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命题。以往的学者，探讨南诏的历史渊源、社会性质、特征方面的多，很少涉及南诏对中华各族统一国家的贡献。为了深入探讨这一命题，我想得先谈点云南各族与中原不可分割的联系。
云南自古是中国领土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各族民众，在血缘、心理上，在经济、文化上，都与中原地区有着紧密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云南是中国古人类、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中、小学教科书上都写着出土于云南元谋县的，世界古人类中最早学会用火的“元谋人”，是中国人的最早祖先。学会用火，标志着猿与人的最终分野，标志着我们的祖先掌握了战胜大自然、确保人类生存繁衍的的一件极重要的武器，为“南猿北迁”创造了条件。仔细审视中国境内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的生存年代，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请看，云南开远小龙潭的“腊玛古、猿”是距今1500万年，往北，到了滇北的禄丰县出土的“禄丰古猿”，是距今800万年，紧靠金沙江的元谋县的蝴蝶岭出土的“猿人岔科”，是距今450万年， “东方人化石”，是距今250万年，上那蚌村，学会用火的“元谋人”，是距今170万年。往北，到了陕西蓝田的“蓝田人”是距今110万年，往东北到了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是距今40至50万年。南边，靠近赤道的年代最久远，越往北，年代越短，这难道不是“南猿北迁”的有力证据么?
近年的民族学研究成果表明，彝族先民古夷人，是中国境内最早形成的一个部落众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一万年前就在滇池周围、巴蜀盆地形成两个具有共同经济、共同文化习俗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古夷人的生存繁衍中心。一万年前的，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因气候转暖，南北极冰盖融化，加之连年大雨滂沱，海平面上升而造成的世界性“大洪水”事件时，巴蜀盆地的古夷人，为躲避“洪水”而祭祖分支，四下迁徙，去开拓新的生存繁衍空间。向东沿长江迁人湖南、湖北一带的，后来发展成“卢人”、“罗人”和“楚人”；往北迁人甘肃，后因中原洪水后人口空虚，趁机迁入中原的是伏羲部族，两千年后发展为炎、黄两个部族。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徙人山东、苏北一带的发展成“东夷”(也称九夷)；往四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的，发展成羌人、藏人和生息于西北地区的一些属于蒙古人种的许多部族。在滇池周围生息繁衍的古夷人，经过长期发展，分支形成今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白、纳西、哈尼、拉祜、傈僳等各族。这种古夷人的分支迁徙，并非主观猜测，彝文古籍中就有记载，如《彝族源流．尼能氏根源》载云： “哎哺九十代，不停地繁衍，经历七十君，上从尼米乌亥，中在卧德雅宏，下到勺口大海，这片区域内，住十家尼能，开拓宇宙十方。尼能氏十人，跟着佐曾曾，跟着啻躇躇，往天边发展，抵达十六度天，主管宇宙十二方。”文中的“哎哺九十代”，指的是一万年前的原始母系氏族部落时代。其中的“勺口大海”，指的当是东海，明显的是与炎帝分支进入山东的“东夷”人有关。也许有人会觉得仅此还不足以为证，那么请注意，1969年，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发表了他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他考证出，伏羲部族崇虎，系彝族先古夷人的一部分，接着以彝族古历“十月太阳历”中的阴阳观、五行(水、火、木、土、金)等内含令人信服地破解了中原文化史上的许多无人能破译的“千古之谜”，引起史学界的极大震撼。把“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了世居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两千多年来一直被称为没有文化的“蛮夷”的彝人，怎么会是中国文明源头呢?胡言罢了。他们甚至称刘教授是“疯子”。可是十年后，彝族作家李乔听说半坡刻符像彝文，去参观西安半坡六七千年前的古人遗址，带回了三十几个被人称为“原始人的刻划符号”的陶符 与彝文对照研究，的确很相像。1989年到红河州参加彝学研讨会，他找到连汉话都说不了几句的红河县来的彝族老毕摩李八一昆，将带回的陶符让他看，李毕摩当场就读出好几个，仔细查字典，最后破译出了二十五六个，且盆、碟、碗、彩釉等，与半坡文物特征完全吻合，在贵州彝学研讨会上，李乔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写了新闻，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刊于“人民日报”上。很快在全国引起了一股古文字研究热。之后几年间，北方中原地下出土几十年无人能破译的刻符、陶符，如甘肃大地湾、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丁公村，湖南彭头山、安徽双堆等距今六七千年到八九千年的陶符刻符，先后被专家学者用古彝文加以破译。这一切，难道不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北方、中原古文化与西南的彝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中国地下出土的古人遗址刻符、陶符，年代最久远的当数昆明呈贡金宝山遗址出土陶片上的三个刻符，经碳14测定为距今10000至12000年。昆明滇池周围，是彝族先民古夷(彝)人最早的生息地域。古彝文的创制，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记载，是在一万年前的“哎哺时代”，这记载刚好可以从金宝山陶符得到验证。中原汉人历来传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契”。伏羲是彝族先民古夷人，是伏羲把初创的古夷“刻划文字”，连同“八卦”、“十月历”带到了中原。这样，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金沙江两岸的古夷(彝)文化中，北方地下出土的年代久远的陶符、刻符可以用古彝文破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笔者在这里讲这段话的目的，主要是让读者明白：云南以彝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民族民众与中原汉人，有着从共同祖先古夷人那里传承下来的血缘、心理、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这也是云南人自古就认为云南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因。要讲彝族先民古夷人创建的“南诏国”对中华各族统一国家所做的杰出贡献。过去很少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笔者谈一点自已的认识。不一定对。仅供忠士仁人参考。
“南诏国”，是生存在唐时云南边疆的奴隶制国家。他们的政策，对内址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对外经常发动“掳掠战争”，每每出动， “洒向人间都是怨”，在后世的学者眼中，是个“邪恶之邦”。但历史地，客观地看，南诏存在的253年间，对中华各族统一国家，可以说起码做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稳定了边疆，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国土版图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的组织是“夏王国”，之后经历了 “商朝”、 “周朝”、 “春秋战国”，到了“秦”才由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大帝国。当时的国土主要在中原。云南高原，山多地少，莽莽的乌蒙山、无量山、哀牢山等占据了94％省土面积，每座山都有许多像大树根系似的¨J岭山脉，绵延数百里，纵横交错的深谷大川，遍布其问，峡谷大川阻隔了交通，境内25个民旅，凭据特殊的地理，自古占山为王，部落林立，不相统属。据彝族史载，彝族先民在“尼能时代”(距今6000年前)彝族首领支格阿鲁，曾在滇池周围创建过以“鹰”为号的“古滇王国”，据《彝族源流·阿鲁的后裔》载云：武焚支支格阿鲁一族，传了十代到葛鲁尼时，其下属多达十六国(部落王国)，疆域中有以咪吐山等九座高山，八十个平坝。可见葛鲁尼已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公元前316年， “秦灭巴蜀”，开凿自宜宾到曲靖的“五尺道”， “经营西南夷”，中原王朝的势力第一次深入到云南高原复地。秦灭汉兴，这时的滇，实际处在独立王国林立，相不统属的时代。公元前210年，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写下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明显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文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君长以什数，滇最大……”，何谓“靡莫之属”?“靡莫”是彝语东部方言对六祖之父笃慕的称呼。 “靡莫之属”，实际就是“六祖分支”后进入滇中的武、乍二支所属的一些部落。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到了大夏(阿富汗)、波斯(伊朗)等地回来，途经西北地被“匈奴”扣留了长达10年之久，14年后才回到长安，说在大夏见过产在蜀地的布、竹杖等物。汉武这才知道，四川经云南有条商道通西域身毒(印度)，汉武帝想打通这条商道，派人前来考查，到了云南，被滇王尝羌扣留起来，考察最终失败。汉武帝一生气，派唐蒙带巴蜀兵十万人入云南，击灭“劳浸”、 “靡莫之属”，以兵临滇，滇王始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朝才在滇池地设立益州郡，颁滇王印，将云南置于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但在大民族主义的政策高压下，云南各地部落王国，并非心悦臣服，总是离心离德，及至武帝死，公元9年王莽篡权，施行暴政，当地百姓不忍残酷压迫剥削，就掀起了大规模的“僰人起义”，杀了益州大尹程隆，之后，王朝派兵进剿、镇压，百姓反抗、起义，连年战火不断。东汉王朝在云南虽取得些进展，如争取哀牢夷归附，建立永昌郡等，但反抗、起义之事亦时有发生，直到汉朝灭亡。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平南中，采取“以夷治夷”的怀柔之策，动乱始平，但依然是部落林立。这些部落王们， “夜郎自大”无法无天，稍不遂意，便兵戎相见。中原王朝自感鞭长莫及，只能实行羁縻，让其各行其是，及至南朝梁末，干脆“退出云南，州县全被部落豪强占据”。这是南诏立国前的云南，自古豪强争雄，中原王朝一直没能在云南实行有效管理。
南诏立国后，细奴逻“遣世子罗盛入贡于唐”，与唐修好。接着在唐的帮助下，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这中间，阁罗凤当政时，因妻子受唐姚州太守张虔陀侮辱，曾与唐绝交，转而与北面的吐蕃结盟。唐想灭了南诏，于是和唐发生了“天宝战争”。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无暇顾及云南之事时，南诏以其强大的兵力，灭了东爨及境内诸部，平定了云南全境，接着， “西开寻传”灭了骠国(缅甸境内)，使南诏迅速发展起来，鼎盛之时其疆域比而今的云南省38万平方公里要大得多，据方国瑜主编的《云南郡县两千年》介绍，其疆域“包括有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包括凉山彝州的会理)、贵州西部(包括贵阳、遵义)、缅甸北部(包括格萨以北、与印度相接)、老挝(包括川扩、桑怒、琅勃拉邦)及交趾(越南)北部。"
众所周知，南诏是奴隶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压迫，必然有反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南诏在其立国到被郑买嗣篡权灭亡，历经13代王，共224年间(《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的是247年)，除了对外战争，内部一直是稳定的。境内各民族可以说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只是公元856年发生了一次“五华楼起义”的奴隶暴动，规模也不大，很快就平息了。比起先秦的部落时代，比起中原王朝涉足云南近千年时间，社会都要稳定得多。南诏之后的大理国，其国土比之南诏时有所收缩，大体与今日之云南省境相当。元朝忽必烈平了大理国，在云南设置云南行中书省，使云南境域永久地固定下来，并置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掌控之下，一直沿续至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之所以能拥有38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完全是南诏政权的功劳。南诏政权，不仅空前地稳定了边疆，而且卓有成效地了扩展了中国的国土版图，对中华各民族统一国家的贡献，可谓是功不可没。
二、南诏王族高瞻远瞩，促进了西南各族的血缘文化交融
纵观云南五千年历史，为什么既是属于中国领土不分割的组成部分，夏、商、周、秦、汉历朝都不能对云南实行有效统治呢?原因很多，但在我看，不外乎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差异，二是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
先说文化差异。云南民族众多，目前经国家民族识别调查确认的是25个，南诏时代，有些民族的分支尚未最后形成，起码也有十多二十个。这些民族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习俗与心理素质。这种语言文字、宗教习俗与心理素质，和中原的汉族相比，差异甚大。在本民族文化的长期抚育下，这些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一般的表现是天性自由，热情、好客、直爽，与人交往时希望受对方尊重，讲求将心比心，容不得欺骗与谎言。王族容不得被人管束，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占山为王。不像中原汉人，从小受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熏陶，养成了忠君爱国的思想．服从性好。汉朝的官们显然没认识到这种文化差异，也没找到怎样调适这种文化差异的办法，他们是带着一厢情愿的、高傲的“推行汉文化，改造落后蛮夷”思想来的，他们的南中政策，主要讲求武力统治，要求民族百姓缴纳税赋，一味盘剥，不从、敢于造反者，就给予武力镇压。少数民族酋长、头人乃至百姓，受异族(汉人)统治，经常对他们指手划脚，在人格上受不到尊重，本来心里就不舒服，加之沉重苛捐杂税剥削，搞得民不聊生，岂有不造反之理?三国时诸葛亮的南中政策就比较好，主张是怀柔政策，推行“以夷治夷”，维持了南中地的相对稳定。唐朝显然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出台了个“羁縻政策”，情况就稍好一些。羁縻，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不反朝庭，听从挟制，给你自由。这无异是用条无形的绳子拴住你，我吃不了你，但要让你跑不掉。《中国通史》上说的“唐太宗置戎州(治僰道，四川宜宾县西南)都督府，唐玄宗时，都督府管羁縻三十六州，一百三十七县，后又增至九十二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历史上称雄于南中的，主要彝族先民“乌蛮”、“白蛮”部族，这些被羁縻的部落酋长、头人，得到自由，行动不受朝庭妄加干涉，心理也就舒坦多了。这样，矛盾自然缓和了许多。
其次是民族歧视问题。大民族、文化先进的民族歧视少数的文化落后的民族，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尤其严重，并有悠久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从五千年前的炎黄开始就存在这个问题，经历夏、商、周、秦、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不仅是在思想意识上，甚至用文字固定下来。如中原汉人，历来称其周边的少数民族为“东夷、西羌、南蛮、北狄”，这里的夷、羌、蛮、狄，都是“贬义”字词。“夷”，一个大人，背了一张弓，渔猎为生，没有文化，称为“蛮夷”；“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云： “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不是溢美之词，实际是从羊从儿，意思是“羊仔子”、“羊羔子”； “蛮”，上亦下虫，意思是“就是虫子”；“狄”，特意加反犬旁，意思是形同野兽，不能看做人。可见中原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及他们的御用文人，都是些大民族主义者，根本不把周边的少数民族当“人”看待。带着这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到西南夷区来，不要说是当政，当统治者，连平常的为人处事，都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百姓的反感不可。事实正是这样，他们把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都看做是“不开化的，没有教养”的“蛮夷”。比如，称民族的头人、酋长、毕摩为“鬼主”，大部落头人称“大鬼主”，小部落头人称“小鬼主”，少数民族群众就称“乌蛮”、“白蛮”、“河蛮”……等等辱称就是一例。一般的讲，少数民族群众，性格都极为纯朴、耿直，他们的为人的原则是： “你敬重我，我也敬重你，相反，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起你”。他们要求的是民族平等、受人尊重。在受到民族歧视，处处受到侮辱的旧时代，他们要反压迫，要反歧视，直至武装反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南诏王阁罗凤，就因为遭到张虔陀的侮辱，结果导致起兵叛唐，与唐朝展开旷日持久的“天宝战争”，历经44年才重新与唐朝修好，不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可惜这种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唐以后仍延续不断，直到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才算终止。
南诏立国，统一六诏后，在人才的使用上，不分民族，只要是真心为王国服务的人，一律人尽其用。如，在国家领导机构中担任“清平官"、“大军将”等要职的人， “白蛮"比“乌蛮"还多。战争中俘获的汉人西泸县令郑回，先让他当老师，后来还让他当了“清平官”，辅佐国王处理政务。说明南诏王族很少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在国内，有贵族、自由民，奴隶之分，但在民族关系上，实行的是平等相待，鼓励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同心同德，不存在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即便是原先的对手，也对他们一视同仁，并不因此而另眼相看，这样一来，王国政权得到全民一致的拥护。这一点，从“天宝战争”就可以看出来。南诏立国后，对各民族平等相待，因此，各民族万众一心，势力日愈强大。唐朝担心危及他的安全，想以自己强大武力，决心一举消灭南诏，以绝后患，两次派大军进犯，一次派六万，被打败，主帅鲜于仲通只身逃跑，才幸免于难；一次派十万，唐军全军覆没，主将李宓，万般无奈，又羞于投降，只好选择投西洱河自尽，创造r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范例。假若没有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战斗，绝对是办不到的。即便是战死之人，也不妄加侮辱，就在“天宝战争”之后，对战死的汉人士兵，阁罗风特别责令手下人，将他们按汉俗进行安葬，至今，那“万人冢”仍在下关保留着。《南诏德化碑》中引阁罗凤的原话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可见其以人为善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何等高尚!其后，趁唐“安史之乱”，自顾不暇时，南诏趁机发兵向东，灭了爨守隅、爨崇道，统一了云南全境。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与南诏王族本是同族同宗，没有无法克服的民族矛盾，很快臣服南诏，国家实行奴隶制，但在各级官吏的严厉管辖下，社会还算和谐、安定。接着，阁罗凤为了加强实力，稳固王权，迁“西爨白蛮”二十万户于“永昌”(今保山)，迁“东爨乌蛮”数万于苍洱地区。公元794年，异牟寻当政时，击败了北面的吐蕃后，迁“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蛮化汉人)数万户到拓东镇(昆明)充实东北境。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介绍，“南诏先后用武力大规模迁徙、‘配隶’的人数达一百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云南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统治者考虑的当然只是为其“防务”和“劳力调配使用”着想，但客观上起到了“各族人员、血缘、文化交融”的作用，这是无须否认的。
三、引进先进文化，尽力缩小云南各族与中原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
云南各族，因地处高原特殊地理环境，在王国林立的时代，经济、文化相对中原汉族十分落后。有些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尽力缩小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是南诏立国后，摆在南诏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农业是南诏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从事农业劳动，主要靠“佃人”(即奴隶)，也有矿业(如金矿、铜、铁矿)、手工业(纺织业，建筑业，工匠等)也靠奴隶。立国后，统治者也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如，驱使奴隶兴修水利、道路、建立集市，开展商贸交流，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说： “南诏使用奴隶劳动力，先后修筑了工程浩大的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的金汁河、银汁河水利工程及许多重要城池。"又如，《中国通史》说：“阁罗凤开始建立制度，集合诸族，成立一个国家，这是诸族社会的大进步。南诏境内最落后的族，如寻传蛮，居住在怒江上游一带，披波罗皮(虎皮)当衣服，射杀野猪，生食其肉；又如裸形蛮，也称为野蛮，居住在寻传的西边。这种人造巢或穴，居住在山谷中，无君长，用木皮蔽形体。男少女多，妇女五人或十人供养一个丈夫。丈夫整天持弓守巢穴，妇人人山林采虫、鱼、果、菜、螺、蚬等物。这类极原始的人群和文化比较高的一些部落，南诏都收入版图，开辟道路，建置城邑，设立起统治机构，说是要‘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 (见《德化碑》)。山林中人因此接触一些文明景象，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得益也是不小的。”
农业需要先进的耕作技术，开矿、手工业也需要先进技术。先进技术哪里来?奴隶主，自有他们自己的办法，那是派兵到汉地去“掳掠”。这就是南诏国王经常发动“掳掠战争”的原因之一。靠掳掠获取拥有先进技术的人口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人口的劳动技能。如，据《中国通史》载云： “公元756年，(因“安史之乱”)唐玄宗避难成都时，吐蕃趁机命阁罗凤攻雟州。阁罗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会同吐蕃军，夺取会同(今四川会理县)，进据清溪关(越雟县北、大渡河南)。占领大块唐地，地上人畜财物，照《德化碑》说‘女子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757年，又进攻唐境，再破雟州，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南诏两次取胜，颇立声威，西服寻传、裸形诸族，南败骠国(缅甸境内)，俨然成为西南强国。”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云：公元829年(太和三年)，南诏“对成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掳掠战争，西川节度使杜元颍毫无防备，嵯颠军队长驱直入，连陷雟州、邛州，直抵成都．大掠女子、百工数万人及无数财物而去，”以至“自成都以南，越雟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公元779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入成都，俘获工匠二千，全部送到逻娑城，832年，南诏攻掠骠国，掳获三千余人，配隶拓东城。公元9世纪40年代，唐王朝势力更加腐败，吐蕃奴隶主政权亦趋于崩溃，南诏王世隆，又趁机发动一系列掳掠战争。两陷广西邕州，一次入黔州，四次攻打越雟、成都先后掳掠数十万”。过去的学者，只将这些“掳掠”当做“南诏奴隶制的罪证”引述。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些掳掠，南诏除了获取财物，更主要的是获得懂得农业栽培技术和掌握手工技艺的人口，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引进先进技术与文化”的作用，只是不是用正常的手段，而是用“掳掠”的野蛮手段罢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叙述过南诏攻入成都掳掠人口之后说： “南诏获得大批工匠，从此手工业发达，与蜀地不相上下。”在叙述罢南诏将部落人口大搬迁，建立起“十殓”、“六节度使”等机构，加强了对全境的控制之后，又说：“南诏国行施统治权，自然要和诸族接触，在接触中诸族接受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封闭生活，比起唐朝的羁縻政策，终究是一件好事。”可见也肯定了其所带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在文化方面，南诏向来是以唐朝为榜样的。细奴逻立国后，很快派儿子入贡唐朝，与唐建立起“臣属”关系。罗盛炎、炎阁、阁罗凤、凤伽异都入贡过唐朝，做过“人质”。他们对唐朝的文化礼仪制度推崇备至。阁罗凤派兵攻成都，掳回西泸县令郑回，知道他有文化，就没对他实行“配隶”。而是安排他在王城当老师，教王族的子弟学汉语文。 “苍山会盟”与唐重修于好之后，五十年间，唐在成都专门为南诏办过一所学校，南诏曾派数千人到成都学习过汉语文，在南诏造成了一股“汉文化热”。南诏作为“乌蛮”一部分，有自己的文字，但只是毕摩掌握，师徒传承，只在祭祀等习俗活动上使用。政权机构上下通达使用的是汉语汉文。这一点，大理考古出土的“南诏有字瓦”可以做证。南诏王国的政制、官制和兵制，基本上也都是仿唐朝设置的，只是变了个名称而已。国王坐向朝东，号称“元”，宰相称“清平官”共六个。文武大臣称“大军将”，共十二个。六司(部)称“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主管称“曹长”。行政区划，为“十殓、六节度”， “殓”相当于唐朝的州，属洱海周围的中心区。各地方，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六节度使率兵驻守外围的要害之地，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兵制，不分佃人(奴隶)和自由民，凡壮丁均为兵，有马者为骑兵，无马者为战兵，分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统领称“军将”，每一百人置罗苴佐人，四军各有罗苴子，操练、作战都走在前面。‘二千五百人为一营。
因王族推崇、普及汉语文的结果，大小官员不仅精通本民族语，也通晓汉语文。在王族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批汉语文水平造诣较高，也颇有影响的文人学士。如南诏第七世王寻阁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善长诗词歌赋，自号“骠信”，其诗作《星回节》，后来还被收入《唐诗三百首》之中。这在少数民族方国的诗人中，是唯一一位。
由于历代国王都推崇和吸纳汉文化的结果，极大地促进南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通史》第六章，讲到南诏国、大理国一节中，有一段评价云： “经南诏以及大理前后五百的统治，国境内原来的落后面貌，有了很大改变，经济和文化，一般地提高到汉族的水平。有些族虽然还保持所谓‘故俗’，与南诏立国以前相比，数量却不是那么多，水平也多少有些提高了。”
总之，南诏对中华各族统一国家，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假如不是南诏历代君王的南征北战，统一了云南地区，云南的版图，不一定能如此广阔；假如不是南诏在云南民族交融方面所做的那些部落人口的“大迁徙配置与重新组合”，云南各族不可能在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密不分的整体；假不是南诏高瞻远瞩，引进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要取得长足进步，使之达到“汉族的水平”，从而促进和加快了顺利地融人中华各族统一大家庭步伐，为云南最终融人中华各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元朝时要在云南建立行省，恐怕还要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可以说南诏对中华各族统一国家的贡献，应该是得到公认和加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