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形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全国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搞、怎么搞，成为了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帕森斯从功能主义出发认为，社会结构是“总体社会系统”，包含四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政体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模式，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i]。在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各民族不断地适应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系统，依靠文化系统突破自然、地理的阻隔和限制，结成文化网络和整合社会，进而形成社会文化共同体。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的一个重要“结构”，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城镇”与“寨子”？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
李培林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中除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还存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文化，他认为：由于社会文化这一特殊“手”的存在，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国情”。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型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有必要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结构变动的考察[ii]。在少数民族地区，这只影响社会转型、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应该是本地的“手”还是外来之“手”？这是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少数民族村寨多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城镇却是现代“社会”，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是新建筑群、生产要素的集聚，也是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集聚，因此，在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到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转变的过程中如何防止社会失范，多元文化如何共生、共存、共赢，也成为了一个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二、峨山彝族自治县富良棚乡简况
彝族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数据显示，云南彝族人口502.8万人，主要居住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18个彝族自治县，云南绝大多数县市都有彝族分布。彝族在地理上分布广泛，在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同时，又保持着很强的聚居性，目前彝族多数居住在海拔1000—2000米的高山上，传统的云南彝族的生计方式是山地农耕、畜牧、捕猎为一体的综合方式。云南彝族在村寨的选址上较为讲究：后山要有草甸、森林能放牧、打猎，村头有祖先安息的坟墓地和祭龙神树林，山谷间需有小溪流水，山下有水田旱地可耕种，村中有场地可唱歌跳舞，这种村寨选址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
彝族居住地区由于山高坡陡，箐深林密，气候寒冷，交通不便、整体来看人口分布不均，人口总量小，工商业落后，村落内地少人多，职业分化不明显，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因此，高山彝区的城镇化建设基础条件较差，如何建设成为了一个问题。
富良棚乡位于峨山县西北部，距县城70公里，这里属于哀牢山山脉的东北角，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楚雄州双柏县接壤，是一个典型的彝族山区乡，国土面积249.89平方公里。境内平均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2400米，年平均气温14.3℃，适宜种植小麦、玉米、水稻、油菜、烤烟等多种农作物。该乡森林覆盖率达85.1%。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有煤、铁、磷、高磷土、铅锌矿等矿产资源。这里野生可食用资源丰富，山上盛产野生杨梅、板栗、松果，以及干巴菌、青头菌、松茸、牛干菌等野生食用菌，森林中有龙胆草、大黑药、首乌、黄山药等名贵药材。
全乡辖富良棚、塔冲、美党、翻家、迭舍莫、婀娜、石板7个行政村委会，51个自然村。2011年，全乡共有3000户，11000人，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49%，汉族占1.28%。富良棚乡的51个村寨之间平均相距2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1人，人均拥有承包地面积约1.4亩。该乡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烤烟，是著名烟草企业红塔集团的原料来源基地之一。2012年乡财政收入为9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3500元。富良棚是一个典型的彝区农业乡（镇），也是云南许多彝族聚居区的一个缩影，主要特点是：无区位优势。地处山区，海拔较高，云南彝族多居住在海拔800—2500米的山区，平坝较少。无交通优势。远离县城，坐车要1个小时以上，且道路交通不便（主要以环山路为主，坡道急弯多）。无人口优势。整个乡镇人口较少，多为不超过5万人（富良棚乡才10000余人）。彝多汉少。乡镇内彝族人口占据多数。（富良棚占98%）。村寨分布稀疏却数量众多（富良棚乡有51个自然村）。大村寨少，中小村寨多。受自然资源和耕地承载力的约束，乡镇内人口超过2000人的村寨不多（整个富良棚乡村寨人口超过2000人的只有富良棚大寨村）。农民众多，以农业为主。乡镇内绝大多数居民为农民，生计以农耕和畜牧为主，人均拥有承包地面积小（富良棚乡人均1.4亩）。资源丰而不富，产业少且弱。乡镇内各种自然资源丰富，工商业却不发达，无支柱产业。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受彝族传统重义轻利思想和长期小农生活的影响，人们适应市场经济的步伐缓慢。民族风俗和仪式生活丰富而浓厚。受祖先崇拜观和根土观的影响，安土重迁。集镇上的非农常住人口以乡政府工作人员人员及其家属为多数。乡镇内无特色景点，缺乏旅游经济，很少有外地游客到来。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狭小，人际关系简单，多数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展开。
通过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像富良棚这样的非常普通的山区彝族乡镇要搞城镇化建设，面临许多客观的困难和问题。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建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iii]本文对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富良棚乡为例，对高山彝区的城镇化建设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通过考察，发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15年来，富良棚乡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经历了两个区别明显的阶段：1990—2004年约15年，以外地人主导和推动的阶段；2004年—2014年十年以当地人主导的阶段。特别指出的是，该乡的城镇化主要是乡政府所在地集镇的城镇化。
三、外地人推动的城镇化时期（1990—2004）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前，整个富良棚乡集镇就是乡政府门前孤零零的一条街，街上集中了乡政府、供销社、乡医院、邮电所、农机站、粮管所、电影院、武装部、派出所、乡中学、兽医站等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机构和部门。集镇上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四层的乡政府大楼和四层的百货大楼，集镇上的常住居民人口不足500人，主要就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组成。
富良棚集镇每五天赶集一次，整个乡51个寨子的彝民也只是赶集日才来集镇上赶集，赶集主要以交公粮、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销售畜牧产品为主，如购买盐、布、粮、油、茶、烟、酒等和背着小猪、小羊来卖，因此，五天中的其余四天集镇上都是人烟稀少，冷冷清清的。当时，各村来赶集的人们，基本是走路来，赶集赶早不赶晚，来晚了集市就散场了，通常下午3点后集市就结束了。当地人离不开集市，有些村寨，距离富良棚集市较远，为了赶集，凌晨四五点就从本村出发，在上午十点左右到达集市。
富良棚集镇上的人员数量以赶集日为最多，高峰时人员流量达6000人左右，每五天赶集一次，意味着每个月集中只是热闹6天，其余24天为冷清之日。当时，由于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农民们生产热情很高，农业耕种是主要的生计方式，村民间没有出现职业分化，村落社会分层不明显，文化同质性较高。在村民们的眼中，集镇的功能主要就是向国家机关如粮管所等官方机构缴纳公粮和到购买生活必需品，人们没有事情（交公粮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般是不到集镇上去的，到集镇上意味着不管干什么都要花钱。对当地人来说，在寨子里辛辛苦苦干农活，然后到集镇上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和花钱买生活必需品。有的村民，甚至一年中也不到集镇上去一次。应该说此时的富良棚集市，只是一个简单的城镇雏形，只有行政职能和简单商业职能。
从1990年后，富良棚集镇一下子开始热闹了起来，原因是集镇上陆陆续续来了大量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主要是来自四川、重庆的汉族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掌握着较为高超的手工技艺，他们会建盖房子、修水渠、做家具、弹棉花、做点心、制作五金、补轮胎、修表、修皮鞋、修自行车、榨香油、收垃圾、阉家禽牲畜等。据当地中老年人的回忆，在1995—1996年期间，在富良棚街子上常年居住的四川、重庆籍的汉族民工人数最高达400多人，通常维持在150人左右。这些汉族农民工常常拖家带口，有男有女，他们以集镇为据点，走村串寨开展工作。初期，当地的彝族村民认为这些汉族民工：
1.是没有家庭或家族的流浪汉。彝人认为不能远离故土和祖先居住地。
2.他们是“下贱”的。这些汉族民工从事的是又脏又苦的“下贱”活计。
不久，富良棚集镇上充斥了各种汉族农民工开设的餐饮店、小卖铺和小手工商店（摊位），富良棚集镇一下子充满了城镇化的活力，这些汉族农民工几乎承包了富良棚集镇的一切土木工程，富良棚集镇的覆盖面积、道路硬化、文体娱乐设施、临街房屋建筑等“物的城镇化”方面得到了扩张。从1995—2000年，富良棚集镇扩宽和延长了道路，集镇一直向北延伸至街子村，道路也建成了水泥路面，兴建了农贸市场、养老院、电影院、休闲山庄、加油站，以及无数的临街铺面。随着集镇摊子的铺大，一些有能力的流动地摊商贩也入驻了固定铺面中。富良棚集镇的商业网络覆盖面得到了扩大，赶集日来赶集的人不仅有本乡彝族村民，还有许多楚雄州双柏县大麦地乡、安龙堡乡的彝民，以及本县的临近乡镇，赶集日异常热闹，人流如织，商业呈现繁荣局面。
但是，此时在富良棚集镇上做生意赚钱的人群主要以外来人为主，这些外来人多以汉族人为主，主要包括两种人：川籍汉族民工和邻近乡镇的汉族农民。对于远道而来的川籍汉族民工，随着互动的加深，当地彝族村民之后又认为：
1.他们是“老板”，“很有钱”；
2.他们很“狡猾”，事事讲“钱”；
3.他们只会打麻将，不关心不参与彝族村寨的文化和仪式生活。
4.他们“不讲道德”，原因就是据说休闲山庄里有买淫小妹。
5.他们“会搞关系”，原因是经常和乡镇干部们一起吃饭喝酒。
这一时期，来赶集的人数高峰时通常可以维持在5000人左右，人员构成情况分析如下：
虽然在此时期，富良棚乡集镇上的房屋建筑以及商业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是，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有几个主要的特点：
1.城镇化过程中以外来的汉族农民（特别是川籍民工）为主导作用，当地彝民在过程中“缺场”，没有话语权，城镇化没有以当地人为主体性，多数当地人被动参与城镇化过程。
2.由于缺乏当地彝民和当地文化的参与，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仅仅具有行政中心、商业中心两大职能，不能成为当地的文化空间中心。
3. 城镇不能吸纳、集中、融合周边村寨文化，城镇化过程中缺乏彝族文化元素，集镇和周边村落的文化互动较少，形成赶集日集镇热闹，非赶集日村寨热闹的局面。每一个彝族村寨就是一个文化空间和中心，乡镇内的文化中心多点分布，不利于城镇的建设。
4. 此时期城镇化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文化同化思想，集镇的建设和发展，彝民被动适应，参与性不高，主动性不强。
5、集镇的建设焦点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如扩大集镇的占地面积、兴建商业性建筑、修街道等，这是典型的“物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不以人为本，不发挥当地人的主体性作用，不让当地原住民文化参与构建城镇文化，注定是不能可持续发展的。
在2000年—2004年间，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和云南各大中小城市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对西部广大地区形成了一股拉力，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西部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这一背景形势对富良棚集镇也带来了影响，在这四年期间，富良棚集镇上的川籍汉族人慢慢散去，到了更为赚钱的其他省市打工。到了2004年，富良棚集镇上的川籍汉族人所剩无几了，剩下的是那些已经入赘或娶了当地彝女的人，因为家庭的原因，走不掉了。据介绍，2004年时，集镇上的川籍汉族人聚会，发展到了想凑够两桌人都难。随着川人的流走，标志着以外地人为主要推动力形成的“物的城镇化”时期已经到了尽头。
四、当地彝民及彝族文化参与的城镇化阶段（2004年至今）
城镇化不断产生建筑群，形成新社区。社区要由文化来凝聚，新社区需要培育历史和文化认同感，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和人居环境，新社区需要“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包含五个方面的核心理念：社区自主、由下而上、参与主体多元化、创造归属地认同、永续发展。[iv]社区营造需要当地人具有家园意识和主人翁思想，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仅仅偏重于社区硬件建设及物质资源补助，政府主导组织，当地人只作被动参与的配角，那么社区将缺乏核心价值及文化动力，使得“社区发展”成为一个空洞、表面的假象[v]。
2004年后，随着川籍汉人的退出，当地彝民逐渐成为了富良棚集镇建设的主力军，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当地彝族文化也顺理成章地参与到了城镇化文化建设与重构的过程中来，富良棚乡从之前阶段的“物的城镇化”向“文化城镇化”转变，城镇与村寨深度互动，文化与经济互补，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结合，富良棚乡的城镇化过程正在稳步发展当中。
2013年的卫星地图显示，富良棚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处于两座山之间地势较为平缓的山谷中，南高北低，整个集镇由位于东南部的大寨村、西北部的街子村、东北部的小黄河村三个村，以及中部的乡政府驻地四个部分组成。在十多年前，这四个部分是分开的，那时的集镇很小，而现在随着三个寨子日益和乡政府驻地所在的街子连为一体，集镇的规模得以扩大。现在，集镇从南至北长约4公里，集镇主要围绕着一条宽约6米的水泥道路铺展开，这是集镇的主体部分；还有一条岔开的乡际公路，人们逐渐在公路两旁建盖房屋，开设小商店，因此，这条乡际公路也成为了集镇的一个部分。
（一）当地人成为城镇化的主体。
自从2000年后，富良棚集镇上的外地人逐渐离开，一些土地、民房、商铺逐渐被当地有能力或最新致富的一批人接手，这些当地人（多为彝族）在已初具商业基础的集镇上增开了许多店铺，这些店铺了解当地人需要什么，故针对性强，丰富多样，利用彝族庞大的家族或姻亲网络展开销售。集镇和彝族村寨的经济、文化方面得到了深入和强化。
1.集镇上说彝语的小老板开始增多。从事土木工程、开米线店、饭店、旅馆、五金店、理发店、烧烤摊、医药店、修车店、农药店的当地人很多，据初步统计，人数约有250多人，这些老板90%来自乡镇内各彝族村寨，主要有两种类型：半商半农型：即赶集日全家或部分人到集镇上开店，非赶集日在家务农。也有的人家平日里派一个家庭成员值守打理。2014年，在集镇的繁华路段，十平方的铺面租金已经涨到了1000多元一月。据初步调查，集镇上的彝族老板中60%属于半商半农型。半商半农型的一个好处是有两份收入，有两份保障，可进可退，经商失败可退守农业。完全经商型：自从2010年后，这类当地人开始增多，2014年，集镇上的彝族老板们中20 %属于这类型，一般是夫妻共同在集镇上开店，或者子女在集镇上开店（父母留在寨子里务农）。
3.临时性的小商小贩数量大增：彝族村寨里的男女老少平时上山采摘野生菌、野菜、中药材等原料，赶集日拿到集镇上出售贩卖。2013年的调查显示，在距离集镇十公里的塔冲村，赶集日去集镇上卖菌子、蕨菜、中药材的人数巅峰时可达100多人，其中多数为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居多。中老年人，在村内的农耕生活中劳动力较弱，却也学会和适应了在集镇上寻找生计，标志村寨深度依赖和参与集镇的经济生活。
4.各彝族村寨与集镇的交通联系得到了加强：随着集镇的发展，乡内51个自然村，以及周边乡镇的一些村寨，共计约70多个村寨和富良棚集镇建立了商业交通网，这些是村民们自发建立的。从集镇到村寨，近的五六公里，远的三四十公里，于是，有些村寨农民自购面包车，开辟赶集乘车路线，在赶集日拉客挣钱。2013年，离集镇10公里的塔冲村，村内有专供赶集拉客的面包车6辆，在赶集日，每一辆面包车可以往返集镇6—8次，收取每个乘客2元，如有货物占座位，也按人头来收取。一辆面包车按每次载客6人计，每跑一个单程，司机可收入12元，一天下来可收入八九十元。塔冲村是中等型寨子，人口近900人。富良棚乡内及周边70多个寨子，按每个寨子平均有3辆面包车算，就有近200辆面包车从事赶集日的载客生意，这样，以集镇为中心建立起了以当地人为主体的商业和交通网络，当地人的深度参与和融入，使得富良棚集镇的商业活动日益繁荣。
5.部分当地人到集镇上买地建房。从2005年始，来自集镇周边各彝族村寨的先富裕起来的少数人、在集镇上生意顺利稳定的部分人，他们开始在集镇上买地建盖房屋，而寨子的老屋则很少去居住。如塔冲村村民李*德，有5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在集镇上做生意，一个开五金店，一个开修车铺，两个儿子都赚到了钱，结婚后，两个小家庭继续在集镇上做生意，均盖起了三层的小洋楼，一楼临街铺面拿来做生意。李*德的两个儿子已经十年多没有回寨子干过农活，他们的土地送给留在村内的哥哥栽种。仅在塔冲村，2014年的统计，在集镇上买地盖了房子的有6户，这6户人已经多年不从事农业生产了。各村寨都有数量不等的富裕的人移居集镇。在川人主导的第一阶段，富良棚集镇上的建筑呈大而空、人员稀少的局面；而当地彝人主导的第二阶段，集镇上的建筑物呈小而密，人员众多的景象。
（二）村落文化空间移植到集镇。
历史传统对小城镇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因为在心理上，人们易于接受传统的东西，传统使人们感到自然亲切，易于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vi]村落，是由家族、亲族和其他家庭集体结合地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彝族传统文化悠久古老，峨山县彝族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区，县境内有“尼苏”、“纳苏”两个支系，两个支系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来往密切。峨山县总人口约14万人，其中彝族人口8万，会说彝语的彝族人口约6万左右。峨山彝族分布广，主要分布在塔甸镇、富良棚乡、岔河乡、大龙潭乡，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彝族。峨山县境内的彝族寨子（自然村）近300个。
彝族村寨聚落是由血缘和地缘构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村落内每一户人家的建屋盖房、婚丧嫁娶等仪式往往牵动全村，祭龙、祭祖等信仰仪式生活更是村落的公共事务，往往是全家族、全村出动，整个寨子异常热闹。村民们在这些民俗仪式活动中杀猪宰羊，聚餐分享，娱乐打歌，活跃精神，仪式结束后就投入紧张的生产劳作中去。滇中、滇南彝族的传统民居为土掌房，这是一种碉楼式的土木结构，一般为两层，屋顶为平顶，通常的平顶面积从60—150平方米不等，既是晒粮食的场地，还是集体聚餐的场所，也是集体踏歌的场所。在陡峭不平的山地上，彝族先民克服自然地理的限制，在家屋中营造了一个平坦的“文化空间”。近20年来，随着彝族村寨民居建筑的变迁，家屋中的这一文化空间逐渐消失和转移，转移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家屋中的文化空间集中到村落内部的公房。公房，意为“公社的房子”，是解放后人们公社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公房和晒场过去常常用来开村民大会，进行政治学习，批判反动派如地主、反革命分子以及祭司毕摩。在峨山县，每个彝族都有公房，公房前面通常为一个较大的晒场，也是会场。改革开放后，公房逐渐失去了其政治功能，其文化职能开始凸显，随着彝族传统民居土掌房的衰落和逐渐消亡，于是，家族、村落的各种民俗仪式逐渐转移到公房中。
第二阶段：文化空间从公房转移至集镇。自从2006年后，随着富良棚集镇上经商的当地彝人的增多，出现了许多饭馆。这些饭馆与之前川人开的饭馆略有不同，之前川人开的饭馆，以提供餐饮服务为主，吃完后不能老坐在店里喝茶、抽水烟筒。川人走后，当地彝人开的饭馆中有的设有火塘，可以再火塘边烤火、喝茶和抽水烟筒，且饭馆还免费提供烟丝。峨山县的彝族山寨里，绝大多数人只抽“水烟”，不抽“干烟”，因此，有的饭馆里面随时准备着十多个水烟筒。有些饭馆里还提供可以踏歌的空地或空间。由此可见，这些饭馆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传统彝族村落公共空间的一些特征。随着当地村寨与集镇的深度互动，村落的传统民俗仪式空间开始从公房转移至集镇。进入2010年后，结婚、嫁女、过生等一些民俗仪式中的集体聚餐、集体歌舞活动大量转移到集镇上的各种饭馆中进行。在2014年春节，富良棚集镇上有各种大小不等的饭馆约30家，其中8家规模较大，可以供200人左右同时就餐。在2013年，光塔冲村彝民在集镇上办酒席的人家就有12家，平均每一家花费1.5万元。仪式空间的转移，为富良棚集镇的持续繁荣带来了保障。
（三）彝族文化丰富了集镇文化生活
富良棚集镇也成为了当地彝族的“落脚城市”。落脚城市，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其目的是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vii]峨山彝族民俗仪式多样，歌舞形式丰富，与其他一些兄弟民族相比，彝族歌舞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为集体歌舞，甚少个人独舞。有的村寨的彝族歌舞，歌者、舞者和观看者加起来往往一两百人，通宵达旦，非常热闹。在新农村建设中，每个村都培育有几个文艺队，2012年塔冲村有7支文艺队。川籍汉人众多的那些年，富良棚集镇上文化娱乐内容单调。那时，当地彝人发现“打麻将也可以赚钱”，于是，一些年轻人从川人那里学会了麻将，开始打麻将赌博，赌输了的人铤而走险，导致了几个年轻人被抓劳教，一些彝族老人就认为“这些汉人带坏了我们的子孙”。由于当时的集镇不能很好的和彝族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集镇没有村寨热闹的局面，村寨里举办民俗仪式的时候，鞭炮巨响，锣鼓冲天，人群聚集，人们宰猪杀鸡，欢快的聚餐，集体耍龙，跳花鼓舞、乐作舞，一些集镇上的人也会到村里做客。
现在，当地彝族传统文化已经开始很好的融入集镇文化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地的彝族老板们在店铺开张、生意兴隆的时候，喜欢邀请村寨里的文艺队来演出，由于彝族歌舞的集体性特点，所以哪怕邀请来的是一群老年人，场面也较为壮观。受此影响，乡政府搞文体活动的时候，也喜欢邀请村寨中的彝族文艺队来演出。
第二，峨山彝族有开新街的传统，每年春节后的第一个赶集日，就是“开新街”的日子，开新街，意思是在新的一年里开始新的商业活动，祈祝店家生意兴隆，彝民恭喜发财。最近十多年里，富良棚的开新街已经越来越出名，因为开新街的时候要举行彝族传统歌舞大汇演，每个村子都要派文艺队参加。如塔冲村近年派出的文艺队包括花鼓队、耍龙队、傩舞队、乐作舞队。开新街的时候，各村依次从街头表演，一直到街尾结束。四五十个村寨的文艺队聚集在一起，人数众多，阵容强大，气势很足。自从2009年后，参加富良棚集镇开新街仪式的彝族村民、外地来客人数已经突破万人。近五年来，每一年的春节期间，乡政府都会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宣传、邀请村民带着才艺、带着歌舞来“开新街”。
第三，开新街、店铺开张仪式中增加了毕摩诵经、祈福的环节，自从2009年以来，峨山县的富良棚乡、塔甸镇、大龙潭乡等彝族高度聚居的乡镇，在开新街仪式中相关部门邀请彝族毕摩来开光、念诵彝文经、祈福。为了增强效果，还采取多位毕摩集体诵经的形式。这种做法，拉近了集镇与彝民之间的心理距离。
第四，富良棚乡被誉为“花鼓舞之乡”。随着富良棚乡民间歌舞文化的发展，富良棚乡的彝族花鼓舞对多次在市县各级各种比赛中参赛并获奖，于是2010年被县政府誉为“花鼓舞之乡”。这一称号，村寨里的彝民一时还感受不到好处，反而是集镇上的生意人们发现了好处，现在，一些旅馆、饭馆在寄送邀请函、请帖的时候，经常会写上一句“欢迎您来花鼓舞之乡”。
城市社区的一个重要功能需求就是文化价值的象征。文化价值等情感象征功能是城市或社区的基本功能之一，忽视这一点，任何城市或城市规划都是失败的。[viii]大量彝族文化元素走进富良棚集镇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结语
社会的发展是从血缘共同体扩大为地缘共同体，最终走向精神共同体。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地方社会必须重构自己的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伦理和精神世界。当前富良棚集镇城镇化的变化发展，也体现出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发展趋势。与沿海或内地汉族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富良棚乡政府所在地集镇的发展根本不值一提，非常普通，甚至可以说是发展滞后。但是，富良棚乡集镇的发展是西南广大彝区的一个典型缩影，因此又具有考察和分析意义。从富良棚的例子来看，第一阶段是典型的“物的城镇化”，第二阶段是典型的“文化城镇化”，文化城镇化对于当地人而言，是快乐的城镇化。富良棚集镇的城镇化仍然处在具有自身特色的稳步发展之中，走出了一条以当地人为主体，以当地文化为支撑，村寨与集镇深度互动，工商业与农业、经济与文化互补，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之路。用文化来填充城镇，用文化来推动城镇，用文化来丰富城镇，用文化来凝聚乡村与城镇，用城镇来联结乡村，用城镇来传承文化，这是“文化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农村城镇化历史进程，从“土地城镇化”提升为“人的城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了不起的认识深化。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是“新型”之关键。但是，新型城镇化的模式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连接广大村寨的小城镇或集镇。在少数民族地区，村寨的数量很多，城镇数量较少，如富良棚乡51个寨子才支撑得了一个集镇，因此，受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不适宜大规模推行平坝汉族地区的撤村并点、村庄合并、搬迁移民、赶农民上楼、大量引入外地人口等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中的“人”应是当地人，应为当地人为主体，注意维护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新型城镇化要真正让当地少数民族受益，不能使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应以当地人为主体，激发少数民族群众在城镇化过程中建设家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主人翁精神。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原住民及其文化参与城镇化过程，则城镇化很难成功，面临许多问题。
富良棚集镇的案例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要走社会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高举“文化大旗”，体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ix]。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城镇化非常重要，“文化城镇化”中的“文化”中要包含当地民族的文化，鼓励当地民族文化参与构建城镇的新型文化。新型城镇化不能搞成变相的“汉化”、“同化”，新型城镇化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消失，要维护文化多样性。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城镇化是“社区营造”的重要内容，“文化城镇化”需要鼓励当地人及其文化参与营造城镇新型文化，整合国家与地方、主流与边缘、传统与现代、城镇与村寨，实现由粗放型城镇化向内涵型城镇化转向，实现由“物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向“文化城镇化”转变，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i] Parsons,T.Social System[M].New York:Free Press,19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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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ix] 1990年，费孝通先生在他80寿辰聚会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
作者：李金发（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文章来源：安学斌主编《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理论与路径——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论坛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第136~152页。
图片来源：美篇-同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