众提起，这也激起了后期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对阿诗玛文化进行创新的创作欲望。
这次京剧演出引起了正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女作家黄铁的注意并激起黄铁女士想以自己的方式更好地去把彝族撒尼人的这部长诗展现出来的决心。黄铁组织了一批年轻的专家、学者、编导，如杨放、杨知勇、刘绮、马绍云等十余人去往圭山深入了解、搜集和整理撒尼人的文化，并且搜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经过黄铁、杨知勇、刘绮三个人的紧锣密鼓的加工和整理，他们把大家搜集到的关于阿诗玛的二十多种不同“版本”变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长诗初稿。
1956年军旅诗人公刘又把这一长诗改编成了电影《阿诗玛》的文学剧本，随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剧本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骤起，文化界波及的人数甚广。《阿诗玛》的四个整理者，有三个（黄铁、杨智勇、公刘）被打成了右派，他们之前对文学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在发掘、整理《阿诗玛》所做的贡献，反而被批判成他们的罪状。
1960年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重新“修订”了长诗《阿诗玛》，但是在那种动荡的政治环境下，李广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又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和“三反分子”等多种帽子。
三、电影筹备
（一）解决电影筹备期间遇到的难题
《阿诗玛》电影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各类电影在表达民族性、阶级性和对人性的描述上都有所欠缺。在1964年上海海燕制片厂出品的电影《阿诗玛》中，以刘琼、葛炎和罗宗贤为首的主创人员，通过对原诗进行合理和艺术性改编，弥补了这个缺憾，我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感受到，他们对人性做出了大胆而充分贴切的表述。
《阿诗玛》题材确定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选择哪个版本进行修改的问题。原生态的“阿诗玛”是长期流传在云南石林撒尼人的一个民间传说，口头版本不计其数，整理成文字发表、出版的也有二十多种。①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比较，大家集体决定最终以李广田参与整理的那个版本作为基础进行电影的改编。
电影拍摄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界定主角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整部电影引起观者共鸣的突破口。根据考察在口头流传的数十种版本中，绝大部分是说二人是兄妹关系，“只有一篇材料叙述阿黑和阿诗玛是爱情关系”②。主创从文学的艺术性方面分析，认为将两个人的关系改变成恋人关系，更能凸显这个故事的悲剧性色彩，这个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编剧对原生态的“阿诗玛”人物关系进行了改编。编剧葛炎也曾谈到，“要表达撒尼人民爱自由、敢于抗争、敢于反抗的精神，把两人的关系定为爱人关系更合乎情理，更强烈，也更鲜明”③。事实证明，导演和参与人员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电影的成功的改编对民间叙事的经典化起了重大作用。随着影片《阿诗玛》的发行和多次放映，受到电影的影响，使得阿诗玛与阿黑是恋人关系的说法迅速流传。葛炎还说：“如果是兄妹关系，就不可能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情感。兄妹之间更适合表现朴素的感情。而且，还不只是表现哪一种感情，关键是通过这个故事表现撒尼族人民热爱自由、敢于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而不是追究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④
第三个问题是影片样式的定位问题，经过集体长时间的商议，大家一致决定拍摄一部真正有创意的音乐舞蹈片，全部用歌唱和演员的动作神态来传情达意。
（二）剧本在内容上进行了艺术改编
比较一下1964出品的电影《阿诗玛》与原生形态“阿诗玛”的故事，就会发现，电影《阿诗玛》摒弃了民间传说中不同版本的纷繁复杂的故事主题与暧昧不清的人物关系，将故事简化为以阿诗玛、阿黑两个年轻人为代表的善良勇敢的劳动人民与以热布巴拉为代表的恶霸展开斗争的热血又悲情的故事。
民间文学的改编允许编导对情节进行合情合理的创造，电影《阿诗玛》基本上是在忠实原著的基础有所创造的，电影对长诗改编的“度”把握得很好，主创们从电影语言的特性出发，对原诗的情节和细节进行了很多合理精彩的改编，呈现出来的电影剧情比原诗的情节要紧凑，神话色彩也比原诗要浓重。
1. 第一个改编是人物关系的改变
将阿诗玛和阿黑的关系由兄妹关系变成了恋人关系，这也是对原生态“阿诗玛”最大的变动。将阿黑、阿诗玛的关系改为恋人关系是明智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电影的悲剧色彩与艺术魅力。
2. 第二个改变是故事情节的改动
这里列举几个典型的故事情节的变动。
一是阿黑去救阿诗玛的情节有所删减。在原叙事诗中阿黑赢得了对歌、砍树、撒种等比赛的最终胜利，也打死了热布巴拉放出的三只凶猛至极的老虎，在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电影中，只保留了阿黑和阿支对歌的情节，但是对对歌这一情节刻画得很细致，突出了不同的人物性格，也提高了电影的艺术性。
内容改编第二个地方是电影《阿诗玛》增加了火把节、摔跤、山茶花传信、射箭劈山开路等原生态长诗没有的故事情节。导演和编剧将撒尼人的独特的民俗习惯融入电影，加入了少数民族舞蹈和少数民族独特的音乐艺术。
内容改编的第三处地方是“山茶花传信”的剧情改编。原诗的内容是阿黑晚上梦到家里被洪水淹没，十分担心家人，快马扬鞭不分昼夜赶回家中。在《阿诗玛》电影中，被改编为阿诗玛不愿意嫁给阿支，在阿支的频繁无赖般的求娶中，更加思念阿黑，于是阿诗玛趁阿支不注意，将一朵山茶花扔进了小溪里。溪水瞬间倒流，将这朵寄托着阿诗玛相思之情的山茶花带到了阿黑放羊的小河边，给阿黑带来了家中出事的讯息，促使阿黑迅速赶回家中。
第四个比较典型的内容改编是在影片的结尾。在电影《阿诗玛》中，热布巴拉家没有如愿娶到阿诗玛，遂怀恨在心，放大水企图淹死阿黑和阿诗玛，阿诗玛在洪水中变成石林中的一座俏丽的石峰。阿黑痛苦不堪，在偌大的石林中不停地呼唤阿诗玛。而原诗中的情节是凶狠的热布巴拉家请到了崖神帮忙，崖神发大水卷走了善良美丽的阿诗玛，阿诗玛最终变成了石林里的回声。
其实在1964年出品的电影《阿诗玛》中还有很多改编的精彩的故事情节，这对丰富该部影片的表现力和增强影片的观赏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五个重要的改编，是电影强化了阶级斗争的对立。这部电影强化阶级斗争明显是受到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对原生态“阿诗玛”进行整理的过程中，编剧把原来流传的长诗中的各种民间版本的复杂的元素遮盖起来有意识地把原生态“阿诗玛”改造、简化为一个符合20世纪50年代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的故事。
这里要提的是实际上在撒尼人的民族习俗中，抢婚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特殊的、有效的一种缔结婚姻的仪式。在原故事中，热布巴拉家的抢婚按照当时的婚姻习俗似乎是一种正当行为，实际上阿诗玛家和热布巴拉家并没有本质的阶级对立。影片以“抢婚”作为颇具象征色彩的阶级冲突的情节爆发点，显然是在有意识地将电影改造为符合当时时代需要的艺术文本。
《阿诗玛》的编剧之一葛炎在谈到这部电影时曾说：“关键是通过这个故事表现撒尼人民热爱自由，敢于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所以阿诗玛的悲剧结局也具有了阶级社会被压迫者惨遭迫害的悲剧性象征意义。
注释：
①② 参见《中国电影家列传》(7)，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39页，第139页。
③{4} 参见葛炎、天逸：《阿诗玛——永不泯灭的回声》，《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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