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就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主要彝学研究成果作了概述，提出了彝学研究中尚待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作者在阅览了大量彝学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一些彝学大家的观点作了比较，指出了这些大家针对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彝族文化；研究；综述
彝族，自称“No Su(诺苏），人口654万（1992年），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
彝族是一个跨国境而居的民族，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境外中南半岛各国，主要在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有几十万人口。
彝族人民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彝文典籍内容丰富，卷帙浩繁。总括哲学、伦理、历史、历法、神话、诗文、医药以及宗教祭祀和占卜各方面。千百年来，彝族历史文化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也为国外学者所瞩目。
本文就中外学者公开发表出版的主要彝学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国内对彝学的研究
(一）1949年前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的半个世纪里，有关彝学研究的专著50余部，论文200余篇。这些论著内容广泛，包括历史、经济、文化、语言文学、宗教等。最早研究彝族文化的，据现有资料看来，是从语言文字开始入手的。此间先后有十几位专家深入云贵川彝区对彝语文进行调査研究，他们是：杨成志先生、丁文江、袁家骅、罗常培、傅懋绩、马学良、高年华、闻宥等，为彝族语言文字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成志先生的《中罗字典>、《云南罗罗的文字》，首先将彝族语言文字公诸于学术界，为彝族文化的研究打开了神秘之门。之后，丁文江先生搜集、整理，由罗文笔先生翻译的《爨文丛刻》，马学良先生用国际音标注音的《倮文作斋经译注>、《倮文祭献药供牲经》等，影响颇大。
有关彝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有：曾昭伦先生的《大凉山彝区考察记》（1943)，林耀华先生的《凉山彝家》（1947年），杨成志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1934年），徐益棠先生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1943年），伍映苍《大小凉山开发概论》、《大小凉山倮族通考》（1947年），江应梁《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1948年），岭光电先生的《倮情述论>(1942年），庄学本先生的《西南夷族调査报告》、《罗罗的婚姻、生育及丧葬》，杨国栋先生的《打冤家——倮倮氏族之间的战争》，林惠祥先生的《倮倮、标本图说>，芮逸夫先生的《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傍命名考略>、《云南倮黑体质之研究》、《焚人考>，杨成志先生的《独立罗罗》，方豪先生的《南路撤龙、阿细二族琐记>，李景汉先生的《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魏大鸣、古振今的《川南民族调》等。
有关彝族宗教文化方面的著述有黄万民的《倮苏民族的神权思想》、《倮罗的禁忌》，雷金流先生的《云南澄江罗罗的祖先崇拜》，陈宗祥先生的《罗罗的宗教》，杨成志先生的《罗罗巫师、经典》，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等。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时期的彝学研究虽然有些著述具有一定的见地，但总的说来，除少数问题研究得较深入外，多数尚停留在介绍叙述或研究的初期阶段。有的观点因受当时社会影响也不见得正确。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彝区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就其资料性来说，仍然是十分可贵和难得的。
(二）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
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广为传播，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基本形成，毛泽东思想成为各项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学者们从崭新的角度，对彝族文化进行研究。但由于历史原因，三十年来，有“左”的教条和形而上学的研究倾向，把学术界的宗教学视为伪科学，把社会学看成是庸俗的学问，把体质人类学视为反动的学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学者们对彝学研究望而却步，对手中积累的大量彝学史料也少有问津。这一时期对彝学的研究性文章虽有进展，但作者大都较为慎重，局限性大，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正如香港人类学家谢剑在《昆明东郊的撤梅族》一书中所说：“过去三十年中，由于观点不同，大陆学者对彝族所作的调査重点多着重阶级关系和历史演变，家庭类型之分析多属阙如……至今这一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单元忽视了”。
这一时期出版发表的有关彝族的作品主要是收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性的成果主要有：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1979年），李延良的《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1979年）等，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
(三）80年代以后的彝学成就
历史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彝族文化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彝学界的老先生们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研究，纷纷发表和出版其研究成果。彝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何耀华先生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刘尧汉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胡庆均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和《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杜玉亭的《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和《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和评价问题》，马长寿遗著、李绍明整理的《彝族古代史》，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方国瑜的《彝族史稿》，中国彝族史纲要编篡委员会陇贤君执笔的《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等。
天文学方面的主要有：刘尧汉、陈久金、卢央等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刘尧汉、卢央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卢央的《彝族星占学》，罗家修的《古今彝历考》等。
宗教方面的主要有：宋恩常的《云南彝族的宗教观及其演变》，岭光电先生的《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吉克•尔达•则伙的《我在鬼神之间》、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等。
民族学方面的主要有：马学良先生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彝族文化史》，中科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彝族文化研究文集>,伍精忠的《彝族礼俗》，何耀华主编的《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等。
文学方面的主要有：杨继忠、芮增瑞、左玉堂的《楚雄彝族文学史》，李明等的《彝族文学史》,阿买尼等著、王子尧等译的《彝族诗文论》(1988年）和《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1990年）。
医学方面的主要有：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局药检所的《彝药志》(1990年〉，王荣辉的《贵州彝族医药验方选编》，李耕冬、贺廷超的《彝族医药史》和《彝医植物药》(1991年)，贺廷超、李拚冬的《彝医动物药》(1986年），阿子阿越的《彝族医药》等，
其他方面还有：马林英的《彝族妇女文化》，谢本书的《龙云传>、《卢汉传》、《张冲传》，李乔的《彝家将张冲传奇》，王朝柱的《龙云、卢汉与蒋介石》，黄学昌、彭先和的《张冲将军评传》，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四川彝族家支问题》，沙马拉毅的《汉彝翻译技巧探微>，左玉堂、马学良的《毕摩文化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的《彝族古籍研究文集》。
进入80年代至今，彝学研究中成果最多的是彝语言文字方面。在此期间的专著出版的有:陈士林先生的《彝语语言学讲话》(1985年），李民、马明的《彝语语音概论》(1983年）和《彝语语法概论》(1984年），赵洪泽、张余蓉的《凉山彝语语音与文字》(1986年），凉山州编译局的《彝族语言文字论文集》(1988年），丁椿寿的《彝文论》（1993年）和《黔滇川彝语比较研究》(1991年），陈士林等的《彝语简志》(1988年），赵洪泽、米武作的《彝语修辞学》（1991年），果吉•宁哈的《论滇川黔桂彝族文字》（1988年），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研究室的《彝汉简明词典》(1984年），贵州省彝学会等编纂的《简明彝汉字典》（1991年），四川省彝文工作组的《汉彝词典》(1989年）、《彝文字典》（1985年），朱建新、潘正云的《彝文词典》(1990年），张和平主编的《彝语文集》。
计算机彝文信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沙马拉毅等研制成功了多项计算机彝文系统，其中有：1983年研制成功的《微型计算机彝文处理系统（YWCL)》，1986年《计算机——激光彝文汉字编辑排版系统》,1992年开发的《北大方正彝文电子排版系统》，1995年开发《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等。其中《北大方正彝文电子排版系统》和《YWPS彝文桌面办公系统》作为推广成果，已在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中心、四川民族出版社、西南民族学院等单位使用。
与此同时，彝文信息处理方面，国家电子部和四川省民委共同提出，由沙马拉毅主持研制的《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和《信息交换用彝文15X16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两项国家标准已于1992年由国家颂布实施。《信息交换用24X24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国家标准现已完成研究上报，即将由国家发布实施。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突飞猛进，国际信息组织已在1994年4月土耳其召开的WG2会议上正式接纳中国提交的“关于彝文进入ISO1604国际信息标准”的提案，并将专题讨论彝文国际信息化问题，从而为彝文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80年代以来，除了以上有代表性的专著成果以外，散见于全国各报刊杂志的有关彝学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这是彝学界老一辈和脱颖而出的年轻学者的辛勤耕耘的结晶，显示出深厚的潜力和强劲的研究势头，使彝学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马学良、陈英的《贵州彝族文物考》，姚昌道的《彝文纵横谈》，肖家成、武自立、纪家发的《彝文源流试论》，余宏模的《彝族毕摩简论》，关荣华的《凉山彝族习俗与传统教育方式》，冯莉的《论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晓雪的《谈云南的几部民族史诗》，徐铭的《明代凉山黑彝反抗土司的斗争》，王丽珠的《巍山彝族源流》，罗希乌各的《试论彝族渊源》，苏连科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词的语义分析和词源结构研究》,冯敏的《彝族眼饰考》，蒂维吉的《凉山彝族习惯法初探》，阿鲁斯基的《论彝族“克智”》，黄建明的《散尼与日本民族的共同文化要素比较》，阿果的《南诏王位的世系考略》，左玉堂的《彝族打歌及打歌调的散论》，郭思九的《彝剧再探》，杨德室的《彝族民间舞蹈》，曾令士的《彝族民间器乐简析》，饶元、杨万智的《民族文化对民族体育的影响——云南彝族体育的历史探寻》，巴莫曲布莫的《论彝经祭祀诗的文学接受》，李延良的《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初探》，朱琚元的《彝族“四方八虎”图的哲学意义初探》，何积全的《浅谈彝族古代诗学专著〈彝语诗律论〉》，安尚育的《〈西南彝志〉的民俗学价值》，张庆芬的《彝族婚俗趣谈》，吴恒的《略论彝族渊源问题》，陈世鹏的《彝族火葬文化管窥》，庹修明的《论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孙自强的《家支问题浅见数点》，伍湛的《当前四川彝族地区家支问题态势述略》，罗德华、马金辉的《浅谈民主改革后的彝族“家支”》郎伟的《凉山彝族家支现状浅议》，普学旺的《简述翻译彝文古籍时应掌握的要点》，王成友的《谈谈彝族古籍的翻译与研究》，师有福的《论彝族八卦》，朱建新的《试论凉山彝语词头A—)、《凉山彝语附加式构词法初探》、《彝汉文渊源之争述略》等等。
1980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规范彝文以来，各种各类的彝文成果层出不穷，不断涌现，可谓彝文有史以来的最兴盛时期，规范彝文的推行，培养出了一大批作者和学者，这些作者和学者，不仅能用彝文直接写作，也能用汉文直接撰文，彝汉文双全，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各类成果。仅四川民族出版社就已出版发行了上千种彝文图书。其中有许多成果曾获全国和省级的各种奖励。
《彝语文概论》(彝文版，1990年），是西南民族学院李文华等七位青年学者撰写的，用彝文写出彝语文研究专集，尚属首次，可谓填补了空白。除专著外，用彝文发表的各种论文、书评、文章等篇幅繁多，不计其数，这里不再赘述。
二、国外对彝学的研究
彝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不仅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也早已为国际上许多知名学者所瞩目，最早涉足彝学的外国学者要数13世纪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他所著的《东方见闻》中，叙述了他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时的所见所闻。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杜布益和爱弥•罗毅到云南彝区，在所著《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南诏史）中，对云南彝族的习俗，尤其是婚姻形态作了详尽的介绍。英国人巴伯在《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大小凉山的彝族风土人情。19世纪80年代的《华西三年记》一书是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浩熙率队历经3年考察了川、黔、滇后写成的，书中大部分内容是考察彝区的材料。19世纪90年代，法国人德布来著的《华南和华西土著民族研究》中，对彝族从民族学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法国人保尔•博厄尔到云南彝区考察后，在其所著的《对倮倮语言的研究》一书中，对彝族的语言学、文字学方面作了专门的探讨。英国人戴维斯受英国政府派遣调査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他沿途对云南的彝族和其他民族也作了许多调査，写成了《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19世纪末，国外有关彝族文化的著作还有《华西的倮倮字》、《倮倮及其韪书》、《云南倮倮文研究>、《倮倮语言研究论文集》等。
20世纪初，法国人吕真达从1907年至1910年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在他所著的《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等书中，较详细地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情况。法国人多龙于1906年至1909年先后在川、黔、滇三省彝区考察，著成了《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等研究彝族的著作。同一时期，英国人李特的《滇西北旅行》一文中，对滇西北小凉山区的彝族情况作了介绍。法国人享利•科尔迪埃于1909年在他所主持的《道报》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较为详细地综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及外国人对彝族的研究情况及成果。美国学者哈里•伏兰克在其所著的《华南漫游记》中，较具体地介绍了彝文，并称其为“诺苏文”。法国人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的路南和昭通的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彝族地区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学者对彝族文化研究的成果较多，如白乌芳郎的《父子连名制与爨氏的谱系》（1957年）、《西南中国》(1960年）、《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1960年）、《西南中国诸土司的民族谱系》(1963年）、《华南土著居民的种族——民族分类及那些历史背景》（1966年）。日本君岛久子先生的《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日本滕汉义美的《西南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南诏国的历史研究》（1969年），栗原悟的《从明代彝族土司看民族联合的纽带》（1982年）等。
研究彝族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日本学者八卷佳子著的《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论争》，评述了我国的彝族文化研究情况。苏联的伊茨和雅可弗列夫合著的《东亚和东南亚诸民族的村社和社会组织》一书中，专门论述有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问题。
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方面，1966年美国学者谢飞的《汉藏语导论》中，他提出，彝语与缅语的关系密切，应划为同一语支的意见。他还认为，彝族在起源上和哈尼、傈僳、拉祜、阿昌和土家等族同源。Clark, Hyde的《华西的倮倮文字》(1882年）和《倮倮及其韪书》(1882年），Viel Panl的《云南倮倮文研究》（1890年），Boell P的《倮倮语研究论集》(1899年）和《法倮词典》（1909年），Shafer Robert的《倮倮语历史语音学》（195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语言学系系主任马蒂索夫教授的《评罗宾斯•伯林的<原始彝•缅语>》（1968年），《古彝语声调分裂再探》（1972年）等。日本京都大学文科系主任西男龙雄教授的《倮倮译语的研究——倮倮语的结构与体系》（1980年），《倮倮、缅甸语的研究》(1979年），《中国西南的倮倮文字》（1980年）等，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语言系主任D•布莱德雷教授的《彝语支源流》(1992年）等。
三、当代彝学研究中的主要学术争议问题
(一）关于彝族天文历法之争
十月太阳历与十二月阴阳历的争论是近几年才激化起来的。十月太阳历的代表刘尧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彝族在历史上曾经最先使用“十月太阳历”，即“一年五季十个月，一月三十六天，剩下5〜6天是年节日”。并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历》等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颇大。
十二月阴阳历的代表罗家修先生（四川省美姑县）认为，彝族自古就使用的是“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一月三十天”并著书《古今彝历考》例举大量事实以论证。
(二）关于彝族文字之争
1.在彝文产生的年代方面，有人认为彝文产生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此说是以史志中关于阿畸为唐人的记载和明朝的《千岁衢碑记》等作为旁证。另一种说法认为“彝文产生于春秋战国之前，距今约2500年历史”。此说是以考古中发现的铜戈符号为旁证。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彝文已有6000年的历史。此说是以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上刻画符号与彝文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以及能用彝文释读某些符号为依据的。
2.在彝文的性质方面，即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宇方面：有说彝文的性质和类型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音节文字，即彝文是表意文字”。有的说“彝文是表音的音节文字，即彝文是表意文字”。这些争议在70年代，制定规范彝文时非常激烈，因为这关系到是表意文字的话，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宇，是表音文字的话，就现在的规范彝文上千个就够了。当然争议的目的还在于，如果承认是表意文字的话，就有可能为四省区彝文统一打下基础，规范出超方言的表意文宇。但因彝语方言差别太大，要做到彝文的统一使用困难是大的。
(三）关于彝族起源之争
彝族起源问题，是彝学研究中迄今尚无定论的重大问題之一，有学者认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有的学者则认为彝族是外地迁到云南来的；主张东来说的人认为，“彝族与古代楚国有关，是楚将庄硚进军西南时迁来的”；主张西来说的认为，“彝族来自西藏，还有认为是来源于欧洲的雅利安人”。主张北来说的人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是河湟或賜支河首羌人的南迁，还有人认为“夷（彝）与越是同族”，现今彝族人肯定是古夷越人的后裔”。有的还认为彝族是南迁而来的。
这些纷繁的说法中，最不足据的是彝越同族说和雅利安人种说。彝、越同族说的唯一根据是《史记•楚世家》与《华阳国志.南中志》里有“夷越”一词，而夷越有时写成彝越，于是就认为彝族便是越人同族。显然，这样的论证方法和立论根据是不科学的，是不值一驳的。至于彝族雅利安种说，更是无从谈起，纯属捏造，早已为学术界所鄙弃。什么东来说、南来说、北来说、西来说等等,虽各有言之成理，但其考论都还不够充分，难使人信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也只有继续进行探讨，才能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四)关于南诏国之争
公元8世纪时中国西南兴建的南诏国，国王自细奴逻至舜化贞传13王共247年。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实力强大的古代国家。境内民族较多，但是，从王室族属和国民主体来看，南诏国无疑是彝族创建的国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彝族古国。
可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南诏史研究一直为中外学界所瞩目，对于南诏王室族属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争论至今，尚未彻底解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研究者首先提出“南诏王室傣族说”。他们认为“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忽必烈平大理国迫使傣族大量南迁”，此说在当时影响颇大，一时间为泰国史学界所接受，被称为“暹罗史之父”的丹隆亲王1924年所著的《暹罗古代史》中，完全采用了这种说法，到了30年代，中外学者对此说提出了怀疑。冯汉骥和希洛克在他们合著的一篇论文中使用唐人樊绰的《蛮书》及一些彝族志材料，对掸人祖先建立南诏国的论点加以驳斥，认为“南诏人与倮倮的关系比现代掸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凌纯声对唐代“乌蛮”和“白蛮”进行一番认真考证后，得出了“创立南诏的蒙氏乌蛮，属于今藏缅语族”的结论。至今，南诏王室傣族说已为国内学者完全摒弃了。江应標在1959年就指出：目前关于南诏的族属问题，虽然还没有一致看法，但所争论的是彝族与白族的问题，南诏王室及其主体民族都不是傣族，这一点在国内来说已经没有异议了。
南诏王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先民的见解，立足于唐代乌蛮族属的研究基础之上。1949年后，对于这一论点的研究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新获得的大量民族学调査资料，为“南诏王室彝族先民”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佐证。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外一些学者也主张南诏王室为彝族先民之说。南诏王室彝族说，现还未得到完全定论，还有一些疑团未解开，同时，这一说法还遇到了“南诏王室白族说”的挑战。
南诏王室白族说是对唐代的乌蛮、白蛮族属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白族说代表方国瑜认为：“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不是专门名称，不能认为是族别名称。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的记载都不是彝族，它们发展为元明以来的白族，因而不同意南诏王室彝族说。在他编纂出版的《彝族史稿》中，丝毫没有谈及南诏问题。有一些研究者又结合白族的语言、民族学调査及历史文物资料，全面论证南诏王室白族说，《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堪称是白族说的代表作。
然而，我国更多的著名学者著述，主张“南诏彝族说”。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马长寿先生在其《彝族古代史》(1987年李绍明教授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谈到南诏时说：“云南出现了统一的南诏王国，是云南彝族奴隶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这又对云南境内其它各族的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南诏王国是一个多部族、多文化的国家。主要的部族、部落有：乌蛮，（包括六诏乌蛮、东爨乌蛮、独锦蛮、长裤蛮、施蛮、顺蛮等等），白蛮（包括西爨蛮、弄栋蛮、河蛮等)”。“东爨乌蛮，我们可以肯定就是古代云南一带的彝族”。“唐代滇东北、滇东和黔西的六部落，从他们的名称、地望、产业、发饰、风俗各方面看来，应该都是彝族”。又说：“南诏国与彝族最有关系的，是它的军队组织”。“戴朱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这与凉山彝族出兵的装饰配备，几乎全部相同”。马长寿先生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论证了南诏国主体民族是彝族。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其编著的《彝族文化史》中用大量的材料为佐证，说：“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诏王室属于彝族先民，蒙舍蛮与今日巍山自称‘腊罗巴’的彝族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历史学家吴恒教授在其《蒙舍诏及其土著族属初探》一文中，通过充分论证后指出“由此可见，上述各书的作者都毫无例外的断言彝族自古以来便是巍山的土著，南诏细奴逻蒙氏家族也是彝族的先民。在没有出现其他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认为上述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历史学家祁庆富教授在其《南诏王室族属考辨》中从民族学调査材料、语言调査、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强有力论证了“南诏王室属彝族先民”的结论。
以上涉及彝学研究中的学术争论，只有在进一步深入广泛的调査研究基础上，从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综合研究，才能取得更强有力的论证。同时，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中，求大同、存小异，以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论证。相信在有志之士的不断探索努力下，这些“难断之案”，会在较短时期内，明了真相，得出使人信脤的结论。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总1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