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时间较早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一，但因距离内地较远，在相当长时间内，治理方式较为粗放；通常采用的是“羁縻”方式进行管理。但从元朝开始，中央王朝逐步加强了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治理和经营，不断采用军屯、民屯、商屯、充军发配和官员谪戍等方式，从内地向云南大量转移和输送人口，以此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这种移民屯垦和戍边方式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大量内地汉族人口来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后世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以姚安县为例，谈谈明清时期屯边移民对滇中地区的影响。
姚安国保德丰寺
一、明、清时期大规模移民云南的时代背景及缘由
云南是中国乃至亚洲有人类活动迹象出现最早的地区。早在170万年以前就有元谋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夏、商、周时期，云南是被称为华夏“九州”之一的梁州。但那时内地王朝与云南还没有太多的联系，并未进入开发。直到公元前300年前后，楚国将领庄蹻率部进入滇池及附近的滇中一带，后因归路被秦国所阻断，便就地在滇池附近建立起了古滇国，前后存续时间达500年左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加强对云南的联系和管理，便修建了从四川宜宾进入昭通地区，并沟通曲靖等地的“五尺道”。到汉武帝时，进一步加强了对云南的开发和管理，“开西南夷，滇王降，赐滇王印，设益州郡”。至此，云南才算真正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理版图之中。然而，由于云南地处边疆，关山阻隔、路途艰险,离内地中原王朝的政治核心较远；加之属于化外蛮夷之地，部落和各种少数民族种类多，管理难度较大。与内地中原王朝长期保持着若即若离，时而归附，时而反叛割据的状态。东汉末年，河北巨鹿地区暴发了黄巾大起义，南中地区的大姓豪族们就趁乱割据。两晋时期，中央王朝采用“羁縻”的方式让云南豪族爨氏归降，被封为了宁州刺史，世袭统治云南长达400多年，这种状况到隋朝时才终止；唐朝采用都督府的形式管理，但都督府之下仍然有着大量的羁縻州、府。总体上还是利用当地的部落首领或豪门大族进行治理统治，控制的方式比较松散。对统治阶层来说，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唐玄宗时，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蛮夷部落，史称“六诏”。其中最大的是蒙舍诏，因其位于另外五诏之南，故称“南诏”。这些蛮夷部落离当时另外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吐蕃较近，多数立场不坚定，时不时就背弃唐朝依附吐蕃。只有蒙舍诏一直跟随唐朝，自然就得到了大唐的支持。738年，唐玄宗赐名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蒙归义”，并封为云南王。有了唐王朝支持，皮逻阁的南诏很快便灭了另外五诏，成为了大唐的藩属国，代唐朝管理这一地区。皮逻阁之子阁逻凤继位后，与唐派驻云南姚州的太守张虔陀发生矛盾，一怒之下杀死了张虔陀，起兵反唐，夺取了唐朝在云南的其它地区后，并于752年投靠吐蕃。此后，南诏与唐王朝之间，时打时和，长期相持。唐昭宗902年，唐人后裔郑买嗣杀了南诏王族800余人，灭了南诏，建立了大长和国；928年，杨干贞篡夺了大长和国第三位帝王郑隆亶的王位，建立了大义宁国。937年，出身南诏国武将世家的段思平，灭了大义宁国，建立起了大理国。宋太祖赵匡胤南征时，在地图上用玉斧划定了以大渡河为宋朝和大理国之间的界线，并说“此外非吾所有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挥玉斧”典故的由来。
大理国时期，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相对较好。多位国王都致力于与宋朝交好，坚持纳贡称臣，并始终保持了对宋朝的臣属关系。在蒙古大军南侵时，还承担了南宋西南屏障的护卫任务，拒绝了忽必烈招降。1253年大理城被忽必烈的蒙古大军攻破，大理国灭亡。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于1276年在昆明设立了云南行省，将长久以来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羁縻统治，改变为元朝中央政权的直辖管理。为了强化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便开始实施了屯田制。但因元朝还是没能完全控制云南全境，依然有不少土著部落存在等诸多原因限制，元朝时期的屯田规模并不大、成效也不是十分明显。
1368年明朝建立后，云南成了明王朝一个非常头疼的地区。首先是元朝残余势力梁王盘踞云南，并得到了一些少数民族拥护，妄图恢复元朝统治；其次是一些蛮夷部落首领、土官的势力太过强大，不愿意臣服于明王朝统治，伺机利用自己的地方武装势力和在本民族中的影响来发动叛乱。仅从洪武十六至十九（1383-1386）年间，就先后爆发了普舍县（今玉溪北城镇）伪右丞、姚安府土官自久、曲靖亦佐县（今富源）土官安伯、麓川（瑞丽江河谷）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巨津州（今丽江巨甸）土官阿奴聪、剑川州土酋杨奴、越州（今曲靖麒麟区）土官阿资等的多次叛乱；第三是云南作为一个边远地区，各种少数民族的占比非常高。长期以来，中央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主要是以“羁縻”方式进行，管理比较松散；分裂割据、部落土司反叛几乎成了历朝历代云南社会中的常态。虽然元朝设立了行省，将“羁縻”统治改为中央政权直辖。但根基并不移固，土司部落反叛割据的风险随时存在。这些都严重威胁着明朝在云南的政权，使得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举步维艰。这让朱元璋始终耿耿于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下决心彻底解决云南问题。这就是朱元璋要强力出兵征讨，并采取“寓兵于农，屯民实边”政策和措施，大规模移民云南的时代背景及缘由。
姚安龙华寺
二、明代以前姚安地区的外来移民
古代姚安地区是化外蛮夷之地，作为一个纯少数民族地区，是没有汉族人存在的。故唐《蛮书》说：“姚境之内悉无汉人”。春秋战国时期，楚襄王派遣战将庄蹻(?-公元前256年)率部来到昆明附近的滇池地区，也来到了地处滇中的姚安等地。庄蹻部将周·小卜将军曾战殁于此，至今还在姚安坝子中部的下新屯村保留有墓莹；这应该是最早进入滇中及姚安地区的汉族人；随后的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的南征部队也曾到过这里，并有少量人员留下，落籍于此。姚安高氏家族的始祖高定本为江西庐陵井岗乡人氏，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并落籍于姚安的，后来逐步发展成了云南的大姓望族。江苏的张起山等也移居并落籍于光禄、下口坝、陶军冲。两晋和唐朝时期，也有少量省外汉族人零星进入并落籍。唐朝时先后有江西籍李时忠、苏仕三、张宣，江南籍董祖传落籍洋派大村及张家坡后冲村；江西籍罗锦于后唐时随威远将军入姚，落籍于弥兴小代苴。但总的来看，这几个朝代进入的人员都不是很多。《旧唐书·张柬之传》云：唐武后神功二年，唐蜀州刺史张柬之向武后上疏说：“今姚安（含姚安、大姚等滇中地区）所置之官，唯知诡谋狡算，……中原亡，有二千余户、散见在彼州。”这一段记载证明当时汉族人在滇中地区的一部分人数。由于人数过少，而且散居于各少数民族之中。因此，没有形成统一的汉族族群。《新唐书·南蛮传》中有“汉裳蛮，本汉人”的记载，说明这些少量进入的汉族人变成了“汉裳蛮”，都已经“变服从其俗”，融入当地各少数民族之中了。
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蒙段割据时期，也就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中原王朝与南诏和大理国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原王朝所采取的政策是禁止内地的汉族人私自进入云南的。民国《姚安县志》记载说：“……迨蒙段割据，张柬之奏请：于泸北置关，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许交通往来。五百年间，政教间阻，绝少迁流。……”从南诏和大理国到元朝统一这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外地汉族人进入滇中地区。元朝统一云南后，推行屯田制，采取的是鼓励内地汉族人到云南屯田开发的政策，但因各种因素制约，成效并不明显，这一时期，虽有部分外省汉族人进入屯田开发，但屯田的规模并不大，进入的人数也不是很多。《滇志》说：“汉人三之,夷人七之”，也就是说，元末明初时期，云南的人口比例大致是汉族占30%，少数民族占70%。依然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社会人口结构。
姚安龙华寺
三、明朝平滇及向云南的大移民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政权，朱元璋也曾想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云南问题。曾提出“云南僻远，不欲烦兵。”先后多次派遣使臣到云南招降梁王。但梁王认为云南僻远，拒绝归顺，甚至杀害明朝使臣；这让朱元璋忍无可忍，对傅友德、蓝玉、沐英说：“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设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于是，痛下决心以武力解决。1381年9月，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出征，讨伐云南境内反叛势力，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战争结束之后，朱元璋才发现，长期镇守这块地方要比用武力征服艰难得多。于是，便命沐英的9万官军就地留下，控制要害，镇守云南。这9万官军就成为云南卫、所中较早的戍守军户。但仅留九万军士镇守是不足以镇压云南各地土官叛乱的。会造成“若班师，则一卫留兵不过五千守城，贼势若合，岂无数万，众寡不敌，何以能守。”的局面。因此，需要在军事重地设置卫所长期屯兵驻守,以此来强化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管理和长久统治。但卫、所初设，由于兵多民寡，粮饷不给，军粮之需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大事。为了解决长期屯兵驻守问题，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沐英向明王朝廷提出了“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的建议，并得到了朝廷“既定其地，因以留戍”的旨意。这就是军屯的开始。为了将军屯全面落实下去，明王朝强力推行实施了军户制度。具体就是驻军当中“三分戍守，七分屯田”。即平时十个人中有三个人操练执行军事性任务；另外七个人用来屯田开恳，发展生产，以自给和供给军队，操练和屯种依次轮流循环下去。同时，为维护世袭兵权以及让军士能够安心戍守镇地，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规定军士既入军籍，则世代为军户。到指定地方屯戍，没有朝廷命令不许变动，更绝对不允许迁移和逃亡。为此，朝廷还颁布了很多诏令来确保军户移民政策的落实。《明史·兵志》载：“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要求屯戍的官兵必须有妻室同行，迁移到戍守地的军士都要在当地安家立户。没有妻室的可以在当地寻找配偶成婚，如果妻室在原籍的则下令前往丈夫的驻地屯种，没有妻室共同屯种的军士会被革除军籍。《明会典》载：“如原籍未有妻室，就听彼完娶，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甚至亲自下令，将屯驻大理、六凉（今陆良）等地的军士家属送往云南屯种。此后又多次发布过这样的诏令。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凡云南卫军的女儿‘有为官家侍女的悉取回送往戍守’。”把军户在官宦家里的侍女送往云南屯守，并世代定居云南，不得返回原籍。如果军户绝户了，也必须从原籍另调其家族中的人前往抵充，以此保证进入云南军屯的人员有增无减。《明史·兵志》载，云南初立卫所时有15卫，5千户所；到洪武末设21卫5千户所；万历时仍存20卫12千户所3御。
在强力推行军屯移民的同时，明初还制定了优惠政策，采取鼓励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将江南地区的大姓富豪、贫苦百姓、谪戍以及充军等人群转移到云南进行民屯开发。具体规定凡移民到云南屯田开发者，政府给予安置资金和耕牛、农具、种籽等扶持，并免去三年税粮，让屯田者调整和发展生产。三年后的税粮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享受官府给予耕牛、农具、种籽支持的，交纳百分之五十的租税。另一种是屯田移民者自备耕牛、农具和种籽的，交纳百分之三十的租税等。《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中说：“沐英还滇，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虽然真实的移民入滇人数可能达不到二百五十余万这么大庞大的规模，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朝时期向云南移民的规模一定小不了。
姚安光禄文昌宫
四、明、清时期姚安的外来移民情况
从上述提到的《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中说：“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的记载可以看出，姚安等滇中地区是明朝屯边大移民的主要安置地区之一。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姚安等滇中地区无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关于明朝向姚安地区的移民情况，《明史》记载说：“明洪武二十年（1387）十一月先吃壬午，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屯田定边、姚安、毕节诸卫”。根据民国《姚安县志》记载，大量移民主要是集中在洪武年间，随后的永乐、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一直到清代都陆续有人员进来。移民来源地主要有南京、江西、湖南、浙江、湖北、江苏等地，少数也有来自广东、福建、山西、四川等其它地方的。这些移民到姚安地区屯边开发，繁衍发展，逐步形成了集镇村落，都留下了一些遗迹遗存。1983年3月姚安县人民政府编辑出版的《云南省姚安县地名志》一书，对由明代军屯发展縯变而来的集镇、村落都有明确记载。其中，集镇有两个。一个是官屯。此地古名为稽肃乡，明洪武年间在此设吏指挥屯田而縯变为官屯镇；另一个是龙岗镇（又称观善街，现已归并栋川镇），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曾到过这里村后的山岗上，因诸葛亮号卧龙，故得名龙岗；洪武年间军屯在此设卫，称龙岗卫。后龙岗卫逐步縯变为了地名，并发展成为了龙岗镇。据《云南省姚安县地名志》的记载统计，全县因明代驻扎屯兵的卫、营、屯、所等，后发展縯变而来的自然村落有44个。其中：栋川25个，光禄8个，太平6个、弥兴3个，官屯1个。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载：“时，姚安千户所有军屯旗军453人，屯军652人，舍丁470人，军余490人，合计2065人。”由此可见，明朝时在姚安地区屯兵规模是比较大的。
除军屯进来的移民外，姚安也同样也移入了大量民屯、商屯、充军发配和官员谪戍等移民。民国《姚安县志》在调查了全县各个家族的族谱后形成的氏族表，对清末民国初年姚安县境内族群姓氏、来历、户数等进行了统计：当时，全县各个村落族群共有姓氏223个。其中外来移民落籍的村落族群姓氏194个，约占总数的87%；本地土著居民村落族群姓氏29个，约占总数的13%；在外来入籍的194个姓氏人群中，明以前历代进入落籍的11个，约占总数的5.7%；明朝进入落籍的136个，约占总数的70.1%；清代进入落籍的42个，约占总数的21.6%；迁入朝代记载不详的5个，约占总数的2.6%；全县当时共有住户居民11914户，其中：属外来移民入籍发展起来的9176户，约占总数的77%；本地原土著籍的2738户，约占总数的23%；从住户情况和姓氏两项调查统计结果来看，当时由外来入籍发展形成的汉族人口大至占总人口的70%多一点；原籍的土著少数民族人口占30%不到一点，这与目前全县人口的民族结构比例大体是吻合的。
姚安诸葛武侯祠
五、明、清时期屯边移民对姚安地区的影响
明朝时期集中的屯边移民和后来陆续大量外地汉族人口的进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滇中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比例，促进了汉族与当地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强化了内地与边疆的沟通和联系；而且还从内地转入了大量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生产资金和资料，以及先进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和民俗习惯等等。全面加速推动了滇中地区的开发，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巩固了边疆稳定。经过明代的屯边大移民和后来的陆续移民，至清末，滇中地区的社会人口民族结构比例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姚安为例，汉族人口由明初的30%左右增加到70%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则由70%以上降到30%左右。而且，这个人口比例到今天也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形成了稳定的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人口结构形态。当然，明初屯边移民的根本目的是统治者为了占领地盘，控制要隘，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特别是军屯移民，凭借的是政府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统治权力后盾，移民安置点主要布局在平坝区、交通沿线和军事要塞等地。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肥沃、水源条件好，交通便利。如：姚安的军屯地点就主要集中在姚安坝子和弥兴、官屯、太平等几个生产条件较好的小平坝里；左门、适中、大河口等高寒冷凉山区没有军屯存在；民屯和商屯作为一种政府组织行为，也尽量安置在了平坝、河谷等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然而在客观上，随着朝代的更替和时间的流逝，一些边屯移民又自动进行了二次、三次、甚至四次迁移，不断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扩散和融合。一些少数民族也进入汉族的生活区域。这就打破了滇中地区自秦汉以来的民族聚居区和已有民族成分，形成了坝区主要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共存；山区半山区则出现了彝族等其它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居，汉夷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通过汉夷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使得滇中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受汉族的影响，在语言、礼仪、风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汉族也在与其它少数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中，吸收了不少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风俗等。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为当地土著居民融入汉族移民中奠定了基础。史料记载，到明代中后期，汉族与各土著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就已相当高。《云南图经志书》风俗卷一载：“僰人有姓氏…今渐被华风，服食言语多变其旧，亦皆尚诗书，习礼节。”许多地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已开始同风同俗了。通过长期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各个民族都一致认可的“中华民族”这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边疆稳定，为滇中地区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2、推进了农业开发、奠定了古代滇中地区农业文明基础。在古代，农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也是支撑社会前进的支柱产业和动力源泉。古代的云南由于地处边陲，属蛮荒的不毛之地。刀耕火种作为许多地方的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开发不足、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较为低下。明清时期屯边移民的实施，不仅从内地发达地区移来了大量的有生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牛、农具、种籽等生产资料。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开发、奠定了古代滇中地区农业文明的基础。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耕地的开恳。以姚安县为例，明朝以前的元代具体有多少耕地面积已无数据记载。但据清代甘雨的《姚州志》记载，明朝前期姚州的住户是2217户，人口为14949人。因古代姚州所辖面积比现在的姚安县面积要大很多。具体到姚县这块土地上，大约也就千余户，人口不会超过万人。由此推算，当时的耕地面积大约在万亩左右。经过明、清两朝的大量移民和开恳，到民国23年（1934）实地丈量，全县耕地面积为216974亩。减除后来因区划调整等原因调出的普淜镇及同边一些村委会的耕地面积，当时姚县（现辖土地部分）上的耕地面积大致在18万亩左右，与明初相比约增加了18倍。新中国成立以后，耕地面积虽因建设等原因略有增减，但都基本保持了占补平衡，始终保持在18万亩左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是明、清两朝的移民和开恳，确定了现在滇中地区耕地面积的规模框架基础。其次是开启了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推进了农业文明。元朝以前，姚安地区几乎沒有水利设施，史料中也没有关于开展水利设施建设的相关记载。从明初开始到清末这段时间，因大批外地汉人的涌入开发，先后建设了洋派坝、右所冲坝、黄连箐坝；乌鲁淜（自久海），小邑淜，丰乐淜、地角淜等被后人总结称为“九坝十三淜”的一大批蓄水设施。有的如乌鲁淜（自久海）等至今还在使用，发挥着效益；开挖了众多的输水沟渠，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和保障。当然，这些水利设施与现在的大中型水库和各类水利配套设施相比，无论是规模和质量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说己经是非常发达和先进的了。第三是投入增加和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极大提升了生产力。大量屯边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而且还带来了江南地区小农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入了先进的工具和生产技术。如：明初滇中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还不习惯使用牛耕技术的。据史料记载，仅洪武二十一年，政府就先后从四川、湖广等地购买了上万头耕牛发给云南的军户使用。通过军户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条件，又将牛耕技术传播到当地各民族中，使得滇中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渐渐学会了牛耕技术的使用。另外，还带来了玉米、马铃薯和甘薯等粮食作物;西红柿、辣椒、甘蓝和花椰菜等蔬菜作物以及烟草、向日葵等经济作物。一些外来的粮食、蔬菜和经济作物很快成为了滇中地区农业种植的当家品种。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生活，而且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进步。
3、加速了集镇集市形成，推动了贸易流通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外来移民不断增加和人口的集聚，加速推动了集镇，集市的发展和形成。经过明，清两朝的积淀，到民国时期，姚安已初步形成栋川，光禄，弥兴，前场，官屯，普淜，尤岗观善街等一批小集镇，小集市的格局。尽管后期普淜小集镇因区划调整划归祥云，官屯小集镇也因修建洋派水库而整体拆除择地安置，但姚安的集镇集市体系总体还是完整的。这也奠定了今天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布局的基础。集镇集市的出现，为商品流通、手工业发展等搭建了平台；打铁、铸犁、铸锅、食品加工、纺织等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明朝中后期，纺织类品种已有火麻布、紵麻布、绵布、绵紬、乌帕、土锦、乌绫等。一些汉族军、民屯户还开始从内地引进和种植桑蚕，出现了男耕女织，“机杼之声夜闻”的现象。在汉族移民的影响带动下，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了商品和交换意识，他们将自已的兽皮、山货等产品拿到集市，换取所需的食盐等生活必须品和刀、锄等铁制生产生活用具等，各民族之间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如滇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出现了以帮外族人囤积货物为生的人家；盐丰县石羊镇周边出现了专门长途贩卖食盐的少数民族马帮队伍，禄丰一带有黑彝族长途贩卖食盐，武定也有彝族靠贩卖茶为生的等等；这些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圣化渐被，无间穷僻，椎卉化为衣冠，嗢咿变为雅颂，熙熙皞皞，亦何下于内地哉。”的繁荣局面。
4、引入先进工艺、促进了技术的全面进步。除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外，随着外来移民的到来，也引入了房屋设计建筑、塔幢设计建筑、桥梁设计建筑以及中医等众多的先进工艺和技术，促进了滇中地区各方面技术的全面发展进步。建于明代的德丰寺，完全采用了内地中原地区宋代庙宇的规划布局方式和建筑设计技术。规划上，整个建筑群由前堂、二堂、正殿和两厢、两耳及地藏寺、山门等组成，布局非常严谨；建筑设计上，采用“斗拱”结构营造，无钉楔之痕。规划设计和建筑水平之高，与内地古代精品建筑已没有任何差别了，现已被列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明清时期还建设了许多高水平的精品民居，如：原来被称为“大夫第”由家大院，就是典型的江南大富人家的大宅院。另外，据民国《姚安县志》和姚安县博物馆编的《姚安县文物志》记载，明清时期姚安境内还建了文峰塔、东丰塔、镇水塔、中心塔等塔幢13座；连厂桥、骆家桥、渡众桥、曾岩桥等桥梁53座；从保存下来的建筑物看，这些塔幢和桥梁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设计建筑工艺，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建筑水平。建于明隆庆三年的文峰塔和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连厂桥现都双双被列为了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再有，传统中医技术也随着外来人士的进入而逐步兴起。虽旧志记载说：“宋哲宗绍圣四年（1079），高泰运从京城求得医书62种，医道兴起。”但因人才缺乏，没有技术，很长时间，史料中并没有开展诊疗的记载。直到清朝年间，才陆续有龚世禄、倪宗唐、任世荣、刘融、饶允中，张九鸣、龚庆、米伯龄等外来懂传统中医技术的人开展诊疗活动。发展到民国末期，姚安已有陶氏、许氏、米氏等几家享誉滇中的中医世家了。
5、带来了传统文化知识，促进了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滇略》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左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这表明朱元璋移民的人群对像主要有三类。一是平民。为了生存而动员迁徙；二是罪犯。触犯了朝廷法律而发配流放；三是江南的大姓富豪。政府找各种原因强制迁移。在明初移民屯边的过程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大力实行“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大姓富豪”是朝廷重点迁移的对象，只要稍微触犯朝廷，就会以此为由而被迁移。“时（云南）各府设卫所，然屯伍空虚，上欲实之，故巨族富民一有过犯，即按法遣戍云南”。这些“巨族富民”本来就家资殷实，家学渊源深厚，汉文化水平较高。迁到云南后，不仅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很快成为了当地的望族大户；而且也带来了内地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教育思维理念，后辈中也往往人才辈出，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姚安为例，除高氏是早先从江西庐陵迁入，经数辈不懈努力而成为了滇中地区的大姓望族，后辈中涌现了高奣映这样大师的家族以外；其余的大姓望族都是明代以后随着移民屯边政策的实施而陆续迁移而来的。如洪武年间从浙江兰溪迁来的由氏家族，后辈中涌现了由云龙、由人龙、由化龙、由犹龙等在云南全省都有一定影响的文化政治名人，就是到了现代，也有不少专家，教授级人物分布省内外；明初从浙江台州迁来的陶氏家族，后辈中不仅涌现了陶珽、陶珙等这样的文化大师，而且在中医、教育等各方面都不断有人才涌现；永乐年间从湖南湘潭迁来的甘氏家族，其后辈中的甘雨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志学家，编撰了姚安地区最早的志书《姚州志》。甘仲贤、甘孟贤、甘季贤、甘叔贤和甘德柄等子孙都是亨誉滇中的教育家；明末从南京迁来的马氏、后辈中涌现了马驷良等文武双全的著名人物；明代初移民到大理、清乾隆年间再迁到姚安的赵氏家族，后辈中涌现出了官至道台的赵子骧和国画大师、诗人鹤清等等。虽然说姚安的文化教育发端于“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按通侯韩说与司马相如同开益州，教学授经。”。但到至顺中（1330—1333）姚安路总管高明才始办教育。然而高明所办的教育也仅仅只是限于高氏家族内部对自家子孙的教育。严格意义上讲，姚安的文化教育是从明朝移民屯边，大量内地大家族和知识分子的到来才在正式开始，并快速繁荣发展起来的。洪武二十年（1394），始置社学，永乐初建文庙，置学宫，创府学，正德间始立书院。清康熙三十年（1691）始立义学，四十五年(1706)置州学署，设学政。从明洪武至清光绪的500余年间，姚安计立学宫500余年；开办了大成、三台、凤岫等书院8座，社学100余所、私塾数百馆，科举中试者近千人。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屯边移民之后，在为官和经营的同时，大力兴办教育，开发地方民智，坚持历史和文化研究传承、文艺创作等，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为姚安成为云南文化名县、“迤西文献名邦”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本文原载姚安县政协主办的《文化姚安论坛》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通联：姚安县文联。
图片来源：姚安县人民政府网，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