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姑毕摩文献，现藏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克博物馆， John Putnam 摄
彝族文化传统有鲜明的民族性、支系性和地方性。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自称“诺苏”，人口近200万，是人口最多的彝族支系。千百年来，诺苏彝族在这片富有古老文化、神奇传说、迷人的自然景观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和保留着中国彝族古朴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创造了具有凉山自然封闭形态的、包括毕摩文献和十月太阳历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化。故而，诺苏作为中国彝族中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支系而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
彝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凉山彝语属彝语北部方言区，又分为“依诺”、“圣乍”、“所底”三个次方言区，以“圣乍”次方言为凉山彝语标准音。彝文属表意的音节文字体系，是一种古老的、独成一格的“自源文字”系统，历史上的汉文史志记载作“爨文”或“韪书”、“倮文”、“罗罗文”等。由于彝文的创制与应用与祭司毕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亦称之为“毕摩文”。彝文创制于何时无从稽考，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但仅据现存的汉文史志和彝文史籍资料，以及我国现已发掘文字考古材料而言，可以断定，两汉之际彝文已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文字体系，彝族就已“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有了以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存在已具相当规模的毕摩彝文典籍，其古老的书写文化和文献遗产，历经沧桑，沿传至今。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下称“毕摩文献”)被金沙江南北两岸两百多万诺苏支系的彝族人民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瑰宝，长期以来一直在历时性的书写传承与现时性的口头演述中发展，并依托毕摩师承教育中的“诗教传统”和民间仪式生活中的口头传播而得以世代相承，在历代毕摩所珍视的“司木哈嘎”(传播知识的五大工具)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毕摩文献在历史上虽然长期被祭司阶层所垄断，却又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传播而超越了毕摩集团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她既是我国族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人类记忆和文化创造力的见证。
毕摩文献的传承群体。毕摩在彝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古到今，彝族民众都视毕摩为“智者”和“知识最丰富”的人。彝谚有曰：“头人的知识上百，兹莫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古代彝族文化遗产，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这些民间文献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在彝族社会，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毕摩被尊称为大毕摩，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毕摩大师。教育经典《玛木》说：“德古（头人）靠聪敏，勇敢靠臂力，富裕靠牛羊，毕摩靠书籍。”毕摩教育及其师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世传的经书知识教育，其文化权能的象征就是拥有大批祖传的彝文典籍。明清以来毕摩长期生活在民众之中，既受毕摩文化之熏陶，也深受民间文化艺术的影响，他们博通众艺，能歌擅诵、善书会画，不仅精通文史，也熟谙民情风俗、神话传说、故事谣谚，有的还懂彝医彝药、天文地理，真正“身系一族之本位文化”，是具有多种知识技能的“民间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毕摩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等方面的文化教育角色，毕摩文献及其仪式经颂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文化的作用，也具有凝聚民族认同和表现民间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的功能。
毕摩文献有其完整的系统性。凉山彝区广泛流存的毕摩文献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谍、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从其发轫、繁荣到鼎盛、发展，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十分深远。毕摩文献堪称是彝族人民世代相承的“知识武库”和“百科全书”。已故语言学家、彝文文献专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毕摩经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关系到彝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问题，毕摩文化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毕摩文献是彝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宗教绘画、造型艺术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与民族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美姑毕摩文献，现藏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克博物馆，John Putnam 摄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的独特性与稀有性。毕摩文献源远流长，蕴藉深厚，恢宏灿烂，在中国彝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传承文明，独树一帜。
1)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自成一体的“自源文字”系统。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字共有30多种，其中多数为借源文字，即借助于其他民族的字母、形体、笔划、结构而创制的文字，如藏文、蒙文、满文、傣文等）；只有少数几种为自源文字，如汉字、彝文、纳西族东巴象形文等。从中国本土文字的原创性与文献典籍的丰富性而言，毕摩文献及其文化创造力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2)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是人类书写文化及其技术发展的生动载体。彝文经书的抄写、装帧和流通有着独特的民族传承惯制，传统的抄写工具、书写材料及各类介质的毕摩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记忆与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民间普遍流存着牛皮经卷、羊皮经卷、布面经卷、古宣纸经书、现代白纸经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形式。2001年凉山州雷波县八寨乡朱龙村的世袭毕摩吉木阿龙代表父亲将祖传的一批古代彝文实物共计17件，无偿捐赠给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其中既有皮书、布书、纸书和三枚铜质印章，还有鲜见的竹简、骨书和木牍──几乎囊括了仅在彝文古籍中记载过的各种上古彝文书写的载体形式。这批文物是吉木家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记载有天地形成、神话传说、婚姻世族、战争迁徙、族群分支、祭祖仪轨、历史人物等内容。有的文字书写奇谲，深奥艰涩，今人已无法作出解释。
3) 毕摩文献有其自成一体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凉山彝文字数一万有余，常用者2000余字。一般自上而下直书，或自左向右横书；北部方言即凉山彝文的阅读习惯独具一格，书写时从上到下竖行书写，阅读时将经书向左调转90°角横看，这在汉文文献记载中被称之为“左翻倒念”。
4)毕摩文献的歌诗风格与“惟诗”特征。迄今为止，彝文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彝族古代书面文体形式均为韵文诗体，而未见有散文体作品存在。在彝族书面文化的发展史上，毕摩所有的著述，涉及历史、哲学、医学、谱牒、宗教、天文、律历、地理、文学等学科，几乎都是以诗的形式撰写成书的。诸如篇制宏长、内容广博的彝文巨著《指路经》、《公史传》、《母史传》、《子史传》、《勒俄》、《玛木》等，都以五言诗体为全书的主体结构。实际上，这种鲜见的文体特征主要是由毕摩的宗教司职和仪式活动的口头传播所决定的，毕摩们以诗撰经、以诗著文、以诗纪史、以诗说理，主要是为了便于在彝族传统社会仪式生活中的记忆和颂唱而充分利用了诗歌语言艺术的手段，并在音声传达与集体听诵的社会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除了使用常见的20余种经颂曲牌外，毕摩们还运用语调、声腔、表情、手势、身姿等表演性技艺，从多方面体现出民间记忆与口头叙事的艺术魅力。即使阅读写定的文献典籍，也可以从中发现其独特的口头程式，为我们研究书面文本如何留存和改变了原生态的口承模式，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5)毕摩文献是“流动的文本”与“活着的经典”。彝族山地社会可谓是一个面对面的“口头文本社区”，在这个文本社区中口头传播与口语交流构成了基本的社会互动，毕摩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始终有着一种默契，一种交流。这种默契和交流，是以民族记忆、文化传统、地方知识、民间智慧和对村落的某种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为预设前提的。《毕补特伊》（即毕摩谱牒）的结语这样写道：“……毕者靠书籍，橙黄色书籍，祖传于我辈；贤言和巧语，父读我牢记；武土和罗勿（毕摩法具名），长辈传给我。人家聪明当德古，人家勇敢操刀矛，人家富裕赶牛羊，我辈聪敏就来毕，书声朗朗诵。”因而仪式上的文本演述具有激活族群记忆、动态传播知识、活跃社群交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时至今日，彝族山地社会的书写实践也依然没有脱离其口头文化的传播语境。一代代毕摩正是通过诗歌的创造，通过“思着的诗”或“诗化的思”，使彝族文化在流动的语言之中进入文字，文献文本又通过仪式“声教”的口头传播走向民间，从而获得了充满生命活力的诗歌精神。因此，毕摩文献堪称是我国活形态的文献遗产，也是“人类记忆”的生动载体。
毕摩文献传承面临严峻形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搜集、整理、抢救、保护毕摩文献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各地相继出版一批重要的毕摩彝文典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但是，由于毕摩文献大都流存在民间，加之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彝文是音节文字）和历史的局限（诸如毕摩世袭传承的制度、垄断文字的保守、书写物质材料的不足、书籍流通的限制、印刷尚未普及等等），在社会经济的急速变迁中，毕摩文献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和严峻挑战。毕摩文献多以口诵记忆与手写传抄的方式流存在民间，有极其明显的易损性。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木刻印刷本，如本人曾在巴黎远东学院图书馆见过的明代木刻本《玛木》(教育经典)，目前在国内已难觅其踪迹；由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山地文化的消失，毕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现代工业文明的扩张、旅游业的兴起及文化资源的过渡开发，都在侵蚀着毕摩文献传承的土壤和文化表达的空间；随着标准化教育体制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传统文化，热衷于现代传媒和艺术形式；规范彝文的教学和出版，对以古彝语和古彝文为传承的毕摩文献并不能形成直接的助益作用；高等教育体系中民族古籍文献的学科地位岌岌可危，即使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民族院校中，彝文文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长达10年之久，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危机；毕摩经颂的受众兴趣转移，毕摩难以将手抄经书与仪式经颂作为维系这一书写传统的现状，都导致了文献传承与传播的迅速萎缩；近年来一批批老毕摩相继辞世，许多古老的经典正面临着无法解读的危机，许多文献正在成为“天书”。综上所述，毕摩文献传统的存活空间进一步缩小，民间流存的文献正在逐渐老化、损毁和消失。“没有记忆就没有创造”。倘若不及时对这些珍贵的人类记忆加以抢救和保护，就会对塑造民族的未来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已故美姑毕摩大师曲比索莫老人生前使用的书写工具，巴莫曲布嫫 摄
毕摩文献的文化空间。在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体系中，毕摩文化可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石，在源远流长的彝族文化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彝谚尔比有云：“硕诺毕波帕”(毕摩的源头在黄茅埂下)。凉山州美姑县作为“毕摩之乡”，地处大小凉山彝区的腹心地带，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在诺苏彝族先民古侯、曲涅两大部族由滇入川的迁徙史路上，“林木莫古”(美姑的彝语地名)就已成为凉山彝区的历史文化胜地，这里不仅留下了回响千年的史诗绝唱，更在一代宗师“毕阿苏拉则”的盛名下传承着蕴藉深厚、丰富多彩的毕摩文献。彝族的哲学思想、历史地理、教育伦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风俗礼制、农艺医药等，通过毕摩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凉山这片古老而馥郁的土地上孕育成长，气韵生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创造力，泽及百世后人。1996年美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陆续开展了毕摩文献的普查、搜集、整理、展示和研究工作，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毕摩文献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因此，申报方以“毕摩之乡”为基地，将“凉山彝族毕摩文献”作为“中国文献档案遗产名录”的申报项目，当既是对策性的保护措施，也是学术性的研究方略，更是从基层和地方推进我国多民族文献档案保护工作和丰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必要环节。这对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各民族的和睦团结和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多样性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深刻反思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自源文字体系的古老民族之一。毕摩文献及其文化传承，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的保护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档案遗产价值和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也是一宗有代表性的档案文献。
在京彝族学者作为长期从事毕摩文化和彝学科研教学的本民族后人，始终高度关注着“凉山彝族毕摩文献”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工作。大家希望，申报方在凉山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申报工作增强本土社会的文献档案遗产保护意识，坚持“以人为本”，长期追踪、观察、保护和研究毕摩文献的传承人及其活形态的口头传承─传播机制；与此同时“以点带面”，逐步建立一批“毕摩文献档案遗产重点保护基地”，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确保在文献传承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切实地开展工作。
我们相信，申报方将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毕摩文献的抢救和保护，使这笔珍贵的文献遗产得到更确当和更广泛的利用，使 “毕摩之乡”的文献档案事业，在国家西部开发的宏伟蓝图下焕发出独特的神韵和活力。
（2004年12月15日）
作者简介：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