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格律的认识，尤其是对音律的认识，在文学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汉族文学史上看，由沈约撰著《四声谱》开始，才从理论上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加以自觉关注；但对于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诗歌音律的特点，由于研究者所接触的资料极为有限，因而对其的研究、认识，也十分有限。这方面的例子，有如北京大学段宝林先生所说：“我们如果只进行汉语诗律学的研究，对押韵的认识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至今在《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以及《文学概论》、《汉语诗律学》等著作或工具书中，仍然把韵解释为‘在诗句的末尾押韵母相同的字，所以又称为韵脚。这类解释就把韵和韵脚等同起来了，以偏概全了。”
从各民族诗歌的格律来看，由于语言特点的不同。在音律上确实不只限于韵脚的形式。除了韵脚的形式而外，其实还有头韵、腰韵、首尾连环韵、腰脚韵、押调、押辅音，以及押音节等形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5月推出的《彝族文献长诗研究》一书，即对此作了明确而有力的详细阐述。
应该说，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其语言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宝库，同汉族一样丰富多彩。它们共同为推进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琳琅满目的语言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宝库未及完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古代傣族文艺理论著作《论傣族诗歌》终得以发掘面世；之后，又有古代彝族的12部文艺理论著作被发现并翻译出版，从而引起民间文艺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关注。彝族学者巴嫫曲布嫫博士以这些文艺论著为素材对象，出版了专著《鹰灵与诗魂》。现在，以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罗曲教授领衔，与曾明、杨甫旺合作完成的《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则从诗歌音律学的角度，对彝族古代文献中有关彝族诗歌音律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发掘与开创性的探索。三位学者以大量现代彝族母语诗歌的音律案例，证明了彝族古代文论家关于彝族诗歌音律研究中的“押音”，实为押音节。
从彝族古代文献来看，历史上的彝族文论家均从不同角度论及过彝族诗歌的音律。如布麦阿钮在其《论彝诗体例》中以例诗“古时没有歌，歌从哪里来?古时没有情，情从哪里来?古时呀古时。古时没有妻，妻从何处来”，阐述了彝族诗歌音律的表现形式。不过，三位作者却指出，关于“古时没有歌，歌从哪里来”之句，布麦阿钮只提到是“谐声”，需要再加一句，才是“押韵”；这一句就是“古时没有情，情从哪里来?”这样，方能按布麦阿钮的推导，因一定诗行的句尾出现了“来”，诗才押韵。
这个文本案例以及阿买妮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阐述彝语“四十三韵”的使用的论述，可以证明彝族文献长诗中的确存在押音一押音节。阿买妮原著的翻译整理者对此也有一条注释：“韵，原文作‘音，与音响的音是同一个字。原来彝文没有专用的韵字，但‘音即与‘声对举，由上下文所涉及的诸多声、音规律来看，可以判定彝族诗论中所说的‘音，就是汉文的‘韵”…。三位学者于是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彝族诗歌格律中的“音律”，不是纯粹的“押韵”，而是“押音”。第二，这里的“音”，包括了“声”(即声调)、“声母”、“韵母”，所以所谓的“押音”，对于彝语这种音节语言而言，即可称之为“押音节”。第三，对于彝族古代文论家所说的彝诗的音律，凭翻译整理者的注释和部分译文例证看，将“音”径直译为“韵”，并未准确反映彝族古代文论家对彝诗音律研究的成果。译文多次出现的“押韵”，应为“押音节”或“押音”；有的地方出现的“韵”，实为“音”或“音节”。相关学者关于彝文文献文论长诗的研究，在说到彝诗音律时，都以“押韵”或“韵”述之，其中有的地方也是应当称为“音”或“音节”的。
三位学者在这部《彝族文献长诗研究》里总结说，彝族古代文论长诗所说的“押音”，就是彝族古代文论原文中所阐述揭示的、受制于彝语特点的格律中的音律表现。既然彝文原文中都明确说的是押音，在翻译为汉文出版时就不一定要按汉语诗歌押韵的特点，非要译为“押韵”不可。已经从大量的例子可知，这种押音节的音律形式在现在的彝族母语诗歌里以及一些以彝语母语诗歌音律表现形式创作的汉语形式的彝族诗歌中仍然存在，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首彝族民歌《在一起》就是一个显例。这样的结论，是作者建立在对彝族文献长诗长年辛苦挖掘、爬梳，并以科学对比、探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显得丰满、扎实，令人信服。
《彝族文献长诗研究》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精细推理，既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家们对彝族母语诗歌音律的研究成果；又向人们证实了彝诗音律不仅仅是押韵而且是押声母、声调的押音节的形式，是客观存在的语言历史现象，其表现形式多样，很有特色。这样的研究成果，无疑丰富了中华诗学文化宝库；对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了解、沟通与团结，亦不乏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