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督教在我国彝族中的传播情况为：四川凉山彝族抵制，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皈依但逼迫基督教本土化;其原因在于凉山彝族的自治状态和较完整保留的传统文化与家支制度，阶级和民族压迫、传教士的人为因素则促使云贵地区部分彝族接受了基督教。
关键词：彝族；川滇黔；基督教
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浪潮中，西南彝族被基督教势力视为在华的重点传播对象，并为实现在彝族中的传播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在川、滇、黔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对此问题，以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本文即试进行整体的历史过程描述与原因分析。
面对西方传教士的宣教，四川凉山彝族予以坚决抵制，云南、贵州部分彝族却以相当独立的姿态接受了基督教，并使它迅速本土化。究其原因，凉山彝族封闭的地理位置、自治状态、传统文化和家支制度的保留，使外来宗教没有立足之地;云南、贵州彝族由于承受着沉重的阶级和民族压迫，加上传教士的人为因素，就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
本文的时限为1840-1949年;地域主要包括四川凉山、滇东北、滇北、黔西北毗邻地区。
一、基督教的传入
基督教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基督教也称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在我国，习惯上把新教称为基督教。本文所讲述的基督教仅指新教，具体为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教新教产生于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入我国。
近代西方基督教组织很早就把彝族视为重要的传播对象。一方面炮制了彝族是雅利安人种的说法，另一方面纷纷派人进入彝族聚居区探险。
19世纪末，基督教在诸多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深入我国内地，传入西南地区。在川滇黔交界地带，基督教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的影响最为广泛。当地彝族群众皈依基督教主要是由于受到这两个教派的影响。
循道公会是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教会之一。卫斯理宗产生于18世纪，是以英国约翰·卫斯理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统称。卫斯理宗产生不久后即传至北美，继续在英国流传的部分于1851年传入中国。循道公会被用来称呼英国的以及从英国传入的该宗教会。
内地会为英、美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差会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戴德生在伦敦创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地会曾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深入我国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内地会在中国直接设立教会，因此也被认为是一个宗派。
在川滇黔彝族地区，循道公会的活动范围最广、势力最大。该教会在彝族地区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期，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在川滇黔苗族地区开始传教活动之后，当地的彝族人也陆续在苗族人信教运动中一道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其中，黔西、黔西北、滇北、滇东北等地都有大量彝族人皈依基督教。然而，在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内，外籍传教士虽几经尝试，却始终没有能够打开凉山的大门。
二、四川凉山彝族对基督教的抵制
凉山一直以它古老的神秘感吸引着来自国外的探险家和传教士。
13世纪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述了他访问建都州即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时的所见所闻。19世纪后期，一些法国人如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邺、德·拉波特等到彝区考察，却得出了“彝族属雅利安人种”、“是从西方迁来的”的错误观点，可以说，这种荒谬的观点在当时有力地支持了殖民主义者对于我国的文化扩张。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巴伯的《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一书中，介绍了大、小凉山的彝族风情。1882年-1885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浩熙考察了川滇黔三省的彝族地区，写成《华西三年记》。
19世纪末期，法国奥尔良亲王深入到四川凉山腹地，他的《从东京到印度》中记载有此次活动。(1)
20世纪初叶，更多的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凉山彝族地区。1903年，英籍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深入凉山，试图打开在凉山地区的彝族群众中传播“福音”的大门。这次旅行的详细情况，收录在他本人所撰写的《在未知的中国》一书当中。虽说柏格理深入到了凉山腹地，也受到当地诺苏(彝族)主人的热情招待，但是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把基督教带到那里。在柏格理所著的《在未知的中国》一书里，第一章中就提到：“我试图渡过扬子江并进入诺苏领地的打算，早就为他人所知晓，这也是英国传教士一直企盼的略带冒险色彩的活动。负责扬子江防务、驻守米贴的军事官员获知了拟议中的尝试，便决心尽最大努力去阻止它。如果阻止不成，他也执意要旅行者以可怕的代价来换取成功。该类计划于若干年前曾如此有效地实施于玛格里，一位几乎要揭开自治诺苏领地神秘面纱的英国男子。”(2)于柏格理之后，“1908年(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是年，英国传教士巴尔克潜入凉山腹地探险，测绘地图，并在美姑连渣涝用手枪击毙二彝人，激起彝民愤怒，巴尔克被阿侯瓦吉、苏呷火石等黑彝杀死。”(3)再往后，至抗日战争期间，仍有教会组织如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曾派出大批人员，试图把“福音”传播到凉山地区，曾在昭觉一带进行过传教工作。抗战结束后，1945年至1947年这段时期内，云南的彝族开明人士龙云曾大力支持过基督教的传播，希望彝族人民能够通过教会学习文化知识。他与英国传教士马建忠合作，成立“江外工作委员会”，在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4)“在1947年时，循道公会在汉口举行第三届全国会议时，马建忠的工作报告中，就这项工作列为新开展的工作，曾作了这样的报告：‘距昭通二百里，金沙江对面，属西康范围的大凉山，那是未开化的民族聚居地。承前云南御任主席龙公德意，慷慨捐助大部分经费。我们将开展那里的工作。惟愿父神亲自祝福那工作。’从马建忠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那个工作是抱有很大希望的。”(5)然而，学校初步建成以后“，学校开学之初，彝族兄弟不肯把子弟送去上学。经王朝顺与当地头人的多番威胁利诱，才各收得十多个学生。”(6)
最终，基督教在凉山地区的传播工作无法开展，宣告结束。“福音”始终只能在凉山山口徘徊。
三、贵州彝族与基督教
有别于基督教在凉山地区的遭遇，内地会和循道公会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已经深入到贵州的彝族地区。
1、内地会在贵州彝族地区的传教情况
1884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白德礼由贵阳到安顺活动。1894年英国传教士党居仁开始主持安顺教会。由于固守孔孟之道的汉族群众信教者甚少，党居仁自1899年以后，把传教重点转向安顺、毕节一带的苗族、彝族。“1904年，内地会的英籍传教士在贵州彝族地区的纳雍、大方、赫章等地设立教堂传教”。(7)“1906年，内地会在威宁盐仓的板底建立教堂，为彝族聚居区内以彝族为主要信徒的教堂之一。以文亚当、罗马可和李保罗等人为该教堂的管理人。”(8)
内地会还在威宁、赫章等地划分出单独的彝族教区。英国传教士党居仁于1904年在威宁州宣化区归化里(今赫章县可乐区)的苗族村寨葛布建立内地会教堂之后，随着教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彝族人皈依了基督教，“1910年，葛布总堂中彝族信徒人数超过了苗族信徒，由于语言方面的隔阂，遂向党居仁要求另组彝族教会。是年，内地会上海总会根据党居仁的报告，派来了澳大利亚籍传教士贝尔克，便将葛布教会中的彝族信徒分出去，在’结构’彝族聚居区另组‘结构彝族教会’。从此内地会教会也分为了苗、彝两个系统。”(9)“划分后的彝族教区以今赫章的结构为中心设立总堂，下属盐仓、二塘、金钟、龙场等各地教堂。”(10)
到1933年，内地会的教区组织越发完善，总堂下设部，部下设堂。“在彝族地区设南一、二、三、四部。南一部在今赫章，南二部在今威宁板底，南三部在今威宁新官寨，南四部在今威宁水城。由彝族安承明任总长老，文正榜任部执事。”(11)此外“，至1949年以前，内地会还在彝族聚居区的纳雍姑开、治昆、龙场和大方的城关等地建立了教堂和设立了许多传教点。”(12)黔西北彝族内地会的传教活动，还扩散到了滇东北昭通、彝良与川南叙永、古蔺等地的彝族群众之中。
2、循道公会在贵州彝族地区的传教情况
清朝雍正年间，以武力手段对乌撒(今威宁、赫章一带)、乌蒙、镇雄、东川等地的强行改土归流，消灭了土司制度。但是，作为土司残余的土目阶层，仍然牢牢地统治着广大偏远农村区域。彝族广大的被剥削的佃户、娃子，生活在土目、地主的残酷统治之下，希望有一种能够帮助减轻苦难的力量，基督教即适应了当时的这种需求。而处于统治地位的土目与黑彝地主，起先本能地强烈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是，他们之中部分人的态度也逐步发生了变化。
1905年，柏格理来到威宁石门坎创办教会，建立学校，使得当地苗族人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这种状况自然会引起深恐被苗族超过的彝族土目的担心。于是，不信教的土目为了使后代受到良好教育，也把孩子送入教会学校：“回到石门坎家中。色嘎最大的地主把他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了。”(13)
民国前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一些彝族土目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随着彝族信徒的增多，柏格理于1911年上书循道公会差会：“彝族众多不下数万人，且散居各县，大多掌握土地权，为苗族之地主，不易受佃奴苗族的同化⋯⋯恳求派员来华，并接济经费，以资创办该族会堂。”(14)差会同意了柏格理的要求。同年，成立“四方井彝族教会”，派遣传教士美能易驻会传教。“四方井彝族教会”成为循道公会在贵州彝族地区的传教中心。(15)
四、云南彝族与基督教
基督教在云南的彝族地区，依旧是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的势力最大。
1、内地会在云南彝族地区中的传教情况内地会主要活动于滇北武定县洒普山一带。最初是贵州威宁、云南彝良的循道公会苗族布道员到洒普山宣传福音，得到当地苗族、彝族的响应，柏格理遂前往探察。1906年，柏格理协同内地会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到洒普山传教。
1923年，郭秀峰在洒普山主持成立了“基督教内地会滇北六族联合会”，设立了下属六个总堂。(16)
在滇北山区的武定、禄劝、寻甸县等地的彝族群众中，内地会先后建立三个彝族总堂，促使彝族群众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其中禄劝县彝族信徒占本民族总人数的比例高达1/4)，使这一带成为教会在彝族地区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当地的彝族各支系中，基督教内地滇北六族联合会曾先后建立了禄劝县撒老坞黑彝族总堂(下辖11个分堂41个支堂)、武定县阿谷米干彝族总堂(下辖4个分堂3个支堂)、寻甸县新哨白彝族总堂(下辖5个支堂)。(17)
2、循道公会在云南彝族地区中的传教情况
“葛泼部落生活于一块大约2000平方英里的地域里，住在与苗族人相似的村寨内，不过他们的居住更为稳定，也较少游牧倾向。”(18)葛泼是彝族的一个分支，威宁一带称之为果铺，在彝族社会内部，属于干彝阶层。无论黔西北还是滇东北的干彝，整个群体都属于劳动阶级，威宁的干彝群众都擅长竹编手工艺。滇东北的葛泼，集中居住在会泽西南，与四川凉山彝族仅隔一条金沙江。“作为社会阶层，他们高于苗族，却又低于汉族。”(19)葛泼人生活贫困，同苗族一样受到地主土目的奴役。
柏格理对葛泼居住区的描绘如下：“他现在眼前的荒凉乡野从总体上则显得更为艰苦与更为偏远。他认定这边山中的道路，属自己所见过中最差劲的。‘在整个中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贫瘠与条件恶劣的乡村。’这虽然不是葛泼农村的总体特征，但却是他对从会泽到老鹰山的特殊道路的准确描绘。”(20)
苗族布道员在对葛泼人的传教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这次友好的接触，苗族与葛泼人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开始建立。苗族布道员和老师被邀请前往并待在葛泼村寨，以指导他们走上新道路。有位特别的苗族布道员在此一方取得了显著成功，成为葛泼人的基督教的使徒。”(21)“让杨芝成为葛泼人中的传道者的时间终于来临，⋯⋯他赢得了葛泼人的心，最终全部落都把他视为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地要求把他再次委派在他们的巡回区。听杨芝讲述这些葛泼人的忠诚与坚定，总是让人有一种喜悦感，无疑他们已经真正了解了耶稣基督。”(22)
许多葛泼人皈依了基督教，柏格理曾有幸看到了彝族人独具特色的礼拜式：“柏格理得知他们业已开始举行定期的礼拜，并正在开始理解基督徒教学的入门知识。他们礼拜式所独具的一个特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苗族人晚上聚会时，一般要靠环小教堂而立的人手举火把或当地式的油灯来照明。柏格理在这里被第一次介绍使用葛泼人的照明方法，它与众明显不同，带有几分浪漫和象征性意义。房屋中央的泥地上插着一根小树干;直立的树干顶端上放着一块平坦的石板，石板的长与宽大约各1.5英尺。用松木碎片在这个小型石头平台上燃起一堆火，整个礼拜始终火光不息。在这个古朴的照明装置旁边的地上，有一堆松木碎片，凡坐在离火最近处的人，不时抓起一把木屑添到火上。在每一首赞美歌唱起来之前，或当什么条文必须在礼拜式上宣读的时候，火堆就要被搅动一次，以使火光明亮起来。”(23)
云南的这部分彝族支系，整体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之下，由于历史的原因，又没得以传承本民族历史悠久的彝文。所以，对于获得精神安慰，能够读书识字，以提高社会地位具有很高的热情。虽然英国传教士对于他们无暇顾及，但是，在长期派驻这里的石门坎苗族布道员与小学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一直坚持着教会的活动。
五、宗教的根源在人间
同样的基督教同样在彝族地区传播，四川凉山的彝族群众坚决抵制，云南、贵州的不少彝族群众陆续皈依。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式。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何在?
1、四川凉山彝族群众抵制基督教的原因笔者认为，凉山地区彝族群众抵制基督教传播的原因如下：
第一、一直保持的自治状态。这一点，恰如柏格理甘铎理等人所分析：“自治的诺苏领地⋯⋯在中国的版图内它是带有自治性质的最后与最大的孤岛。代表着曾经遍布中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各原始部落最后遗存的权威。它东边以湍急的江水为界，西边背靠巍峨的山峰，这种地理环境使它得以保持孤立的状态，并与汉人文明的播撒相对抗。就像边远的西藏地区，它既牢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自治性，并为它的地域蒙上了一块怀疑与敌视的幕布。柏格理则能瞥见那块幕布后面令人兴奋但也未得开化的土地，他渴望‘为基督赢得土著人的土地’。或许他可以实现这个愿望，在甚至业已渗透到金沙江边的苗族人新生活的传说的基础之上。从柏格理以后直到最近，他的继任者们没有进入这片危险的地域，只由对面的居民遥远地观望基督在云南的部落中所成就的变化。”(24)
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背靠着广阔的川、康、藏、滇藏区，外有天险金沙江环绕。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凉山一直与外界隔绝，自古以来，中央王朝的势力、汉族文明以及各种外来因素都难以涉足其中。这种自治状态，就为凉山彝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得以完整保留，并对外来文化与宗教的渗透起到了有效的隔离作用。第二、彝族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柏格理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在四川凉山和贵州威宁都拥有地产的土目：“到达了一个叫老七的诺苏地主的要塞⋯⋯他直率地告诉我们，他宁可掉脑袋，也决不皈依基督教。他拒绝了所有作为礼品的书，对我们所有的话都提出质疑，并且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任何尝试。他强烈地为自己的宗教而辩护，怀着巨大的热情捍卫偶像崇拜。⋯⋯在我们最终分手时，他说：‘朋友———对，我们将是朋友;药品———对，我将会买你的药品;基督教———一文不值。’”(25)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自先秦六祖分支以来就在黔滇川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原住民族。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也形成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它赋予了本民族成员的民族自豪感和巨大的凝聚力，只要能够，彝族人就会坚决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与信仰。老七的话语中，就充分表现出了这种自豪感与坚定信念。在彝族传统文化保存完整的凉山，对于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外来文化形态，自然具有强烈的排斥性。
凉山地区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独特且严密的家支制度构成了凉山的社会组织基础。家支内部井然有序，虽为奴隶也不会背叛本家。基督教教规的一大要求，就是只许崇拜惟一的救世主，禁止祭祀祖先。这是对于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传统自然宗教与家支制度的巨大冒犯，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险要的地理环境、古老的传统文化和完善的家支制度等综合因素，坚决地将基督教拒之于凉山的大门之外。
2、基督教在云贵地区得以传播的原因云贵地区的彝族群众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待基督教，他们没有抵制却陆续皈依。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较凉山地区而言，云贵一带的彝族面对的社会环境颇为复杂。那里居住的不仅是彝族，还包括了回族、苗族、白族、布依族、傈僳族及汉族等众多的民族。要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就不得不随着时局的改变而改变。从历史角度来看，明初，中央封建王朝势力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和杀戮进入乌撒、乌蒙一带，给当地彝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到清代，又进行了“改土归流”。朝廷流官开始执掌府、州、县各级政权，汉族已经成为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央政权和汉族文明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彝族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近代黔滇毗邻地区的彝族社会上层中，本民族传统文化沉积比较浓厚，本来对外来宗教具有相当的抵御本能。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灭亡，传统社会与文化形态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已经失去了像四川凉山彝族那样的文化与社会的双重抵御功能。而且，作为土司制度残存物的土目，时常有一种来自政府流官的危机感。或是被勒索敲诈，或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某种强力的保护或帮助，于是，连朝廷官府都要惧怕的“洋人”，就有可能成为保护或帮助的提供者。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连坚决反对洋教的土目老七，在被官府关入监狱的时候，也曾写信给柏格理，以加入教会为条件，要求传教士通过官府把他营救出来。本来在文化上要先进于苗族的彝族各阶层，发现整体具有佃户身份的苗族，在皈依基督教之后接受教育并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他们就无法再对这个严峻的现实视而不见。
“今天中午，在一个土目家用餐。他的儿子和他的两位亲戚请有一位私塾教师。我让他们把正在学的书本拿给我看。结果发现，在学习上地主的儿子远远不及他自己的苗族农奴。”(27)彝族开始为自己的后代考虑了：“苗族人的运动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区域内产生了某种十分谦和的影响力。人们在注视着，当他们看到一座又一座教堂建立起来，书籍出版发行，学校纷纷开设，苗家孩子对着他们聚集起来，于是许多人开始充满羡慕之情并且担心苗家后代将来的命运会好于他们自己的孩子。”(28)“石门坎的学校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完全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威宁与角奎的官员的看法也都如此，⋯⋯一位非常富裕的土目已经把他的儿子送到这里，并愿意为他的特权而付出高额学费。于是就发生了一位年轻土目与一个苗族孩子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事。在几年之前，此类事情是不敢想象的。”(29)
寻求保护伞的部分土目、地主，与不甘落后于他人的各个阶层中的一些人，都对基督教的传播采取了宽容或配合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并不见得是完全情愿的。在四方井、结构[注]为中心的彝族教会的创建过程中，彝族皈依者都自始至终地发挥了自力更生的主导作用。可以说从传入当初，基督教就在彝族聚居区被开始本土化了。第二，彝族中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解放前，威宁、赫章、昭通一带彝族内部可以分为若干等级，大致有：土目、黑彝、自由民、娃子。黑彝有：黑彝地主、贫苦黑彝;自由民内部又分为：白彝、红彝、干彝;娃子有娃子、丫头。土目、黑彝地主是统治阶级，而占彝族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黑彝、白彝、红彝、干彝、丫头、娃子是被统治、被剥削阶级。土目、地主或用高额的实物地租与繁重的劳役地租，或直接以人身占有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同其他民族的劳苦大众一样，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底层。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脱离苦海。例如：柏格理在日记中写到：“一个白诺苏(白彝—译者)请求我前去看一下他的妻子。她的脸上伤痕累累，背上布满了创伤和疤痕。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成为猫猫山那个地主妻子的一名奴隶。地主婆最近变得对奴隶喜怒无常，抓住了她，用烧红的火钳烫焦姑娘的一侧脸。当他们听说我在邻近地域，就双双跑出来找我，寻求保护。当他们说到地主婆曾经威胁，如果抓住那个姑娘就要把她杀死，而不管她跑到哪里都要把她找到时，都哭泣着请求我帮助他们。”(30)
当时为了寻求生路，彝族劳动群众寄希望于基督教以求解脱，依赖于教会势力以提高社会地位，能多少求摆脱一些人间的不平。第三，传教士的人为因素。虽说基督教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大背景下深入我国内地，而诸多不平等条约是它的保护伞，但是，基督教能在川滇黔彝族地区得以传播，若干位出身于英国劳动阶层的传教士的作用不容忽视。就循道公会的产生而言，“与英国的历史有关。
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新的工业城市不断建立，产业工人阶级由此诞生。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英国教会已不能有效地适应新形势，失去了对社会下层的吸引力，英国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在此情况下，约翰·卫斯理与其弟查理·卫斯理力图挽救危机，复兴基督教信仰。约翰·卫斯理经潜心研究圣经和新教各派的宗教思想，提出了循道宗的主张，他认为只有提高每个基督徒的灵性修养与道德水平，建立严密的组织，改变陈旧的布道方式，才能挽救危机。”(31)
由此可知，卫斯理宗诞生于英国下层民众，主张基督的普遍之爱;要求信徒为他人服务，过艰苦朴素的生活;在教会管理方面突出民主原则。两百年来，卫斯理宗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种中。直到如今，英国卫斯理宗仍然强调重点在社会下层，尤其是产业工人聚居区传教。循道公会的传教士柏格理，就来自于英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是制绳工人的儿子，自身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使他来到黔滇川边各民族穷苦人之中，不仅按照基督教教义要求的在人生的彼岸，也在现实的此岸，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的悲惨生活。他把生命献给了石门坎，并且永远长眠在那里。柏格理为什么不能在凉山建功而在石门坎成就了一番事业?宗教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明白，不论是凉山彝族的抵制还是云南、贵州部分彝族的皈依，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不是基督耶稣感召了他的子民，而是物质的前提决定了人民的意向，同时也决定了传教士的成败。这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32)
注释：
(1)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毕摩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柏格理著、东人达译：《在未知的中国·柏格里日记》，第17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魏治臻编《彝族史料集》，第29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4)参见张现洲《英国传教士马建忠在在凉山彝族地区传教的经过》《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5)(6)《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第30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7)(8)(10)(11)(12)《贵州省志·民族志》，第49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9)(14)(15)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第233页，第71页，第7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13)(25)(28)(31)柏格理著、甘铎理编辑、东人达译《：在未知的中国·柏格理日记》，第778页，第705-706页，第758页，第72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6)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第4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17)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第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8)(20)(21)(23)(24)甘铎理著、东人达译：《在未知的中国·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第576页，第576页，第575页，第576页，第59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9)(22)王树德著、东人达译：《在未知的中国·石门坎与花苗》，第437页，第42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6)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第63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8)(29)柏格理著、东人达译：《在未知的中国·苗族纪实》，第159页，第16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1)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第123-124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2)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原载：《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