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与疾病作斗争，积累了治疗疾病的丰富经验。这种经验，有的蕴含于神话传说中，有的融汇于包括毕摩经书在内的彝文古籍中，有的则作为“专著”形式独立存在。它们均属于中华传统医学文化的大体系。
关键词：彝族；传统医药；文献
彝族是西南地区的世居民族，历史悠久，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进行着认识自然，探索自然从而创造文化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据研究，早在蜀汉建兴时期就有使用彝文的依据，[1]在唐代毕摩就开始把彝文用于教学。[2]彝族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病疗疾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彝医药文化。这种彝医药文化，有的蕴含于神话传说中，有的早已使用彝文以记录，有的见载于包括毕摩经书在内的彝文古籍中，有的则作为“专著”形式独立存在。对于彝族的这宗宝贵文化遗产，有必要在学术的层面加以介绍，让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以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医学文化。
一、见载于彝文古籍中的彝医药文化
马克思科学地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后指出，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力”[3]。但是，“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4]。所以，彝族的神话传说，虽然充满幻想，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创作，但这是以彝族先民当时的生活为基础的，是他们以其认识能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包括了彝族先民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认识人类自身、对人类自身的解释。在这些认识和解释中，阐述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及演化等事项，其中掺杂着对人体认识及其人的身体保健、疾病防治与大自然关系的内容。这些关于对人体认识及其人的身体保健、疾病防治与大自然关系认识的神话传说内容，在彝族传统民间社会以口头或彝文古籍文本形式流传着。
流传于彝族北部方言区的神话史诗《勒俄特依》载，洪水后居木武吾为了重新繁衍人类，要求娶天神之主恩体古子的女儿为妻，但遭到恩体古子的断然拒绝。于是，被居木武吾救起的动物为了他能娶恩体古子的女儿，大闹天庭：老鼠钻到放祖灵位的地方咬坏了恩体古子家的祖灵，蛇咬伤了恩体古子的脚；恩体古子的女儿则被蜜蜂刺伤。恩体古子不得已答应，只要治好自己和女儿的伤，就把女儿下嫁居木武吾。居木武吾派癞蛤蟆到天上，蛇咬伤的以麝香敷之，蜜蜂刺伤的以“尔吾”药敷之，把祖灵位扶还原。就这样，居木武吾娶天神恩体古子的女儿为妻重新繁衍了人类。[5]
贵州彝文古籍《物始纪略》是一部记载彝族天文、历史、文学等内容的文集，有几篇属于彝族先民的医药文化文本，其中的《医药的根源》篇记述说：
病是很古的时候由风吹传播于人间的。由风吹来的疾病不仅医不好治不了，而且病根变化快：一病变百病，只有女的能治好病，只有女的能医好病。一位有知识的女性，以青草治病，以树皮治病。她到处防病治病，并把医药的知识传了下来。
《人的生死说》篇中叙述道：很古的时候，人的寿命都是很长的，人间美好，人们不愿死，老来也不死。那时的人老了就换新皮，老了又换一层皮，又长新牙齿，不到几年后，又变年轻了。
《玄鸟给日献药》中叙述说：天庭策举祖有天早起来，差遣玄鸟去巡察天。但还没到天界，才巡察到一站时，虎来扑咬太阳，把太阳咬得血淋淋。使者玄鸟先帮太阳驱走了虎，然后再向策举祖禀告太阳被虎咬伤的事。于是，策举祖用好药敷在玄鸟翅上，再送去给太阳献药，把太阳的伤治好了。策举祖爱玄鸟，脱下金蓑披在玄鸟身。鸟坐在太阳的腹中，从此太阳出来亮闪闪。
《兔给月献药》中叙述说：有一天地上恒度府清早起床后，差遣野兔，去巡察大地。还未到地界，察得一站时，狗来吃月亮。月亮脓滴淋漓，月出也无光。野兔使者，先替月驱狗，再替月传话，禀告恒度府。度府取好药，敷在兔眼上，去给月献药。月敷药即好。度府爱野兔，将宽裙赠给兔子穿。兔坐月腹中。管月的野兔，睁眼月亮头，闭眼月黑头。月圆与月缺，由野兔掌握。
见载于彝文古籍文献中的彝族神话文本，在涉及彝医文化时，有的还反映了彝医传统理论，比如《西南彝志》卷四所载《人体的产生恰是一重天的构造》说：
从前人体生来仿佛像天，这话是真的。自有形体和气以后，又生了五行，人初生于地，经五行变化，向中央涌去。五行属金的，是人的骨骼。五行属火的，是人的心脏。五行属木的，是人的心肝。五行属水的，是人的肾脏。五行属土的，是人的脾脏……天空的太阳，是人的眼睛。天上的月亮，是人的耳朵。天空的风，是人的呼气。天上晴朗，是人的喜乐。天上的云，是人的衣服。天上的雾，是人的垫褥。天上的风，是人的喘气。天上的吼雷，是人说话。天上的星星，有八万四千颗。人体的毫毛，有八万四千根。周天有三百六十度。人体的骨骼，有三百六十节……肾属水，与耳相连。口能主管雨，又能分辨香味。胆能主管口的作用，口所说的就代表胆的主见。
《西南彝志》卷四所载的《人体大肠小肠论》说：从前人体中，降有青红色，也知像天样。宇宙的八方，如人体各部。宇宙的影儿，好比人的身体，又像人的头部。宇宙的形态，好比人的舌头；宇宙的精华，好比人的耳朵；宇宙的妖，如人的手膀；宇宙的怪，如人的口；宇宙的哼，如人的眼睛；宇宙的哈，如人的鼻子……宇宙的影子，生了人的肠子……宇宙的形态，生了小肠，长二十四尺，像二十四节气。宇宙的精，生了人的心。宇宙的华，生了人的肾。宇宙的妖，生了人的胃。宇宙的怪，生了人的肺。宇宙的哼，生了人的胆。宇宙的哈，生了人的肝……天上五行呢，就是中央属土，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又有五行云说，地上的五行呢，就是金木水火土。人体的五行呢？就是心肝脾肺肾……不仅如此，又有头脑的运行，气血如江水流行于脾，以通七窍。
从《西南彝志》卷四所载《人体的产生恰是一重天的构造》和《人体大肠小肠论》所负载的信息可知，在关于彝族先民神话思维的作品中，反映彝族先民对人体的认识方面，渗透有五行观、天人合一观。
《西南彝志》卷四所载的《人的气血论》在以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说阐述了对人体生理构造的认识后，又进一步阐述了人体的经络气路，而且强调人的经络气路也与五行相关：
人死气定断，气生于七窍，大肠和小肠，生在脐底之上。血（清）气的路有三条，先的一条路，由心内发出，后的一条路，由肺肝通心脏，以流行全身。浊气的路也有三条，末后的一条，由头顶，贯入耳朵底，直通到脚跟。次的一条，由脑髓中生，通臂膀四肢，一条由头顶生，如大水之流行，如河中的波浪，不断循环着，分布于全体。所有这些，都离不了五行的相生；要是五行相克，人就不能吃饭。这五行即人之五脏，在人体摇动，不停不息的，都是古今相同的。所有这些言论，我只能这样讲，就到这里止。
《尼苏夺书》是一部彝族创世史诗，由十个神话故事组成，从开天辟地、战胜洪水猛兽、栽种五谷、发展生产、婚姻恋爱、音乐舞蹈、金属采炼，一直到民族风情、伦理道德和创造文字为止，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描述了彝族人民历史发展的过程。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知识，强调了医药对治病疗疾的作用：“若要人不死，要把太医求，要把良药吃。娘古阿娘吉，娘别厄母病，天天去求神，日日去卜卦，早晚又刮痧。卜卦卦不利，求神神不灵。样样都做遍，病魔不脱身。寻思人世间，人人这样说，治病要喂药，吃药能治病”。
二、见载于彝文祭辞中的彝医药文献
这里所说的彝文祭辞，是指彝族祭司毕摩在相关仪式上念诵的经文。在彝族传统社会中，丧葬仪式上毕摩念诵经文是必须的内容。在超度祖灵时毕摩是最重要的角色，所念诵的经文是超度必须的仪式。在缺医少药的落后社会，不少人得了病要请毕摩举行相关仪式，在仪式上要念诵相关经文。在毕摩念诵的经文中，不少文本中隐含着彝医文化。这类文献主要有以下一些——
《斯色比特依》：在传统社会里，彝族认为“斯”是神灵，“色”是游荡，“斯色”即游荡不定的神灵之意，作为病症则指风湿类疾病。人们认为凡天气、山气、地气、水气等所引起的疾病为“斯色”病。
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斯色”病的起因、传播及如何驱赶这些病邪的方法，记载了风、云、雨、雪、雾、雷、电、高山、平坝、土、水、河、森林、蝇蛾、蝉、蚊、老鼠、狐狸等皆附有“斯色补丝”。这些东西不断繁衍，分支达九十九支，其中森林、岩洞、高山等处是其自古以来的栖息地。
《吃药好书》：这是毕摩在彝族老人去世后的超度仪式上所念诵的经文，或者是在祭祖大典上毕摩超度祖灵仪式上念诵的经文，所以常被称为《超度书》。其内容很丰富。有的《超度书》中有医药文化内容，比如，在云南流传的一部《超度书》中有一篇题作《吃药好书》。这里所说的《超度书》指刻于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的木刻本。马伟光先生于1993年在《云南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对该书的研究成果。从其研究看，该《超度书》中的《吃药好书》篇介绍了药物25味、治疗病症19种，在动物药中重点介绍了5种动物肉和10种动物胆的功用。书中所列动物为彝族历史上狩猎所能捕获的动物，如野猪、獐子、熊、麂、猴、鹰、乌鸦、鱼、蛇等。
《作祭献药供牲经》：有的译称为《供牲献药经》，简称为《献药经》。《作祭献药供牲经》作为祭奠死者时毕摩唱诵的一种祭祀经文，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朴素的唯物思想的认识和反映。据刘宪英、祁涛于1996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彝医》考证，《作祭献药供牲经》抄于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曾广泛流传于云、贵、川三省。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学良教授在云南省今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乡安多康村彝族毕摩张文元家调查时发现此书，旋翻译整理成彝汉对照加注释的成果《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发表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6]
《寻药找药经》：该经文在描述找药的艰辛、药物珍贵的同时，强调认识药草的是劳动者（牧羊女）；而药草的发现是从对动物的观察中得到启发的，反映了医药源于实践，源于对动植物的认识。《寻药找药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到了宏鲁山，因为羊儿病。心中暗焦急，急忙找药草。掰一枝黄药，绕向羊儿身，不见羊儿起，这不是良药。觅到青叶药，急忙采一枝，绕向羊儿身，羊儿站起来。羊儿蹦蹦跳，这正是良药”。
《卓莫苏》：汉译为《指路书》，据内容有人称之为《人生三部曲》。据推测，其成书年代在明末清初之际，新中国成立后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翻译并于1982年刊印。此书属彝族丧葬仪式唱诵经书，内容主要是给死者的灵魂指明道路，让死者的灵魂从当地沿着祖先迁徙来的路线回归祖先的发源地。在其第一部“追忆亡人”一篇中，有属于彝医药文化的内容，反映了彝族先民在遇到疾病时，不是“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而是积极采药治疗。
《查诗拉书》：这是一本流传在哀牢山区彝族村寨中较为完整的殡葬祭词，在系统地介绍哀牢山地区彝族丧葬习俗的同时，论述了不少彝族医学知识，如对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幼童期、少儿期的生长发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而在治病用药上，则主张大胆使用动物胆类药，体现了彝族医药的特色。在该文本中还提出很多卫生防预及处理措施。
三、彝医药专著文献
彝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字，并运用于彝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但使用者主要为毕摩阶层。人们对毕摩留下的文献以毕摩经书称之。虽然历史上使用彝文者主要是毕摩阶层，但他们生活于彝族社会之中，其活动以彝族社会为基础，以彝族民众为对象。所以，在毕摩经书中的彝医药文化，除了见载于相关文本中外，还有以彝文撰著的彝医专著。这类彝医药专著文献，是彝族历史上身体保健、疾病防治智慧的结晶，也是彝族先民的一种理性化了的生活经验，因此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长期以来，在众所周知的历史里，彝医药文献未受到应有重视，使之在彝族群众中的实际使用价值未能得到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拯救民族医药的语境下，相关机构和个人开始对彝医进行调研，并陆续出版了搜集、翻译的彝医文献。这类文献主要有以下一些——
《元阳彝医书》：该著发掘于云南红河元阳县攀枝花区勐品村毕摩世家马光福家（马光富为第四十二代家传毕摩）。当地曾有“红河水不干，马家书不绝”之说。有关专家据其书中对汉语音译年代的解读，确认该书成书于大理国明政七年，即公元975年。该书收载了动植物药200余种，病名80多个以及一些简易的外科手术，没有巫术咒语之类表现民间原始宗教信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彝族先民对疾病的防治水平，也是了解宋代以前彝族药物、医疗技术及当时常见病的第一手资料，有特别的学术价值。
《齐苏书》：书名意即为彝族治病的医书，又称《双柏彝文医书》和《明代彝文医书》，是1979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药检所在双柏县发掘出的一本古彝文医书，原件为彝文手抄本，无书名。因其发现于双柏故称为《双柏彝文医书》，又因其成书于明代所以也称《明代彝文医书》。据该书抄本原件“序”所称，此书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以后历经清代、民国多次传抄。该书共有古彝文约5000字，分为76段，记录了56个病种，87个处方，324味药物。该书文本以病症为纲进行编写，所列病症、症状或体征有60种左右，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其中属内科者约31种，属外科（包括皮肤科、花柳科）17种，属五官科者约6种，属妇产科者5种，眼科1种，伤科4种。
《好药医病书》：又称《医病好药书》。该彝文医书抄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冬，于1979年3月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团街乡王李茂家发现。该书记载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和五官科的39种疾病，共有317个处方；由单味药物组成的方剂有171个处方，占54%。全书记有药物307味，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分类法大至分为水、火、土、金石、谷、莱、果、木、草及禽类、兽类、鱼类和鳞类等13种，但以草类最多。在古彝文医药文献中，该书是内容比较丰富而全面的专著。
《小儿生成书》：又名《娃娃生成书》，抄于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发现于云南省禄劝县团街区，属于介绍儿科部分生理知识的专书。该书以朴素、生动的文字将胎儿逐月发育、生长的情况作了描述，对从婴儿到儿童（1-9岁）的智力、生理变化分为三个部分作了简单记述：第一部分描写胎儿从受精开始到降生前的整个胚胎发育过程，第二部分描写自胎儿出生到1周岁的生长发育、生理变化状况，第三部分描写幼儿的生长发育、生理变化情况。
《努苦苏》：意译为《医病书》，1979年民族医药普查时，发现于滇西北的禄劝县团街区自租乡自租村王学光家。《努苦苏》和另外的几部彝医药书《可雌崇梭泥》《小儿生成书》《作祭献药供牲经》在发掘地点、语言文学、用药特点方面基本一致，可视为是北部方言区的一个学派。[7]
《启谷署》：成书年代不详，但书中留有遗言：“不予公开，只能以男性代代相传”。该书是贵州省仁怀县政协秘书长王荣辉先生保存的祖传彝文古籍手抄本，至王荣辉已传六代。其成书年代难以考证。据遵义医学院华有德教授鉴定推测，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为了不使此书受虫蛀或损坏，藏书者将它用笋壳包好，再用牛皮纸密封，然后用鸡蛋清涂抹烘干藏于“香火”顶上的房屋草内。《启谷署》记载有5门、38个疾病、263个方剂。其中有传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生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处方76个。妇科疾病有痛经、带下、妊娠病、产后病、乳房病、杂病等，处方34个。儿科有传染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营养性疾病、杂病等，处方12个。外科有痈疽、痔疮、疥癣、黄水疮、跌打劳伤、虫兽咬伤、火烫伤等，处方90个。五官科有耳疮、眼红肿、鼻炎、牙痛、咽喉肿痛等，方剂50个。据称本书所载内容经后人临床验证，有效率达95%以上，是研究彝族传统医学很有参考价值的一部文献。
《聂苏诺期》：“聂苏诺期”是彝语音译，其意为医治疾病的药。该书是在云南新平县老产河搜集到的民国10年（1921年）的抄本。对书中所述，相关方面经过数年时间的调查核实，并用现代植物分类学进行了药物品种鉴定，有的还在临床上作了验证。据学者研究，在彝语南部方言区流传的彝文医药书较多，且一般都以“聂苏诺期”称之。[8]
《老五斗彝医书》：该书是1987年聂鲁、赵永康二先生在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老五斗乡一带发现的。据学者考证此书虽然用彝文抄写于民国3年（1914年），但其最早成书当在清末之时。该书对于研究彝族南部方言区的医学流派和发展情况是难得的文献。此书在疾病方面记载了53个，其中内科疾病17个，伤科疾病5个，外科疾病18个，妇科疾病4个，虫咬伤4个，中毒性疾病2个，儿科疾病3个。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针灸，其所载针刺部位有五处：人中、七宣、百会、涌泉、太阳。另有火罐拔毒的内容。从药物看，记载有动物药123种，其中多数属动物内脏：胆类药13种，肺脏3种，肝脏4种，脂肪类5种，血类3种，肾脏1种，骨灰12种，胎类2种；肉类15种，分泌物18种，卵类8种；昆虫类药物23种，皮毛类药物9种，蛙蛇类药物9种；又记载植物药235种，其中树脂类9种，果子类13种，块茎类15种；粮食饮食物类5种，草木类194种；金属化学类药物21种，方剂301个。
《三马头彝医书》：该书是1986年在云南省玉溪地区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洼垤三马头李四甲家发现的。此书没有记载具体的成书年代，据考证属于晚清彝族医学著作。书中记载疾病69个：内科疾病41个，妇科6个，儿科1个，外科16个，喉科1个，伤科1个，中毒性疾病3个；记载药物263种：动物药80种（肉类20种，胆类10种，血类6种，皮毛类14种，脂肪类2种，分泌物8种，胎类3种，昆虫类9种，蛙蛇类9种），粮食及化学类15种，植物药168种。从其记载的药物看，胆类、血类药较多。
《洼垤彝医书》：该书是1986年在云南省玉溪地区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洼垤李春荣家发现的。据考证属于晚清著作。书中记载疾病48个：内科28个，妇科3个，儿科2个，外科2个，伤科8个，误吞异物2个，虫兽伤5个，中毒性疾病3个；动物药75种，其中脑类2种，脂类3种，肉类6种，内脏类6种，胎类6种，生殖器类216种，鱼蛇类6种、昆虫类7种；植物药261种，其中寄生类14种，参类12种，树皮类19种，草木类216种。本书与《三马头彝医书》发现于同一地方，但从记载的疾病和药物来看各有特色。两书不属于互相转抄的。
《造药治病书》：彝名汉语音译为“此木都且”或“此母都齐”，直译为《造药治病解毒》”，发现于四川凉山甘洛县，由沙光荣翻译，郝应芬、李耕冬校定。该书原本用四川彝文自右向左横书，共19页，共约有6000个古彝文字，译成汉文约1万字，成书年代在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分为278个自然段落。书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医药的叙述，夹有少量巫术咒语。该书共收载疾病名称142个，包括内、外、妇、眼、杂病及许多兽病；记载药物201种：植物药127种，动物药60种，矿物药和其他药物14种。从文本所反映的内容看，该书不论用药方面，还是在治疗方法上，都反映了凉山彝医药的特点。
《医算书》：这是有相当研究价值的一部书，发现于四川省凉山州，属于手抄彝文医书，成书年代不详。所谓“医算”，是古人将天文历法知识运用于推算人的生老病死内容的一种方法，即根据十月太阳历和阴阳历来推算病人的年龄、治病禁日和衰年。其深层意义是对人的疾病与天体运行关系的一种探索，也是对人体生命周期的一种认识。其中关于寿命的测算，疾病的预测，以及生命周期性节律的计算，可谓良莠并存。
该书的“医算”主要依据太阳历和阴阳历来推算病人的年龄、禁日、衰年。关于年龄的推算：以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生肖为基础表述禁日。比如，说属免的一天禁止针刺什么部位等。彝族称禁日为“戳戈忌”，意为人体可能发生危险的日子，故在汉语里意为“人辰日”。有专家调研后认为，“彝族先民的针刺有别于汉医，是一种针刺与放血相结合的疗法。彝医发现人体不同部位对针刺的反应因日子的不同而变化，有时甚至可能发生致命的危险。因此要用历算来掌握和避开这些日子。这就是在大量观察、实践后积累起来的‘禁日’知识。它主要是针对针刺反映而言。所以，也可以说禁日就是禁止针刺人体某些部位的日子。”[9]
关于衰年的推算，是以十二兽纪年法推算生命中的周期性衰弱时间：即人的生命过程呈现一种以八年为周期的节律性变化。所谓“衰年”，是在“十二兽年―阴阳五行―八方位年”这个系统里，所推算出来的生命节律中人体表现衰弱的年份。在这种年份中，机体抗病力下降，容易患病或受伤，且伤病后不易恢复，故衰年又叫危险年。只要衰年一过，人体机能便又恢复正常。按照彝族先民的认识，当一个人出生后，便以十二兽即十二生肖顺序排列的“年”增长着岁数。当人满30岁之后，生命周期开始出现较明显的节律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随个人属相在生命历上的位置不同而不同，但第一个衰年的出现总在31岁-38岁之间，此后以八年的周期延续，走到去世。
《医算书》对针刺的时、日以十二生肖记时法进行记载，比如脚掌心、手掌心、心窝部、头盖骨以及胸、腹、腰、背、腿、臂等部位。要进行针刺都必须看日子，看是否是禁日或禁时；如果违反禁时或禁日，不仅治不好病反而会发生危险。
《看人辰书》：该书发现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从内容看，与流传于四川彝区的《医算书》相类。本书系统地记载了某些特定日子为禁日，针刺特定部位会发生危险。在计算禁日时，按每月三十六天计算，逐日有禁刺部位。书中明确指出：
正月、二月、三月，人辰日为猪日、鼠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人辰日为蛇日、马日；十月、冬月、腊月，人辰日为猴日、鸡日。凡在人辰日均为禁日，针刺容易发生危险。
《医病书》：1980年发现于云南省禄劝县。全书为彝文手抄本，其抄写时间据书后记为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书中简明地记载了38种疾病：内科病6种，外科病4种，儿科病2种，眼科病1种；方剂69个：单方38个，复方31个，其中由二味药组成的方剂20个，三味药以上组成的方剂11个。全部处方所列药物97种：动物药25种，植物药72种。该古彝文医书主要是介绍药物功用和单方、验方的，对彝药单方的研究很有价值。[10]
《哀牢山彝族医药》：该书是根据前述哀牢山中段新平县老五斗流传的彝族医药手抄本、哀牢山下段元江县三马头一带流传的两部彝族医药手抄本，经调研、翻译、注释、整理、编纂而成的专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出版。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彝医发展简史，包括彝医的起源和发展，彝医药的兴衰，彝医基础理论；第二部分是临床各科，即凉山彝族民间常见的一些主要病因、病症、诊断、治疗以及方药的归纳整理；第三部分是临床各论，对内、妇、儿、外某些病因、病机、病症、诊断、治疗、方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全书记载疾病197个，方剂1364首，载药1064种，是一部较完整的彝族医药著作。
《哀牢本草》：由云南省玉溪地区药品检验所王正坤、周明康等据彝族民间手抄本编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为了发掘民间彝族医药，玉溪地区有关人员，深入哀牢山区彝家村寨，虚心求教贤达，先后在古哀牢属地发掘到古彝文医药典籍手抄本数本。据学者考证，这些手抄本大抵以口碑资料酝酿于元，成书于明，传于清，转抄于民国初年。按彝文品名，计有药材988种：植物药701种，动物药244种，矿物药31种，其他药12种。书中所列方药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性病、骨伤等多种疾疫病伤所需之药物；在制、服方面，包括煨、炮、煎、煮、炖、熬、蒸、烊、烘、烤、浸、泡、冲等传统炮制方法，内服、切皮给药、灌注、滴人、吸人、冲洗、揉搓、涂搽、包敷、拍打等多种给药途径。
文化的创造，有的是属于“平行创造”，即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空会创造出同一性质或相同类型的文化，或者相似的文化；有的是由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吸收异民族优秀之处完善自己形成的。后一种文化形成在彝族的传统专著医药文献有明显体现。比如：前述《医算书》中所说的衰年周期，与《黄帝内经》中的《上古天真论》对男女生命周期变化的相似：“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枯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 [11]。再比如，前述彝医文献《齐苏书》，据专家研究，其内容基本上是一本方书，体例与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极为相似，很可能受到汉医学文化的一定影响。[12]
文献的核心价值是保存人类认识，同时也作为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工具。所以对于彝族专著形式的医药文献加以介绍，让学界在中华医学文化的大背景下对其予以研究，对于丰富中华医学宝库当有重要价值。
注释：
[1] 据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载，在贵州大方县发现了“妥阿哲纪功碑”。《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认为，此碑“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这一说法和《西南彝志》中的“德施氏源流”的相关论述相吻合。
[2] 参见孔祥卿：《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册第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1页。
[5] 参见冯元蔚译《勒俄特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9-92页。
[6]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学良著《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收载了《倮文作斋经译注》《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另，张仲仁、普卫华将《作祭献药供牲经》彝文原本重新翻译，由熊长麟审定，定名为《供牲献药经》，于198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7] 参见刘宪英、祁涛主编《中国彝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8][9][12] 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第77页，第70页。
[10] 相关内容详见关祥祖、方文才著《医病书》一书，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11]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119）阶段性成果，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课题”成果（项目批准号YXJDY1405）。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原载：《文史杂志》2016年3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