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夜郎民族文化之谜是贵卅乃至整个大西南历史上早已遗留下来的重大史宴命题，中外史学界一直在为此殚思极虑，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史实命题的研究和探索。二千多年以前司马迁的《史记》虽吝于笔墨，但在贵州乃至大西南古老历史上曾有一个恢宏豪迈的夜郎时代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而“夜郎自大”这个带有浓浓的历史沧桑韵味的成语也依然鲜活于世，家喻户晓。
时至今日，中外学者对夜郎的族属问题，史源定论、名义问题、后裔民族问题、地理境域中心方位皆进行过全面审慎的研究，占典文献与考古两方而卓有收效。但诸多研究结果仍各执一说，奠衷一址．出现了许多新的歧义和悬念。为此，贵州学术界曾就夜郎诸多问题举行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了省内外许多迷恋夜郎文化之谜的专家学者与会，在一些问题上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对夜郎民族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着贵州乃至大西南的古代历史．而且它也关乎中国的古代文明史。夜郎的文化底蕴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即研究的目的不是最终弄清他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的，而是研究这个独立于议史政权的奴求制目家中所真实存在过的所有关于生命和历史的史实命题，并为这些史实命题找到其文化的归依以及它向身真正的协史落脚点。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与考古实物束看，夜郎民族文化的“天火文化”、“地水文化”“人文文化”、“法制文化”和“民俗文化”始终贯穿于其时的宗教活动和婚、嫁礼仪力面。另外，古夜郎国的天文历法和科技卫生也较为完整。，他们通过对星体的运行、气候的变化、鸟兽的动静观察、揖度、计算，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分为龙．虎、风三种的天文历法；还有在科技和医药打丽也有发展。尤值一提的是古夜郎国的农牧l№生产及手工业相当发达，如丝绸纺织、打制炼铁、制造兵器，特别是制造兵器在古夜郎社会经济中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彝文献上还明确记载着”在前武时期，已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求社会，具有雏形政权职能的国家已经形成，这便是夜郎之为同的始端。到了后武夜郎时代的夜郎，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奴隶制度国家了，这个奴隶制国家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盟长国国家，分台无常，新仇无度。夜郎古国历时久远(“夜郎”始为开创雏形政权的统治者之名，尔后沿袭为王者之称，近似汉史的“帝”之意)，在《夜郎史传》的记载中不仅包括了夜郎的谱系、城池、律令、战争、联盟等，还出现被称为“羊头人、黑猪人、黄人、青人，骂哄人、撒苏人”等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几类人种记载，这是贵州乃乃至大西南各占老民族最原始的烙印。而它似乎和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有着微妙的应和，如汉族、仡佬旅的民间门碑中也有夜郎的相关传说；世居夜郎故地的彝族还有大量的有关夜郎文史的文字记载；而夜郎传说巾提到的“撒苏、骂哄”据考证是指今天的汉族和苗族。而夜郎文化中的“天火文化、地水文化、人文文化、法制文化和民俗文化”，以及赫章考古、威宁中水文化遗址更足有助于今天的我们研究贵州各民族古老历史渊源关系的源头。
一
根据威宁中水的古墓葬俗与赫章可乐的古墓葬比较，笔者认为威宁的中水刻画也好，赫章可乐的古墓也罢，都是和古代彝族的葬俗有关。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处黔西北高原的乌蒙山脉中段，南、西、北三面被云南乌蒙所包围。西北部的中水地区东南距威宁县城约100余公里，西北面离云南昭通县城仅有22公里。中水原名叫高坎子，海拔约为180O米左右，这里有前河、中河、后河自东与东北向西与西南汇合于烟锅山的西面而流，再向南流人滇黔两省的分界龙潭河。中水地势较为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村寨密集，自明清以来居住着回、彝、侗、汉等几大民族。
贵州省博物馆多次在这里考古发掘，早在60年代初，戚宁中水就有新石器时代遗物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古物出土。1977年底，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此地调时又征集到一批古物青铜器。1978年10月又开始在此地正式发掘，这次发掘贵州考古队在这里历时了36天的考查，他们在张狗儿老包、独立树、梨园工二区3个点，发掘土坑墓36座。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1979年冬，又在此进行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l座。贵州省博物馆唐文元、刘卫国俩位学者在《夜郎文化寻踪》中谈到：
在威宁中水两次发掘的57座古墓中，可分为竖穴土坑墓和不规则竖穴土坑墓两类，其中不规则竖穴土坑墓从它的埋葬方式上又可分为单人葬和排葬、乱葬两种。
I类，竖穴土坑墓有9座，特点是墓坑较大，墓边较为清楚，随葬文物也较为丰富，而且随葬品中具有汉民族风格的器物多于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器物。
Ⅱ类，不规则竖穴土坑墓有48座，特点是墓葬规格小于I类，墓边不规则也不清晰，随葬品明显比I类墓少得多，除少量铁兵器外。其他文物都有较强的地方民族特点。其中单人葬31座，排葬、乱葬的17座。
单人葬均为仰身直肢，多有较为精美的青铜兵器随葬古物，陶器种类和数量不多，但都排列有序。陶器中有的有刻画符号彝文，死者头、耳、手臂多戴有民旗装饰品。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以40号墓为例，死者是一个骨骼粗壮的中青年民族男子，身高约为1 7米以上，头南足北，仰身直肢，下肢略弯。随葬器物8件，头顶置一圆盘状小铜“帽”，帽顶圆心为一小孔，似为插装羽毛等饰物的孔。据省博考古专家报道，头左侧有铜发钗，头右侧段下腭骨下各有一陶罐，左肩上一陶觚，3件陶器均有刻划符号彝文。右侧腰间有一把柳叶形铜剑，右上臂戴有2只石头。再以43号墓为例，死者也是一位身高1.7米的健壮男子，随葬器物10件，左小臂套一铜臂甲，右手腕戴一宽边骨手镯，左、右耳分别有玛瑙耳坠和锏耳环，据专家发掘报道另有6件陶器(盆、瓶、罐)分别放置头、退及脚部。
有学者认为这种墓葬也有一些较为奇特的现象：如4号墓葬头骨位于腰司，可能死者是被砍头致死的。23号墓葬死者肋骨间又插着一把青铜短剑，剑巩部(柄)已折断，考占专家推测墓主是被刺而死亡的。
从上述举例可以大体描绘出死者生前的基本轮廓和形象：死者定是一位高大魁梧的地方少数民族彝族将士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肯定地说，根据考古资料中的死者墓葬头换高耸的发警，发髻之上套着一个闪着金色光芒的圆形铜饰，又在正中插着几支代表彝族男性气质的雉尾，两耳间悬挂着的玛瑙坠和铜耳环，映出一张因高原紫外线的强烈照射和风雨的雕琢而形成肤色黝黑、但轮廓分明的英俊脸庞。还有他那粗壮的双臂肌肉鼓突，又加上他戴着宽大石镯和骨镯的右手紧握着挂在腰间的青铜宝剑，套着臂甲的左手还持着牛皮盾牌。他似乎还双目炯炯有神，直视前方，只待一声令下，便会冲锋陷阵，他那视死如归的英武神气，哪一点不象彝族男儿勇士呢。这可能就是当时的夜郎武士，他们活跃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夜郎地区，他们都是夜郎史实文明的不朽见证。
另外是排葬及乱葬的尸体，有的排列成行，有的上下逐层迭压，还有的零乱放置，有些只见头骨，有些仅剩肢骨。据贵州考古者云：如15号墓葬发现的骨架6具，身首异处者就有2具。这类墓葬距离地表都比较深，均在2米以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一些铜扣饰、铜手镯等装饰品，据发掘者云这类墓葬未见兵器。
我认为威宁中水这批墓葬较为复杂，但从墓葬形制、莽式、随葬器物等，都可以看出它们的时代及族属源头，还有那些彝族文化内涵上的特点等。
二
发掘者对古墓的时代、族属及墓主身份的考证，这批墓葬的时代下限在东汉初期，上限町到战国晚期，而西汉中期的墓葬最多。其中I类竖穴土坑墓的时代较晚，除因它的形制与贵州汉墓中的土坑墓相似外，还出上丁西汉晚期的五铢钱和王莽时代的“大泉五一”，其他随莽品也足以汉文化的器物为主，因此这类墓主可能为汉族，如2号墓出了一枚“张光私印”，显然是汉族的姓名。此印龟钮，阴刻篆文。一般汉代使用龟钮印者地位都比较高贵。《汉旧仪补遗》载“列侯黄金印龟钮”，说明墓主可能与当时的郡县官吏或当地的豪族大姓有着一定的关系。又如19号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鲵鱼形铜带钩，在鲵鱼背部一侧有阴刻隶书五字铭文“日利八千万”。在贵州出土汉代有吉祥铭文“千万”一词的文物已屡见不鲜。如1959年清镇中后乡汉墓曾出土过“赵千万”、“樊千万”2枚铜印，1987年兴仁交乐汉墓叉出土过“巨王千万”铜印，这些印章都在姓氏后面加上“千万”这一吉祥语，以显示或企盼富有及权贵。而鲵鱼形带钩铭文于“千万”之前不仅有具体的数字“八”而且还有表示获利的速率“日利”二字，这与流行的吉祥语不同，很可能昭示了南夷地区，控制和垄断着该地区商贸经济的少数巨贾，日利达数“千万”是有可能的，因此带钩的主人企盼每天获利“八千万”，恐怕是经过测算后的一个目标了吧。
Ⅱ类墓，发掘者又从墓葬形制、随葬文物和葬俗方面来考证后认为赫章可乐的土著民族墓葬叉各有异同，如规模都较小，随葬器物也不多，而且随葬品绝大部份都有自己的地域和民族特点。又如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铜柄铁剑等，在威宁的中水墓葬中见不到。而中水的刻划符呼彝文以及牛头形和鲵鱼形铜带钩在可乐又毫无踪影。可乐的套头葬俗只有可乐独有，中水的排葬和乱葬也只有在中水才可见到。
发掘者义认为Ⅱ类墓的时代比I类墓要早．下限可到西汉早期，与I类的早期墓相衔接。上限则到战国晚期，正好是处于夜郎国灭国之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Ⅱ类墓中的单人竖穴土坑墓，多随葬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陶器和随身的装饰品和兵器，比起排葬和乱葬的死者地位相对要高得多，后者的尸体处理潦草，或重叠掩埋，或身首异处，随葬品也极其简单，除几件陶器外，别无他物。他们显然是属于Ⅱ型墓中地位最低的死者，可能是奴隶或战俘之类的群体墓葬。
三
众多学者认为，威宁中水的刻画符号不是谜而是彝文，威宁中水两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共发现刻画符号彝文51个，其中有7种符号彝文在17件陶器上重复出现，实际共有不同符号彝文41个。所谓常见刻画符号彝文的陶器种类是罐、瓶、盆，刻画彝文的部位多在口沿内侧或器表的肩腹部。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在墓中多是紧贴死者身体的某一部位。陶器上刻画的符号彝文与死者的身份、思想意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有的学者认为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本来彝文就是彝文，还有什么难解之谜呢？其实这些谜及所谓的符号彝文早已被滇、川、黔的彝文专家们识读出来了，我认为也不是什么谜不谜的了。这些识读威宁巾水所谓刻画符号的彝文专家，他们都是有关科研单位及高校工作的专家教授，如王兴友、罗国义是研究彝文占籍的经师，另外的是彝文古籍历史文献研究员、译审、副译审级的专家，如王正贤、王仕举、罗正仁、王子国、王继超、龙正清、陈英、马昌达、黄吕寿、朱文学、李世荣、王秀平等八十余位彝学专家。他们对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彝文都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对比、研究后，认为41个刻画符号完全可以对照今天的彝文释读出来。并且把符号的意思也一起识读出来，他们认为刻画的41个符号彝文是最古老的彝文，现代彝文与之有着发展、继承的关系。毋庸讳言，刻画这些符号彝文的墓主人可能就是占代的彝族先民布摩及摩首与那构布所为，如此一来夜郎民族的主体自然也就包括了彝族先民在内了。但又有学者认为彝族古代实行的是火葬，从未有过土葬的遗迹。那么请问吐西吐斗、那西那仇的葬俗该怎么解释?其实彝族自古就有(白死土葬，黑死火葬)的习俗传承，作为学者应该调查研究后再作叙论。(以下介绍以上专家对威宁中水彝文识读表的注音解读)
该刻画彝文与上述专家的推断，彝文研究者认为：根据大量的彝文典籍记载．彝族中的游牧部落。黑彝”实行火葬是史实，而农耕部落“白彝”则实行土葬也是史实。根据大量的古籍文献记载也是史实。这个结论当然是可以成立的。其实威宁中水墓葬除了I类墓中明显属于汉文化中融合有武夜郎文化的成份之外，Ⅱ类墓从时代、地域、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以及墓葬的形制、葬俗等等来看，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彝族古代葬俗特征，其实它们都是属于占代夜郎文化的一部份。它与赫章可乐夜郎墓葬虽有共同点，但同时叉存在着较小的差异，这正好说明夜郎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政体。广义地说，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夜郎民族支系；狭义地讲，在夜郎范围内的不同地区，又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如百濮、百越、氐羌、夷等。这些称谓也不是很具体的专指一个民族，时隔两千多年了，如果要想从历史的尘封中找出与现今民族一脉相承的民族，实在是个巨大而艰苦的工程。不过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依靠遗传学和人类基因工程来解开这个历史上的谜，或许将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四
云南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迄今在云南全省88个县(市)发现307处．出土文物几万件。其中青铜器2万多件，分布滇池区域、红河流域、洱海区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等地区，通常以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代表云南考古。
近些年来，许多专家面对这些灿烂的青铜文化的出现，都总是觉得这些实物到底是来自于何方?是何人制造？至今还是个大谜，它使许多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大西南的彝文古籍文献中对青铜器的冶炼方面均有系统的或零断的记载，这点足以弥补汉文史料的不足记载。从彝族古籍文献这里或许能解开这个大谜。
请看：彝语支民族先民古夷人是怎样创造了青铜文化的，而且是怎样记录这些文献下来的呢?
我们先从彝族的文献占籍与古歌“铜鼓王”说起，这里道明了彝族铜鼓的创制者和冶炼者的冶炼制造技能。
如铜鼓是古夷人波罗和罗里芬夫妇创制的(波罗是古夷人制铜刀降妖斩魔的英雄人物，并和其妻罗里芬制造了铜鼓)，请看彝族文献古籍与古歌《铜鼓王》(云南人民出版社l991年12月版)“铸鼓”一章载：
“墟罗游异境；梦中见鼓形。深深受启发，从此开窍门。决心铸铜鼓．不怕铸不成。就从速时起，烧足来炼铜。可是炼起来，难关千万重。时时遭磨难，天天受苦辛。炼了上百次．次次不成功。铜水变废水．难得成鼓身。起初在地上，挖成土坑坑：铜水倒下去，遍地黄生生。土坑漏铜水，此法不可用。另外想法干，他又再思寻。想去又想来，用木作模型。做好未模子．再把铜水淋。铜水淋下去，模上火焰升。过了不多时，未模成灰烬。铜水满地淌，还是搞不成。／铜鼓铸不成，波罗不灰心。烧火炼铜鼓．时时都不停。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操心。彝家好汉子，腰直骨头硬。就象岩上松，能穿半天云。又象空中鹞，高飞破雾行。埋头炼铜鼓，和怕火烟熏。苦皱宽额头，熬虹大眼睛。吃睡无定时，肉也掉几斤。脸上黑又瘦，壮俸变了型。／波罗的妻子，名叫罗里芬，平时少言语，天资最聪明。波罗铸铜鼓，总是铸不成。她虽看在眼，却是痛在心。偷偷打主意，暗暗动脑筋。自动当助手．用泥做模型。先用黄泥巴。加水拌均匀。揉搓成软泥，做成铜鼓彤。等到晒干后，模干算做成。再把铜水灌，冷却戒鼓身。铜鼓铸成了，夫妻最高兴。但是厚度大，敲起发哑音。样子不好看，声音不好听。用来做铜锅，煮饭慢腾腾。烧火费柴火，看来不称
心。后来夫妻俩，凡次再改进。模子空隙小，轻鼓才铸成。虽然较粗糙，但也很好用。敲起咚咚响，四方听得清。样子也好看，声音也动听。用来煮饭吃，米饭香喷喷。烧火不费柴，只用一小捆。铜锅做饭吃，是个大事情。历史添新章，到处有传闻。／彝家有铜鼓，用处多得很。敲鼓发号令，煮饭省柴薪。结妾足牢固。落地不毁损。波罗铸铜鼓，他是发明人。这个好消息，传遍雪山境。你用我也用．便利彝家人。铜鼓赴处响，彝家多欢欣：个个唱颂歌，歌颂铸锅人。人人颂波罗，还有罗里芬。唱歌又跳舞，用力击鼓身。铜鼓咚咚响，百里都传音。整个雪山地，都有铜鼓声；整个彝家寨，都有好歌音：彝有庆升平。铜锅煮饭吃，同度好光阴。／彝家有铜鼓，不忘罗里芬。虽是妇道人．手巧心又灵。为了铸铜鼓，大力助夫君。贴心贴肝话，说给丈夫听，苦苦劝丈夫，要把鼓铸成。自己出主意，亲手做模型。钢鼓铸成了。她也有大功。好话说不完，颂歌喝不尽。波罗、罗里芬…／公鼓波罗铸，众人记得清；母鼓谁人铸?就是罗里芬。两个“铜鼓王”，都是彝家人。同铸夫妻鼓，彼此出大名。……／垒禾水托土，分明是“五行”。又有三大圈．代表日月星。三十圈圈旁，画着两个人。一男和一女，相爱又相亲。男的是波罗，女是罗里芬。再看鼓身上。画着很多人。有男又有女，老少一大群。个个手牵手。歌舞皮升平。鼓上多图案，走兽与飞禽。代表我彝家，六盲多旺盛。旁边画谷穗，象征粮丰登。样样有来由，件件有起因。看我彝家人，勤劳又聪明。铜鼓当铜锅，传了几代人。煮饭很方便，敲起又好听。节日蔽铜鼓。彝寨闹腾腾。鼓声添喜气……部落开仗火，鼓声传号令。钢鼓是号角，作战把鼓鸣，铜鼓最珍贵，一鼓值千金…／铜鼓价值高……”
从以上这一份文山州富宁县彝族保支系世代口碑传唱的“铜鼓王”古歌介绍来考证，直接说明了彝族铜鼓的制造。他们艰难的制作过程，和们的铜鼓制作方法，以及铜鼓的装饰图案与铜鼓
的用途价值等。
五
彝文古籍“滇彝正史”揭示了青铜文化的起源。“滇彝正史”(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72年12月版)[冶炼]篇记述了古代彝族先民进入铜
器时代后，铸造铜鼓祭祀器的情况，记述了铜器文化与文明的起源。
例如彝族古籍宇宙典籍中所云：
“地依宇宙转，日线大地行(彝族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宇宙外的妮纳，地球绕妮纳转动，日月又围绕地球运行)，天龙来推动(天龙指清浊二气合化后产生的精气。彝人认为这种风推动宇宙万物的周转变化)，衍变出了青悠悠(天由清气升为变化而成，地由黑沉沉的雾块沉降)，世物这样传(万物由是衍变而来)，清柱顶天高(据传，天产生时有一柬阳性清柱顶着天，即一团清气层形成的雾柱顶天。今滇南彝人祭祀时用石头代替顶着，滇北彝人祖灵筒里同用铜(铁)柱代天柱)，铸铜来做成。塌妮比尔山(古夷每一次开采铜矿铸造铜鼓、锣、钹等器物的地方)，铜雁那里铸(铸出雁鸟，祭祀季节神)，海鸟栖侯突(侯突，塌妮比尔山的一太湖泊)，龙鸟那里居(鹤类鸟)，浑水消退时，清澈见水底，四季龙鸟飞。冶银那儿传．冶铜那儿始，有铜匠银师．铜饰做出了，罗人来使用(古夷人自称妮罗，上古音同。今指彝族)，取南方朔树(乔木类，古人用这种树叶洗铜器银器)，擦铜亮锋铮。自非来创始(指自屋非审，自屋是古代彝族布摩，非审足君王)，铸祭器物时，先把铜锣铸(指铜鼓、铜锣等)。订金银器时，让儿做装饰。铸鹤型金花。白鹤昂首鸣(古夷人妇女饰器)。制金雁。制金链银锁(小儿项链)，如春季太阳。紫光霍霍闪。制铜十五样，献肉十二堆，祭妮颇铜师(铜最先由妮部族开采，银由俄部族开采)，献吾祖古魂，炼铜那儿传。铜器来祭天，铜器嵌鸟头，铜王做出了(指铸出的第一件铜器)。铜鸟更逼真。铜饰南自审(指自屋非审，布摩和君)，把铜饰制作。徐玉渡陆他(古人名)，父亡南银棚(彝俗，父亡同匠量制银棚南祭；母亡用金棚南祭。金，这里指铜，今用白共黄二纸作成摇钱树代替)，母逝立金棚。杆术绕白线(指片用麻绕)，铸金虎银豹，虎豹威形牛。银链铸鹤雁。如同天上飞。打金链银锁，映日金光闪。银饰嵌衣服，似繁星闪烁，动物农妆，华衣现物形，细细嵌上边。赛过苏西娥(传说中的美女)，华衣银饰闪烁，银饰有规矩，银鹤似真物。铜虎映日光(圆形太阳铜镜背面嵌虎)……打铸金银地，西赛传开来。书上这样说，说到炬铜事。四方传来啊，塌木阿自澈(地名)，圣君非审他，贤臣柯西他，智师妮全他(古夷人的三位首领)，冶铜铸银雁，制金虎银鹤，铸银雁展翅。那里传了来，阿自澈地方。”
此段说明了青铜器的根源、产地、使用者的身份，各种飞禽走兽的图案纹饰，用铜器的人(铸鹤、雁象征彝族君匝)。
彝文古籍《物始纪略》、《悲妥梅尼》、《夜郎史传》等书均有对青铜冶炼、产地及工艺、用途工匠名称的记载。《物绐纪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1月版)“金银的根源”，该书叙述了古代炼金炼银的经过，本书记载；
“金银根生在，霭都洛矿山，银矿亮晶晶，金矿亮闪闪．受日光照耀。阿娄匠的办法多，够阿娄师颖(够阿娄：古夷人史匠；师颖：聪明)；到霭都洛矿山，拾得碎矿，炼制出金银，炼制出的金，炼制出的银，制银如闪电(如闪电一般)，炼金火焰红，熊熊红焰冒。制银保寿龄，寿树亮闪闪；炼金添寿龄，寿树明晃晃。仇诃皮耐君(仇诃和皮耐，古夷人中有名的君长)，建九重银屋，造九重金屋(铜房)，策举祖(天君)，恒度府来住；彼余毕德臣(古夷人名臣)，造六重银屋，奢武图．联哲舍来住。天下凡间呢，银树开繁花。金海浪翻腾。分布在彝地。有时舅来用，作婚聘礼用；有时甥来用，作金银首饰，就是这样的。后来有一天鲁朵的金光，闪出一道来，天王害怕了，地王很惊慌。金银铁又生，金银与铜生，铜铁出现了，纪都遇矿(纪都彝语矿之意，疑为令东川铜矿)，太岩样现出。匠人办法多，锻铜建房屋”。
《夜郎史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8月版)中“夜郎工匠史”一章节有记载：
“远古的时候，巧匠告阿娄，和着各阿进，男的打仗时．妇管后勤日，他们造嫖箭，设防御工事．他们是巧匠，说的是这样。亥俄弭妥作，(古地名)，在庆功之时，在祝寿之日．要铸钟和锣。钟有银树图，君说式样好，臣说声音好，这样发展了。有修理工匠，有翻新工匠。阿娄和阿迭，观天定星位 拉刮鸠诺呢(人名：古夷人打铜织布的匠师)，打铜织布匠。鸪诺阿卧呢，雕塑偶像师。阿卧乌妆呢，作雕塑之工，雕像十三尊，塑像十三尊。说来还不止，一世和阿迭，二世阿选克。在杜作能底(古地名)，给六祖打镖，给六祖造箭(彝族六祖时代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克安鸪诺匠(古夷人打镖造箭的匠师)，在恒宰底替(古地名)，给八宗打垛，给八宗造箭，说的是这样。在那时代里，鸪诺作尊一，作尊阿格二(古夷人开矿炼制铜的两位匠师)，开矿炼金铜，炼成多高兴，银照日影生，金映月光闪，说的这样 告阿娄长予，一天清早起，他去了北方可是北方地，已住许多人。是谁来居住?工匠来居住。凡是能干的．都去捡碎银。碎石碎银呀，工匠们都捡。他们捡来后，就用火来炼．炼出白银来。这些碎石呀，如象水样流。炼出了银水，银水红彤彤，见阳光晶晶。阿娄的长子，他和工匠们，一起采捡石，一起来炼银、阿娄长子呀．炼了不少银。说的是这些。阿娄长子呢，炼来银子后，把那些银子，带回了彝地。“古夷人这些能工巧匠们，是一个群体。有组织、有首领，有工程技术人员．有明确的分工，有的造镖，有的铸钟和锣，有的造箭，有的塑像，有的拣矿石，有的冶炼，有的炼银，有的炼金(铜)。然后把这些冶炼的技术带到彝地去发展经济。直到武夜郎后的南诏大理时(唐宋时期)曲靖地区马龙县都还住着能工巧匠的手艺人后裔，所以马龙县称为东爨鸟蛮三十七部之一的纳垢部(手艺技术人员支系部)，
六
营安青山铜鼓山遗址与彝族的冶炼有什么关系呢？铜鼓…遗址的发现，是1977年底至1978年初，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普安县青l¨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先后在该地区征集到青铜靴形钺和一字格青铜剑等珍贵文物。根据选一线索，省博又在铜鼓山山顶发现r一处古文化遗址，并在遗址地表上采集到一些绳纹陶片、石臼、石杵、青铜短剑等标本。1980年春．在对该遗址进行复查时，省博又征集到新出土的铜扣饰、镞、叉、刀各l件，同年10月，贵州省博物馆、黔西南州文化局、普安县文化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他们历时了50余天的艰苦工作。
其后，据贵州省博物馆考古专家云．铜鼓山是位于普安县南原青山区亲田公社云盘大队铜鼓山生产队北部的山问盆地之中．海拔1600米．相对高度85米。该地顶部较平坦，山腰有一落洞，距山顶约30米。该地山顶部有两道人工砌筑的环山石堡坎．高约2米左右，将遗址分成上、下两级，使铜鼓山断面呈“凸”字形：遗址面积约3000多平方米，分布于顶及其下一级阶地上。这次省博共发掘5×5米的探方62个．面积1519平方，位置都集中在山顶的北区，其中有两个是在次一级阶地上试掘的3×3米和2 x5米的探方。
铜鼓山由于是一座石灰岩山体，遗址部份经常年雨水冲刷，加上长期的耕种，有的地方岩石裸露，有的地层揭开耕土即见岩体．有的岩隙问又可深达3米以上。总的说，靠山顶中心部位地层较浅，边缘部份逐渐加深。一般可分为5层，除第一层耕土和第五层生土外，遗迹遗物均在第二、三、四层中。
根据唐文元、刘卫国两位专家在《夜郎文化、寻踪》中云，普安铜鼓山遗址的遗迹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洞穴，数量约有300多个，多数集中在遗址的西北部。除674号探方的3个洞开在第三文化层底部并打破第四文化层外，其余都是开在第四文化层底部而打破生土层=这些洞穴深浅不等．浅的只有几厘米，深的可达50厘米以上。直径悬殊也比较大，小的10厘米．大的40厘米，因洞穴深浅、大小、分布都较杂乱，对它们的文化属性实在难以判断。第二类是房屋。第30号探方的9个洞穴可以确认为房屋的柱洞。因为这些洞排列规整，洞底多数垫有石块，洞壁留有楔同柱子的石片。
根据第30号探方柱洞的排列情况来看，可知其建筑为长方形房屋，长3.85米，宽1.7—2.4米，面积约为7.9平方米。分南北二室，北室略大，呈方形，南室稍小，呈方民形。二室内共有5块平整的原生岩石。根据南室内外有大量的碳化农作物堆积和少量绳纹陶片之处，考古专家町以推断这是一处生活起居兼作存贮粮食的简单建筑。专家们把碳化物标本经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物理研究所测定为，年代分别为距今3910±140年和2855±190年，是该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
第三类遗址是灶。有双眼灶和单眼灶各1处。双跟灶位于30号探方的房屋遗址东北角外的25厘米处，距地表50厘米，打破生土层。灶平面呈“吕”字形，通长95厘米。小服居南，灶膛深25厘米．直径21厘米。大眼居北，灶门向东。灶膛深24厘米，直径25厘米。灶膛周壁及底部都有约5厘米的烧结层，灶周围堆积有动物残骨，灶膛内出土1枚铜鱼钩，专家定为此灶应是房屋的配套建筑遗存。
单服灶位于l号探方西北角，灶口距地表50厘米，灶胆用天然石块砌成，平面略呈椭圆。口径95 x 85厘米，灶膛深40厘米，火门朝南，火膛内有灰烬、术炭、绳纹陶片，底部有5厘米厚的烧结层。
第四类是陶窑。1座，位于24号探方的东南角，开口在第三层下，打破生土。因窑顶塌毁，窑室后部打乱破坏严重，整体形制、结构不甚清楚：窑分火膛和窑床两部份，坐南向北。火膛近似横长方形，宽107厘米，进深86厘米，火膛前面用天然石块砌成火墙。火墙上开一火口．火口宽14厘米，火墙残高30厘米，厚20—30厘米，火膛底部有5厘米的烧土。窑床高出火膛5厘米，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0厘米，东西宽132厘米。窑床两侧壁为原生岩石外抹一层细泥，床底部有15厘米厚的烧土。在陶窑的前方紧靠火墙有不规则的灰坑，南北长95厘米，东西宽75 100厘米，灰坑内堆积有灰烬、炭屑和变形的绳纹陶片。
另外是铜鼓山遗址的遗物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玉石器共293件。考古专家把它分为工具类、装饰品类和石范三种。工具类有：石斧、石刀、石凿、石臼、石件、砺石、石同坠、石箭镞、石弹丸、石纺轮、石支子等。装饰品类有：古钏、石磺、石环、石坠、玉璧、石串球、石扣饰、石管、玉管、钟乳石管、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石范有：剑茎范、剑身范、戈范、刀范、铃范、鱼钩范、宽刃器范等。最重要的是该遗址还出±有石环心5件，系制作环形装饰品剩下的余料。石璧半成品1件，据专家考证两面已磨光，周边磨圆，但一面中有圆形凹槽，系钻孔未透。石管半成品l件，用半透明石英石磨出雏形，尚未钻孔。二是骨角器28件有骨椎、骨笄、骨饰片、骨料、角铲、蚌刀，牙饰等。三是陶器600余件，绝大部份为残件或仅能辨出器形的陶片，完整器极少。质地以恶夹砂陶为主．约占98％，其余为泥质陶。夹砂陶又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前者器形主要是釜、罐、豆碗、后者多是小缺罐和杯等。陶色以红衣灰陶为主，次为灰陶，极少数为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占95％左右，有少量弦纹、水波纹、斜线纹、方格纹、米字纹、羽状纹、棱形方格纹等。器形有釜、罐、豆、杯、碗、纺轮、陶球、坩锅、支子等。
据考证铜鼓山遗址的陶器制作主要以手制为主，少数用泥条盘筑成形后经慢轮修整外。其它器形大多不甚规整，厚薄亦不匀称。
陶器中有6件陶模需重点提及：剑茎模，5件。其中13号探方出土I件，红褐色陶，茎端圆大．中部较小。一面刻有突出的“心”形纹，另有一枚几何纹饰。残长包厘米，直径1．3_-2 9厘米。
57号探方出土l件，黄色陶，喇叭形，一面刻涡纹、三角齿纹、乳钉纹、弦纹和叶纹．剑茎近端部刻有“心”形图案。23号探方出土1件，淡黄色陶．长方形，边沿有O.5一l厘米宽的榫口，剑茎
居其中，隆起茎的一半，若两半合拢则呈喇叭状．上刻类似饕餮纹样，陶模背面有手握之钮座=其余3件仅剩局部。
这些剑茎模均为制作剑范所用，从其形制可知，前述两种为整模，可一次成形一剑的对开两范，且剑茎两面纹饰各异。后一种，则要成形两次才能制得一套剑范，但剑茎两面纹饰对称。
第五类是铜器，共有45件。有刀、剑、铖、削、凿、钻、镞、叉、鱼钩、笄、环、铜条、铜渣等。其中剑和钺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
铜剑，1件，采集。喇叭形空首一字格曲刃，剑茎饰有人字纹、卷云纹、“心”纹等，剑身长18 2厘米，茎长7 8厘米，格宽13厘米。“心”形纹在剑茎陶模上也出现过，而且均是作为主体装饰，应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
铜钺，3件，均系采集。l件形制窄长，刃弧较宽，近巩处有一彝文“V”(woJ译为富有)形符号彝文。长7厘米，刃宽4.4厘米；另2件除刃部两端上卷外，形制与第1件大体相同，近巩部也有一彝文“V”(woJ译为富有)woJ形符号彝在镀上多次出现，其中必有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
第六类是铁器，共17件。有刀、铁铤铜镞、铤、矛等。
另外该遗址还出土2枚半两钱，I件铅块，2件漆杯和大量动物骨骼。铅块簪形，长10厘米，宽l.2～1.9厘米。漆杯为苎麻胎大口小平底，底为红色，器表黑漆，残高3厘米．口径7—8.5厘米，底径1.1—0.9厘米。漆杯为苎麻胎大口小平底．底为红色，器表黑漆，残高3厘米，口径7～8 5厘米．底径1.1—0.9厘米。动物骨骼，或加工成器的有30余件．另可供鉴定的有80多件，分布于12个探方中。骨骼骨12种动物残骸、有猕猴、竹鼠、鼠、豪猪、狗、猪、熊、牛、羊、水鹿、鹿、麂等：
根据唐文元、刘卫国两位专家认为铜鼓山遗址的特点，该遗址发现的300多个洞穴，基本上都处于第四层位且打破生土，说明它们是遗址的早期遗迹。但除了第30号探方的9个洞可判断为房屋柱洞外，其余分布都比较零乱，估计绝大多数也应是房屋或棚架的柱洞，可能因多次拆建才形成比较杂乱的布局。遗址的房屋或棚架，应是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存贮和加工制作的工棚设施，也许是有少数与生产有关的人员居住在那里面。
如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和骨角器中，装饰品的数量超过半数，而且有的是半成品和加工后遗留的余料。另外，还有陶窑遗址。说明该遗址除冶炼生产外，还兼有石器、骨角器的制作和制陶业务等，应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土著民族生产加工工场。
遗址上出土的“心”形一字格曲刃剑“V”(woJ译为富有原意)形符号彝文铜钺等，都有独特的地方土著民族风格，而且“心”形纹剑有相应的剑茎模，曲刃剑有相应的剑范，说明这些兵器
都是在就地生产的，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供应给外地。如兴义威舍就发现过“心”形纹铜戈，兴义巴结发现过“V”(州译为富有)形符号彝文的铜钺。
普安铜鼓山遗址的性质，铜鼓山遗址应该是一处以青铜铸造为主，兼有制陶和玉石器加工的地方民族综合性手工业工场，这几项制造业巾可能以石器加工的时代为最早，后来石器加工业转换为青铜铸造而生产石范、石臼、石杵等及其它石工具的附属地方民族工业，陶器的生产也是在为青铜铸造的基础上提供坩锅、陶模等工具的同时生产一些生活用器。为了得到生活中必须的蛋白质．还有极少数人承担家畜饲养和渔猎。当然．石工具的制作，青铜铸造，狩猎和制陶这些重体力劳动，可能都是男人们的分工，而玉石饰品及骨角器的生产则多由女人们承担。同时女人还兼做纺织业(出土有纺轮)和管理生活。由此可以想象．普安铜鼓山遗址的主人们，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从事多种生产性劳动的集体。
根据普安铜鼓山遗址的时代，贵州的考古专家们从出土的石器来论定，斧和凿的形制和赫章可乐遗址出土的极其相似，两地石刀器形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半月形石刀大形上相近，而且钻孔技术和磨制技术都很精细。它与赫章可乐遗址的时代为战国晚期或稍早，因此铜鼓山遗址的上限也应在战国晚期。从考占出土的陶器看，与赫章可乐土著民族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虽各有特点，但从某些器形和纹饰风格上看却又有相似之处，如铜鼓山的陶器多环底器．主要纹饰以绳纹为主，在可乐土著民族墓葬中有很多环底器和绳纹陶器。铜鼓山还出土了两枚半两钱，因此它的下限与可乐土著民族墓葬的下限大体相同，我认为应该定在西汉中晚期。
七
目前国内发现的铜鼓葬仪见于广西西林普驮有一例．其它地方从未发现过。经有关国内考古资料报道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已有4件铜鼓重合相扣盛放尸骨及随葬品的墓葬。其中一些现象十分奇特．如外层覆盖于上边的铜鼓被有意识地锯为两截，内层覆盖的铜鼓锯断后只保留胸部以上的部份。另外是内层两件铜鼓，覆盖的一件胸部贴有}L雀羽毛，仰放的一件鼓面贴有羽毛、小铜铃和小申珠等。这些现象透露出强烈的神秘气氛。可以想象，当初入敛埋葬死者时，一定举行过某种特殊的民族宗教仪式。甚至这种死者埋葬方式本身就带有特殊的民族宗教意义，但并不具备社会普遍性。所以，至今尚未发现过其他相类似的铜鼓葬。
国外遇见过铜鼓葬资料报道，如印度尼西亚爪哇东北部的巴拉望岸，在一片出土有瓮棺葬的墓地中，出土丁以铜鼓盛装尸骨的死者墓葬。遗憾的是，对该铜鼓葬死者的年代叙述甚为含混。
对于赫章可乐套头葬虽然使用铜鼓套于死者头部的习俗，但许多专家认为它与铜鼓葬的明显区别在于铜鼓并没有被用作葬具。葬具也没有成文解释。在汉语字词典及有关名物工具书上都无辞条。查《礼记》，却有对“葬”的解释：“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按此解释，葬具即应为藏之具，将人的尸体或尸骨装敛或包裹起来，使之不外露。今人的习惯理解也大体与之相符合，如棺、椁、金缕玉衣、衾被等，都可视为葬具。在可乐套头葬并未用铜鼓藏敛死者尸体，甚至连这种象征性的意义都不具有。其他用铜釜或铁釜的套头葬也是如此。
根据可乐发掘报告所确认的20座套头葬墓，有M160一座发现漆木棺痕迹外。另有6座虽发现少量残木渣或漆皮外，实在难以确认为木棺。考古专家称，在M39和M208两墓的铜釜内发现少量竹篾残片外．其余这些墓葬有可能有部份使用了木棺，另有部份可能以竹席裹尸，但多数为裸葬，不使用葬具。这说明，埋葬死者时是否需要以他物藏敛死者尸体，看来在当时的土著居民中并无严格的葬俗定见。而且，以铜鼓或釜套头，并不与是否藏敛或如何藏敛有必然关联。这样才会出现在用木棺、用竹席或裸葬的不同情况下，都采用套头莽的现象。也有观点认为赫章可乐使用铜鼓的套头葬与广西西林普驮的铜鼓葬属于同样性质的葬俗，把二者所用铜鼓划归古代铜鼓使用方式中的一种类别——铜鼓用作葬具来加以研究，这就有失粗率，犯了含混概念的错误。还有人从这样错误的前提出发，提出将赫章可乐套头葬与广西西林普驮铜鼓葬统一更名为“釜鼓葬”，当然就更不可免失之毫厘了。赫章可乐乙类墓出土的铜鼓与铜釜所包含的重要考古信息，除了二者的密切关系之外．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就更多了。根据彝文占籍记载赫章可乐的乙类墓葬出土的铜鼓葬与铜釜葬都应当属于武夜郎族支的习俗所为，彝族古籍文献对赫章可乐的史实记载不少．多数记载都强调说明了彝族那吐支系的两大关系，特别是在古代都各有不同的葬俗．为了体现贵贱之分，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贵贱葬俗，如吐西吐斗、那西那仇的丧葬习俗，这在古籍文献中随处可见。汉译为白彝支系死者为土葬，黑彝支系死者为火葬，这些出土考古及文献古籍记载都为我们今后继续研究探讨提供重要的资料。
以上种种无一不暗示着古夜郎民族文化所蕴含的重大学术意义和文化历史价值。为了给这一珍贵的千占文化之谜的“正本清源”而尽快找到夜郎史实的确凿证据，破解由来已久如谜团一样困扰着贵州乃至大西南文化史、文明史研究的难题，让它复活于当今西部开发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建设，为贵州乃至大西南倾力打造成为“旅游大省”的宏伟目标寻求到弥足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贵州乃至大西南的文化与经济在古夜郎民族文化的品牌效应中水乳交融，诞生新的经济腾飞。目前许多有着如此雄心壮志的有关领导及专家人士早已和我们一起作好了准备，不仅有着夜郎的各种岩画、摩崖、铭文、印章、碑刻、竹简等图片或实物，而且还收集到了大量有关夜郎古陶文化和青铜文化的资料史实；还有各种类型的建筑材料及冶炼文化资料；各种陶、术、石雕艺术品图片及石刻文化和古籍文献资料。另外是古夜郎国地区的服饰文化歌舞穿戴以及夜郎的饮食文化等。因此，把这一千古绵延不绝的文化之灵光，挖掘、打磨而呈现给我们21世纪的贵州乃至大西南的文明建设，让世人更好地了解古夜郎古朴神秘的历史文化及多姿多彩的夜郎民族的穿戴首饰与歌舞服饰文化，加快中华夜郎文化的产业化进程，打造西部夜郎文化品牌，推进西南夜郎文化资深向世界民族文化资源的转变．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