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雯这部书稿讨论的他留人，被认定为是彝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丽江市永胜县东北部六德乡他留山一带，人口并不多，只有5000多人，却颇负盛名，因为保留着独特的“青春棚”和“过七关”婚恋方式，颇具古风的各种习俗，奇魅迷人的音乐舞蹈，异乎周围民族的语言，数量庞大的墓葬群和碑林，历经沧桑、依旧顽强雄卧山岗的古城堡遗址，加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族源，从而吸引了不少民族学者、文化工作者、旅游开发推介者、游客和好事者的关注和书写，各种各样叙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从他留人那里找到他们文化的独特之处，他留人被不无夸张地贴上了“神秘”等标签。这样一种风气，甚至淹没了一些实实在在、严谨探求的讨论声音。互联网一打开，“他留人”的词条下迸跳出来几乎都与此相关的信息，这实在令人多少感到一些失望。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热爱者，我还是希望读到一点关于他留人的实地调查和严肃研究的论著，而且所谓“谜一样”，涉及到的主要还是“认同”的问题，但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有力的论著，我觉得杨晓雯的书稿应该是关于他留人族群认同问题研究的力作。
杨晓雯书稿讨论的问题非常明确，就像标题所明示的，就是要探讨彝族他留人的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的问题，当然也就必然要讨论诸如上述常见的墓葬群与碑林、古城堡、铎系、“青春棚”、“过七关”、他留粑粑等等他留人的种种文化事象，但杨晓雯并非遵循他留人评介和研究的惯性，并不津津乐道于它们的奇异迷人，而是结合自己扎实的田野调查、反复深入的思考和运用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从这些事象后面追寻这样一些问题：他留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将自己的文化置于何种语境加以解释；他留人的文化以及族群认同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这种变迁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并通过何种方式呈现出来；传说、族谱、历史文献、谱牒、碑刻等口头文本或仪式性文本如何体现族群关系与认同的变迁；进入现代民族—国家阶段，一个族群如何建构自己的认同，哪些文化最易于被选择展示并付诸认同的表达；尤其是历史上族属存在学术争议的族群，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与其他民族共同构建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和谐关系？从这些问题的讨论，又进一步引申出一些更为宏观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即族群关系与族群的理性选择、内心情感以及族群意识的互动；历史记忆与族群边界的形成与变迁；长期处于移民情境中的族群，其文化涵化是如何展开和变化；族群艺术与族群认同建构的关系等等；显然，杨晓雯的书稿既是围绕他留人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问题展开的个案研究，同时，也是有关族群特别是人口较少、历史族源比较模糊的族群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的一次深入的理论学术开掘。
对于彝族他留人的研究而言，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也是最为复杂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紧密，文化变迁必然引发族群认同，族群认同有必然引发文化选择、文化重构、文化变化发展，两者可以说是互联互动、一体两面，在研究操作中，这两者虽可以有所偏重，一偏重于历时态，一偏重于共时态，但实际上却是经常互用互证的，历史和现实是常常纠结在一起的，变迁和认同是常常纠结在一起的。比如，无论是研究他留人的文化变迁，还是研究其族群认同的问题，必然要牵涉到族源问题，这是所有关于他留人叙事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关他留人族源常见的有这样一些看法：他留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是明洪武年间调卫从内地来到这里的汉人；有学者认为，是洪武调卫时来的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族群；有的认为是永胜的世居民族，是当地独有的族群；有的认为是南诏时期从洱海周围迁徙而来的族群；有的认为属于彝族的一支；有的认为属于傈僳族；有些联系白族高氏土司曾在此地的长期统治和他留人的某些姓氏等情形，甚至认为他留人中也有白族因素。以上这些说法都有根据，都合情合理，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历史材料，也就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这当然也就必然影响到对他留人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的看法。其实，社会历史随时随地处在变动之中，古人说“出门转眄已陈迹”就是这个道理，而又缺乏文字、文献记载，要弄清楚他留人的族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杨晓雯深知这一点，因此她也讨论了族源问题的种种说法，而且通过自己的调查也收集了相关的一些口头文本，但是她并不是要依靠什么“武功秘诀”，依据什么一个铁的证据，提出一个所谓唯一性的族群起源的说法，而是依据各种文本、各种材料、各种观点、各种记忆，充分展示其变迁和认同，并揭示：该变迁与认同在不断的进行演变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多面相性和复杂性，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对于族群认同，即使是本族群的不同人们的看法也是很难达成一致的，这里牵涉到身份、地位、立场、年龄、教养、权力、利益等等方面，其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甚至不同个体的认同是有差异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积累、不断选择淘汰的过程，其中既有传统的延续和调适，也有社会成员的选择，更有时代、环境的压力和冲击。通过对彝族他留人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的过程和现状的具体剖析和揭示，杨晓雯回答了她想探讨的，也是我们所关注的种种问题。
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的复杂性也存在于和彝族他留人相类似的族群中。他留人生活和居住的他留山一带，是历史上滇川藏南北通道的要塞，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北可通四川西藏，西通丽江中甸，南下宾川大理，历代官府在此设卫哨城堡，北胜州土司在此设守备，都说明了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自然就有了内地的军屯移民、官吏、商人、工匠和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聚集，当然也有当地的世居民族、民众的自然聚合和融合。这里本来就是汉族、彝族、傈僳族甚至白族、纳西族多种民族的交接地带，多种文化在此交流接触融合，不同时期、来源不一的移民更加深化了多种文化的整合。类似于他留人这种历史和文化状况的族群、人群，在云南实属不少，他们在民族识别中被归属于某一民族，但又似乎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未能圆满解释的问题，他们自己又往往持守一些族群自称，即自我认同，因而又被民族学家或外界称之为“某族某某人”。对这些族群有些民族学家往往以“边缘”“边界”性视之，并且用相关的理论去解释其形成和自我认同，但我觉得“边缘”“边界”性等不足以描写这些族群、人群的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不如用“交叉嵌合性”更为合适。因为，这些族群生存生活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语境非常复杂，往往是在多种文化的交叉、叠合的地带，就像是几个原点不同、半径不等的圆圈互相交切，从而形成的交叉、嵌合的部位，这个部位既分享了所有圆圈的成分，又已经与所有圆圈有别。实际的情态，又要比我们这里所作的几何学的比喻更为复杂，无法理出清晰明了的线索来。我们所说的“交叉嵌合”地带，与杨晓雯书稿中借用的美国人类学家怀特的“中间地带”的说法大致接近，但怀特等人笔下的“中间地带”的情形却远没有他留人等族群这样复杂。如前所述，面对他留人所处的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语境，要条分缕析、一一理清他留人的最早源头和来龙去脉实际上已不大可能，而且对于一般的他留人而言似乎也没有多大必要，更为重要的却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在历史和现实情境中如何体现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如何与周围的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如何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这在杨晓雯的书稿中，既是一种理论前提，也是一种分析框架，我认为，这既可以适合于对他留人的文化变迁和自我认同的分析，也可以用来分析类似于他留人的那些族群。
为了更准确地阐释彝族他留人的文化变迁和自我认同的复杂性，杨晓雯在理论方法上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从书稿来看，杨晓雯明显的吸收了巴斯和王明珂等人的“边界”理论和方法，在对他留人记忆文本的分析方面也受到了王明珂的一些影响，但是，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杨晓雯对巴斯和王明珂等人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有充分解释力的分析方法。就王明珂而言，他从“边缘”的视角集体记忆的分析出发，通过“边缘”的形成和与“中心”的互动，来理解华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华夏的形成及其复杂性，推出了一批新颖而厚重的学术成果，对民族认同、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等都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民族学、民族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的考察对象主要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族，而且把族群集体记忆、族群边界的形成都基本归集于围绕资源争夺而展开，这样，其理论和方法要完全用来分析彝族他留人这样的族群时就难免会捉襟见肘，有隔靴搔痒之嫌。因此，杨晓雯在学习和汲取王明珂理论方法精华的同时，一方面同时还汲取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社区理论、克莱德·伍兹的文化变迁理论、怀特和纪若诚等人的“中间地带”理论，使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更为灵活，更能适合他留人的情状。另一方面，在分析他留人的文化变迁和自我认同时，根据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观察思考，至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其他族群的资源争夺，或族群内部的资源争夺并不是他留人集体记忆和自我认同中的核心问题；重视对他留人集体记忆的各种文本的分析，但是并不把集体记忆完全视为主观的产物；强调他留人文化变迁和自我认同的多面相性和复杂性，不同时代、不同情境、不同人们都会有不同的情状，仅仅从或主要从资源争夺的维度是无法认识和解释他留人的文化和认同的；当前形势下他留人族群认同的重构是多重力量合力的结果。杨晓雯对他留人铎系和丧葬文化的解释、对“青春棚”等婚恋文化特别是对相关传说故事的分析、对《老梅树》《巴长马》两则传说的解读并与纳西族传说故事的进行比较、对他留人图像记忆与声音叙述的阐释等都十分精彩，深入精到，是出自自己的思考、理论分析框架和细致剖析。
杨晓雯的书稿是下功夫之作，还在于她对本书写作态度的认真严谨，反复修改，精益求精。这部书稿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而成的。早在十年前，杨晓雯就已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并先后顺利地通过了预答辩、盲审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杨晓雯一直没有停止对论文和相关问题的思考，一直不断地对论文进行修改，不仅对材料、内容、文字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而且重写了一些章节，或增加了一些章节，使论文的观点、内容到形式、文字都有了很大改观。她对书稿的修改，有时似乎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据我所知，出版时接受书稿，并排好版式以后，杨晓雯又对书稿的一些章节做了较大的修改。现在，书稿终于以几乎不同于博士论文的一副新面目、新气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为写好这部书稿，解决相关的问题，杨晓雯利用本地籍贯的便利，对他留人进行了持续跟踪调查，她在2003年起就做了初步的田野调查，其后在从2012年起的数年间又先后4次对他留人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还对周边的一些彝族、傈僳族、纳西族村寨进行了调查，以便于同他留人做比较研究，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又多次做了补充调查。长时期的、扎实的田野调查，自然就保证了论文材料和内容的可靠性，有力地支撑了观点的说服力。历经十余载，杨晓雯的这部书稿终于要正式出版了，作为老师，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由衷地祝贺杨晓雯，也希望杨晓雯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
段炳昌：白族，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唐宋文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