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很小，但在阗无人迹的河谷里，显得格外绸密。踩着岸边半干半湿的旖泥；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静静斜挂在水草丛中的竹筏边。竹筏好长日子没人动了。一头没在水里，一头带着些许苔藓的颜色浮在水面，仅凭一只小小的竹竿将其定在河床边。这时候，我才有机会打量昨天晚上沈义勇先生推介的七彩桥。
对 江
跟乌蒙山区的许多山水一样，七彩桥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世无争的宁静。拔地而起的一堵绝壁从上下左右阻挡了其余的视线。放在另外的时地，它的确貌不惊人，但是，在仅仅有一个狭窄入口的七彩桥，它的确就有传说中夜郎王不容置疑的霸气和粗野。一只水鸟翩翩的擦着峭壁飞过，像一个放平的惊叹号，我眼巴巴也望着它消失在绿幽幽的水面。如果不是不远处有低沉的落水声，大方这片山脚下的七彩桥定然是一个可以望峰息心的地方。乌蒙山彝族悠久的历史表明，作为流经水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对江河，它肯定经历了无数的光荣和沧桑。至于它曾经迎来多少泪水涟涟的姑娘，曾经送走多少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已经无从考证。
按我的本意，《水西新娘》应该是有一个婚嫁场面，应该是在一个深山中的彝家村寨，应该有几位铅华洗尽的老人和一堆满脸稚气的孩子。新娘的出嫁不过是女人们从这山到哪一山的一种写照，在我看来，女性的迁徙性和适应性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财富。小时候在彝寨，每逢年长的姑娘哭嫁，我时常跑到人家背后的竹林里躲着偷听。字字揪心的哭嫁歌，一度成为我懂事后挥之不去的梦魔，无端觉得让女孩背井离乡去直面人生，是男权粗暴干预社会最为赤裸的体现。在北京一间逼仄的咖啡吧，我把其间的一句歌词改为“命运交给陌生的男人”的时候，透过卿卿我我的邻座，记忆中那低低的哭声仍扑面而来，再一次致电遥远的阿立，他说，就这样吧，命运交给陌生的男人。
但是如今的乌蒙彝区对世俗的娶娶嫁嫁，上上下下，没有人感兴趣。我只得将外景从山寨挪到水边，从喧嚣回到空寂。当安黔一手拎皮鞋，一手提百褶裙，顺着河岸，蹒跚前来。一份浅浅的感激，从心中涌起。在这个讨价还价的年代，这样的女子已经不多。我和她认识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谈过如何振兴彝族文化的歌手。她成天奔走在乌蒙山大大小小的舞台，从《我爱家乡杜鹃红》到《请到威宁草海来》，她的歌声已经彝化了很多人的耳朵，酒桌上的彝文化也被她默默的分洒到那些不起眼的旮旮角角。我至少看过她不下于五次的谢幕，我惊诧于台前幕后那一张张无所谓有无的面孔。帕斯卡尔曾经神经质地发问：当盐损失了盐的味道，我们还管盐叫什么呢？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每个人对于他的时代都只是昙花一现，咏志之余，其实最现实的是保存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成份，保存我们每一个彝人之所以作为彝人的成份，让盐保持盐的味道，那就是对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国家有意思的贡献。
我将我的意图告诉安黔，她勇敢地丢开皮鞋，腾出手给我。她跳到竹筏上，竹筏下沉了许多，她宽大的裙摆完全浸到水里，不到十秒钟，她迅速掩饰了对于水的胆怯，我弃筏上岸，她一个人握住长竹竿，从从容容地伫立在竹筏上尽情展开歌喉，当她动情地唱出“命运交给陌生的男人”这一句，历史和现实轻而易举地模糊，在没有分文报酬的情况下，一个女孩子甩开高跟鞋走一段泥浆翻过脚背的河岸，一个原本怕水的女子心甘情愿伫立在危筏之上，虽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相比那些逞一时之快夸夸其谈之流，委实难得。有时，我也暗暗猜测，为什么在许多具体事情上，女性往往要比男性豁达和勇于牺牲自我得多。我不否认社会的进步少不了让人高山仰止的英雄人物，但更多的真实生活都是由无数的平民所营造。而在这些具体细微的努力和贡献方面，作出牺牲的大多数，尤其是女性，包括话语权，往往被排挤在所谓的主流之外。
晚上，在和泰酒店，我将《水西新娘》的小样放给远在巴黎的朋友听，听完之后，他说，歌手有莎拉布莱曼的感觉，朋友是在巴黎任教的一个华裔。他的回答让我惊诧之余，又暗暗为自生自长的的安黔感到无边惋惜。好多人都以不同方式嘲笑过那位揠苗助长的农夫，遗憾的是，在绵延百里的乌蒙彝区，几世几年，那么多岁月白白流走了，别说“揠”，我们竟然一个发现“苗”的农夫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