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在宁属彝区展开全面的战略竞争，均致力于使政权力量下沉至这一边陲地区，将部分边地和非汉人群纳入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之中。部分出身于彝区的新式军政人物在这一政治过程之中扮演了关键的链接性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性功能。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代理人，也基于地方社会和本民族的主体性，借助民族国家话语提出了关于彝族的新论述。尽管由于各种限制，国家政权无法对彝区实施全面有效的治理，但战时这一边疆区域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亦构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阶段。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康；宁属；彝族
“华夏”的起源、扩张、延续和变迁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自秦汉“华夏帝国”建立以来，非汉人群聚居的南方山地在中原政权的影响下难以形成与之对峙的高级政治体，经济上也对外界平原地区存在极大依赖性，华夷边界长期保持开放和流动，难以真正封闭自存，成为华夏帝国长期扩张的突破口。[1]有学者分析指出，在中古早期经历剧烈“华夏化运动”的南方土著民族，都经历过“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最终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2]经过明清两代的开拓与经营，南方山地进一步完成了“华夏化”的过程，为数不少的地区由“异域”变为“旧疆”。[3]由于华夏边缘扩张的生态极限和中央政权的战略取舍，仍有部分区域和人群游移于“大一统”的制度和文化边缘，生活在部分西方学者所称的“无国家空间”之中。尽管近代华夏边缘也经历了由传统华夏帝国到中华民国、由华夏到中华民族的重要变迁，但这些生活在南方山地的非汉人群在进入民国时代后并未受到太多“革命”与“现代化”的洗礼，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在“纳四裔入中华”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战争动员的现实压力下，国家政权开始渗入这些虽在国境之内，但长期形同“化外”的边陲地带，使得这些非汉人群再度面临“王化”与“山险”的抉择。比之于传统王朝时代的“华夏化运动”，这一时期国家与边疆之间的互动有着怎样的历史延续性，又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自是民族史、区域史和抗战史等领域应当关切的问题。
本文选取抗战时期的西康宁属彝区作为研究个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4]，探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西康边省政权在时代变局之下，在这一地区采取了怎样的政治策略，得到了怎样的回应，这一政治过程又带来了怎样的结果，以期丰富对于华夏边缘在近代的延续和变迁以及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等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下沉与扩张
“宁属”地区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处，清代隶属四川宁远府，民初改称建昌道，后划为四川第十八行政区。[5]宁属地势复杂，很大一部分为彝族聚居区域。尽管清代中期清政府试图开拓这一区域，曾在以宁属彝区为主体的凉山彝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成效并不显著。凉山地形险峻，山峦起伏，既无法形成非汉人群自身的统一政权，同时也阻碍了清政府的军事征服行动。凉山彝族以“家支”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各个家支地域分明，互不统属。尽管家支之间经常发生冤家械斗，但面对清军进攻时亦能利用地形团结对敌。[6]为控驭家支势力，清政府延续明代的治理方式，在彝汉交界地带驻军、屯田和开设儒学，力图通过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影响当地非汉人群。1728年，清廷“寻定建昌新府曰宁远，建昌新设县曰西昌”，将西昌作为统治宁远地区的中心，加强驻军力量，以形成军事上的威慑。[7]除此之外，清政府还选定部分土司、土目作为地方代理人，在已经宣布“改土”的情况下，恢复其土职或不进行“归流”，通过其统治“散处边方”的彝人，没有直接渗透其基层社会。[8]土司辖地内的非汉人群因其“汉化”程度较高被汉人称为“熟夷”，主要住居于山地、由各家支统领的彝人因“不通汉文语，不知汉情，不与汉人往来”而被称为“生夷”。[9]尽管土司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中央王朝，但其相对于各家支的权威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实际力量的升降不断发生变动。清代中期以后，凉山腹心地区“生夷”家支的力量急剧发展，土司势力被压缩至南部、西部和东部边缘地区，汉区人口亦被黑彝贵族抢掠入彝区，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局面。清末民初彝区广泛种植鸦片后，黑彝家支势力因大量财富和武器的涌入更为壮大，到汉区抢掠更为频繁，各家支之间的械斗和纠纷也随之升级，土司制度则近于衰亡。[10]在此变局之中，出身于彝汉交界地带，有着“半彝半汉”背景的邓秀廷脱颖而出，成为稳定地方局势的关键人物。邓氏将祖源追溯至南京应天府，自称汉人后裔，保护汉人士绅的安全与利益，亦始终保持彝人的穿着与做派，与各彝族家支保持有效沟通。他组建地方武装“靖边部”，通过征讨、暗杀、威胁、收买和离间等手段，对彝人分而治之，确立了由地方豪强通过军事力量进行统治的格局。[11]
尽管自清代中期以来，宁属彝区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多次酿成地方糜烂的危局，但就全国而言，其政治影响却极其有限，仅在一定区域内受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关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宁属彝区因关涉蒋介石政权的“西南中央化”战略，逐渐受到中央军政势力的注意，从而被外部势力拉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政争格局。1931年，《中央日报》连续刊登了来自宁属彝区，自称“宁雅属夷族代表”的曲木藏尧的文章，指出宁属区位关系“国家国防”“川康交通”和“川藏交通”，中央“可利用此良好地势及强悍民族，为切断军阀后尾之出路”。[12] 1936年，包括曲木在内的几名西南“夷族”代表在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前往上海宣传彝区和彝族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使得这一地区进一步受到瞩目。[13]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军政势力逐渐进入西南，以西昌为中心的宁属地区的战略价值越来越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1937年，军委会成都行营增设“边政设计委员会”，并组织“边区调查团”，对宁属矿产、工商、农牧、交通、军事和政俗等进行调查研究。熟悉西南政情的国民党川籍政要张群表示，宁属虽“闭塞特甚”，但气候、土壤和矿藏等条件都比其他边区更为优越，可支撑长期抗战。[1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居重庆，决定加强对于西昌及宁属地区的控制和开发。1939年1月，蒋介石研究和批准宁属建设计划，并下令在西昌驻防中央军一营。[15]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布于月底撤销重庆行营，代之以在成都和西昌设置委员长行辕，由张笃伦担任西昌行辕主任。[16]由于西昌不仅是川、滇、康三省交界的要冲，而且是联通重庆、云南和印度的重要交通枢纽，国民政府遂有将其建设为重庆之外“第二陪都”的设想和行动。[17]除地理位置重要外，宁属地区所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也成为国民政府看重这一地区的重要因素。1942年3月，蒋介石要求加快资源开发速度，并请担任西昌行辕经济建设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到重庆商谈。[18]由于宁属地区在1939年西康建省前后由四川划入西康，故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势力亦与中央军政力量几乎同时进入西昌，两股政治力量在宁属展开了全面的政治竞争。西昌行辕成立后，宁属社会即出现“行辕与省府为两个绝不相伴之机关的说法”，“以行辕为直接代表中央，以省府为只是代表地方”。[19]为争夺对宁属的控制权，1939年7月，西康省政当局以扩大垦殖规模为名，在西昌设立宁属屯垦委员会，意在与西昌行辕分庭抗礼，形成了两个政权在宁属的对峙局面。双方在整个战时始终勾心斗角，龃龉不断。
出于与刘文辉争夺宁属和开发宁属资源的需要，国民政府充分意识到经营宁属彝族聚居区域的重要性。张笃伦就任行辕主任后向国民政府建议，应以“责在保卫地方”为由将刘文辉所部第二十四军排除在资源开发之外，由中央方面“设法利用”和招募“有生产能力之夷民”及难民、伤兵，并配备武器。[20]尽管困难重重，但西昌行辕设立后，即着手在彝区扩展中央军政势力的影响。张笃伦认为，“抚绥夷人，尤以医药为先”，故在就职后不久，便筹划在西昌建立卫生院，以便以后进行“夷地巡回治疗”[21]，以此争取彝胞人心。在张的运作下，国民政府卫生署原拟在西康省省会康定设立的“西康卫生院”改设西昌，以落实其设想。[22]在筹建“国立西南技术专科学校”的过程中，张氏也建议“招收边生”，“以资培植”[23]，并促动张群出面游说担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支持招收彝族学生的方案，“俾其参加工作，乃可以减少开发时之阻力”。[24]在阅读了人类学家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一书后，张笃伦还多次致函杨氏，以行辕的名义邀请其组织“夷民考察团”进入大凉山考察，为经营彝区提供决策参考。[25]
为顺利在彝区打开局面，取得各家支的配合，西昌行辕非常重视邓秀廷的作用，对邓氏进行拉拢，希望利用邓氏在彝区的权威和关系网络与各家支进行接触。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和蒋介石作为全国领袖所具有的权威，也成为包括邓秀廷在内的许多地方彝族上层人物所希望借重的政治资源。张笃伦抵昌就职后，邓秀廷“迭次率领”许多彝族家支代表到行辕晋见[26]，甚得张氏倚重。行辕第二组组长李永光在兼任“越冕间特别指导区区长”职务后，立即拜访邓氏并取得其支持，得以在冕宁与当地三大家支果基、罗洪和倮伍的代表会面。[27]在西昌行辕的积极努力下，部分彝族家支头人与中央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冕宁大桥地区的罗洪家支甚至做出自动铲除所种鸦片的姿态，“表示夷民对中央法令竭诚拥护”，配合西昌行辕的禁烟政策，以示好国民政府。[28]
为使国民政府的力量进一步下沉至彝区，张笃伦在西昌行辕成立前后即开始考虑在彝人中寻找和扶植代理人。乐山通往西昌公路(简称“乐西公路”)的修筑，则为这一设想提供了机会。在乐西公路的修筑过程中，西昌行辕利用分别出身于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军校的彝族毕业生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组织彝民参加“边民筑路队”，借此培训了一定数量的彝族干部，并在公路通车前后积极宣传彝胞对于筑路和抗战的贡献，争取彝胞对于中央政权的认同。[29]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充分利用三青团的组织网络，将自身势力伸入彝区内部。1940年，三青团西康支团成立后，即将工作重点放在宁属彝区，积极吸收彝族青年参加。[30]1941年，西昌分团部主任王隆映在重庆三青团总团的指示下前往昭觉，抵达该县竹核乡后，在当地黑彝领袖马五达的协助下，完成了建立大凉山分团部的任务。尽管竹核在清末民初因多次发生汉彝冲突，导致汉人一度绝迹，完全为彝族马家所控制，但马五达“能操流利的汉语，对于汉人风俗习惯亦很熟悉”，希望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在马氏的支持和配合下，截至1944年上半年，大凉山分团共吸收了500多名彝族青年加入三青团。[31]大凉山分团部成立后，即在竹核举办面向彝族少年的中心小学、推广汉地农作物种子的农业改进所以及为彝人医病的青年诊疗所，并在西昌、昭觉、雷波和牛牛坝等地设立办事处，兼顾整个宁属团务。[32]除在凉山腹心地区建立大凉山团部外，中央团部还向宁属彝区派出组织员，发展彝族团员，组织宣传队进入乡村进行宣传和社会服务。[33]在三青团的经营下，国民政府对于宁属彝区的影响力明显上升。1943年，“军委会康滇边区夷民宣慰考察特派员”林兢携带“酒食物品”赴昭觉执行“宣慰”任务，最远到达大凉山团部所在地竹核，召见各彝族家支头领百余人之多。[34]
为与国民政府争夺宁属，西康省政当局也试图将自身势力伸入彝区。1939年4月，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后第一次“南巡”宁属，宣布“建设新西康的重心在宁属”，“建设宁属的重心在解决夷务问题”。[35]刘文辉否定既往的治彝政策，宣布四项新的“治夷方略”：“不收见面礼、不收投诚费、汉夷平等、不准打冤家”。[36]以西康省政府名义发布的《治理宁属边务方案》，第一条即规定“宁属边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应受国家法律上之平等待遇”，明确“三化”(德化、同化、进化)政策为新的政纲。[37]刘文辉公开抨击了邓秀廷既往的治彝政策，称邓氏的做法仅能维持治安，“实际危机很大”，武力治彝的政策不可能长久，邓秀廷也“不能永远为西康服务”，“夷务问题，尤其是民族的问题”，“一定要省政府来主持”。[38] “三化政策”和四个口号宣布后，许多彝族家支纷纷向刘表示“投诚”，使西康省政当局逐渐在彝区“分区设治”。1941年，为因应众多彝支“投诚”的形势，宁属屯垦委员会制订并公布了“边民投诚规约”，向“投诚”彝人提出了服从政府、不打冤家、清理劫案、服役、禁烟和“不得再以汉族或其他民族为奴隶、现有奴隶完全解放”等七项要求[39]，进一步将彝区纳入西康省政府的统治秩序。
在承认彝族的地位及宣示“民族平等”的理念后，刘希望延揽地方彝族精英进入西康省政当局，扶植听命于己的彝族代理人，表示“汉人”“康人”或“倮人”皆有机会在政府任职，“没有地域或种族的限制”。[40]1940年1月开始，宁属屯委会在西昌开办边民训练所，培训彝族干部。至1941年年底，该培训所已毕业彝族学员500人，“散遍全宁属”。负责培训事务的教育长金安仁表示，宁属屯委会旨在打破地方“土劣”等“经纪阶级”的统治，“叫夷胞直接来，有什么同政府谈”。[41]边民训练所毕业学员，一般派回担任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职，优秀者则由屯委会留用。除此之外，对于宁属的彝族上层人物，省政当局也“尽量罗致，或予以相当地位，名义，使其与政府发生关系”，“尽量引用边民之有武力者为官佐，使其集中武力为政府使用”，即便其日后发生叛乱，由于其武力已被政府分化，也无法酿成严重事端。[42]1944年下半年，宁属屯委会在西昌创办边民实验学校，“集中夷族优秀青年”施以“现代教育”，“培养优秀干部，并免除中间份子居间作祟”，进一步吸纳和训练为省政当局效命的彝族代理人。[43]
除政治方面的改弦更张外，西康边省政权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力图将省政府的力量下沉至宁属彝区。为操控彝区经济，省政府直属的合作事业管理处以“达到对夷族复兴经济”的名义，通过宁属屯委会在设治彝区推广农村信贷，“使夷胞深切了解政治德意”。[44]宁属屯委会副主任李万华指出，宁属因山河阻隔，交通不便，货流不畅，彝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是“激发其剽悍天性，铤而走险”的外部环境。1943年6月，宁属屯委会决议设立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以“改进宁属人民之生活环境”，“减少居间商人之从中渔利”，“并在此经济政策上使汉夷发生不可分离之关系”，确立省政府在彝区经济上的主导地位。[45]1942年，西康省教育厅出台专门面向省内藏族和彝族学生的“扶植辅导与优待政策”，宣示其对于彝族教育的重视。[46]两年后，宁属屯委会下令所属的各政治指导区自1944年4月起“一律成立边民小学”，“以期提高夷胞文化”。[47]教育厅直属的电影施教队也“深入夷区，放映抗战电影”，以“推广电教”的方式在彝区扩大政府的影响。[48]
战时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在宁属彝区的各种规划和实践，体现了国家意志对这一区域前所未有的介入和改造。在经营中心城市西昌和主要交通线的基础上，国家政权依靠现代军事、通讯、教育、政党组织和经济政策等多种手段，使得华夏政治体系得以向山区深入和扩展。部分彝族上层人物基于种种利益交换关系，与中央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主动选择“霑沐王化”，成为国家力量得以下延的关键。在国家政权和边疆社会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传统的族群观念受到一定冲击，体现“民族平等”等新式政治理念的某些表述开始出现，民族话语由此成为边疆政治中的新议题。
二、现代民族话语下的彝族论述
在宁属彝区，“夷”作为“汉”的他者而存在，但并非清晰的人群概念，往往成为汉人对当地非汉人群的统称。清末民初的汉族知识分子曾经将所有的南方或西南土著人群都称作“苗族”“夷族”，认为“汉化”应是其未来命运，或认为他们相当汉化，将其视为汉族的一部分。[49]由于地方资源竞争的紧张态势，被称为“夷”的宁属非汉人群则长期被地方汉族士绅“污名化”和“妖魔化”，成为汉人观念和言说中的“野蛮民族”。[50]据深入彝区考察的人类学家江应樑称，“‘畏威不怀德’，是边地汉人对凉山夷族的共同评语”，与彝人交往，“只能施威，不能怀柔”。[51]曾昭抡也指出，宁属汉人称彝人“骄贪残疑”，“其风俗则贵欺诈，轻信义，以窃盗为能，不以懒惰为耻，不以杀人越货为不当”，“解决夷区问题，非大举兴兵平剿”。[52]这一认识反映了地方资源竞争的紧张程度，体现出地方汉族士绅文化图式中对非汉人群的疑惧和排斥。
为开发彝区和动员彝胞，中央势力进入宁属地区后，表现出与地方汉人士绅所不同的姿态，以温和的政治话语取代对于彝人的丑化和批判。1939年，国民政府宣布查禁和改正包括“夷”“猓”在内的所有含有侮辱性质的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谓。[53]1941年6月，以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西昌办事处主任名义来昌的莫德惠在宁属屯委会发表演讲，转达蒋介石对“宁属夷务问题”的关切，表示对彝胞“先做到化民易俗地步，才能为政府用”，含蓄地对以往的治彝政策提出批评。[54]此后，西昌行辕方面专门撰文鼓吹汉彝一家，宣传彝族与汉人同源同种，批驳各种彝族“西来说”的观点，称其有“分化作用”。[55]行辕直属的宁远剧团公开演出以“汉回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战话剧《国家至上》，宣传“民族团结”。行辕主办的《宁远报》亦随即刊发评论文章，鼓吹“汉倮合作”，“调解汉倮间的仇恨，化仇冤为亲爱，化对立为互助”，消除“种族成见”，实现汉彝通婚。[56]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夷性犬羊，畏威不怀德”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说法，既往的治彝政策也得到了相应的检讨和反思。1941年11月，西昌行辕官员李永宽撰文指出：“我们根据倮罗民族的历史，及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来看，其决不是一种野蛮民族，有的是情感，有的是理智，决不会有德不怀的。纵然有些夷人是‘畏威不怀德’的话，也是过去有威可畏无德可怀所养成的……岂但夷人，汉人又何尝不畏威，至于怀德，也是汉夷都是一样的，我们说夷人不怀德，也不见得合理，要有德才足怀，试问历代政府与汉民，对夷人的德在哪里，那〔哪〕个曾经对夷人布施德泽，而夷人没有感激他?检讨过去之事实，不惟没有德可怀，实有怨之可报。”[57]在战时民族学研究重心转向西南，许多人类学家积极投身于“边政研究”的背景下，学术界对彝人持同情立场的观点不断涌现，也有力地呼应了官方的相关意识形态。1941年归国后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林耀华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他在对彝族进行研究之前，听闻了大量关于“凉山彝区是人间地狱”的“神话”，但在进入彝区调查之后，转而认定“彝族危害并不甚多，而彝汉勾结危害者更多”，并通过体质测量的方式，确定彝人为与汉人相同的蒙古人种而非部分西方人所称的高加索人种。林氏并不讳言自己的调查研究服务于政府“当时正在酝酿的凉山开发工作”，其论著亦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官方所需要的学理依据。[58]
在国民政府积极树立彝族正面形象的同时，刘文辉也更新了对彝族的政治论述，与其第一次入驻宁属时形成鲜明反差。1928年，刘文辉所部第二十四军首次进驻宁属，曾召集地方士绅召开“宁属行政会议”。由于刘文辉其时的目的在于争取宁属汉族士绅的支持，服务于其经营后方、争霸四川的战略，分散的彝族家支并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分量，故刘氏以保障汉族士绅安全和利益为名，宣布了一系列严厉的治彝政策，对彝民进行了大量污名化的负面指控，称“夷性剽悍，畏威而不怀德”，“夷人无黑白，均以抢人为能事，实属罪大恶极”，应对其进行武力进剿，“对于投诚夷支，仍应严加防范”，“收抚夷酋应照旧坐质换班”，实行“建筑碉堡”“设防夷队”“限制夷人出入时间”和“禁止夷人携带武器”等一系列防御政策，限制汉彝交往，“不准汉人借用夷债”，承诺惩治有“密卖枪弹”“暗通消息”“为夷匪引路”以及“匿贼窝赃”等行为的“汉奸”。[59]尽管刘氏在政策宣示上明确体现了维护地方汉族士绅利益的立场，但刘部既无力也无意深入贫瘠的彝区，反而在汉区横征暴敛，军纪败坏，引起汉人士绅的不满。宁属士绅得悉划宁入康之议后，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反对，甚至在国民政府、四川军人和刘文辉之间达成协议之后，仍然鼓动邓秀廷在大渡河武力阻击第二十四军。[60]出于制衡地方汉族士绅力量的考虑，刘文辉在西康建省前后重新制定了治理彝区的政策，希望争取“边民首领人物协助”，以巩固在宁属的权力基础。1938年春，岭光电在代中央军校招收彝族学生到成都时曾登门拜访刘氏，痛斥第二十四军之前在宁属的暴行，刘文辉非但不以为忤，反而郑重向岭氏承诺：“以后我的军政人员，有做(对)不起彝人事的，你可写信或口头向我讲，我绝不宽恕。对边民绝不容许轻视或残害。”刘随后在其公馆招待岭光电及军校彝生，重申“尔后将不允许任何人欺侮勒索彝人，绝对平等对待边民”，并赠送每人挂表一只，获得了在场彝生的好感，“说他不像以前了”。[61]为争取彝族家支对西康边省政权的支持，刘文辉表示将“根本改革过去剿夷方法”。[62]对于长期存在的地方汉彝冲突和对立，刘一反过去将责任归咎于彝人的做法，而指责地方的官吏和士绅为造成矛盾的根源，并警告地方官吏及士绅不得“私自拘禁夷人”。[63]他在接见越嶲(现在的四川省越西县)各彝族家支代表时表示，正是由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一百多万强健可爱的”彝胞才会“徘徊携贰”“抢人越货”。刘称“中间坏人的隔阂利用”是导致民族矛盾的原因，进而对各彝支首领喊话，要求其以后服从西康省、县政府及刘氏本人的号令，“除此之外就不能轻易信人”。[64]
刘文辉在1939年之后新的政策论述，体现出其统治策略的重要转变，从而为岭光电、李仕安等彝族军政人物构建其民族话语准备了条件。以当时宁属彝区复杂的政治生态而言，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西康省政府，汉人政权与彝族社会之间的沟通都必须仰赖岭光电和李仕安这样的人物作为中介。特别是汉化程度较低、广泛分布在山谷地带的“生夷”群体，政府对其影响更为微弱，只有利用某些私人的社会关系和特殊才干，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灵活因应。能够沟通彝汉的边疆政治人物即因其在乡情、语言和能力上的优势，成为国家政权在彝区的重要代理人。[65]1939年刘文辉第一次“南巡”宁属经过汉源时即高度肯定岭光电和王济民等彝族政治人物的地位，称“他们能起外人起不到的作用”。[66]鉴于对邓秀廷既往治彝手法不满，岭光电等人多次在刘文辉面前攻击邓氏“办彝务只知用挑拨离间，残杀勒索手段”，指责其违反“国内各民族待遇一律平等”的原则和刘文辉的“三化”政策，使邓氏相当忌惮。邓氏部下、靖边部团长潘学源承认，自岭氏等人回彝区工作后，邓氏“不怕草莽英雄，而怕识字秀才”，大为收敛了其武力打伐彝人的政策。[67]除完成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所交办的各项任务、沟通汉人政权与彝族社会之外，岭光电等人还积极介入地方建设，提出彝区的社会改革方案，并在职权范围内身体力行，进行各种政治实践。
随着这些彝族政治人物在地方权势的增强，他们开始利用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关于民族平等的相关宣传，提出将彝族去污名化的政治论述，努力扭转彝族在既往汉人政治话语中的负面形象和弱势地位。岭光电宣称，彝区拥有“丰富之矿产，广大之牧场，以及发电之原动力，建筑之材料”，“为西南各地少有之场所”，对于坚持长期抗战有着重要意义，而住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彝族“过去曾有过高度之文化表现”，“始终是中国之一部分”，现在亦传承了“互助耐劳的美德”，可以作为“自兴之基点”，进而转化为国防力量，“为党国存无限希望”。[68]曲木藏尧则以“汉夷通婚实行者的资格”现身说法，强调“汉夷通婚”可以结合“汉人聪慧的天资”和“夷人强健的体魄”，强调彝人种族的优秀。[69]
语言文字作为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符号和工具，也得到了他们的特别重视。尽管岭光电在战前重新书写彝族历史时不得不承认“元明之后，夷族已失去整个性”，但宣称语言文字仍广泛应用于整个西南彝区，“不失其通性”，成为维系和延续彝族的重要纽带。[70]作为在汉区求学和生活多年的彝族政治人物，岭光电和李仕安返回彝区后都曾有过一段尴尬的“失语”经历，其彝语的口语会话能力较走出彝区之前已经大为下降。由于彝文本身主要具有“咒神驱鬼”等仪式性功能，普及程度较低，除少数从事祭祀的毕摩之外，包括土司、头人在内的上层人物多不具备拼读和书写能力，岭、李亦不例外。尽管如此，岭氏对于彝文的宣扬却不遗余力。他在自己举办的私立小学中加授彝文课，翻译彝文课本，办彝文月报，向族人宣传学习彝文的好处，鼓动政府机关出彝文布告。[71]与岭光电类似，李仕安返乡初期亦一度“失语”，处理彝文往来书信甚至要通过毕摩翻译。在出任宁属屯委会边民训练所教育长和特区区长等地方要职后，“为了显示自己是彝族知识分子”，他开始加紧学习彝文，与西昌边民小学一道编写《汉彝文对照课本》，参与编辑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主办的彝文报纸，协助语言学家傅懋勣进行彝语研究，积极推广彝文。[72]
在岭光电看来，抗战为彝族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会。在战时接受俄国记者顾彼得(Pote Gullart)采访时，岭光电坚定地表示：“我们没有变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强大，在未来的世界中，我们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73]岭光电敏锐地意识到抗战所带来的难得的政治机遇，希望尽可能多地通过这些工作积累政治资本。他在1943年出版的《倮情述论》中指出，彝人“若能尽其力能，参加奋斗牺牲之工作”，促成抗战的早日胜利，将提高其战后“在国内各民族中地位”，“否则于抗战无所裨益，于将来地位，不免有所影响”。[74]在战时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同时，他已经考虑到“民族”问题在战后对于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影响。
战时中央与边省既合作又斗争，且都亟欲将势力下沉至彝区的情势，为岭光电等人提供了一个较大的政治空间，使他们有机会增强自身权势，扩大舆论影响，可以在官方意识形态之下提出一套有别于中央和边省政权的民族论述，从正面塑造彝族的民族形象。他们以彝族身份进行的各种政治活动，使得彝族超越了仅仅作为汉人“他者”这一范畴，成为有机会取得参政资格的族群，从而纳入了民族政治的光谱。他们所建构的各种民族话语固然系巩固和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却也代表着新式边疆精英对于民族国家体制的接受和认同，使边疆与国家之间出现了重要的新链接。
三、边疆治理的局限与困境
在全面抗战的特殊情势下，宁属彝区在国家战略中获得了空前的重视。在西昌对屯垦人员训练所学员训话时，刘文辉强调了宁属“夷务问题”在战时的重要性，称“现在宁属之夷务，不仅系本省必须办理的中心工作，而且为国家现在所必须解决的事件”。[75]传统王朝统治下的“夷务问题”被表述为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民族问题”，构建了汉族与彝族同处一个资源共享体系的愿景。但在开发边疆和“同臻进化”的政治话语之下，国家力量试图下沉至边区，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边疆的社会生态和对边疆进行有效治理。长期处在混沌状态下的地方乱局与不断肯定彝族的政治话语之间并不协调，造成彝人无法在稳定发展的环境下获得发展和进步，也成为其仍然被“污名化”和“负面化”的一大社会因素。岭光电曾表示，“应以夷务问题，为民族问题，应有具体计划，不应局部应付，犹〔尤〕其不能以不平等眼光看待，否则永无解决之时也”[76]，即道出了当时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之间不相协调的困局。
国民政府和西康边省政权尽管利用了部分边疆代理人从中穿针引线，但仍无法实施对彝区的有效管理。面对地形复杂的彝区环境、支系繁多的彝族家支和遍种鸦片的经济生业，中央军政势力和边省政权虽拥有看似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发挥威慑作用，但地方政府力量仍显孱弱，无力向下推行政令。昭觉县县长张培根在1943年宁属行政会议上发言称，该县虽早在清光绪年间建立县治，但汉人数量极少，“境内只有夷支之划分而无保甲之组织”，政府“无地方经费，无租税收入”，“夷人贫苦，汉人尤甚”，“而夷人经济尚近原始，以物易物货币不通，经努力宣传，法币迄今，只畅行于四开玄参坝一带”，学校亦因缺乏经费而中途停办，对彝人的影响只能依赖毕业于中央军校和西康省训团的学生组织宣传队轮流赴彝区宣传。[77] “政治指导区”虽在名义上设立，但“尸位素餐”的区长却比比皆是，甚至有少数区署“很难常川办公”。[78] 1945年，中央设在西昌的广播电台联合中华基督教总会边疆服务部凉山抗建服务团制作并播出彝语节目，“以期唤醒夷胞增强汉夷合作”。[79]这一举措虽表明了官方对于彝族语言的重视和肯定，但因缺少收音设备，只能派人携带收音机下乡，对彝人的宣传难免流于形式。
对于部分汉彝交界地带，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营和开发，但并未因此改善彝胞生活和彝汉关系，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较以往更为看重宁属彝区的战略价值，对于资源开发更是不遗余力。在某些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区，还出现了经济的畸形繁荣。1941年7月，曾昭抡率西南联合大学考察团经过会理附近的益门镇时，发现此处因资源委员会开设煤矿厂和锌厂的缘故，已经由从前的荒僻小镇变为热闹集市，既有力士香皂一类的外来摩登物品，又有在此做工的上海工人。但本地彝人非但未能从中受益，反而因西祥公路的通车以及“官厅势力”的“充分达到”被驱逐到更为边缘的地区。作为势力此消彼长的反映，此地的镇名“夷门”都改为“益门”，标志着彝汉边界发生了明显的推移。[80]在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10月，岭光电在《边声报》上撰文，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政府主导的此种开发模式。岭氏指出：“说到开发，在夷区最有价的某〔莫〕过于矿产，对国家是有莫大贡献，对于人民生活之直接改善实在有疑问。即有改善也怕止限于城市。例如过去昭觉乌坡铜矿，曾盛一时。窪里金，龙达金，曾盛一时……但于人民生活并无改善。其原因系一切技工，系出内地召来，一切出品，为获厚利多销内地，人民实不易有所享受。”[81]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当局虽鼓吹“汉夷平等”“同臻进化”，但仍将彝民排斥在资源共享体系之外，使得局部地区的开发反而加剧了彝汉之间的对立。
尽管刘文辉在战时实施了新的治彝政策，但其总体思路与传统王朝时代所采取的“剿抚”策略并无二致。1939年，刘在南巡宁属之前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称，“宁属夷人，数在百万以上，无宗教、无文字、行动不啻野人，为患边徼已久”，应实行“剿抚兼施”政策，“先派得力劲旅，征服顽强嗜杀之野夷，用立威信”。[82]尽管刘在南巡过程中表示“中国民族乃合汉满蒙回藏苗六个种族而成的”，“属于苗族”的彝人亦在其中，与其他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彼此不得歧视”。但他同时指出，“文化较劣的民族是应该受文化较优的民族领导并逐渐同化”。对于宁属彝族，刘仍以“落后民族”视之。他在为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所作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宁属罗罗，在吾国各民族中，其文化不惟远逊汉族，即蒙藏各族亦所弗及，而数千年来，恃其强悍之性，深闭固拒，竟能不为汉族所同化。”[83]他称彝人目前“尚停滞于野蛮时代的生活”，“如果不急为改进，绝对不能立足”，“要赶快服从政府的指导，随着汉族的人民前进”。[84]在对彝人采取怀柔策略的同时，刘氏亦对各家支进行武力威吓。刘氏表示，只有向西康省政当局“投诚”的彝胞才能享有“优待夷人的权利”，“其他莫有归化的夷人，则在例外”。[85]彝人“若经宣传以后，尚不知改悔，而仍操其劫掠之行为者”，即被视为“甘心作乱、不堪教诲之人”，将面临省政当局的军事进剿。[86]刘文辉势力入主宁属后，对于不服从其号令的彝族家支，经常直接采取武力打击或协同邓秀廷所属靖边部进行清剿，并在军事行动后令相关家支所属的白彝脱离黑彝，直接接受政府管辖，既往用来约束黑彝的“坐质换班”制度也始终运行，未予废弃。[87]西康省政当局在高喊“民族平等”口号的同时，对于彝人的防范戒心始终未予松懈。彝人习于携带武器出入城区，被汉人视为重要的治安隐患。1942年10月，宁属屯委会在西昌各城门张贴告示，宣布“今后夷民进城，不得携带武器，否则禁止入城”。[88]次年3月，因新任宁属屯委会副主任李万华来昌就职，各地彝族家支代表纷纷前来晋谒，宁属屯委会再次重申“不准夷人携枪入城之禁令”，以确保社会治安。[89]为进一步加强对来昌彝人的管理，宁属屯委会于1944年2月召开“西昌近郊治安会议”，决定于西昌鱼市街和宁远桥街两处分别设立“边民生活指导部”，取代原先的“边民招待所”，要求来昌彝人应全体在该部住宿，并将带入城中的枪支统一交该部保管。[90]李万华还提出，彝人饮酒后“往往滋生事端”，“亟应严加取缔，以免影响社会公安”。为贯彻这一指示，宁属屯委会决定在鱼市街和宁远桥街各设“专供夷人饮酒”的“边民酒店”一所，其他各酒店“概不准售酒与夷人吸饮”。[91]
除了上述原因外，恶性的权争过程亦加剧了彝区政治社会生态的恶化。整个全面抗战时期，宁属各个政治集团竭泽而渔，竞夺各种资源和权力，导致包括“禁政”和“彝务”在内的社会问题都未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以禁烟问题为例，尽管西昌行辕和宁属屯委会都宣布“厉行禁政”，甚至有时动用武力查铲烟苗，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则是“寓禁于征，寓禁于种，寓禁于购，寓禁于运、于销”，中央与边省时而共同分赃，时而在征购问题上明争暗斗，互相劫夺，导致1939年后连年普种，无分汉彝地区，烟苗皆遍地开花。[92]为应付社会舆论，中央和边省往往都将种烟的责任推给彝民，作为替罪羊使用，将彝族污名化。1944年，西康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胡恭先公开宣称彝人应对鸦片泛滥负责，“应以积极的手段把彝人征服，否则汉人将逐渐被彝人同化，变成彝人之奴隶”。李仕安反驳指出，在宁属鸦片生产与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条上，彝区不过是汉区的附属品，“宁属烟禁不彻底，彝务未上轨道，实在是因吏治尚未澄清，其他问题尚未符合解决禁烟与彝务的要求所致”，“只要官吏不贪污，不剥夺彝人;商人不狡猾，不欺诈彝人;士绅不豪劣，不玩弄彝人;军队守纪律，不压迫彝人;行政机构不复杂，不使彝人受层层盘剥……那彝务问题也是会迎刃而解的”。他表示胡恭先所谓“征服”彝人的说法更是大错特错，“不但与孙国父的遗教，蒋总裁的指示有背，而且在抗战期间，把枪口对着尚未知事的顽皮小弟弟——彝族，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如果利用武力征服，以如许少的彝人，当然会不值一击。但是，总觉得好像不是政府应有的态度”。[93]尽管李仕安长期供职于西康省政当局，但当他反驳胡恭先的文章发表后，“遭到四川有些学生的排斥”，使边省当局对他的信任大大削弱。鉴于胡恭先在宁属汉族士绅中的威望和影响，刘文辉在1944年第二次“南巡”宁属时表示自己对胡氏“非常尊敬”，称李仕安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真是初生牛犊”，含蓄地表示了诫勉之意。李万华则怀疑此事背后有西昌行辕的背景，直接称李仕安为“行辕特务”，“与我们是走的两条路”。[94]李仕安的遭遇，反映了彝族代理人在实践其政治理念过程中所受到的环境限制，折射出边疆治理的深层次困境。
出于边地攘夺的功利性动机，中央和边省政权皆将“汉夷平等”“同臻进化”等口号作为临时性的政治工具加以使用，而未有刷新地方政治和改善彝区生态的决心，对于彝人仍视之如犬羊，对于“民族平等”的宣传亦只是空洞的政治表演。彝族政治人物傅正达在1948年发表的《夷民的呼声》一文中批评政府“没有整个的边疆政策及用人之不当”，成绩和威望还远不及力量更为有限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即是对抗战以来治彝政策的严厉批评。[95]直到抗战胜利后，官方仍无法完整准确地掌握宁属各彝族家支的名称。[96]相当多的彝人仍然“依阻山险”，成为从王朝时代到民族国家始终未解的难题。
结语
宁属彝区位于边陲，长期处于国家(王朝)战略的边缘位置。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西南成为抗战根据地，使其由不受重视的边地成为政治经营和经济开发的目标，并因其处在西南三省交界地带的敏感区位，进一步刺激了国民政府和边省军人之间的争夺。尽管中央军政势力和边省政权存在各种明争暗斗，但都力图将自身的统治下延到彝区的基层，将彝族精英吸纳进行政体系，以建立对这一地区更有效率的管控。在这样的态势和格局下，国家力量在边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下沉，将部分边地整合进华夏的政治网络之中，使得部分非汉人群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心理与华夏趋同，从而将一个相对失序和混乱的地域导入了民族国家的结构和秩序之中。这既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工程的推进和突破，也是传统王朝时代“华夏化运动”的延续与变种，折射出近代边疆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多重矛盾。
相当一部分边地非汉人群在这一时期主动或被动“霑沐王化”，其根本原因仍在于这一地区并非美国人类学家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谓的“无政府区域”[97]，而是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结与沟通。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力量和制度的不断进入，使得彝区与汉区虽有着明显的区隔，但仍属于同一资源共享体系。即便是“汉化”程度较低的“生夷”，也经由家支制度和鸦片贸易等方式，从外界交换必要的生存资源。在利用这一历史联系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政权在笼络和拉拢原有地方上层人物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培育和运用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等出身于地方和彝族的政治人物，将新式的政治组织和思想观念带入彝区。他们作为边疆“霑沐王化”的某种特殊产物，发挥着重要的“链接性”或“中介性”作用，充当国家政权在边疆的代理人，通过其政治才干和人际网络努力推动着边疆社会的结构转型。[98]与此同时，他们也从地方社会和本族群的主体性出发，建构了一套与官方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民族话语，以此维系和拓展自身的利益结构。
在各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抗战时期的民族话语出现了两个并行的趋势。一方面，政学两界普遍鼓吹“中华民族”是中国唯一的“民族”，作为“宗支”的彝族与汉族同源同种，政府应“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的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99]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出于开发和动员的需要，也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传统“夷夏之辨”观念下对非汉人群的污名化表述，并在某些边疆政治人物的参与之下，在西来的“民族”概念之下创造“少数民族”，并赋予其重要的地位和积极的意义。[100]这使得战时边疆在经历自上而下的同质化整合过程的同时，也提升了族群符号在资源竞争中的工具性价值，为战后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以此同国家政权讨价还价埋下了伏笔。[101]
由于国家政权的力量限制、战略取舍和内部冲突，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当局对彝区的治理均无法摆脱既往治夷策略的窠臼，长期依赖于各种政治权谋，远谈不上编户齐民的有效治理。由于地方社会生态未发生根本转变，仍然有数量众多的非汉人群选择依阻山险，游离于华夏政治体系的边缘。尽管如此，战时宁属彝区的政治社会生态的重要变动和某些结构性的变迁，使得越来越多的边地非汉人群参与到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经济网络和文化交往之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
本文系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民国西康宁属彝族问题研究”(16SK1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初稿曾提交2017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第四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讨论，得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苑琛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杨等师友的批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1] 相关研究参见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2] 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 代表性研究如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4] 对战时宁属彝区的相关研究仍相对薄弱，主要包括陈德馨《抗战时期西康彝务问题之研究(1937—1945)》，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90年;阿牛曲哈莫：《试论抗战时期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的夷务治理》，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谭递梅：《民国时期宁属“夷务”问题研究(1912—1938)》，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3年，等。
[5] 郑象铣：《宁属之地理环境及其区划》，《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年7月，第30页。
[6] 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7] 徐铭编：《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四川民族研究所1983年版，第30—31页。
[8] 胡庆钧：《清初以来彝族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244页。
[9] 岭光电：《倮情述论》(1943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31—33页。
[10] 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11] 谢毅东：《邓秀廷对彝族的血腥统治》，《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5卷，“民族宗教华侨编”，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编印，第177—183页。
[12] 汪济西(夷名曲木藏尧)：《川康宁雅属夷族问题及其生活的研究》，《中央日报》，1931年3月19日，第2张第3版。
[13] 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详见娄贵品《1937年西南夷苗民族请愿代表在沪活动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娄贵品：《1936—1937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请愿活动及其意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14] 张群：《序》，《宁属调查报告汇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二厅1939年编印，第1—2页。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月13日、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6]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中华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版，第65页。
[17]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求真社1945年版，第13页。
[18] 《蒋中正为曾昭抡考察宁属矿藏结果并拟赴渝商陈开采意见致翁文灏俞大维代电》(1942年3月15日)，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360页。
[19] 《西康建设可迅速进展——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刘主席在西昌参加委员长西昌行辕张主任就职典礼致词》，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康导月刊社1941年版，第115—116页。
[20] 《翁文灏送侍从室关于核办张笃伦建议开发西康一案的呈核》(1940年5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00006847A。
[21] 《张笃伦送蒋介石关于在西昌设立卫生治疗机关一案的电》(1939年3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69。
[22] 《内政部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在西昌设立卫生院一案的公函》(1939年3月1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69。
[23] 《张笃伦电张群》(1939年5月7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90。
[24] 《张群致张道藩》(1939年5月19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190。
[25] 《致邹鲁》(1940年3月)，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26] 《张笃伦电国防最高委员会》(1939年5月4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防档案，003/0224。
[27] 《李永光兼越冕特区区长抵冕后召夷人钻皮饮血》，《宁远报》，1939年8月5日，第3版。
[28] 《夷胞拥护中央禁令大桥盐边夷区烟苗均已自动铲除》，《宁远报》，1940年1月20日，第2版。
[29] 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参见赵峥《国民政府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30] 《西康青年团重视边疆工作》，《边疆服务》第8期，1945年7月，第63页。
[31] 夏华：《话说大凉山——青年团在竹核(续昨)》，《宁远报》，1944年5月17日，第2版。
[32] 夏华：《话说大凉山——青年团在竹核(续昨)》，《宁远报》，1944年5月18日，第2版。
[33] 《青年团组织工作向夷区发展后倮族青年踊跃入团》，《新康报》，1941年9月29日，第3版;《冕宁倮族青年举行入团宣誓》，《宁远报》，1941年10月21日，第2版。
[34] 《林特派员返抵西昌发表宣慰昭夷情形》，《新康报》，1943年7月9日，第4版。
[35] 《欢迎劳苦功高的刘主席》，《西康国民日报》，1939年12月4日，第1版。
[36] 刘文辉：《渡河以来工作检讨与目前急应推行之事项——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刘主席在西昌出席屯垦委员会扩大纪念周对西昌各机关法团训词》，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160—161页。
[37]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12页。
[38] 《树立夷务百年大计——二十八年八月廿三日刘主席在西昌召集夷务会议训词》，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195页。
[39] 《宁属边民投诚日众屯委会约法七条》，《新康报》，1941年10月24日，第3版。
[40] “康人”即西康藏族，“倮人”即彝族。《西康疆域之调整与民族之联系——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刘主席在汉源主持保训精神讲话第四讲》，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49页。
[41] 王长礼：《访问边民训练所》，《新康报》，1941年11月5日，第3版。
[42] 《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成立两年来治理边务概况(续)》，《新康报》，1941年12月18日，第3版。
[43] 《屯会创办边民实小》，《新康报》，1944年9月23日，第2版。
[44] 《复兴夷人 经济协助夷区农贷屯委会转饬各政治指导区》，《新康报》，1943年2月17日，第3版。
[45] 《宁属边民福音 屯会决设物品供销处以沟通彝区货物有无》，《新康报》，1943年6月15日，第4版。
[46] 《优待康倮学生 教厅制定辅导办法》，《宁远报》，1942年8月21日，第2版。
[47] 《屯委会令各指导区短期遍设边民小学》，《新康报》，1944年4月2日，第4版。
[48] 《省教厅电教队来昌定期放映影片》，《宁远报》，1942年8月23日，第2版。
[4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50] 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西康省政府1941年印，第171页。
[51] 江应樑：《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52]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第126—127页。
[53]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详见杨思机《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详论》，《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54] 《屯垦委员会昨举行欢迎莫柳忱氏茶会》，《宁远报》，1941年6月29日，第2版。
[55] 贺理阳：《汉倮是一家人》，《新康报》，1941年9月27日，第2版。
[56] 万民：《〈国家至上〉出演在宁属的特殊价值——从汉回合作说到汉倮合作》，《宁远报》，1941年8月2日，第2版。
[57] 李永宽：《读〈宁属边民调查纪实〉》，《新康报》，1941年11月10日，第3—4版。
[58] 林耀华：《在大学与田野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96页。
[59] “宁属行政会议”的内容和经过，参见《宁属行政会议纪要》(1928年3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442/47。
[60] 石逸文：《刘文辉和西康建省简史》，《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35—36页。
[61] 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370—371页。
[62] 《夷务会议昨举行刘张发表治夷策略》，《宁远报》，1939年8月26日，第3版。
[63] 《警惕过去策励将来——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刘主席在越嶲出席各界欢迎大会讲词》，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99—100页。
[64] 《政府治理夷务办法与夷人本身应有之改革——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刘主席在越嶲召集倮族民众代表训话》，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105—108页。
[65] 温春来：《“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ⅳ页。
[66] 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376页。
[67] 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374页。
[68] 岭光电：《倮情述论》(1943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66—68页。
[69] 沙舟：《谈汉夷通婚》，《宁远报》，1941年9月20日，第2版。
[70] 岭光电：《夷族中阶级之名词与其特俗》(1936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266页。
[71] 岭光电：《对彝族文字的看法》，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44页。
[72] 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第28页。
[73] 顾彼得：《彝人首领：岭光电》，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488页。
[74] 岭光电：《倮情述论》(1943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69页。
[75] 《治理夷务为不朽的事业——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主席在西昌对屯垦人员训练所精神讲话第二讲》，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173页。
[76] 岭光电：《倮情述论》(1943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64页。
[77] 《宁属行政会议各县局区长报告》，《新康报》，1943年6月3日，第4版。
[78] 《宁属行政会议闭幕李副主委训词》，《新康报》，1943年6月12日，第4版。
[79] 《西昌广播电台展开夷区广播》，《宁远报》，1945年5月8日，第2版。
[80] 曾昭抡著，段美乔整理：《滇康道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32页。
[81] 岭光电：《夷人急需生计教育》(1946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330页。
[82] 《西康宁属夷务之措施当局决用政治力量感化》，《申报》，1939年6月9日，第8版。
[83] 刘文辉：《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序》(1941年5月)，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骆小所主编：《西南民俗文献》第7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84] 《西康疆域之调整与民族之联系——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刘主席在汉源主持保训精神讲话第四讲》，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48页。
[85] 《今昔治夷的异同——二十八年八月五日刘主席在对委员长行辕筑路精神讲话》，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156页。
[86] 《政府治理夷务办法与夷人本身应有之改革——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刘主席在越嶲召集倮族民众代表训话》，刘文辉：《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第106页。
[87] 《屯委会金处长由昭觉归来谈督剿叛夷经过》，《新康报》，1941年12月18日，第3版。
[88] 《夷民入城不准携带武器》，《宁远报》，1942年10月4日，第2版。
[89] 《欢迎李副主委 二十二支夷代表麕集西昌筹备忙》，《新康报》，1943年3月5日，第3版。
[90] 《西昌近郊治安会议议决设边民生活指导部》，《新康报》，1944年2月12日，第4版。
[91] 《防制夷人滥饮滋事 屯会特设边民酒店》，《新康报》，1944年3月1日，第4版。
[92] 许成章：《刘文辉和蒋介石在西昌地方的斗争》，《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2—19页。
[93] 李仕安口述，马林英记录：《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第85—86、123—126页。
[94] 岭光电：《我与刘文辉的交往》，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384页。
[95] 傅正达表示，“夷族不是一个好玩弄的民族，他们知道谁是真正帮忙他们的朋友”，“边疆服务部在它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范围内已经做了，它的力量只有这么大，我们对它不能苛求”，褒贬之意相当明确。参见傅正达《夷民的呼声》，《边疆服务》第26期，1948年9—10月，第6页。
[96] 1944年3月，宁属屯委会曾下令所属各县区局限期填报各彝族家支的名称、地址和武力情况，但这一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后都没有完成。《屯会制表调查宁属夷人实况》，《新康报》，1944年3月26日，第4版;《屯会邀请名流为各夷支正名》，《新康报》，1946年1月1日，第2版。
[97] 在斯科特看来，包括宁属彝区在内的东南亚及中国西南山区的内陆山区都可划入到一个广阔的“无政府领域”区域内。他将这一地理空间称之为“赞米亚”(Zomia)，即“偏僻之区及其人民”。这些人群生活在高海拔的偏远地区，加之居住分散，国家难以对他们进行实际控制，他们则可以针对国家的统治企图不断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抵制所从属国家的民族认同(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making)，在二战后成为分离主义或与国家进行武装对抗的大本营。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7—26页。
[98] 王汎森研究指出，近代几个大变动时期都存在着“链接性”人物或“中介性”人物，使得核心区的活动能扩散到某些小地方。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罗志田、徐秀丽、李德英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99] 如1939年傅斯年、顾颉刚在与吴文藻、费孝通进行论争时，批驳对方主张“苗、猺、猓玀皆是民族”的立场，并建议国民政府加速对西南非汉人群的同化工作。参见《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953、1015页。
[100] 在战时对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讨论中，各“宗族”“宗支”在许多言说中的意谓与“民族”并未有本质性的不同。如李仕安在批驳胡恭先主张打伐彝人的观点时，就引用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国内各大小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宗支”的论断，将其解释为“国内各民族皆是弟兄”，“夷族是国内民族之一，其同一体系的苗，傜，黎……总数为三千万”，胡氏的言论恰恰有违于蒋的初衷，“会使汉夷更分家，会使汉夷永远无法合作同化”。参见李仕安《禁烟夷务与吏治——请教于胡恭先先生》，《新康报》，1944年4月26日，第2版。
[101] 抗战后期岭光电、李仕安等已公开提出保障彝族参与各级政权机构的要求，并在战后再度发起彝族参政请愿运动。相关研究见赵峥《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与国民政府的合离：以战后彝族参政问题为中心》，《史林》2017年第2期。
作者：赵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抗日战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