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洪荒叙事不仅是彝族先民对远古灾变的口头记忆投射，更是承载族群宇宙观、生存智慧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本文以口头诗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为理论支撑，结合田野调查所得的《梅葛》传唱文本与毕摩口述资料，从文本形态、记忆表征、文化内涵、文明价值四个维度，系统阐释《梅葛》洪荒叙事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功能。研究发现，《梅葛》洪荒叙事以“混沌—灾变—重生”为叙事框架，既留存了人类对洪荒灾变的原始集体记忆，又通过神性叙事建构了彝族“万物同源”的宇宙观与“坚韧共生”的生存伦理；其口传传承方式不仅维系了族群文化基因的延续，更成为彝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纽带。本文旨在为西南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的保护、研究与活化提供学术参考，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认知。
关键词：彝族《梅葛》；洪荒叙事；口传史诗；族群记忆；文明根脉
姚安县官屯镇马游村梅葛文化广场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洪荒叙事是人类各民族远古神话与史诗中的核心母题之一，承载着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诞生、自然灾变的原始认知与集体记忆，是解读一个民族文化基因与文明底色的重要钥匙。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民族，其口传创世史诗《梅葛》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姚、永仁等地，是彝族罗罗颇、俚颇支系的文化瑰宝，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彝族的百科全书”与“族群根谱”[1]。《梅葛》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跨越千年，全文约五千七百七十余行，分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大部分，其中“创世”部分的洪荒叙事，详细记述了天地混沌、洪水滔天、人类重生的完整过程，既是彝族先民对远古自然灾变的记忆重构，也是其文化精神与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3]。
当前学界对《梅葛》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本整理、传承现状与艺术特色，虽有部分成果涉及洪荒神话的梳理，但多停留在单一文本解读层面，缺乏对洪荒叙事与族群记忆、文明根脉之间内在关联的系统性、多维度阐释，尤其忽视了其口传特性所赋予的动态传承价值与科考价值。基于此，本文以《梅葛》洪荒叙事为研究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与多学科理论，探析其文本形态、记忆表征与文化内涵，揭示其在族群认同建构、文明传承中的核心作用，不仅能丰富西南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的研究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理论支撑，更能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理解，彰显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文明基因。
（二）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学界对《梅葛》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经过整理的《梅葛》书面版本，标志着这部口传史诗正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2]。此后，相关研究逐步展开，形成了三大研究方向：一是文本整理与校注，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不同地区、不同传唱者的《梅葛》版本，进行文字校注、内容梳理与版本对比，代表性成果有《梅葛译注》《彝族梅葛史诗整理研究》等，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二是传承现状与保护研究，聚焦《梅葛》口传传承的困境，分析现代化、城镇化对史诗传承的冲击，提出非遗保护的路径与策略，如对毕摩传承人的培育、数字化保护等[3]；三是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研究，探讨《梅葛》中的宇宙观、伦理观、民俗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部分成果涉及洪荒神话的解读，但多侧重单一母题分析，缺乏对洪荒叙事与族群记忆、文明根脉的深度关联研究。
国外学界对彝族口传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文化人类学与比较神话学视角，以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为代表，其将《梅葛》翻译介绍到海外，推动了《梅葛》的国际传播，但研究多聚焦于史诗的叙事结构与跨文化比较，对其族群记忆与文明价值的解读较为薄弱[3]。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局限于文学或民俗学视角，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系统性研究；二是对洪荒叙事的记忆属性挖掘不足，忽视了其作为族群集体记忆载体的核心价值；三是缺乏田野调查的深度支撑，对不同传唱版本的洪荒叙事差异、毕摩的传承实践关注不够，影响了研究的科考性与针对性。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文本解析—记忆挖掘—文化阐释—价值提炼”为研究思路，立足《梅葛》洪荒叙事的口传特性与科考价值，结合多学科理论与田野调查资料，实现文本解读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梅葛》的不同传唱版本、整理文献与相关学术论文，厘清《梅葛》的传承脉络、文本构成与研究现状，借鉴口头诗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
2. 田野调查法：深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马游坪、大姚县昙华山等《梅葛》核心流传区，开展为期2个月的田野调查，访谈国家级、省级《梅葛》传承人（毕摩与民间歌手），记录洪荒叙事的口头传唱内容、传承场景与相关民俗仪式，收集一手口述资料与影像素材，确保研究的科考性与真实性[1][3]。
3. 多学科交叉法：融合口头诗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从文本形态、记忆表征、文化内涵、文明价值四个维度，对《梅葛》洪荒叙事进行多维度阐释，突破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限，提升研究的学术深度与专业性。
4. 比较研究法：将《梅葛》洪荒叙事与国内其他民族（如汉族、苗族、藏族）的洪荒神话进行简要对比，分析其共性与个性，揭示彝族洪荒叙事的独特性与文化价值，同时印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共生性。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突破单一文本解读的局限，从“口传史诗—族群记忆—文明根脉”的内在关联出发，构建多维度的研究框架，重点挖掘洪荒叙事的记忆属性与文明价值；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强化田野调查的实证支撑，将毕摩口述资料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提升研究的科考性与针对性，弥补现有研究缺乏实证支撑的不足；三是研究内容的创新，聚焦《梅葛》洪荒叙事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功能，探讨其在族群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丰富西南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的研究内容。
本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梅葛》流传区域广泛，不同支系、不同传承人的传唱版本存在差异，受调查范围与时间限制，未能全面覆盖所有版本，对版本差异的分析不够深入；二是对洪荒叙事的考古学印证不足，由于彝族远古文字资料有限，未能充分结合考古发现，对洪荒叙事的历史真实性考证有待进一步深化。
《梅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郭有珍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1. 彝族《梅葛》
“梅葛”一词源于彝语音译，“梅”意为经典、圣典，“葛”意为说、唱，合指“传唱经典”，因史诗通篇采用“梅葛调”演唱而得名[1]。《梅葛》是彝族口传创世史诗，无固定书面文本，全靠毕摩与民间歌手口耳相传，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姚、永仁等地，是彝族罗罗颇、俚颇支系的核心文化载体。其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万物创造、生产生活、婚丧礼俗等，分为“老年梅葛”“中年梅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四种类型，其中“老年梅葛”（赤梅葛）主要传唱开天辟地、洪荒灾变等神圣内容，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文本[3]。2008年，《梅葛》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洪荒叙事
洪荒叙事是指各民族在口传史诗、神话中，对远古时期天地混沌、自然灾变（主要为洪水灾变）、人类濒临灭绝、文明重生的相关叙事，是人类对远古自然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原始记忆投射。其核心要素包括“混沌初开”“灾变降临”“人类存续”“文明重构”四个部分，不仅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灾变的恐惧与敬畏，更蕴含着其对宇宙秩序、人类起源、生存智慧的思考。《梅葛》中的洪荒叙事主要集中于“创世”部分，以格滋天神创世、洪水滔天、兄妹成婚、人类重生为核心脉络，是彝族洪荒记忆的集中体现[1][4]。
3. 族群记忆
族群记忆是指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口传、仪式、民俗等方式，留存下来的关于族群起源、历史变迁、文化传统、生存经验的集体记忆，是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族群记忆具有口头性、传承性、主体性等特征，口传史诗作为族群记忆的重要呈现形式，通过代代传唱，将族群的集体记忆固化为文化符号，维系族群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梅葛》的洪荒叙事正是彝族族群记忆的鲜活载体，记录了彝族先民的生存困境、奋斗历程与文化基因[2]。
（二）理论基础
1. 口头诗学理论
口头诗学由美国学者帕里、洛德创立，核心观点是口传史诗是“表演中的创作”，其文本具有流动性、即兴性与传承性，并非固定不变的书面文本，而是在传唱者的表演中不断丰富、演变。口头诗学强调口传史诗的“口头性”与“表演性”，认为传唱者不仅是史诗的传承者，更是史诗的创作者，其传唱过程是族群记忆的传递与重构过程。本文借助口头诗学理论，分析《梅葛》洪荒叙事的口传形态、传唱特征与传承机制，揭示其口传特性对族群记忆传承的重要意义[3]。
2. 文化人类学理论
文化人类学强调从“文化整体观”出发，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形态、生存方式与文化内涵，注重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关注文化与社会、自然的互动关系。本文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将《梅葛》洪荒叙事置于彝族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民俗文化之中，探析其生成的自然与社会背景，解读其蕴含的宇宙观、生存伦理与文化认同，揭示洪荒叙事与彝族社会文化的内在关联[2][4]。
3. 神话记忆理论
神话记忆理论认为，神话并非单纯的虚构叙事，而是人类对远古历史、自然灾变、生存经验的原始记忆投射，是“被编码的集体记忆”。神话通过神性叙事的方式，将族群的集体记忆固化为文化符号，成为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本文借助神话记忆理论，分析《梅葛》洪荒叙事的记忆表征，探讨其如何将远古洪荒灾变的原始记忆转化为族群的文化符号，维系族群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认同感[4]。
《梅葛》非遗传承人周丽珍
三、彝族《梅葛》洪荒叙事的文本形态与传唱特征
（一）文本形态：混沌—灾变—重生的叙事框架
《梅葛》的洪荒叙事以“混沌初开—洪水灾变—人类重生”为核心叙事框架，形成了完整的叙事闭环，其文本形态具有鲜明的口头性、神圣性与系统性，不同传唱版本虽有细节差异，但核心脉络保持一致。结合田野调查收集的姚安马游坪、大姚昙华山两个核心版本，其文本形态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混沌初开与天地建构。《梅葛》开篇即描绘了“远古的时候没有天，远古时候没有地”的混沌状态，宇宙处于不分天地、不分阴阳的无序状态[1]。随后，格滋天神降临，从天上放下九个金果化为九个儿子，令五人造天；放下七个银果化为七个姑娘，令四人造地。造天的儿子以云彩为衣裳、露水为口粮，以伞为模子、蜘蛛网为底子造天；造地的姑娘以青苔为衣裳、泥巴为口粮，以轿为模子、蕨菜根为底子造地。因造天者懒惰、造地者勤劳，导致天小地大，格滋天神派阿夫调解，通过拉天、箍地、拱地等方式，使天地相合，形成了山川、河谷、平坝[1]。此后，格滋天神又命人补天补地，以虎尸化生万物，构建起完整的宇宙秩序，为人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4]。这一部分的叙事，展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的原始认知，是洪荒叙事的前提与铺垫。
第二部分，洪水灾变与人类危机。在天地建构完成、人类初步繁衍之后，《梅葛》叙事转向洪荒灾变：因人类不敬神灵、作恶多端，格滋天神决定以洪水惩罚人类，“天上下大雨，地上涨洪水，洪水漫高山，淹没了大地”，人类几乎濒临灭绝[4]。唯有一对善良的兄妹（不同版本中名字略有差异，多为“扎努扎别”与“依努依别”），在天神的指引下，躲进葫芦中，得以幸免于难。这一部分的叙事，详细描绘了洪水的凶猛、人类的苦难，既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灾变的恐惧与记忆，也蕴含着彝族“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3]。
第三部分，兄妹成婚与人类重生。洪水退去后，世间只剩下这对兄妹，为了延续人类，天神指引兄妹成婚。兄妹起初拒绝，认为“兄妹成婚不合情理”，但在天神的劝说与族群存续的压力下，最终顺应天意，结为夫妻[4]。婚后，兄妹生下一个葫芦，葫芦剖开后，走出了汉、彝、苗、傣等各个民族的祖先，人类得以重生，文明得以延续[2]。这一部分的叙事，不仅解决了洪水后的人类存续问题，更蕴含着彝族“族群同源”的观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文化佐证[2]。
（二）传唱特征：口传性、表演性与传承性的统一
作为口传史诗，《梅葛》的洪荒叙事并非固定不变的书面文本，其传唱特征与彝族的生存环境、民俗文化、传承体系密切相关，呈现出口传性、表演性与传承性的统一，这也是其能够跨越千年得以传承的核心原因。
1. 口传性：无固定文本，即兴创作与传承。《梅葛》没有书面文字记载，全靠毕摩与民间歌手口耳相传，传唱者在传唱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记忆、演唱场景与听众反应，对洪荒叙事的细节进行即兴调整与补充，形成不同的传唱版本[3]。例如，姚安马游坪版本中，对洪水灾变的描述较为详细，重点强调天神的惩罚与人类的忏悔；而大姚昙华山版本中，则更注重兄妹成婚的过程，突出族群存续的艰难。这种口传性使得《梅葛》的洪荒叙事具有流动性与多样性，也让族群记忆在传唱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与重构[4]。
2. 表演性：仪式化场景中的传唱。《梅葛》的洪荒叙事并非单纯的“讲故事”，而是与彝族的民俗仪式、祭祀活动深度绑定，具有鲜明的表演性[3]。在每年旧历十月八日诸神聚会之日、火把节、祭祖大典等重要仪式中，毕摩作为核心传承人，会身着传统服饰，手持法器，以“梅葛调”演唱洪荒叙事，周围的彝族群众围坐聆听，参与祭祀仪式[1][3]。这种仪式化的传唱，不仅强化了洪荒叙事的神圣性，更让族群成员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接受族群记忆的熏陶，增强文化认同。此外，传唱过程中，还会伴有葫芦笙、三弦等乐器伴奏，形成“唱—奏—听”的互动场景，提升了史诗的感染力[3]。
3. 传承性：毕摩主导，世代延续。《梅葛》洪荒叙事的传承以毕摩为核心，形成了“毕摩—民间歌手—族群成员”的传承体系[3]。毕摩作为彝族的祭司与文化传承人，不仅掌握着完整的《梅葛》传唱文本，还熟悉相关的祭祀仪式与文化内涵，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洪荒叙事传授给下一代毕摩与民间歌手[1]。民间歌手则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将洪荒叙事传唱给普通族群成员，使族群记忆得以广泛传播。这种传承体系，既保证了洪荒叙事核心内容的稳定性，又通过世代传唱，让族群记忆得以延续，维系了彝族文化的连续性[4]。
四、彝族《梅葛》洪荒叙事的族群记忆表征
《梅葛》的洪荒叙事并非单纯的神话虚构，而是彝族先民对远古历史、自然灾变、生存经验的集体记忆投射，其叙事内容与传唱过程，都是族群记忆的具体表征，承载着彝族的历史记忆、生存记忆与文化记忆，成为维系族群身份认同的核心纽带。
（一）历史记忆：远古灾变与族群起源的口头留存
洪荒叙事是彝族先民对远古自然灾变的原始历史记忆的口头留存。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远古时期，西南地区气候湿润、降水丰富，频繁发生洪水灾变，这种自然环境的变迁，给彝族先民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也在其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4]。《梅葛》中对洪水灾变的详细描述，“洪水漫高山，淹没了大地，牛羊被冲走，人类无家可归”，正是这种远古灾变的真实记忆投射，并非单纯的神话虚构。
同时，洪荒叙事也留存了彝族族群起源的历史记忆。《梅葛》中“兄妹成婚、葫芦生人”的叙事，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本质上是彝族先民对族群起源的原始认知，反映了彝族从氏族部落时期的血缘婚向对偶婚过渡的历史进程[4]。而“葫芦生人”的叙事，与彝族民间“人从葫芦来”的传说相呼应，不仅解释了彝族的起源，更成为彝族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彝族群众将葫芦视为族群的“母亲容器”，将自己视为葫芦的后代，这种记忆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世代延续，强化了族群的归属感[1][3]。此外，叙事中“葫芦剖开生出多民族祖先”的内容，也留存了彝族与其他民族同源共生的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口头历史佐证[2]。
（二）生存记忆：自然适应与族群奋斗的经验总结
《梅葛》的洪荒叙事承载着彝族先民的生存记忆，是其在长期的自然适应与族群奋斗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远古时期，彝族先民生活在西南高原的山区，自然环境恶劣，洪水、干旱、野兽等灾害频繁，生存面临巨大挑战[4]。《梅葛》的洪荒叙事，不仅记录了洪水灾变带来的苦难，更记录了先民们应对灾变、顽强生存的过程。
一方面，叙事中“兄妹躲进葫芦幸免于难”的情节，反映了彝族先民应对洪水灾变的生存智慧——葫芦质地轻盈、密封性好，能够在洪水中漂浮，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发现的“避险工具”，这种生存经验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传递给后代，成为彝族族群的生存密码[3]。另一方面，叙事中“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情节，反映了彝族先民在绝境中顽强奋斗、延续族群的精神，彰显了“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族群精神[4]。此外，《梅葛》洪荒叙事中，还蕴含着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与适应经验，如对天地形成、万物生长的描述，反映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初步认知，为其生产生活提供了指导，这种生存记忆，成为彝族族群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撑[1]。
（三）文化记忆：宇宙观与伦理观的符号化表达
《梅葛》的洪荒叙事是彝族文化记忆的符号化表达，其叙事内容蕴含着彝族的宇宙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核心文化内涵，通过神性叙事的方式，将这些文化内涵固化为族群记忆，代代传承。
在宇宙观方面，《梅葛》洪荒叙事构建了“万物同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4]。叙事中，天地由天神创造，万物由虎尸化生，人类与自然、神灵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宇宙观，反映了彝族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也成为彝族生态伦理的思想源头——先民们认为，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都是有灵性的，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1][4]。这种宇宙观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融入彝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行为准则。
在伦理观方面，《梅葛》洪荒叙事蕴含着“善恶有报、族群共生”的伦理观念[4]。叙事中，洪水灾变的起因是人类不敬神灵、作恶多端，这体现了彝族“敬畏神灵、向善避恶”的伦理准则；而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体现了“族群存续至上”的伦理观念；“葫芦生人”衍生多民族的叙事，则体现了“多元共生、和谐相处”的伦理观念[2]。这些伦理观念，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成为彝族族群的行为规范，维系着族群的秩序与和谐。
此外，洪荒叙事中“毕摩传唱、仪式祭祀”的传承方式，也成为彝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毕摩作为文化传承的核心，其身份与职责，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得以强化，成为彝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符号[3]。
五、彝族《梅葛》洪荒叙事的多维度文化阐释
《梅葛》的洪荒叙事作为彝族口传史诗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族群记忆，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宇宙观、生存伦理、族群认同、文明交融四个维度，能够更深刻地解读其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核，揭示其在彝族文明传承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一）宇宙观维度：混沌有序的创世逻辑与自然敬畏
《梅葛》的洪荒叙事，构建了彝族独特的创世逻辑与宇宙观，其核心是“混沌—有序—共生”，体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自然规律的原始认知与敬畏之心[4]。与汉族“盘古开天辟地”的单一创世叙事不同，《梅葛》的洪荒叙事以“格滋天神创世”为核心，描绘了一个从混沌无序到有序和谐的宇宙生成过程——天地由天神创造，万物由虎尸化生，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与自然、神灵和谐共生[1]。
这种宇宙观，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神性与自然的统一”，格滋天神作为至高神灵，并非凭空创造宇宙，而是顺应自然规律，通过“造天、造地、补天、补地”等行为，构建宇宙秩序，体现了彝族先民“天人合一”的认知[4]；二是“万物有灵”，叙事中，天地、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都具有灵性，都是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让彝族先民对自然充满敬畏，形成了“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1]。
从文化意义来看，这种宇宙观不仅塑造了彝族群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更成为彝族生态文化的核心源头。在彝族的生产生活中，“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如禁止乱砍滥伐、禁止过度狩猎等，这些习俗，都是《梅葛》洪荒叙事中宇宙观的具体体现，对当代生态保护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
（二）生存伦理维度：坚韧共生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敬畏
《梅葛》的洪荒叙事蕴含着彝族“坚韧共生、敬畏生命”的生存伦理，这种伦理观念，是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形成的，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成为族群的行为准则，维系着族群的延续与发展[4]。
一方面，洪荒叙事彰显了“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生存精神。洪水灾变导致人类濒临灭绝，但彝族先民没有放弃，而是在绝境中寻找生机，通过兄妹成婚、繁衍人类，实现了族群的重生[3]。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彝族族群的精神内核，支撑着彝族先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生存、不断发展，也成为当代彝族群众应对困难、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洪荒叙事蕴含着“敬畏生命、共生共荣”的生存伦理。叙事中，人类与自然、神灵、其他族群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4]。这种伦理观念，让彝族群众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族群之间和谐共生”的良好传统。例如，彝族群众对葫芦的崇拜，不仅因为葫芦是族群起源的象征，更因为葫芦是生命的载体，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而“葫芦生人”衍生多民族的叙事，则体现了对不同族群的尊重与包容，为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文化支撑[2]。
（三）族群认同维度：文化符号与身份归属的建构
《梅葛》的洪荒叙事是彝族族群认同建构的核心载体，通过构建独特的文化符号、传递族群记忆，强化了彝族群众的身份归属与族群凝聚力[2]。族群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而口传史诗作为族群文化的核心载体，通过传唱，将族群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传递给每一位族群成员，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
首先，洪荒叙事构建了彝族独特的文化符号——葫芦、格滋天神、兄妹始祖等，这些符号，成为彝族族群身份的标志[3]。彝族群众将葫芦视为族群的“母亲容器”，将格滋天神视为族群的保护神，将兄妹始祖视为族群的祖先，这些文化符号，通过洪荒叙事的传唱，深深植根于彝族群众的心中，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核心标志。
其次，洪荒叙事传递了彝族共同的族群记忆，让族群成员在共享记忆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身份归属[4]。《梅葛》的洪荒叙事，记录了彝族的起源、生存、奋斗历程，是彝族族群的“集体记忆库”，族群成员通过聆听、传唱洪荒叙事，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族群历史与文化传统，增强对族群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最后，洪荒叙事的传承过程，也是族群认同强化的过程[3]。在仪式化的传唱场景中，族群成员围坐聆听，共同参与祭祀仪式，感受族群文化的魅力，这种集体参与的过程，能够强化族群成员的集体意识，增强族群凝聚力，让彝族族群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族群认同。
（四）文明交融维度：多元共生与文化互鉴的见证
《梅葛》的洪荒叙事并非孤立的彝族文化现象，而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其叙事内容中，蕴含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2]。
一方面，《梅葛》的洪荒叙事与国内其他民族的洪荒神话具有诸多共性，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同源性[4]。例如，汉族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苗族的“洪水滔天、兄妹成婚”，藏族的“创世神话”，都与《梅葛》的洪荒叙事有着相似的叙事框架——混沌初开、洪水灾变、人类重生，这种共性，反映了各民族在远古时期面临着相似的自然环境与生存困境，形成了相似的集体记忆，也印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源性与整体性[2]。
另一方面，《梅葛》的洪荒叙事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体现了彝族文化的个性，同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展现了文化互鉴的成果[4]。例如，《梅葛》中“虎尸化生万物”的叙事，是彝族独特的文化表达，体现了彝族的虎崇拜文化；而“兄妹成婚”的叙事，虽然与其他民族相似，但在细节上融入了彝族的民俗文化与伦理观念，体现了彝族文化的个性。此外，随着民族交流的不断深入，《梅葛》的洪荒叙事也吸收了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如天神的形象、伦理观念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与融合[2]。
这种“共性与个性并存、交流与互鉴共生”的特征，不仅丰富了《梅葛》洪荒叙事的文化内涵，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宝库[2]。
六、《梅葛》洪荒叙事的传承困境与活化路径
（一）传承困境：现代化冲击下的记忆消解与传承断层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彝族《梅葛》洪荒叙事的传承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记忆消解、传承断层与文化异化三个方面，严重威胁着这一珍贵口传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发展[3]。
1. 族群记忆消解：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冲击。随着彝族群众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农耕文明逐渐被现代文明取代，彝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景、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3]。年轻一代彝族群众更多地接触现代文化、流行文化，对传统的口传史诗、民俗仪式兴趣下降，难以主动传承《梅葛》的洪荒叙事，导致族群记忆逐渐消解。此外，彝语的普及程度下降，年轻一代彝族群众大多使用汉语交流，对《梅葛》洪荒叙事的彝语传唱文本难以理解，进一步加剧了记忆消解的速度[3]。
2. 传承断层：传承人老龄化与传承机制弱化。《梅葛》洪荒叙事的传承以毕摩与民间歌手为核心，但当前，毕摩与民间歌手大多年事已高，60岁以上擅长演唱“老年梅葛”（含洪荒叙事）的传承人已不足5人，且无人能够完整演唱[3]。而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传承《梅葛》洪荒叙事的人寥寥无几，缺乏专业的传承人培养机制，导致传承出现断层。同时，口传传承的方式本身具有脆弱性，一旦传承人离世，其掌握的传唱文本与文化内涵就可能永久消失[3]。
3. 文化异化：商业化与同质化的冲击。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梅葛》被纳入商业化开发的范畴，但部分开发行为缺乏对其文化内涵的尊重，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将《梅葛》的洪荒叙事简化、改编，甚至融入不符合其文化内涵的元素，导致文化异化[3]。此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过度强调其娱乐性，忽视其神圣性与文化内涵，导致公众对《梅葛》洪荒叙事的认知出现偏差，难以真正理解其文化价值。
（二）活化路径：记忆重构与文化传承的实践策略
针对《梅葛》洪荒叙事的传承困境，结合其口传特性与文化价值，本文从记忆重构、传承人培育、数字化保护、文化活化四个方面，提出其活态传承的路径，实现族群记忆的延续与文化价值的彰显。
1. 记忆重构：强化族群记忆的当代表达。通过开展田野调查，全面搜集《梅葛》洪荒叙事的不同传唱版本、口述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校注，构建完整的文本体系，为记忆重构提供基础[3]。同时，结合当代彝族群众的生活方式，将洪荒叙事中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核，转化为当代彝族群众能够理解、接受的表达形式，如改编为短视频、绘本、舞台剧等，让族群记忆在当代生活中得以延续与传播，强化族群的文化认同[4]。
2. 传承人培育：完善传承体系，激发传承活力。建立“毕摩—民间歌手—青年传承人”的三级传承体系，加大对毕摩与民间歌手的扶持力度，保障其传承权益，鼓励其开展口传传承活动[3]。同时，与当地中小学、高校合作，开设《梅葛》文化课程，将洪荒叙事纳入教学内容，培养青年传承人的兴趣与能力；举办传承人培训班，邀请老传承人授课，系统传授传唱技巧与文化内涵，破解传承断层的困境[3]。
3. 数字化保护：搭建记忆保存与传播平台。利用现代数字化技术，对《梅葛》洪荒叙事的口头传唱、仪式场景、传承人访谈等进行录音、录像，建立数字化档案，实现族群记忆的永久保存[3]。同时，搭建数字化传播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线上展厅等，发布《梅葛》洪荒叙事的传唱视频、文本资料、文化解读等内容，扩大其传播范围，让更多人了解其文化价值，增强文化影响力[4]。
4. 文化活化：推动文化内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尊重《梅葛》洪荒叙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开展适度的商业化开发，打造具有彝族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旅游项目，如葫芦文创、洪荒叙事主题旅游线路等，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3]。同时，结合彝族的民俗仪式，举办《梅葛》文化节、传唱比赛等活动，强化其仪式化传承场景，让族群成员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感受族群记忆与文化魅力，激发传承活力[1][3]。此外，加强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举办跨民族史诗论坛、文化展演等活动，促进文化互鉴，彰显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价值[2]。
七、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彝族口传史诗《梅葛》的洪荒叙事，以“混沌—灾变—重生”为核心叙事框架，呈现出口传性、表演性与传承性的鲜明特征，是彝族族群记忆与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从族群记忆表征来看，其承载着彝族先民的历史记忆、生存记忆与文化记忆，记录了远古灾变、族群起源、生存奋斗的历程，传递了彝族的宇宙观、伦理观与价值观；从多维度文化阐释来看，其蕴含着“万物同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坚韧共生、敬畏生命”的生存伦理，“文化认同、身份归属”的族群意识，以及“多元共生、文化互鉴”的文明内涵，是彝族文明的根脉，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梅葛》洪荒叙事的传承面临着记忆消解、传承断层、文化异化等困境，需要通过记忆重构、传承人培育、数字化保护、文化活化等路径，实现其活态传承。《梅葛》洪荒叙事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西南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的研究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更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认知，彰显了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文明基因。
（二）研究展望
本文对《梅葛》洪荒叙事的研究，虽结合了田野调查与多学科理论，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扩大田野调查范围，全面搜集《梅葛》洪荒叙事的不同传唱版本，深入分析版本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丰富文本研究的深度；二是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结合西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对《梅葛》洪荒叙事中的远古灾变、族群起源等内容进行实证考证，提升研究的科考性；三是聚焦《梅葛》洪荒叙事的当代活化实践，跟踪其数字化保护、商业化开发、传承人培育等实践过程，总结经验与不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策略。
同时，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的研究，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文明价值，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魅力，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 梅葛[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9.
[2] 邱尼姑, 叶宏. 从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24(02): 34-41.
[3] 楚雄彝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彝族梅葛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8.
[4] 李丽芳.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的宇宙观与生存伦理[J]. 民族文学研究, 2022(03): 89-98.
[5] 王宁. 口头诗学视角下《梅葛》的传承特征[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4): 123-128.
[6] 张庆芬. 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以彝族《梅葛》洪荒叙事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8): 178-183.
[7] 帕里, 洛德. 口头诗学: 帕里-洛德理论[M]. 尹虎彬,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8]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管鹏，男，彝族，1978年12月生，群文馆员，现供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长期深耕边疆民族地区，潜心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研究，从多彩的民族文化沃土中汲取养分，创作涉猎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民族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笔耕不辍，累计600余篇（首、则）作品刊发于《人民日报》《民族文化研究》《歌剧》《云南日报》《民族音乐》《云南民族》《今日民族》《民族时报》《云南群众文化》及彝族人网、今日头条、知乎、小红书、美篇等各级报刊与网络平台，多次获行业表彰，多部作品斩获各类奖项。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长期致力于边疆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发展。
图片来源：姚安县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