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尾捉风》封面。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17.5万字。）
《虎尾捉风》一书，是以调查研究彝族民间文化为主的论文集，其中收集了作者王明贵近年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民族古籍》、《彝族文化》等刊物上的文章21篇，一些论文如《贵州省纳雍县境内的彝文碑刻》、《彝族古代文学总观》、《贵州古彝文碑刻》、《贵州古彝文书法刍议》等还获过省、地多项奖，并被收入多种论文集。该书以把捉彝族文化脉博的形式，向读者传递出彝族古代文化的信息，为读者了解彝族古代文化搭建了一座桥梁。
文集中关于古彝文碑刻的调查研究，基本上弄清了贵州古彝文碑刻的分布情况和形式特点。关于古彝文书法的研究在古彝文书法研究方面应属首启探索，对其点划形质、用笔特点、字形结构、章法布局和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讨论，首次提出了彝文书法的点划形质是以弧线和曲线为主的观点，还对有代表性的彝文碑 刻进行了评价。这篇探讨文章发表于1994年，1998年即有学者编辑出版了《明清彝文书洁汇辑》，收录了该文中列举的大部分代表性碑刻。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贵州古彝文碑刻》和《贵州古彝文书法刍议》二文（与他人合集）获得了贵州省政府首届文艺奖。
在《彝族古代及学学观》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彝族古代文学(包括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是以经籍为载体、以诗歌为主体、以五言为形式、以三段诗为精华、以毕摩为主创，以人神为观照、以寻根为旨归，较全面切实地概括了彝族古代文学的特征。此前出版的《彝族文学史》、《楚雄彝族文学简史》、《彝族文学概论》及其它论文都未进行过这种总体评述，因此这篇论文获得了毕节地区社科成果二等奖。在《＜诗经·国风＞与彝族民歌不存在源流关系》和《彝族三段诗概说》两篇论文中，作者对“三段诗”这种广泛存在于彝族民间的诗歌形成、结构、格律、文化背景、影响等作了研究探讨，第一次把“三段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格律诗体提出来研究，并据此批驳了彝族民歌是《诗经．国风》之流的观点。著名作家苏晓星对前文评价说：“文章的主要学术价值是翔实地论证了彝族三段诗民族特殊性的存在，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说，令人信服地阐明正是由因有了这种特殊性才能具有传世不衰的生命力。不言而喻，既然具有民族特殊性，当然与他民族的同类诗歌就不存在源流关系了。王文从而进一步引用斯大林的科学论断指明，彝族三段诗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民族特殊性，客观上已使得在世界各民族民间诗歌之林中独放奇葩，增添了新的特色和品类，因而也就已经具有了世界价值，为补充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绝无仅有的贡献!”(《彝族三段诗研究》序)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作者还通过“三段诗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彝族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对“三”的崇拜习俗及其文化特征，很有见地。作者以此为基础写成的专著《彝族三段诗研究》（理论篇．诗选篇）获得了贵州省第五届社科成果奖。
另外，作者还提出了彝族有知识崇拜的观点。通过对《彝族古歌》的分析发现其中反映出人类智慧发展的痕迹。这些都独具只眼，不合众流，从独特的视角把握住了彝族传统文化的脉博，有一定的创见。当然，文集中关于竹崇拜文化的研究和对传统教育经《玛牧特衣》的评论，以及对民族文学下的定义，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还有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张明，新闻媒体作家。本文选自《贵州民族报》）
《虎尾捉风》自序
收在这本小册子的文章，是自1988年我从事彝学研究至今陆陆续续写下来的。由于写作时间不同，文章所要表述的重点不同，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一些引用材料就显得重复，不加注释的个别篇目语言描述也有些拖沓繁冗。为了保持单篇文字的相对独立和完整，保存文章写作时的本来面目，这次也没作修改和调整，希望读到这个小册子的读者谅解。
由于我长期在基层工作，调至民族工作部门也才二年，不是专门从事研究，而是一边学习，一边探索，写出的文章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随着不断的学习探索，以及一些有关事物的发展变化，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彝学研究中的一些旧观点也在不断更新，例如彝文的起源问题。因此在涉及到相关问题的文章中，我的观点也许陈旧了，但应该说明，在写作的当时却是新的，因而在此也不再改动，保持了当时的原貌。作为彝人的后裔，我的探索是自观（emic）性质而非他观(etic)，其优势十分明显，其缺陷也勿庸讳言，读者自会公正评判。
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伟大祖国欣欣向荣。崇尚虎图腾的彝族人民在虎虎生风地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在彝学研究队伍中，我的探索也许还未触及彝族这只“猛虎”的皮毛，而只是捕捉到猛虎尾尖上的一缕雄风，故而将这个小册子题名为——虎尾捉风
2000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