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僻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全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年代中的一个活跃热点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时代，云南却分别处在唐继尧(1913～1927年)和龙云(1927～1949年)两个军阀集团的统治之下。其中龙云集团统治时间较长，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较为全面。有人甚至称：“我老太爷(按：指龙云)个人的历史和中华民国史有密切关系。我(按：指龙绳武)可以大胆的说―句：如果不发生昆明事变，……我们也绝对不会退守台湾。”美籍传记作家江南(刘宜良)也说：人们“可以从龙云的遭遇了解蒋介石的基本性格”，“云南军队(滇军)在东北战局中的倒戈起义，是国共东北对峙形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龙云集团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却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与之相适应，云南政坛上出现了一个以龙云、卢汉为核心的彝族统治集团，称为“龙、卢、安、陇四大家族”或“龙、卢、安、陇、陆、禄六大家族”，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3年之久的统治。在这23年中，云南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的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从这个角度上说，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学者霍尔(Hall?JC?S)说：“带有彝族血统的人在地方派别中数目不少，这是云南政治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龙云和他的家庭“在云南历史上的重要性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龙云自己没有研究这个题目。”①可以说，彝族统治集团是龙云、卢汉政权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研究，民国时期云南甚至西南地区的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这对云南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龙云集团的研究，多侧重于龙云、卢汉夺取云南政权的经过，龙、卢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及后果，龙、卢政权与蒋介石中央的关系，龙、卢与抗日战争等，充分注意到了龙、卢政权“地方封建军阀”的政治特色。但对龙、卢和他的家庭，龙、卢和彝族，龙、卢政权中的彝族统治集团等重要问题，则闭口不谈，或――笔带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龙、卢等人出于封建“正统”观念，有意识地回避自己的民族(夷)和出身，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神秘的雾纱和传奇的色彩，这在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中是较为罕见的。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二人是何种亲属关系都众说纷纭。
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对龙云的评价问题，始终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发展。1957年，龙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西南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民族政策和前苏联的发言，因而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7月14日， 《人民日报》刊载f署名刀京版、召存信、余海清等15名少数民族干部的联合发言――《是龙云投降的时候了》，文章严厉批判了龙云在云南十八年的统治，称他是“罪行累累的土皇帝”、“‘鸦片王国’的‘大王”’、“‘抗战’无功而且有罪。”认为龙云在云南搞“家天下”，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挑拨离间，使云南成为暗无天日的“民族监狱”。龙云也作了题为《思想检讨》的发言，刊于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承认自己“放纵自己的亲族部属进行贪污、勒索和迫害”。这就为后来一段时期内评价龙云、卢汉及其政权定下了调子，其后在有关他们统治时期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回忆性文章中，都沿用了上述观点，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挥。如60年代以来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及云南省政协编辑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刊载了一系列文章，强调了龙云集团“地方封建军阀”的政治特色。其中1961年底安恩溥撰写的《我所了解的龙云统治集团中部分彝族上层人物的活动情况》一文，涉及到了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他在文中首次提出“彝族上层集团”、“彝族统治集团”及“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龙、卢、陆、安、陇五大家族”等概念，回忆了该集团的形成过程、组成人员及公开组织，并对其本质、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龙、卢、安、陇等“有意识的形成了初期的彝族宗派集团”，是以“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一时的利害共同形成”的，“对龙云作了18年的云南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也就是说他们残酷地压榨云南人民达18年之久”。其骨干成员“绝大多数是历来彝族统治阶级黑彝的后代，当时还是领主、地主蓄有奴隶的家庭出身”。同时，伴随着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开展，搜集整理了部分有关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资料，如《昭通专区彝族官僚资本发展情况》，及有关昭通地区巧家、永善、彝良、镇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等县的彝族社会历史资料。其中《解放前龙云反动势力在金阳地区的罪恶活动》一文在评价上具有代表性。1963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50年代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彝族简志》上、下两册(初稿)，提出“龙、陇、陆、卢、禄、安六大家族”的概念，认为民国云南彝族集团是滇、黔、桂彝族中最高的、最反动的“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集团”，他们“垄断金融，操纵物价，媚外卖国，甘充奴才，镇压革命，杀害人民，奸淫掳掠，为非作歹”，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直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龙云传?卢汉传》，仍沿用上述观点。
这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开展了对龙云、卢汉及其政权的研究。1957年，香港《春秋》先后刊载了署名“超凡”的《龙云的崛起与没落》(第20期)和署名“南人”的《龙云早年与俄拳师比武记》(7月16日)等文。1963年，龙云内弟李培天撰《龙云卢汉恩仇记》，在香港《新闻天地》777至785期(1月5日一3月2日)连载。这类文章由于受资料限制，多道听途说；为吸引读者，则演义为传奇故事。同时，由于龙云、卢汉先后走向人民阵营，因而对他们评价也多持否定态度。如《龙云卢汉恩仇记》称，龙云、卢汉不过“赳赳武夫”，二人“先后俱投共，同流合污，无足轻重”。“二人执迷不悟，自投罗网，龙困死而卢苟活，固是不足齿数”。直到198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六期和第四十四卷第一期刊载廖位育《有关倮锣军阀龙云种种》一文，仍指责龙云“对云南千余万同胞，既未施半点惠泽，也未留分毫政绩”。“鱼肉滇民，劣迹昭彰”。其荦荦大者如培植大批倮倮亲故作高级干部，借以扩大个人势力，稳固个人权位；公开大肆贩卖鸦片，以军队保护运销；暗中扩大地盘，图谋不轨；支持抗战不甚积极，排拒中央势力入驻滇垣等。该文除注意龙云的“军阀”身份外，还注意到了龙云的“倮倮”民族身份。文章开篇即以“谈到龙云，先话倮倮”为题，讨论了龙云的出生地、出生时间、昭通地区彝族简史及龙云、卢汉的亲属关系等。认为“龙云既是倮倮人，自然先天上就具有倮倮人的生性秉赋，故在其把持云南军政大权17年多期间，就培植了不少倮倮人的高级将领。”如卢汉、安恩溥、卢溶泉、龙绳武、龙绳祖、龙奎垣、陇生文、陇体要等，“不但全部清一色是倮倮人，而且全算是龙云的家族”。不是亲戚，就是兄弟子侄。这些人以“家族集团”为主组成了龙云的私人势力。但该文对昭通地区彝族史的论述，语多错误；对于龙云、卢汉二人的关系，也多猜测。
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澳大利亚学者霍尔(Hall，．J?C?S)在堪培拉出版了《云南的地方派别(1927～1937)TheYunnanProvincialfactionl927～1937》一书。该书以西方人的眼光和价值观来研究1927～1937年的龙云政权，排除了政治评价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认为云南地方派别组织内有军官集团、地主官僚集团和为数不多的可以合理地设计地方现代化的人员，他们团结在龙云之下。初期，地方政权由有权势的军人和地主官僚组成，军人们向龙云的权力进行挑战，地主官僚的工作效率很低。政府用传统方式筹集资金，尤其依赖鸦片经营并鼓励鸦片贸易的膨胀。但云南政府的统治是坚固的。三十年代后期，军人们完全屈服于龙云不可估量的权势，行政官吏不再握有专利权，鸦片贸易丧失了生气。1934年以后，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新规划，产生了一个管理工业企业投资的官方机构――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给政府带来了收入。龙云成为――个采取现代经济政策的地方首脑，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头目。相对于太原、重庆或贵阳，“昆明就闪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光芒”。这使云南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并有能力保持它对中央权力的独立性。对于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该书以“龙云和他的家庭”、“龙云的性格”、“龙云的将军们”、“龙云与彝族”、“龙云和地主官僚阶层”等专题进行了讨论。认为“龙云的统治就是建立于彝族在军队中的优势和汉族官僚在政治上的优势的基础上的”；地方派别组织成员中的“许多人和龙云有姻亲关系而被联结在一起，或者像龙云一样是少数民族的彝族”；“龙云的家族赋予了他安全感”；“彝族赋予了龙云最重要的信心，但他仍然努力与地主官僚阶层的官员们搞好关系”；“龙云宁愿在政治上与他们(按：指地主官僚)联系在――起，而不愿意与自己民族的成员联系在一起”；“龙云的权威及其在云南的政府并没有渗人种族主义的色彩，在他亲密的军队和政治同事中也有彝族，但是他们是有觉悟的中国人”。该书引巴黎外交使团协会《有益而疲劳的工程》说：“虽然他(按：指龙云)是一个土著居民，却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当然，由于受特殊时代的限制，作者对云南缺乏实地考察，对彝族缺乏感性知识，因而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特别是在彝族史、龙云家庭及彝族人物等方面。
80年代以后，对龙云的政治评价有了较大的变化。1980年6月，为龙云恢复名誉，改正了他被错误处理为“右派”的问题。1984年11月19日，在龙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龙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同中国共产党有多年合作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他对人民的事业有过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会上，楚图南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同时以他个人的名义证实，龙云在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了民盟，使民盟在云南发展组织和开展工作有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山从此，对龙云、卢汉及其政权的研究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有不少论著问世，与龙云、卢汉有关的传记文学作品也大量出现，有的还被搬上了银幕。②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海外有美籍传记作家江南的《龙云传》 (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10月)；大陆有谢本书教授的《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6月)，及与牛鸿宾合著的《卢汉传》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10月)、《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势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等。这些论著着重研究了龙云、卢汉的身世及其对地方的建设，龙云、卢汉政权的建立及其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龙云、卢汉二人走向人民阵营的历程和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诸问题，仍然强调了龙云、卢汉“地方军阀”或“地方势力派”的政治特色。对于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江著略有涉及，谢著则引用了前举安恩溥撰写的材料，虽未再持否定态度，但也未作深入的探讨。而陇贤君执笔的《中国彝族通史纲要》除将龙云、卢汉建设、治理云南及彝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列为专章讨论外，其它也未作研究。此外，尚有部分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分别撰文对龙云的家世、世系，龙云与家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阳县及云南昭通地区)彝族的关系及其对家乡的贡献，龙云、卢汉政权中的彝族官僚资本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同时，对该彝族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张冲将军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有黄学昌、彭先和《张冲将军评传》和谢本书《张冲传》问世。
1992～1993年，在林超民教授引导下，笔者充分意识到了彝族统治集团在龙云、卢汉政权及云南民国史上的重要性，因此以其为专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民国云南彝族官僚集团研究》，对该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崛起的过程、崛起后对云南及彝族的影响以及该集团的本质、解体的原因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后来收入林超民教授主编的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文《新松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公开发表。此后总结这一研究成果，在导师、答辩委员及评阅专家的启发下，吸收了他们的宝贵意见。认为只是对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理出了研究框架，这个框架中还缺少丰富的内容。且资料收集和思路受时间(民国时期)和空间(昭通地区)的限制太大，对许多问题的分析还欠深入，存在和未解决的问题较多，因此还有继续进行研究的必要。
要把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首先必须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龙云的评价。本书遵循习仲勋同志的讲话，认为龙云“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他对人民的事业有过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龙云及其彝族统治集团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在许多方面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对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名称的界定。对于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权中出现的以龙云、卢汉为核心的彝族上层，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名称来界定它?这是一个较为微妙而又关键的问题。最早是安恩溥在1961年称为“彝族上层集团”、 “彝族统治集团”，或者是“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龙、卢、陆、安、陇五大家族”。1963年的《彝族简志》称为滇、黔、桂彝族中最高的、最反动的“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集团”，或“龙、陇、陆、卢、禄、安六大家族”。1983年，廖位育的文章不太明确地称为“家族集团”。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考虑到这批人都是当时云南地方政府的军政要员，因此使用了“彝族官僚集团”或“六大家族”的概念。但随后引起的争议是，“官僚集团”一词具有较强的政治涵义，且“官僚”有“贬斥”之意。同时还容易引发对该集团是否真的形成集团、他们之间有何组织、六大家族是否真的联合统治过云南等一系列疑问。经过认真思考，笔者使用了“彝族官员群体”的概念，目的是借用社会学上的“群体”(group)一词，淡化对他们的政治定义，将他们放在彝族社会中去考察。但随后又引起争议，认为“官员”、 “群体”是中性词，淡化了龙云、卢汉等彝族军政要员的阶级属性，使研究和分析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后来的思考中，笔者又相继使用了“彝族官僚群体”、“彝族上层统治集团”等概念。今撰此书，感到上述名称界定始终未能脱离安恩溥“彝族上层集团”、“彝族统治集团”的窠臼。且安恩溥是该统治集团中的第三号人物，安姓家族的代表，对此问题有深刻的切身感受，他的界定应该说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因而使用了“彝族统治集团”的概念。这样既充分注意到龙云、卢汉彝族军政要员的阶级属性和统治地位，同时又回避了“官僚”一词的“贬斥”含义。
三、研究对象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尽管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活动的时间基本限定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但实际上清代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的彝族发展经历了三个较大的转折，一是清初的“改土归流”，二是咸丰、同治年间的各民族人民大起义，三是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这对该地区的彝族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要将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首先必须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在清初“改土归流”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220余年间。
至于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则界定在“滇川黔交界地区”(有时简称“滇川黔边”)，主要以今云南省的昭通地区和贵州省的毕节地区为中心，包括相邻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雷波县，宜宾地区的叙永县，云南省昆明市的东川区，曲靖市的会泽县、宣威市及贵州省的六盘水市等。其原因主要在于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均出身于滇东北的昭通地区，部分成员特别是基层统治者多出身于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同时，还在于这些地区的彝族自“改土归流”以来基本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即从封建领主制过渡到封建地主制经济。至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阳、雷波等县，则仍然保留了奴隶制度。只是因为龙云的父亲是金阳人，崛起后的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对金沙江西岸特别是金阳县施以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将其列入考察范围。此外，在讨论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影响时，其空间范围则不受此限制，可以扩展到近代中国，或者西南地区，或者整个云南。
四、“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史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多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或者说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传统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近代时期中国各民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但对各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打开了思路。“近代化”又称为“早期现代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其含义简单讲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具体讲，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
但是，由于近代时期中国各民族分别处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很难从严格意义的“近代化”角度进行分析。西方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议以文化为依据，作分层处理，将中国社会分为外层带、中层带和内层带。国内学者主要从地理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近代化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和内地型(或称腹地型)。我们认为，如果从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还应该有第四种类型，可以叫作“边疆民族型”。由于交通和地理位置的关系，中国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前期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近代化起步也较晚。但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又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本主义的冲击大大加强，商品经济和近代工商业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中心发展较快。同时居住在这一辽阔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较深积淀，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作出的维系自身文化的回应显得被动无力，传统文化易于解体，因此其社会变迁也较为迅速。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这应该是“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具体涵义。本书将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近代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分析龙云、卢汉彝族统治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讨论彝族统治集团对云南近代化的影响，阐述该地区彝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就赋予了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以较丰富的内容，使我们对澳大利亚学者霍尔的论断――龙云“成为一个采取现代经济政策的地方首脑，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头目”、“昆明就闪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光芒”等，有了更深的认识。
五、资料的整理、鉴别与使用。研究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一个难点，在于资料的不明确，且杂乱、零碎。这一方面是龙云、卢汉等有意识地回避自己的民族和出身，使民国时期的大量史志和档案资料含糊其辞，有的甚至故意歪曲。同时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调查和史志资料又太强调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因而大多雷同而教条，忽视具体材料的收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资料则多出猜测，强调传奇，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较大困难。但上述资料又是研究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基本资料，不能舍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这些基本资料进行整理与鉴别，民族身份不明的，尽力明确；故意歪曲的，找出问题；注重阶级批判的，换个角度；注重传奇的，慎重使用。剔除其不合理的、歪曲的甚至错误的部分，从中找出能反映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和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变迁的资料。
其次，重视对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相邻地区资料的使用。如在探讨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时，由于滇东北昭通府、东川府文献资料缺乏，因而大量使用了黔西北大定府的资料。此外，在讨论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对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影响时，也大量使用了黔西北和川南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的资料。
第三，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如1993年，笔者得昭通市地方志办公室张宁同志提供线索，查阅了云南省图书馆文献室收藏的《贞孝褒扬录》四册。该书署名龙云编辑、周钟岳题签，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代印。全书分公牍、事略、墓表、传、启、题赠、挽联等篇目，其中《胞妹龙志桢志略》、《胞妹志桢墓表)由龙云亲述，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目前所见龙云自述家庭的第一份资料，为我们研究龙云家世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①龙云在《志略》中说：“胞妹志桢，先父母之季女也。先父即见背数月，妹始以遗腹生。……初，先父母生吾兄弟四人，姊妹二人。不幸吾三兄及长妹皆先后早世，所遗以当门者，在男为云，在女惟妹而已。”龙云又在《墓表)中说：“先父即见背数月，妹始以遗腹生。……云有三兄及长妹皆不幸早世，所遗以当门者，在男为云，在女惟妹而已。”明确提到自己兄弟姊妹的人数，自己的排行，父亲龙清泉去世的大致文时间等，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使有关龙云家世的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轩轾立判。又如龙云授意赵式铭在《龙贞孝传》中称：“龙氏受姓最古，至西汉龙德以雅琴闻，其子孙散处国中，多著名迹，而滇之龙氏，则至今之云南主席龙上将始大。”署名周钟岳、袁嘉谷、由云龙、龚自知、陆崇仁等发起的《征题贞孝龙女士事略启》也说：“繁夫龙氏，肇自龙师，比于凤纪。轩后之所置，太嗥之所启。厥惟远哉，由来旧矣。逮及明末，迁于滇中。乌蒙望族，芒部遗封。皓禚所衍，截案所钟。载育有德，以昌其宗。男唯女俞，兄友弟恭。”这些论述可谓牵强附会之至，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龙云的民族思想及其政权的文化取向，从而深刻理解霍尔所说：“龙云的权威及其在云南的政府并没有渗人种族主义的色彩”，其根源正在于此。
第四，大量依靠近年来编辑出版的史志资料。如新编各县县志(含送审稿)，各级文史资料选辑和文史丛刊等。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了“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编辑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其中第二十八辑为《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龙绳武是龙云长子，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他的回忆对本专题的研究当有重要的帮助。如《纪录》涉及到的“彝族制度与习俗”、“家世”、“早年教育”、“谈谈我的父亲龙云”“答问?民族”、“家居的龙云”等问题。又如在谈到家世时，龙绳武说：“我老太爷是老四”，“我老太爷虽然是老四，但老大、老二、老三都不在”，与龙云自述基本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