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王室冠有姓氏，并且为了保障王位的正常承袭，改变了自己本民族传统的全体成员的父子连名制，在王室中只允许拥有王位继承权的长子连父名，而其他没有王位继承权的诸子则不连父名，父子连名成为了王位继承权的一部分。南诏的王位继承，开始时依然保持乌蛮民族的传统——幼子承业制，后来借鉴和吸收中原王朝成熟政治制度中的精髓，演变为长子继承制；并做为长子继承制的补充，除父子相袭外，有祖孙相传及兄终弟及的情况。南诏的称号也经历了自己称王（诏）到由唐王朝正式册封为王，以及吐蕃相约称帝、自己暗中称帝到公开称帝的过程。
关键词：南诏名号；来源与演变
一、姓名
（一）姓氏
《南诏德化碑》说“王姓蒙”。唐·樊绰《云南志·卷三》记：“蒙舍诏：姓蒙，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旧唐书·卷一九八·南诏传》记：“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记：“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以上资料都记录了南诏国王的姓氏为蒙氏，蒙氏这一姓氏的起源不明确。但是，以上资料也都同时记录了南诏国王为汉代昆明族哀牢人的后代、唐代的乌蛮中的一种，而当时的乌蛮（今彝族先民）一般有族（部族）号而无姓氏，并且唐代云南境内的乌蛮有着一个以祖先名字作为部号的传统。
唐代云南乌蛮以祖先名字命部号的做法，在滇东三十七部中，特别是在滇东、滇东北地区的乌蛮诸部落中最为普遍。
而在当时的滇西地区，同时存在着数支首领姓蒙氏的族群，事实上在洱海地区的六诏中，就有两支蒙氏，其一为蒙嶲诏即蒙俭家族一支，为前阳瓜州刺史；其二为蒙舍诏，即蒙细奴逻家族、南诏王室一支，为后来的阳瓜州刺史。两支均为汉代昆明族哀牢人的后代、唐代乌蛮中的一种。樊绰《云南志·六赕篇》记：“蒙舍川：罗盛已上之地，旧为蒙舍州，……蒙舍北有蒙嶲诏，即杨瓜州也，同在一川。”又《六诏篇》云六诏中“蒙嶲一诏最大。”
与细奴逻同年死亡的王仁求之墓碑《大周故河东州刺史王府君碑》中记载有：“贪戾君长，负远放命，灾我城邑，延我平人。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枭将失律，元凶莫惩。君……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寝疾而终。”《骆宾王文集》中有两篇关于蒙俭的露布（布告），在《破诺没弄、杨虔柳露布》中有：“逆贼蒙俭、和舍，浮竹遗胤，沉木余苗。……变九隆而背诞；负其地险，携七部以稽诛。”在《破蒙俭露布》也有：“竹浮三节，肇兴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之语。“木化九隆”之说为后汉永昌郡哀牢夷著名的祖源神话传说，《旧唐书·南诏传》有：“南诏……自言哀牢之后代。”《新唐书·南诏传》记：“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而骆宾王露布中申斥叛军主帅蒙俭、和舍为“沉木余苗”，说明叛乱首领阳瓜州刺史蒙俭之蒙嶲诏也是与蒙舍诏一样为哀牢夷的后裔，因此有人认为蒙俭为南诏蒙氏先辈。此说为望文生义的妄说，唐朝政府以蒙嶲诏地置阳瓜州，而以蒙舍诏地置巍峰州，并且蒙嶲诏主阳瓜州刺史蒙俭，与蒙舍诏主巍峰州刺史蒙细奴逻，为同时的人，这就否定了蒙俭为南诏蒙氏先辈的可能。但是，蒙嶲诏与蒙舍诏不仅都是哀牢夷的后裔，同时在当时又相邻而居，并且都以蒙氏为姓，这就不能排除二者之间存在着同宗或者某种亲戚关系。
事实上从南诏国王的父子连名制中就可以知道，南诏国王蒙氏之姓氏的起源并不太远。樊绰《云南志·卷三》记：“南诏八代祖舍龙，生龙独罗，一名细奴逻。”《旧唐书·南诏传》记：“国初有蒙舍龙，生[庞]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新唐书·南诏传》记：“自舍尨以来，有谱次可考。舍尨生独逻，亦曰细奴逻。”刘尧汉先生在哀牢山区寻获清代夏正寅所著《哀牢夷雄列传》手稿，手稿末附有三份南诏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张兴癸一谱头四代为：傍加独、细诺罗（独罗）、罗波海、波海莫，杞彩顺、杞绍兴两谱的前六代均为：奢傍、傍加独、细诺罗（独罗）、罗慎、慎乐皮、皮撒寂。综合以上历史资料记录和家谱记载，除开译音用字差别外，南诏的世系为：舍尨、尨迦独、独罗（细诺罗）、罗盛、盛罗皮。全部都是以舍尨（尨与庞同音异字、傍字读音与之相近）为始。而按照父子连名的规律，由子孙推及父祖，由舍尨再上溯，其父名字的本名为“舍”字，前面必再冠一个姓“蒙”字，合起来就是“蒙舍”，正是南诏的自称“蒙舍诏”。蒙舍之子为舍尨，其孙建立了南诏政权，与滇东、滇东北地区的乌蛮诸部落习俗相同，以祖命部，于是自称蒙舍诏。蒙舍本也是以祖名作为部号，进而演化为姓氏的。
南诏蒙氏的姓氏，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所致，并非原来就有。并且这一姓氏在当时也没有为王室全面采用，如《南诏德化碑》所记诏亲大军将中的蒙氏王室家族成员即不冠此姓。
《南诏德化碑》碑阴职官题名中的位列最后五行，即第37～41行的是南诏王室的亲戚诏亲大军将版块。
这一版块碑文明确姓名的只有三人，残余部分实际能够识别姓或名的六人全部都是诏亲大军将。六位诏亲大军将中，明确姓氏的有三人，全部姓李，为南诏王的外戚，另外两位无姓氏但有名字的诏亲大军将放苴和独磨，则是蒙氏王室成员。这些人地位不低，六人中有三人有大金告身，独磨和另外不能够识别姓名的一人则赏有锦袍。这些人是因蒙氏王室至亲的缘故而身居高位的，为了照顾那些因军功晋升的显宦要臣们的情绪，在排名的时候，把这些诏亲大军将列在了最后，并且与南诏王室血缘越亲的越靠后，这也是蒙氏王朝笼络人心的手段之一。王室成员次版块所反映的情况是，这些王室成员并没有冠蒙姓，这一事实说明：蒙姓在这些王室成员的心目中，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同时，南诏在皮罗阁被唐朝廷册封为云南王之前，也没有冠蒙姓的习惯。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第9窟《细奴逻全家福》刻的是南诏开国主独罗（细奴罗）全家与随从，其中题记内容为：“大圣聖躅罗大王及后妃男女从者等尊容，元改造像，昌宁记之。”独罗（细奴罗）的名字前即未冠姓氏。见于史料记录事实是：南诏国王冠蒙姓，是从皮罗阁被唐朝廷赐名字蒙归义以后才开始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第103开图上绘有南诏十三代国王的图像，并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有题名，但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上冠有姓氏。
南诏蒙氏由姓氏而成为地名，《唐会要·卷九九》记：“蒙舍龙，世长蒙舍川。”并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成为了国号，唐·《南诏德化碑》记：“我赞普锺蒙国大诏，性业合道，智睹未萌。”《德化碑》的名称即为“蒙国大诏德化碑”，宋·《兴宝寺德化铭》记：“盖此寺者，大蒙知军事布燮杨祯之所创也。”元·李京《云南志略》记：“蒙氏名细奴罗，城蒙舍之龙于图而都之、国号大蒙，自称奇王。”南诏蒙氏建立的国家亦以“蒙”为国号。
以上事实说明，南诏蒙氏之姓氏，是乌蛮以祖命部习俗的产物，蒙舍本是人名，后代以祖名作为部号，于是有了“蒙舍诏”，进而演化为地名、姓氏等，于是有了“蒙舍川”、“蒙氏”王族，并最终成为了“大蒙国”国号。但是，这一姓氏在初期和以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使用。在初期，部分王室成员依然习惯于不冠姓的父子连名；而蒙氏王朝覆没以后，其他王族成员也没有继续使用这一姓氏，依然习惯于不冠姓的父子连名制，与白蛮的冠姓连名制迥然不同。直到近代彝族大量改用汉姓之时，王族后代也没有使用蒙姓，而分别使用其他姓氏。因此，蒙氏姓氏之启，为承于汉俗，非本民族传统，故始不显于宗族，后不继于子孙。
同中原汉族王朝一样，南诏也有赐王姓于臣下的做法，《新唐书·南诏传》记：“劝龙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元和）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巅，赐氏蒙，封‘大容’，蛮谓兄为‘容’。”劝利晟以王嵯巅为兄长，王嵯巅自然要改姓蒙了。与中原（包括李唐）王朝不一样的是，中原汉族王朝赐姓于臣下，并不等于承认被赐姓的大臣为皇族成员。并且见于历史资料记录的南诏赐姓于臣下的事情，仅此一例而已，因此，南诏赐姓是非常特殊和个别的情况。
其余关于南诏的史料所记姓蒙氏的南诏大臣，如《云南志·卷十》云南节度蒙酋物等，都应该是王室成员。另外唐大臣封敖于唐武宗会昌（公元841～846年）年中的《与南诏清平官书》中有：“敕南诏清平官段琮傍、段酋琮、独栋、杨迁、赵文奇、蒙善政、李守约等”，这些南诏清平官中有乌蛮三人：独栋、蒙善政、李守约，其中冠蒙姓的蒙善政是为蒙氏王族成员，李守约为南诏外戚李氏家族成员，而未冠姓氏的独栋也可能是蒙氏王族成员。
（二）名字
南诏王室成员的名字，秉承乌蛮民族的传统，实行的是父子连名制。
《新唐书·南诏传》说：“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尨以来有谱次可考”。唐·窦滂《云南别录》记南诏世系：“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罗皮、盛罗皮生皮罗阁。”《旧唐书·南诏传》则为：“国初有蒙舍龙，生[庞]迦独，庞迦独生细奴逻。细奴逻生逻盛，……子名曰盛逻皮。……逻盛死，子盛罗皮立。盛罗皮死，子皮罗阁立。……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刘尧汉先生所获南诏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杞氏两谱均从奢傍（舍尨）开始，连续记录父子连名达三十八代至四十代，直到近代改汉姓以前。并且从细奴逻开始至阁罗凤，南诏连续五代国王的名字中，都有彝语“虎”的意思之“罗”字，尤其显示了乌蛮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征。
按照刘尧汉先生所获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所记，南诏王族的父子连名是连续不断的。但是，史料所记载的南诏王室的父子连名则并不完全如此。史料记载的南诏王室的父子连名有只限于国王本身，而不及王室的其他成员的情况，如皮罗阁与阁罗凤诸子。
关于皮罗阁诸子的情况：
樊绰《云南志·卷三》记皮罗阁四子中：“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杨瓜州刺史。次男诚节，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东刺史。次男成进，双祝州刺史。”惟长男阁罗凤与皮罗阁连名，其余三子都不连名。
关于阁罗凤诸子的情况：
《南诏德化碑》记载：“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樊绰《云南志·卷十》记袁滋入南诏册封时：“入龙尾城客馆，南诏异牟寻叔父阿思将大马二百匹来迎。二十六日过大和城，南诏异牟寻从父兄蒙细罗勿及清平官李异傍、大军将李千傍等，将细马六十匹来迎，皆金银、玉珂，拂髦振铎。”文中记录了阁罗凤之两子铎传与阿思，两人亦与其父阁罗凤不连名。文中还记录有阁罗凤之侄蒙细罗勿。
以上情况均为只有王位继承权的长子连父名，而其他没有王位继承权的诸子则不连父名，父子连名成为了王位继承权的一部分。
但是，《南诏野史》等记载了皮罗阁另外一子、阁罗凤之弟阁陂，则亦与其父皮罗阁连名。又寻阁劝的三子：劝龙晟、劝利晟、劝丰佑，则并与父连名，且三子都承继了王位。而刘尧汉先生所获三份彝文宗谱中所记的三支蒙氏后裔的均父子相继，父子连名连续不断。
综上所述，南诏王族的父子连名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连名制成为了王位继承权的一部分。因此，在王室中，只有长子有权享受此传统。而在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王族近支中，此一民族传统并没有改变，父子连名制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南诏历代国王的名字，只世隆一代非父子连名。《新唐书·南诏传》说：“丰佑立，慕中国，独不肯连父名”。而《张胜温画卷》第103开图中丰佑名字亦作“券丰佑”，且在《云南志略》中亦为“劝丰佑”，则实与其父是连名的。而本人不肯，只能在其子身上实施，因此实际上只是其子世隆一代不连父名。但是，世隆以后仍用连名，可见南诏国王的父子连名是为常制，个别不连名，则是违反常制的例外。由此可知南诏王室的父子连名制是主流，不连名则是非主流，与白蛮的冠姓连名制不同。
彝族即使自近代有了汉姓以后，依然保留着彝族之父子连名谱系的传统。在蒙氏子孙三谱中，张谱与蒙氏王谱分离较早，杞氏两谱与蒙氏王谱分离较晚，但均父子连名，而王室的其他成员中间，亦有连名的情况，此诚为传统，而不冠蒙姓，是不重也。
二、承位
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南诏的王位继承制度也是男性传承：或父子相袭、或祖孙相传、或兄终弟及。但是，乌蛮传统包括乌蛮的嫡系后裔彝族的民族传统是幼子承业，受汉文化的影响，才演变为长子继承制。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嵩明州：蒙氏尝于此为长城郡，元改嵩明州。风俗：幼子承业：州民生子多者，其长而娶妇，则父割产与之，令其别居。惟最幼者得父之业焉。”又“罗雄州·风俗：葬不用棺，死无棺，其贵者用虎豹皮，贱者用羊皮裹其尸，以竹箦舁于野焚之，……罗罗散居各处者，其俗亦同，非特此州然也。”
直到现代，在彝族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历史上幼子承业制度的遗存。凉山彝族现在的习惯法中仍然有：“财产的所有与继承：24、幼子有父母房地产、家庭用具的继承权。25、分配遗产时，如有一子尚未结婚，则须将此费用提留，方能可行。”[1]（P431～432）
南诏王室开始的时候，也秉承自己的民族传统，采用幼子承业的制度。
刘尧汉先生所录《哀牢夷雄列传·张兴癸传》[2]（P12～13）后面的宗谱中有：“细诺罗为蒙舍先王之夷名，生三子，长曰罗波海，次曰罗慎，幼夭无名。夷制，幼承父业，幼亡不及长，别择近支之幼者立之。罗波海为长，依制不立，徙邑哀牢山之首——南涧。”
在历史记录中，南诏历代国王普遍早婚，因此生子的年龄多很小，大多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而逻盛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出生的时候，其父细奴逻已经实岁二十六了，细奴逻生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3]（P16～23）故在逻盛之上，完全有兄长存在的可能。因此张兴癸宗谱中，逻盛之兄为罗波海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的。而按照民族传统，彝族宗谱的可信赖程度，不见得在汉文正史资料之下。
然而，南诏自云南王皮逻阁以后的王位继承制，已经变成为长子继承制了。《南诏德化碑》记载：“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皮逻阁）之长子也。”以后南诏即实行长子继承制。而这一转折过程，很有可能是在盛逻皮一代。
关于盛逻皮之生，《云南志·卷三》又：“当天后时，逻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罗皮，逻盛闻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继，身到汉地，死无憾矣’既至谒见，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匹，归本国。开元初卒，其子盛罗皮立。”盛逻皮生时，其父逻盛已经35岁了。刘尧汉先生所收集的南诏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中的杞氏两谱，逻盛之子都是盛逻皮，而从盛逻皮之子皮撒寂开始分支，因此，盛逻皮极有可能是独子。
《云南志·六诏篇》有一段插文：“初，炎阁未有子，养阁罗凤为子。阁罗凤复归蒙哶，故名承炎阁，后亦不改。”《新唐书·南诏传》则扩演为：“细奴逻生逻盛炎，逻盛炎生炎阁。武后时，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逻皮，喜曰：‘吾又有子，虽死唐地足矣。’炎阁立，死开元时，弟盛逻皮立，生皮逻阁，授特进，封台登郡王。炎阁未有子时，以阁罗凤为嗣，及生子，还其宗而名承阁，遂不改。”
《云南志》为唐人所著，《旧唐书》前部分为抄自唐史臣韦述所著《国史》，资料均早出，而《新唐书》为宋人著。《云南志》与《旧唐书》均云：吾且有子，说明此前无子。《新唐书》则云：吾又有子，并云逻盛名逻盛炎，以炎阁为盛逻皮之兄。
由于逻盛生盛罗皮时，已经35岁，固有“吾且有子承继，死无憾矣”之叹。逻盛中年得子，身处诏位，此前能不做些准备？故不是炎阁“养阁罗凤为子”，而是逻盛养炎阁为子。炎阁非盛逻皮亲兄，逻盛炎有亲子后，炎阁名承不改。史家不察，妄将本承己父之名皮罗阁的阁罗凤，越辈承于炎阁，闹出了以侄孙为养子的笑话，这是对逻盛年龄不加分析的缘故。
自盛逻皮以长子承位以后，南诏即实行长子继承制。
南诏承业制度的转折，也是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不是本民族本身的习俗。南诏重视以子相承，逻盛无子时，养侄炎阁为子，有子后发出了“吾且有子承继，死无憾矣”的感叹，这只是父系相袭制度。《云南志·六诏篇》中有：“凤迦异先死。大历十四年，阁罗凤卒，迦异长男异牟寻继立。”阁罗凤死，因其长子凤迦异早死，并未传位给其他儿子，而直接传位给其长孙异牟寻，这样做则是为了维护长子继承制，以免以后引发因窥视王位而产生的内部残杀，亦是南诏借鉴和吸收中原王朝成熟政治制度中的精髓。
同时，作为长子继承制的补充，南诏王位继承还有兄终弟及的情况。《新唐书·南诏传》说：“（元和四年）劝龙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元和）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长庆三年，死，弟丰佑立。”劝龙晟生于贞元十一年乙亥（公元795年），死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时二十一岁”。劝利晟生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死于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在位八年，寿二十三”。兄弟两人死时均无成年子女，并且劝龙晟为权臣王嵯巅所弑，当然不会立其后人，因此，在两人兄终弟及以后，又立了其弟劝丰佑。寻阁劝三子的兄终弟及，乃是特殊情况，而南诏自皮罗阁以后，直至亡国，始终都是以长子继承制为主的。
三、王号
南诏的王号开始时经历过自己称王（诏）到由唐王朝正式册封为王的过程，中期以后又经历了吐蕃相约称帝、自己暗中称帝到公开称帝的过程。
窦滂《云南别录》云：“蛮语，诏即王也。”《旧唐书·南诏传》记：蛮谓王为“诏。”于云南“称王为诏”，在南诏之前就已经采用了。《南诏图传》中即有“云南国诏张乐尽求”的记载，后来的六诏只是沿袭前人罢了。而“南诏”称谓之起，有认为是唐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以后。元·李京《云南志略》记：“蒙氏名细奴罗，城蒙舍之龙于图而都之，国号大蒙，自称奇王。”实际上从南诏开国国王即有王号这一点，即知南诏称王（诏）是从篡夺“云南国诏”以后，就已经继承下来的了。
但是，南诏也好，六诏、八诏也罢，都是自称，面对强邻虎视，心里都不踏实，都希望得到唐朝或者吐蕃的承认，以取得靠山的扶持与支援。于是蒙嶲诏、时傍等投靠了吐蕃，而蒙舍诏则投靠了唐朝。蒙舍诏皮罗阁因拥唐有功，被正式册封为云南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南诏”。
云南王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因不堪唐朝地方官吏的欺辱，愤而反叛，也投靠了吐蕃，“西朝献凯。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金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革娄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锺南国大诏”（《南诏德化碑》）。《德化碑》名即“蒙国大诏德化碑”，文中又有“我赞普锺蒙国大诏”，大诏即大王，与王是有很大区别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转折，即由王到帝的转折。以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南诏称帝，是从蒙世隆才开始的。而历史记录证明，事实上南诏称帝从阁罗凤就开始了，蒙世隆不过是从汉语称谓上再次重申而已，按汉族习惯更直截了当一些罢了。《旧唐书·南诏传》记：“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吐蕃令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蛮谓弟为‘钟’，时天宝十一年也。”并且“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私于佐时，请复南诏旧号。”“号曰‘东帝’，给以金印”、“赐为兄弟之国”，吐蕃自然是西帝、兄皇帝了。
吐蕃国君的自称是赞普，赞普究竟是王是帝，不妨先看看历史记载。《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相为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记：“吐蕃本西羌属，……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
《云南志·卷四》：“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顺蛮：本乌蛮种类，……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旧唐书·南诏传》记：韦皋上言“牟寻收铁桥以来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众十余万。”《唐蕃会盟碑》上有：“神圣赞普……以天神而为人主。”吐蕃赞普自命为“天子”，可以册封别人为王，甚至可以与别人约为兄弟皇帝，自己不是皇帝又是什么？因此，吐蕃国君的自称赞普本意是“天子”，本身就是汉语皇帝的意思。
故《新唐书·吐蕃传》云：“吐蕃号君长曰赞普”，而不是《旧唐书·吐蕃传》所云：“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同样的道理，《新唐书·南诏传》谓“骠信，夷语君也。”这里这个“君”字，也是皇帝的意思，而不是王的意思。李京《云南志略》记：“白人风俗：称呼其国主曰缥信，太子曰坦绰，诸王曰信苴，相国曰布燮，之文字之职曰清平官。”大理国的制度秉承南诏，“诸王”已经“曰信苴”，那么“国主曰缥信”之缥信，自然是皇帝的意思了。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第5开图和第63开图上即分别有“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和“奉为皇帝白票信画”的题记，皇帝与白票信连称，虽然分别为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称谓，但意思自然是同等意义的。
明·倪辂《南诏野史》记：“蒙新觉劝……群臣上尊号曰白票信，白票信者皇帝也。”事实上前人早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樊绰《云南志·卷十》附录所载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誓文有：“与吐蕃洽和，为兄弟之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新唐书·南诏传》又有：“异牟寻立，悉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力。……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擒生捕伤甚众。……吐蕃封为日东王。”正是因为异牟寻与吐蕃联军大败，吐蕃恼羞成怒，而没有考虑长远利益与后果，诿过于南诏，对南诏由“东帝”降封为“日东王”，“兄弟之国”变成了臣属关系，因此引起了异牟寻的怨愤，同样是王，与其受下朝之气，不如为上朝之宾，于是下决心回归唐朝。
但是，至阁罗凤被吐蕃令为东帝以后，后来的南诏国君们，或明里，或暗里，都在自称皇帝。
《旧唐书·南诏传》记：“异牟寻卒……仍册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王。”寻阁劝为储君，而号“骠信苴”，按《云南志略》“诸王曰信苴”，那么骠信苴就是皇太子的意思了。异牟寻之子寻阁劝为骠信苴——皇太子，实际上已经说明异牟寻即已经暗中自称骠信——皇帝了。并且自此以后，南诏历代国君都使用了骠信名号，《南诏图传》画面上隆舜名字前即题有骠信一号。
骠信之骠字在不同地方、不同书中分别写做骠、缥、白票等字，可见此字为译音用字，不一定为骠国（今缅甸）之君的意思。骠信为帝，自南诏已始，南诏以后的郑、赵、杨、段诸氏不过是继承其做法而已。
汉文历史资料都记载公开自称皇帝的人是蒙世隆，《新唐书·南诏传》记：“初，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诣成都，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成辞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福不许。”以后的南诏国君们也就都这样称呼了。
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第103开图所绘南诏历代国王图像上的题名有模糊不清、难以识读的地方，然而，在位于下排正中的蒙世隆之父的头上则清清楚楚地写着“昭成皇帝券丰佑”，很耐人寻味；同时，《南诏图传·文字卷》也记有：“保和昭德皇帝绍兴三宝”，保和年号是劝丰佑的年号，保和昭德皇帝自然是指劝丰佑。又明·诸葛元声《滇史·卷七》有：“劝龙晟……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杀之，伪谥幽王。因罢帝号，而求与唐和，立其弟劝利晟。”如果劝龙晟没有继承乃父骠信——皇帝的称号，王嵯巅又如何“罢帝号，而求与唐和”呢？这些都已经证明：南诏自称皇帝者，也并不是自世隆才开始的。
关于世隆称帝以后的南诏国君就都公开使用皇帝称号了，《新唐书·南诏传》记：“酋龙恚，发疽死，伪谥景庄皇帝。子法嗣。……法死，伪谥圣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兴。”《南诏图传·文字卷》也有：“至武宣皇帝摩诃罗嵯……洎中兴皇帝问儒释耆老之辈”。其中与《张胜温画卷》第103开题记相同：世隆为景庄皇帝，舜化贞为孝哀中兴皇帝，而隆舜的称号则有两个：除武宣皇帝以外，还有一个圣明文武皇帝。
无论南诏国王称王也罢，称帝也好，南诏阁罗凤以前的历代国王本身就是唐朝的臣属，阁罗凤以后的国王大多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成为唐朝的藩属，这个历史事实并不是一个称号就能够改变得了的。但是对南诏自阁罗凤以后的历代国王均称帝号的一系列历史记录视而不见，而肆意曲解，或充耳不闻，进而否认之，则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尊重历史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2] 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J].历史研究，1954，（2）.
[3] 梁晓强.南诏历代国王生辰订正[J].曲靖师专学报，1999，（2）.
原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文字来源：滇史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