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到清代前中期,文山地区的主要居民仍是壮族、彝族、苗族等民族,汉族人口很少。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文化和生活习尚存在较大差异。清代文山地区的儒学教育较之明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教育的持续举办,实质就是内地儒学文化在文山多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从而对文山地区本土民族社会生活的嬗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文山地区;儒学教育;民族社会生活;嬗变;清代
(文山小西门城楼旧照)
文山地处云南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在明清时期云南的开发进程中,一直处于末梢的位置,总体开发较晚。但从自身纵向视角而言,清康熙之后,是文山地区开发较快的时期,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杨永福《清代文山地区儒学教育发展述要》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清代文山地区儒学教育(包括官学、书院、义学)发展概况,并从清政府重视教育的大环境、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和实力举办以及移民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促进等方面分析了清代文山教育得到发展的缘由。[1]但对于儒学文化的传播与当地民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未能涉及。笔者以为,清代文山地区儒学教育的持续举办,实质上就是内地儒学文化在文山多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从而对地域民族社会生活的嬗变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
直到清代前中期,文山地区的主要居民仍是壮族、彝族、苗族等民族,汉族人口很少。据记载,大致是雍正、乾隆以后,进入文山地区的汉族移民才较多见于文献。如广南府。“广南向止夷民,不过蛮獠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乾隆四十年(1775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3555甲、34997户,道光元年,增加到4500余甲。[2]79开化府的情况亦大致相似。“开化府原系夷地,并未编丁”,随着内地移民较多地迁入,于是开始编查户口,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计有“土著人民”41086户、182685丁;到道光六年(1826年),新增4400余户。[3]75-76从当时的情形看,进入官府户籍体系的,无疑主要是汉族移民。
根据(道光)《开化府志》卷九《风俗·种人》的记载,开化府境内居住的民族支系众多,有侬人、僰子、花土僚、白土僚、黑土僚、旱摆夷、水摆夷、白倮罗、黑倮罗、聂素、沙人、黑母鸡、白母鸡、黑仆拉、白仆拉、花仆拉、马喇、瑶人、阿成、窝泥、阿戛、阿者、阿系、阿度、普岔、喇鸡、喇乌、孟乌、普剽、普马、普列、腊欲、腊兔、舍乌、山车、阿倮、腊歌等30余种。[3]244-248根据现代民族识别,上述民族支系主要归属于壮族、彝族、傣族,其中属于彝族的支系最多。这些汉族以外的民族,由于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各异,交通条件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是存在差异的,如壮族是典型的农耕稻作民族,主要居住在河谷、坝区;苗族则是兼游耕、打猎、采集为一体,居住于山区;彝族已经定居从事旱地耕作,主要居住于山区半山区。缘于交通条件以及受到汉文化影响程度不同,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文化和生活习尚存在较大差异。
以彝族为例。彝族内部支系繁多,文山彝族亦不例外。在广南府就有多个支系,“白倮猡:散处四乡,性情刚蛮,凛畏法度。刀耕火耨。男子耕种为生,女子绩麻为衣。平时赴城买卖,价值不敢多增。其习俗好猎信鬼,病不服药。黑倮猡:赋性横悍,耕种为业。婚姻丧葬亦知称家有无。……又一种性最鄙俗,婚姻悉听男女自择,不用媒妁。黑仆喇:一名普腊。婚丧与倮猡无异,而语言更觉难通。蓬头跣足,衣不浣濯。卧以牛皮,覆用羊革毡衫。刀耕火种,常数易其土,以为养地力焉。白仆喇:性最朴。多住山坡。……婚多苟合,礼较简。花仆喇:丧亦用棺葬,不忍火,且论山向,自谓不似诸夷,各有古礼,语言微异”[2]74-75。而清代的开化府,则有黑倮罗、白倮罗、聂素、黑母鸡、白母鸡、黑仆拉、白仆拉、花仆拉等支系,其社会习俗也有差异。如“黑倮罗:性朴。多种旱地。……男女服近汉,……食惟杂粮,婚亦央媒,……丧与汉同,葬以火化”。“黑母鸡:性如桀兽,居必负险。出入挟弓弩,带左锸。卧以牛皮,四季拥炉以度长夜。小隙,则数世必报,大德若忘”。“白母鸡:朴直小心,不能受屈。……婚不用媒,财礼以牛,多至五六条者,但可陆续办交,贫者世代索取。丧不用棺,无论山坡,俱横葬”。“黑仆拉:一名普腊。婚丧与倮罗同,而语言更不通。蓬头跣足,衣不浣濯。卧以牛皮,覆用羊革毡衫。刀耕火种,数易其土以养地力”。[3]245
可以看出,至少直到道光年间(1821年至1850 年),今文山地区的彝族很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仍保留着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他民族的情形,亦相去不远。广南府,“苗倮杂居,性缓力弱,病不服药,专祷鬼神,喜食诸虫,刻木为契。人尽力耕,不治末业。山多硗确,岁少丰收。沙侬,蠢朴无能,习俗宽柔”;“村寨皆夷民,耕织相兼,男子懦而性惰,女健而力勤。地无杂产,人鲜逐末。居处架木为楼,板为壁,缘梯而升,中设火池,悬釜以炊”;“土人或遭横死,如雷击、虎伤之类,则不殓不埋,将尸坐于椅上,送往高山,以伞笠覆之,听其消化,人不敢近。男、妇为巫者,死亦如是”。[2]71-73开化府,“刻木为信,不习文字,不喜搆讼,崇巫祀鬼,迁徙无常”,这大概指的是苗族的情形。“侬人:广南侬智高遗种,散居八里。十之五六性狡,好奢侈,甘犬嗜鼠。男女勤耕织,惯挑棉锦。楼居,无椅凳,席地而坐,脱履梯下而后登。妇人短衣长裙,男首裹青花帨,衣粗布如 。长技在铳,盖地近交趾,习尚使然。婚姻以歌唱私合,始通父母议财礼。病不用药,惟知祭鬼。亲死,素食麻衣,土巫卜期火葬,不拘日月远近,岁终,服即除”。[3]241-244
在地方官员看来,这些民族都处于野蛮、落后、未开化的状态,所谓“边民种类不一,衣服食用亦各异,面目䫏丑,言语啁啾,土地使之然也。然椎鲁无知,见官长如失魂魄,训以道理,亦似心领神会。第足迹罕入城府,目不识字,遇告诫明文不能句读,而日萃处于游民无赖之中,听其煽惑,往往为蚊蚋蚁虫之聚,迨呼喝解散,茫然不知何所见而来也”[2]71。
显然,这种状况与逐渐深入的国家一元化的政治控制格局是不相吻合的。因而从清廷中央到地方官员持续不断的办学热潮,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的教化,通过内地儒学文化的传播改变边疆民族社会文化结构,构建起一元化的思想文化传播格局。
二
“广南在元明虽入版图,未设学校,犹结绳刻木之陋也。”[2]59广南府设置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但流官鲜有实地履任的,统治实权操于被朝廷任命为土知府的侬氏土司之手。因此,有明一代,广南府未曾设立府学;仅有社学一所。而开化府迟至清康熙六年(1667年)始设立,明时为阿雅土司(马关八寨一带)及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地,阿雅土司于永乐年间(1403年至1424年)直属云南布政司,三长官司则隶属于临安府,自然也没有设立官办的学校。可以说,文山地区在明代云南儒学教育分布格局中实属空白区域。
进入清代,广南府的建置得以延续。同时,在康熙六年(1667年),对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进行了改流,整合其地设置了开化府。这样,今天的滇东南地区绝大部分被纳入府县建制管辖之下。其后,朝廷的统治进一步深入,康熙八年(1669年),废维摩土州(此前属广西府),以其地分隶开化、广南。雍正八年(1730年),设文山县,为开化府附郭;乾隆初,设宝宁县,附广南府。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改马白同知为安平抚彝同知。道光三年(1823年),增设江那县丞。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期文山地区的儒学教育开始得到较快发展。“圣人之道,非学校无以明。而学校之设,视王化为远迩。王化所及,教即随之,原未尝以夷夏为限。”[2]169在这里,教育被看作教化边疆民族最重要的手段。
清代文山地区办学情况大致如下:
1.开化府。康熙六年(1667年),设开化府学,置教授一名,负责管理府学的一切事物。标志着云南壮族地区有了正规的学校。府学开办之初,学额定为小府学即十二名。二十一年(1682年),增至二十名,并定廪生40名、增生40名,一年一贡。[4]515此后成为定例。
除了府学之外,又创设有书院:开阳书院,在府城西门外新街。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府李锡捐款创设,此后多次扩建。乾隆间,与文山书院合为一馆,改称开文书院。道光初,仍称开阳书院。文山书院,在府城西门内。雍正八年(1730年)知县徐本仙捐俸设立。后与开阳书院合并。江那书院(一称萃文书院),在开化府江那街(今砚山县城),嘉庆十年(1805年),江那里士庶公建。凤鸣书院,在府治东南古木街,咸丰四年(1854年)新建,但七年即因乱焚毁。[4]581
专门针对一般夷民子弟的义学在清代雍正年间得到迅速发展,此种情形在当时的开化府体现十分明显。据道光《开化府志》记载,开化府共设有义学12所,分别是:开化里义学、乐农里义学、安南里义学、王弄里义学、江那里义学、东安里义学、永平里义学、逢春里义学、新现里义学、马白义学、鸣旧义学、三营义学。[3]155-156其中,乐农里义学设于雍正九年(1731年),鸣旧义学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营义学设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其余9所义学均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从空间分布看,开化里义学,距府城最近,位于府城南三里;而新现里义学距离最远,在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2.广南府。前面提及,广南府虽设立于明洪武年间(1368年至1398年),但终明一代未曾设立府学。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任广南府知府的茹仪凤请设府学,得到批准,设教授一名,复设训导一名。第二年,照中学例取进文武童生各15名。并定廪生30名、增生30名,三年两贡[4]513。从时间看,广南府学的设立要晚于开化府学。
除了府学之外,广南府也有书院的开设。具体情况是:青莲书院,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知府王显绪建,在城北。莲峰书院,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知府傅应奎建,在明伦堂后。培风书院,道光元年(1821年),知府何愚建,在文昌宫左。[2]60
广南府的义学共有9所,分别是:本城义学、八播义学、普厅义学、阿科义学、里跛义学、皈朝义学、弥勒湾义学、莫雨竜义学、剥隘义学。除本城义学外,其余8所义学均分布于府治之外的乡村,最远的为剥隘义学,距离府城有四百六十里之遥。这些义学的设置时间,除本城义学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其余8所义学均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知府吕大成、陈克复捐俸设立。[4]564
自康熙年间创办学校,至清末200余年里,文山地区出现了一批封建知识分子群体。据统计,共产生文进士6名,文举人73名(见表1),武进士5名,武举人94名;还有各种名号的贡士173名。没有考中举人的府学、书院生员是不包括在内的,还有从各地义学肄业的各民族生童,这部分群体的数量应当要远远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
表1 清代文山地区文进士、文举人情况统计表(单位:名)

综上所述,清代文山地区的儒学教育较之明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而教育的持续举办,实质就是内地儒学文化在文山多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这不能不对文山民族社会生活的嬗变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三
清代官方主导的教育活动,包括官学、书院、义学,毫无疑问,其内容主要是儒学的基本内容,因此,儒学教育的创办,即是内地儒学文化传播的过程,换句话说,是边疆民族社会生活内地化的过程。伴随着儒学的开设,中原儒家主流文化亦逐渐传播到到滇东南民族地区。
在开化府,“设流之后,学校既开,习俗渐改,汉人稍寄居焉”;“设学已久,风气日开,穷乡僻壤,亦闻弦诵之声。”[3]241此种因为儒学文化传播而习俗逐渐发生嬗变的情形,似应主要在汉人聚集的府县治所及其附近,以及大的集镇;或者说,主要是在迁入文山的汉族移民社会。这从《开化府志》记载的婚俗来看,同样是在汉族移民社会当中流行的:“婚嫁遵行六礼,先通媒妁,向女家致主人意,既诺,以糖茶槟榔为定,随下聘仪,求庚帖,二姓互相往拜。将娶,则请期纳币亲迎,次日,婿往女亲属各家谢红,三日归宁后,婿家具喜筵,会女亲属”[3]242。此种情形应是在府县治所以及大的集镇,汉人为主的社会习俗。受到汉民影响较大的一些夷民村寨,亦有“近亦有通媒妁者”。如“旱摆夷:本名僰夷,又称白衣。……八里杂处,耕种为活。……婚以媒”。[3]245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移民的增加并在空间上逐渐扩散、插花状地深入到其他民族地区,特别是儒学教育的持续举办,居住在距离府县治所或较大集镇较近的其他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白土僚:……重农力穑,卜居近水,以便耕作。……习汉语”。“黑倮罗:性朴。多种旱地。……男女服近汉。……食惟杂粮,婚亦央媒,聘礼用羊一条(只),银或六两、十二两。丧与汉同,葬以火化”。“聂素:居永平里。服食日用与倮罗同,读书力田,纺织贸易,性情较醇”。[3]244-245
在广南府。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设府学,“设师儒,增广生员。……颁经籍以资诵读,立义学以养童蒙。故今日家置诗书,俗知礼义,人文之盛,济济恂恂,媲美大邦矣”。[2]59因为居住在坝区、河谷地带,受汉族影响较大的民族,其民族文化、社会习俗亦渐渐发生变化。如“瑶人:……自耕而食,少入城市。男女皆知书(根据田野访谈,瑶族历史上曾借用古汉字来记录,但与汉文文献不同——注者)。……衣服近汉,女人长衫拖裙。婚用媒”。“僰人……又谓之民家子。知读书。其婚丧嫁祭与汉相近,衣服食用迥与他夷不同”。[2]74-76
道光《开化府志》和道光《广南府志》中,列举了相当数量的贞节妇女之事迹,虽然这些贞节妇女并未注明族属,但应不完全是汉族。这表明儒家封建礼教观念逐渐在其他民族中被接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儒学教育的后果,亦即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他民族接受儒家文化主流意识、价值观念,亦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汉文化在文山地区的传播,与本土民族文化必然存在着冲突,也因为不同文化的传播交流,要遵循维模理论和适应理论。所谓维模理论,即文化体系模式维护的功能,“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原文化对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选择和自我保护的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来的文化模式的维护、保持时,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之中,而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维模功能便会起到一种守门人的作用,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而适应理论,则“指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个文化圈中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特殊情形,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5]72-73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其他民族社会接受程度的多少,与汉族移民的数量和空间分布,以及国家政治控制力的强弱、渗透程度亦有密切的关联。因之,直到民国时期,文山地区的民族社会风尚仍在嬗变过程之中。
据民国《文山县志稿》记载:
侬族,相传侬智高后裔。文山各乡均有,惟江那镇占人数十之八。性狡好奢,男女勤耕种,喜楼居,无椅橙,席地而坐,脱屐梯下始登楼。男子衣服与汉近,多短装;妇女头缠青布巾,短衣长裙。……病不服药,惟知祭鬼占卦以定吉凶。近亦知设学教育子女,衣服亦渐与汉化。
土僚,有平头、搭头,喜种水田。男与汉人衣服相近,多短装,色尚青。……病多问卦,宰杀猪鸡不惜。近亦知重教育,各村多有设小学校者。
倮猡,有白、黑二种,有言语,性朴直,服尚青蓝,与汉人相近。婚亦央媒,聘礼用牛或银,惟好歌唱。亲死多以火化。……近亦知教育,多有设学者,与汉族同化,渐不用夷语。
仆拉,分黑、白二种,语言微异,黑种尚青,白种为白,性朴野,多山居,不事诗书。
苗族,有白、花、青、红四种,语言稍别,即府载母鸡。性凶猛如黠兽,出入常挟枪弩,半以猎兽为生活,好种山地,二三年即迁徙。婚则幼小即娶,同牧牛,及长,始成夫妇。亲故,择地安埋,不讲堪舆,但手持木棒,仰天默告,向空抛去,落于地下,棒指东葬向东,棒西向西。凡婚丧先占卦,卦吉则行,否则即止。不事诗书。[6]卷二
由此可见,上述民族,由于距离府县治所和汉族聚居区域远近不同,交通条件状况差异较大,侬族、土僚、倮猡较重视教育,受到汉文化影响较大,其社会生活变化较明显;而苗族、仆拉因居深山之中,远离府县治所及较大城镇等汉人聚居区,“不事诗书”,受汉文化的影响就很小,本民族文化特征保留得非常明显。
综前所述,随着儒学教育的兴办,中原儒学文化逐渐传播到清代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当然,影响儒学文化传播因素较为复杂,除了教育的持续兴办外,汉族移民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状况,国家政治控制力的强弱,汉族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的交流、涵化程度,甚至土著民族的居住环境、交通条件等,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民国时期,文山地区土著民族社会生活的嬗变仍在进行当中,甚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部分民族仍保留着非常鲜明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杨永福.清代文山地区儒学教育发展述要[J].红河学院学报, 2007(4):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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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汤大宾,周炳.纂.娄自昌,李君明.点注.开化府志点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4]新纂云南通志:第六册[M].李春龙,王珏.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5]沙莲香.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民国)续修文山县志稿:卷二[M].文山州图书馆藏.
项目基金: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研究(2014Z158);文山学院2014年度重点课题:明清时期云南的教育与边疆文化传播研究(14WSZ02)
作者:田景春(1971-),女,云南麻栗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汉语及高等教育;印义炯: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干部学院,昆明 650200。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6年1期;文字来源:学术点评;图片来源:映像文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