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汉书》《后汉书》同属二十四史，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篇巨制。关于西南夷的记载三者皆有之，虽然在内容上有所重合，写作体例上也一脉相承，但由于作者个人经历及所处时代背景不同，这些重合中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尤其是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情感和态度上。
关键词：史记；汉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1]，《史记》《汉书》为中国正史之源头，《史记》开中国纪传体之先河，《汉书》开断代史之先例，《后汉书》皆采二家之所长。三本著作在叙史上上下承接，在重合中显现出差异，互为印证和补充；在写作体例上一脉相承并有所突破和创新，为后世史学树立了影响较为深远的治学典范；由于个人经历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影响了三人对于史学著作的呈现方式及对待民族问题上的情感态度表达均有所不同，本文试以《西南夷列传》篇加以说明。
一、个人经历的比较
秦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原王朝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接触越来越多，“五方之民”相互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在这种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对少数民族的关注逐步成为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以及史学家个人经历的不同，导致了史学思想和民族观的差别。
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在父亲的长期熏陶和培养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逐渐形成。《史记》诞生于汉武帝年间，经文景之治后，西汉政治日益稳定，经济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为文化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长治久安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需要"观古通今"。汉武帝重视修史，司马迁编纂《史记》也是在他支持之下顺应而生，“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1]，正是在皇权的支持之下，司马迁博览群书，进而写出了《史记》这等鸿篇巨制；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是这种政体最大的特点。因其符合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一直贯穿于整个王朝时期。到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中央集权更胜于前，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来看，秦汉只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时期，专制和集权力量相对较弱，"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局面尚未形成规模。虽然汉武帝为了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行一家之言，但是，他能接受和容忍朝臣的直言进谏，这与前朝的专制集权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司马迁创作《史记》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并未一昧的尊王尊汉，也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华夷有别"的民族观。公元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为其辩护而被捕入狱并被处以宫刑，在精神和形体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加上武帝晚年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萌发了反对严刑酷法，呼吁体察民情的想法，他强调德治，主张顺应民俗。顺应民俗的前提是接纳和尊重民俗，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对各民族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为后人编写民族史树立了良好的写作典范和正确的民族史观。
班固的经历和司马迁类似，同样的出身于史学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后期也因为窦宪谋逆案受到牵连，遭受牢狱之灾最终卒于狱中。其父班彪对《史记》研究颇有见解，指出了书中的许多粗陋之处，亲自撰写《史记后传》，这对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汉武帝之后的西汉民族史实，记载的内容更加翔实，范围也更加广泛。但是，就西南夷列传篇而言，班固并不像司马迁那样对西南夷较为熟悉且兴趣浓厚，因此对西南夷的记载较为简略，从而造成了一些记载的偏差。另外，出身儒学世家使得班固的史学思想十分正统，他所处的时代，大一统思想更为盛行并为更多的人接受。作为这一思想的忠实拥趸，班固的民族史观表现的极为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各民族同宗同源，认为各民族是汉天子统治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南外夷，别种殊域"，将其视为"外纪"。为什么班固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大一统观念呢？班固处于东汉时期，经过汉光武帝等人治理的东汉政权，局势稳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根基渐为牢固，儒家思想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儒家宣扬的是"内夏外夷"，班固的大一统只是华夏的大一统。再加上东汉后期政治逐渐转入由外戚和宦官当政，局势动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汉朝原先在西南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时积攒的矛盾终于爆发，边吏处置乖戾，破坏了地区的安定，统治者专事武力，虐杀边民，冲突和反抗不断，“西南各地之战争，骚动全国”[2]。正是因为边民的反抗，班固将其视为“别种殊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等神化皇权的思想日益浓厚，国史的修撰必须置于天子的诏令之下。班固修史，大部分是在皇帝的特别关照下进行的，帝王不时过问其事，且对修史有明确表态，只能颂扬汉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记史成了彰显皇帝作为、维护皇权统治、为皇权合法性代言和辩护的工具，阴暗面被遮掩，而统治阶级的形象被不断的正面化。班固修史“离不开为皇权服务的根本目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偏见决定了他对封建政权、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看法上的错误”[3]。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处身?y世的范晔有感于自身政客、史学家的身份，思想比较正派，表现出大一统的民族观乃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他撰写历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和班固"宣扬汉德"不同，“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4]，明确提出了写史是为政治服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范晔全面客观真实的记录了历史，上到统治阶级，下到普通平民百姓，范晔在其著作中都有体现。“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市，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5]，他一方面揭露鱼肉乡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这种勇于暴露黑暗，歌颂正义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范晔出身于士族家庭，由于不是嫡长子，地位并不显赫；为官期间，四处调任，加之官职不高，与中下层人士接触较多，对百姓疾苦耳濡目染，在他的作品中，屡屡以同情的笔调叙述农民的悲惨生活。这无疑是史学家人性思想的体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受儒学正统思想以及阶级的局限，范晔在为人民发声的同时也不得不兼顾统治阶级的"颜面"，对于农民为争夺生存权利发动的反抗斗争，范晔表现的极为憎恶，常以"盗"、"贼"相称，对农民起义的反对可见一斑。
二、史料价值的比较
在经略西南夷及开设郡县的过程中，司马迁“迁仕为?O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及“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6]，说明他到过西南夷地区并参与过西南夷的经略活动，书中必定有他所见所闻及调查记录下的真实材料，“其《西南夷列传》一篇，信而有征，非寻常著作可比也”[7]。司马迁极为注重社会历史调查，他曾游历中原，随汉武帝巡祭天地山川，奉旨出征西南夷，为他完成《西南夷列传》提供了重要的客观史实。同时，他还注重将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西南夷列传》虽然仅千字有余，但却能够把西南地区的族群分布、经济、文化等特征清晰的记录下来。江应梁评价说：“通篇所记几乎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史料……其所以能如此，就由于司马迁的西南夷知识，不是坐在屋里排比官方档案，而是从亲身实际调查研究中得来”[8]。这段话不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也高度认可了其史料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史籍或污损或残缺或考证理解传承上的偏差，史料的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以《汉书》为例，其编撰历时三四十年，始于班彪而完稿于班固，经四人之手。时间之长，人手之多，难免在有些事件的描述和记录上存在分歧，史学观点也难以从一而终。在整个成书过程中，班固“多得案牍，编撰《汉书》。《西南夷传》惟录自案牍，未?异闻”[9]，《汉书》成于书斋，通过阅读大量书籍编撰而成，少了司马迁实地调查的感同身受；《后汉书》亦是如此：“范晔著书，于《西南夷列传》杂?众书”，“其载东汉以前事，有《史记》、《汉书》所无或歧异，异有未详作考校者，故多芜杂之文”[10]。西南夷在古代历来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毒虫瘴疠甚多，朝臣官员对其敬而远之。因而，他们在成书过程中所采用的参考书的作者，绝大部分应该也都没有亲自到过西南夷地区，史料的真实性必然会大打折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班固和范晔在成书过程中没有亲历西南而否定它们的价值。通过历代学者的集解、正义和会证，证实了《史记》所载并非全然无错，《汉书》《后汉书》纠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三者各有千秋，互为印证补充，都是我们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及各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支持。
三、民族观的差异
在对待西南夷及西南诸民族的情感态度上，三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司马迁对待西南夷的态度较为公正。从“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瘸迹?受吏”以及“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11]的做法来看，朝廷对于归附请降的西南夷首领或授予官职或给予优待，甚至授予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可知司马迁记载中采取的是一种接纳而不是拒之门外的态度。同时，司马迁将《西南夷列传》作为七十列传之一，位列第五十六，认为它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因此在西南夷反叛而朝廷镇压无果的情况下，《西南夷列传》中仍有“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慰，稍令犍为自葆就”的记载。到了时机成熟以后，朝廷通过军事征服和设置郡县等行政手段将西南夷重新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记载中从未放弃过西南夷，而是始终将其作为中央王朝统治的一部分加以管理。汉朝大规模筑路，“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及汉武帝三通西南夷便是最好的证明。楚将庄?F入滇以后，不是以大民族的身份自居高高在上，而是“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主动接纳并融入当地的民风民俗成为兄弟民族中的一员。显然，司马迁对这种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的做法是十分赞同的。在整篇文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带有歧意的词语用于对西南夷各少数民族的描述上。司马迁始终坚守对历史记录秉持公正的态度，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始终给予理解和尊重，如果从整部《史记》来看，这种民族平等思想则表现得更为完整。首先从族源上看，他认为各民族同祖同宗，甚至认为华夏的祖先可能出身于蛮夷：“禹兴于西羌”，“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放在平等位置而不含丝毫的民族偏见。其次，在民族认识问题上，《史记》虽然是一部记载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但同时也有《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对少数民族的记载，由此打破了前朝“少民不入史”的传统。它们的内容涉及中原与各民族关系，对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外，在列传的排序上，《史记》将民族列传插入王侯将相的列传中，与汉族人物并列，说明在司马迁的观点中，少数民族与王侯将相并没有什么不同，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族平等和大一统思想贯穿始终。这种宽纳、尊重各民族的认识和做法在当时汉朝统治阶层内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汉书?西南夷列传》虽然前半部分照搬《史记?西南夷列传》，但两者的民族观差别巨大。《汉书?序传》里面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12]，班固不但将西南各少数民族列为外夷，同时将西南夷地区列为外国，以后则直接称为蛮夷传或外国传，并且多把它放在列传的最末，以汉为贵的大民族主义表露无疑。其次，从后半部分内容上看，多是记载夷民反抗和朝廷镇压的军事冲突。班固在其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蔑视也是随处可见：“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认为屯兵屯田戍守西南夷地区只会是个无底洞，花费将不可计数；“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候勿复通”[13]，认为西南夷地区乃蛮荒之地，其地之上生活的都是些无之民，因而主张断绝与西南夷的关系；“及已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姓被害”，认为西南夷各民族对朝廷是一个巨大威胁，会为祸百姓…在形容西南各民族的用词上，使用了“蛮夷”、“盗贼”的称呼，中央朝廷设置的职官称为“平蛮将军”，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大民族主义色彩，这些在司马迁的文章中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专事镇压以及放弃其地之民的做法，不但阻碍了内陆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同时也违背了时代要求，破坏了历史前进，对西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对边民的歧视也十分普遍。但除了各种带有歧意的用词和职官设置以外，书中对西南边民的歧视程度却似乎不如《汉书?西南夷列传》那么强烈。“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14]作者认为蛮夷虽然凶狠，但却比不过羌狄，所以他们的侵扰掠夺必定也不会深入；设置永昌郡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备夷人，后来开疆拓土，百姓自立，于是有了现在的成都。作者在文中甚至肯定了西南边民对于城市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还处处表现出大一统思想，行文里未见如前者“绝其王候勿复通”、“亡用之民”的描述，但“俾建永昌，同编亿兆”，将蛮夷与内地亿万人口同时编籍入册，表明了作者对大一统的支持。
四、小结
受个人经历、时代和阶级因素影响，司马迁、班固、范晔的著作表现的各有千秋。共性说明他们看到了事物相同的一面，证明了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真实可靠，在普世传承的同时使得历史更加无限接近于真实；差异说明了大家看待问题的视角不一样，而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存在，极大的丰富了史料的内容，避免了历史记事的千篇一律，因而更显得弥足珍贵。虽然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或大或小的缺失，但这种不完美成就了各自的特点，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的同时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实践研究的典范，其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 马卉.浅析《史记》与《汉书》之异同--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8).DOI:10.3969/j.issn.1672-5409.2015.08.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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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寿彝,许殿才.《汉书》的成就及历史地位[J].文献.1991,(3).131-140.
[5]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 [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罗晶波，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铭南，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原载：《北方文学（下旬刊）》2017年3期；文字来源：学海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