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的序幕，民族文化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春天。１９８１年在楚雄州委州政府的重视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筹建起步。赶上大好时机，１９８２年１月我刚从云南民族学院毕业，就被分配到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成为彝族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并于当年４月有幸参加了首次毕摩座谈会，这次会议为彝族民间知识分子“毕摩” 平反正名，在全州、全省乃至彝区尚属首次，是弘扬彝族文化的具体措施，其示范作用意义重大，为彝文古籍的抢救、保护和古今承传开辟了道路。
毕摩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彝族有自己古老的文字，汉文献记载中被称为“爨文”、“韪书”，近代也有称为“倮文”、“夷书”或“毕摩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彝族先民用彝文撰写了卷帙浩繁的文献古籍。彝文古籍记载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哲学、神话传说、宗教祭祀、天文地理、伦理道德、文学工艺、医药谱牒、民俗礼仪以及译著作品等等，这是彝族文化的百科宝库。大量的彝文古籍得以流传，是依靠彝族毕摩（因方言差异，有呗玛、呗耄、西波、朵西、布、慕、祭师等译称） 的传抄而得以保存，他们世代家传或师徒相承，是古代彝族文化的主要代表。尽管他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既是主持祭祀活动的祭司；另一方面，更是彝族民间古老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不乏精通医药、天文的“古之圣人”。在保存和传播彝族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在解放前民族同化政策的压迫下，古彝文得不到有利的发展，处于生发抑制的状态而面临行将消灭的险境；解放后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民族平等，党的民族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彝文有了新的发展。
然而，道路并非坦途，在十年动乱中，彝文跟其他民族文字同样遭到了摧残、浩劫。很多彝文经书当作毒草被收缴和焚毁；懂彝文经书的毕摩当作封建迷信职业者被批斗和迫害，致使彝族的文化遗产惨遭严重破坏。拨开乌云见太阳，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国家民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语文政策，于１９７９年在（７９）３４１号文件中明确指示：“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藏书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 这个文件下达后，很符合彝族人民的要求。各地彝区纷纷响应，先后建立了彝文编译组。
为顺应潮流的发展趋势，楚雄州委、州政府的狠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结合彝州的民族特点，立即把抢救彝族文化遗产这项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高度重视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并作出如下决策：首先，在１９８０年创建楚雄彝文古籍翻译组的基础上，充实扩编又于１９８１年批准成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由此抽调专人，拨给专项经费，全力开展对彝族文献古籍的收集、翻译和整理、研究工作。其次，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１９８２年３月３０日发布了“关于彝文文献管理办法”的通告。内容强调：彝文文献，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彝文文献没有得到认真保护和管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些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现仍保存了一些彝文文献，这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贡献。为了迅速抢救和认真管理好彝文文献，以便开展研究工作，进而制定出台了五项规定，宣布彝文古籍列为州管重点文物，责成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负责集中、收购和保管州内彝文古籍，并要求彝文室组织力量加速清理、编译，推动整理、研究进度。再次，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毕摩的思想禁锢，楚雄州委州政府高瞻远瞩，决定汇聚全州各县毕摩，在楚雄首府鹿城举办首次毕摩座谈会，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号召他们为复兴彝族文化贡献出知识和力量。一时之间州内州外震动，楚雄彝族自治州毕摩群英大聚会，于１９８２年４月如期举行，至此，彝族民间知识分子“毕摩”以及古今承传的彝文文献又获得了新生。
召开毕摩会的主要收获
为抢救、挖掘、整理彝族文化遗产，经楚雄州政府批准，楚雄彝族毕摩座谈会于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６日在楚雄州首府鹿城召开。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州各地精通彝文的毕摩３１人，初识彝文的５人，各县民委、文化部门和省州各有关部门的干部４１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语委、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省群众艺术馆均派人前来参加指导。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同志应邀前来参加。
会议以“救书、救人、救学科” 为中心议题。会议期间，楚雄州党委副书记张国模，州委常委、人大主任陆介福，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王盛英分别讲了话，州文化局局长杨固、州民委主任起进富、凉山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列索子哈和省级有关部门的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根据楚雄州情况，着重座谈讨论了落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政策，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改善民族关系和增强民族团结的问题；充分肯定了毕摩在继承、传播彝族文化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彝族文化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收获：一是统一认识，贯彻落实了党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政策。毕摩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彝文古籍大多收藏在毕摩家中，毕摩自始至终把彝文古籍当作自己老祖宗的心血凝结而珍藏保留，可以说他们对保存彝文和保留彝族的传统文化是有特殊贡献的。但是鉴于过去历次运动都把毕摩当作“封建迷信” 职业者加以批斗，把彝文书籍当作“四旧书”没收焚毁。打倒四人帮以来的一段时期，由于“左” 的思想影响没有肃清，部分同志往往把继承、传播、保存彝族文化遗产的毕摩和巫婆、神汉混为一谈，毕摩仍处于受压抑的状况。为使大家有个明确的认识，与会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对毕摩作了比较客观科学的分析。积极肯定了毕摩的历史功绩，认为：彝族古代的“毕”彝语为先生、老师之意。他们不仅撰写各类经书（文化遗产），而且教人习字，传授知识，传抄和保存了大量的彝文古籍，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毕摩兼有祭祀而全盘否定，采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而苛求于前人。而应把他们与专门从事驱鬼弄神者加以区别，教育和鼓励他们在珍惜维护尊严的同时，多为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作贡献。
二是通过参观，开阔了眼界，清除了顾虑，解放了思想。这次到会的毕摩，多数已年过花甲，而且多数是第一次到楚雄。其中，有的是经过三番五次动员后才来的；有的是由子女陪护着来的，并要求政府保证送他们回去。大多数毕摩心有余悸，顾虑重重，认为来参加座谈会“是来进学习班了，不会得自由了”。基于这种情况，会议前一阶段，州委领导作了动员报告，同时安排了三天的时间，组织他们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工厂、学校，看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党和政府对民族教育的关怀、重视，从而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会议期间州委、州政府领导还亲自到住处看望毕摩，与他们促膝谈心，使毕摩深受感动。他们说： “党和政府这样关心我们，还为我们落实了政策，提高了地位，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来报答党对我们的关怀。”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了毕摩们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三是挖掘、收集了一批彝族文献和口头文学资料。这次座谈会，充分调动了每个毕摩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他们或口诵、手写，或献书、献歌（词）。会议期间，笔者参加了座谈会录音的具体工作，共收录了７０余盘磁带，１９篇彝文手稿和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如牟定县蟠猫公社毕摩普兴科诵（唱），录了８盘磁带；大姚县七街公社李正文唱录了彝族创世纪中的３２段关于人类起源方面的指路经；禄劝县则黑公社李天贵带病积极参加彝文的收集和翻译工作。特别是楚雄县大过口公社李有万座谈中一共唱录了１２盘磁带。在这次收集文献和口头文学过程中，有很多内容是过去未曾听到过的。
这些彝文文献和口头文学资料，为后来研究全州彝族历史、文学史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四是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加深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如何对待彝族的文化遗产和彝族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和几个、几十个毕摩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党的民族政策能否贯彻执行的大问题。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智慧和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本民族自己特有的文化、语言、文字，并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记录了大量的彝文文献和口头文字。彝族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怀少数民族，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十年动乱，致使民族语言工作被中断，发掘整理、翻译研究彝文古籍工作停顿下来，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据初步统计，当时全州有毕摩仅２００余人，且年龄较高，通晓彝文的已屈指可数，精通彝文的更是凤毛麟角。
如再不抓紧抢救，彝族文化遗产就有失传的危险。对此，广大彝族干部和群众深感忧虑和不安。
这次毕摩座谈会开得十分及时，在广大彝族干部、群众中影响较大。他们说： “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彝家办了一件大好事，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在座谈讨论领导同志的动员报告时，多数毕摩深有体会地说： “过去，四人帮一伙把我们往死里整，今天，党和政府请我们来商量我们彝家的事。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彝家永远跟着共产党。”通过这次会议，广大彝族干部和群众加深了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彝家今天的幸福生活。进而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
会议结束前，各级领导和参会人员还对下步彝族文化工作提出了明确意见和具体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要继续落实对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政策，进一步挖掘、整理各民族的文化遗产”的指示，继续落实全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挥他们在抢救、发掘、整理、翻译彝族文化遗产中的积极作用，鼓励他们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和建设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必须把毕摩和巫婆、神汉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驱神弄鬼、诈骗钱财的巫婆、神汉的活动应予取缔，对个别毕摩偶尔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之改正错误，不再去搞；参会的老毕摩纷纷表示：党和政府关于抢救彝族历史文献的要求不仅很必要，而且很及时。与会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把抢救彝族文化遗产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彝文文献所记录的内容极为丰富，发掘、翻译、整理彝文文献不仅对研究民族历史、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防的巩固都有重要意义。但是，现在能读懂文献的人已经不多，而且多已年过花甲，有的已年过古稀，因此，我们必须以民族的责任感，采取积极措施，救书、救人、救学科。希望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专管这项工作，做到有研究、有布置、有检查，要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对献书、献物者，要论质付给一定的酬金。个别献书、献物尤为突出者，除精神上予以表扬外，应给予一定的奖金，以资鼓励；彝族文化研究室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切实组织力量广配合有关部门，抓紧彝文文献（包括口头文学） 的征集、翻译、整理、出版、发行等项工作，以满足广大彝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要采取专业人员，聘请毕摩、组织毕摩和有翻译业务能力的人员相结合的办法，在最近几年内把几部重要文献先翻译出版，以供研究和教学之用；毕摩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担负起收集、翻译、整理彝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任务，起好宣传党的政策、抢救文化遗产和移风易俗的带头作用，积极引导群众，婚、丧办事从俭，破除陈规陋俗。同时，还要肩负起培养年轻一代学习彝语文的重任，使彝族文化后继有人；对彝文书籍、家谱历史、祖筒、兵器、盔甲、古墓、碑文，历史上有名的遗址文物古迹要予以保护。对盗墓和破坏文物者，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
历时１２天的会议在州委、州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省级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全体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会议开得顺畅活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首届毕摩座谈会的召开，是楚雄州彝族毕摩整体实力的全面检阅，不仅对今后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而且也为抢救彝族文化的遗产和开展民族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毕摩会召开后的扩展实效
随着首届毕摩大会的胜利闭幕，毕摩会议的精神和要求也迅速落实到彝族文化研究室的具体工作之中，在短期内便取得了初步成效：吸纳毕摩工作：毕摩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彝族古老文化的知识分子，彝文古籍的承传和保护离不开他们的参与，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原彝文研究室为毕摩先生四处奔走，积极向自治州领导汇报，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经楚雄州人民政府批准，破格从农村吸收了精通彝文文献古籍的施学生和张兴两位老毕摩，做为国家正式干部参加彝族文化研究室的工作。由于落实了毕摩政策，他们积极献书，全力以赴参加翻译和传播彝文知识，仅张兴一人一次就献出古籍彝书１１０册；施学生下乡征集连同捐献家藏古彝书达１３０多册；二人表现突出，双双被推选为云南省人大代表，其中张兴还成为楚雄州政协委员，由此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激发了他们从事彝族文化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他们的参与，为加速彝族文化遗产的抢救，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征集彝文古籍：毕摩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鼓励了一批民间毕摩积极献书，继张兴、施学生捐献家藏彝书外，毕摩张大明、杨自荣、普天文和彝族干部普开文等人也多次上门捐献彝文古籍。与此同时，对大量散藏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州人民政府出示布告，制定相应措施，鼓励藏书者献书，并责成研究室拨出专款，多次派人爬山涉水，走村串寨，全面普查彝文古籍、重点掌握毕摩情况，下乡宣传征集古籍，取得了可喜成绩，短期就收集到彝文古籍７００余册，录制彝族民间口碑演唱磁带１００多盒。另外，毕摩会的影响还扩展到州外甚至省外，彝文古籍的收集得到四川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１９８４年室升格为所） 复制了该馆收藏的四川凉山彝文古籍１７０多种。同时也得到了北京图书馆的热情支持，研究所派出专人到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资料室查阅，抄写了彝文古籍，总体上，各方面的支持已形成合力，为中华彝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编写彝文字词：为系统地熟悉和翻译彝书古籍，彝族文化研究室成立初期，依靠毕摩于１９８２年编写了《武定、禄劝彝文字词资料》和《双柏彝文字词资料》两本彝汉对照工具书。共收录３２８３个彝文常用字，３４７０条词例，为后来举办彝文学习班，培养翻译人才提供了参考资料。
培养翻译人才：为了培养人才，扩大彝族古籍工作队伍。研究室（所）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三期国际音标学习班和三期彝文短训班。参加学习的彝族中小学教师、区乡基层干部、农村彝族知识青年共２００多人，他们逐步成为彝文古籍翻译的基层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先后两批１４名同志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彝族文献专修班，有的已毕业分配在中央民族学院、省民族学院、省语委、省出版社等单位从事彝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也为大理、玉溪、思茅、昆明等地、市专州培养了部分彝文工作人员。州民族中学举办补习班，开设彝文课，由研究所帮助彝文教学工作。应中央民族学院的要求，先后两次派出专业人员到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专修班承担教学和文献翻译工作。为各级彝文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不懈努力。
汇编翻译成果：在翻译力量得到逐步充实的基础上，近几年来（四至五年间），翻译编印内刊出版《彝文文献译丛》一至六辑；收集、整理、口传资料内部出版《民间文学资料》一至五辑，其中：史诗四部、叙事诗十一部、地理志一部，《彝文八图》一篇，民间故事８５个，眼下尚有十多部译稿正在整理，为抢救和研究彝族文化遗产积累了厚实的资料。除此之外，彝文古籍在注重翻译数量的前提下，也是在研究方面作文章，例如一批早期的翻译作品也被列入研究视野，写出《彝族洪水神话浅析》、《彝族史诗中的哲学思想》、《彝族星回节源流考》、《彝族星月历》、《彝族八卦图简介》、《彝族原始宗教与科学》等十多篇文章在所刊《彝族文化》及其《彝族文化研究文集》中选刊登载。为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作了初步尝试。
总概来说，首届毕摩会的召开推动了彝族文化研究工作的展开，根据会议要求，彝文室（所）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鉴于彝族民间尚有数千册彝文古籍散存彝户家中和其他非研究单位手中，随时都有损坏、散失的危险。且大多毕摩年岁已高，正在逐年减少，如毕摩施学生录用未满两年就已病逝。救书、救人、救学科仍是当务之急。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研究刚刚起步，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因此，自然面临着经验不足，翻译力量有待加强的问题，在此，彝研室（所） 的全体科研人员，愿意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努力提高，为繁荣中华民族文化贡献出光和热，使千里彝山古老文化（彝文古籍）在历经沧桑和浩劫之后，重现生机，再放异彩。
（原载：云南省楚雄州政协编《楚雄州文史资料合集·第五卷》，云新出(2012)准印字第0110号，p480-485。直接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