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滇东北彝族形成龙、卢、安、禄(或为陇)等四大家族，是龙云、卢汉统治云南时期的军政统治集团，掌握着云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影响着民国时期云南社会的发展。通过对滇东北彝族上层后裔进行调查访问，采用口述史资料，阐述滇东北彝族上层人士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意识，从学习汉文化成为统治阶层、积极经营云南;当外敌入侵时，抱着强烈的爱国思想，抵御侵略，并支持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关键词：口述史；彝族上层；民族意识
位于昭通市昭阳区炎山镇松乐村的龙云故居
民国时期滇东北彝族形成龙、卢、安、禄（或为陇）等四大家族，是龙云、卢汉统治云南时期的军政统治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影响着民国时期云南社会的发展，滇东北彝族上层已逝，无法直接了解他们的民族意识，但其子女大都健在，他们经历过民国时期云南的发展，亲历父辈的各种活动，并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通过采访和收集四大家族后人的访谈资料，基于口述史的视角，窥见滇东北彝族上层在云南处于内外交困状态下，却保持清醒的认识，积极学习汉文化，争取做官重拾祖辈的统治权力，治理云南，当受外敌入侵时，以龙云为首的滇东北彝族上层产生了整体民族的忧患意识，从主体民族和自身民族的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投身革命战斗，挽救危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学习汉文化
滇东北彝族上层大都为土司后裔，已失去了统治地方的权力，要想重拾统治权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于士绅阶层才能实现。但科举制的废除，使彝族土司后裔失去了晋升机会，通向上层特权的路被切断，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和统治者竞争。滇东北彝族，历来重视教育，明代就主动学习汉文化，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深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有读书才是他们重拾统治权力的唯一选择。于是“入民国以来，有志之士鉴于时局变迁，复受潮流激荡，留学于省外及国外者，日益增多。”部分彝族青年纷纷到各种地方学习汉文化，一部分进入城市或到省城或到国外，学习汉文化，接受新式教育。甚至“普通夷民之稍有家资，略具知识者，亦效汉族入校肄业，学习中文，黑白两派皆然”。使得一些彝族“子弟多读书明理，力图风俗改良，人民习尚已无异于汉族矣。”
滇东北彝族上层为了重拾昔日权力，积极学习汉文化，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出现地方军阀势力割据的大混战，彝族青年纷纷进入军校或直接投军，选择军人职业，通过从军掌握军事实力直接问鼎上层特权，比读书跻身于文人士绅阶层更有吸引力，军事实力和军人成为他们生存的价值取向，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合法、半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进入军事机构，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纽带，跻身于云南省统治集团。
龙云、卢汉小时候进入私塾学习汉文化，但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没有兴趣，偏爱舞枪弄棒。龙云青年时期在金沙江两岸经商，贩运山货，日用百货，木材等，几年间也赚了不少钱，家境渐渐好起来，经常到金阳老家去看望纳吉家的亲戚，这却引起了叔伯们的嫉妒，设计暗算他，吞并其财产，差点置龙云于死地，经过这次挫折，龙云对经商赚钱也淡漠了许多，终日与邹若衡、卢汉习武。正这个时候，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反抗清廷，永善人魏焕章到四川嘉定做生意，觉得是个机会，就在当地召募人员，组织队伍，亦称“同志军”，魏焕章亲自任统领，龙云、卢汉、邹若衡也投到魏焕章手下，不久败绩，正逢云南光复后派遣的援川军至宜宾。龙云见所谓同志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就率众百余投奔滇军谢汝翼部。龙云投入滇军后，经谢汝翼推荐，进入讲武堂学习，学骑兵科。龙云文化水平较低，在讲武堂学习文化课程很是吃力，但是在操练、武术、骑马和野外演习等科目，龙云的成绩却是居于前茅。讲武堂的学习培养了龙云，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有军事素养的人，成就了他日后叱咤云南政坛18年。①龙绳德口述。
卢汉进入讲武堂时，不想当兵，想回家做生意，经常出小差，龙云多次对他教育，兄长身份帮助教育卢汉。在龙云的帮助下，卢汉进步很大，他紧随龙云后来青云直上，龙云每有提升，卢汉都紧随其后。②卢国柄口述。
禄国藩一开始也不想当兵，他去考科举但没有考取，家里是黑彝，经济条件较好，就让家里凑了一笔钱，去日本留学，刚到日本的时候，他想学习政法，但是受到当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影响，特别是云南老乡吕志伊和赵坤的影响，他们是思茅地区的大户子弟，早年参加了同盟会，父亲后来还进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办的东斌学校，在日本接受军事救国教育。禄国藩的弟弟陇高显、陇宪卿，早年随禄国藩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岩仓铁道学院，也跟随禄国藩参加同盟会。
安恩溥，其父母读过一些书，对子女的读书也很支持，深知不读书是不行的，很小就把安恩溥送进私塾去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受到汉文化的启蒙，对彝族在政治上的失意和家庭的落魄很是感慨，下决心读书，在当时上师范学堂后当一名教书先生。他先是报考镇雄高等小学，成为当时高等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报考了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学校很爱读书，经史子集他都爱读，受儒家文化教育很深。他师范毕业后，回到镇雄以萨村教书。当时，以萨村有一个叫王二老师的小兵官，仗自己的势力，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常常向群众勒索，有一天，王二老师跑到安恩溥的教室，勒索他，他一介书生，哪有什么钱财，王二老师大发雷霆，打了他几个嘴巴，还将他栓在马屁股的后面拖了跑。受到这样的侮辱，安恩溥觉得靠教书命运是悲惨的，决定离开家乡，寻找出路。正在这时，护国军先锋第一军第一梯团经昭通，安恩溥要求人伍当兵，当时护国军刚好要人，就被作为后备队编入第一梯团，参加护国战争。③安肇敏口述。
陇体要小时候就读于威宁和昭通交界处的石门坎的教会小学，由于老师是洋教师柏格理，很多时候用英文讲课，他很聪明，英语成绩很好，毕业后到昆明成德中学读书以最优等生毕业，赴香港攻读英文数年，后报考复旦大学，攻读政治学，他不仅读书读得好，而且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学生年代就被选为在上海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他崇尚三民主义，毕业后到国民党中央内政部工作任机要秘书。
民国时期，滇东北彝族上层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汉文化，接受新式的教育，从思想上逐渐认同汉民族，“龙云认为少数民族只是名称不同，来源则一，没有区别，住在昆明的人可以叫‘昆明族’，住在北京的人可以叫‘北京族’。在他看来，族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存在，而是人为的。”④《是龙去投降的时候了》，《云南日报》1957年7月16日第二版。各民族是同源的，只是居住地不同，称呼不同而矣。说明滇东北彝族上层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汉民族认同意识，经过接受汉文化教育，成为云南政坛上的新生力量，产生了富滇救国的民族意识。
二、富滇救国
滇东北彝族上层在云南政坛上展露犄角，以龙云为云南省主席的政治集团，亟思励精图治，欲在政治及经济上改变云南的落后面貌，医治战乱给全省人民造下的苦难，改变很多过去依靠中央补贴的办法，提出自己的富滇救国思路。借鉴清政府治理滇的经验，龙云认为鄂尔泰在云南的改土归流是镇压彝族的罪人，但其治滇思想值得学习，如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财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把理财做为第一等大事，高度集权，行政推进，慎选干员，知人善任，精心谋划，苦心经营。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保守的。记得他在给云南地方军政人员讲话的时候，常常是不用讲稿，讲话后很多人给他高度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他虚心求教治国之策的结果。父亲在治理时候，基本上抱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态度。如在经济方面，他重用缪云台和陆崇仁，在文化教育上他重用龚自知，在军事上他重用卢汉和安恩溥等，在警政上他重用胡瑛和禄国藩等。在这十八年的时间了，他提出建设“新云南”的目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①龙绳德口述。
（一）政治方面。执政初期，在政治上追随蒋介石。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任命他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出兵伐桂。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进行“清党”，但并没有真正执行。抗战期间，对经过云南的红军采取只防不堵的战略，并给红军献军事地图，后与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接触，放弃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追随共产党。
（二）军事方面。大力整顿滇军，改变以前滇军的一些散漫作风，树立滇军新形象，提高滇军的战斗力。招募中学毕业生及遴选军中干部严训，以培养下级军官。每期受训时间多为三年，分步、骑、炮、工、交通、通讯各科。至抗战前，共训练下级军官达四千余人，成为滇军基层骨干。重新训练军队，配套新式武器。从前的步兵操典，多半模仿日军。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征收农家子弟当兵，新兵改用“德操”。
（三）经济方面。唐继尧时代，军需费用浩大，使农村破产，城镇工商凋零，币值低落，财政拮据。在此背景下，龙云提出云南要发展经济，当务之急是统一财政整理金融。并为此制订了整理金融的十年计划，成立了由他亲自主持的整理财政金融委员会。让卢汉兼省财政厅厅长，把各地驻军长官把持的税赋征收权力收回，撤销烟酒事务局，统一征收机关，烟酒、厘金等一律统一招商承办，各地各机关如敢违抗，军法从事，改革税制，从1931年1月起，除盐税外，只保留烟酒税、印花税、田赋、契税、屠宰税、特别营业税和各县自行征收的多种附捐一律明令废除。整理金融，1932年改组富滇银行，成立富滇新银行，直属省政府，并赋予发行新币特权，以半开银币为新滇币。改革财政税务，取消苛捐杂税，删繁就简，另立新税。将财政、企业、金融合而为一，以财政扶持金融，发展生产；以金融充裕财政，支持生产；以生产巩固财政，充实金融。重用缪云台，改组富滇新银行，发行钞票，统治外汇，巩固云南金融。扶植云南地方资本，支持兴办实业，扩大纺织出口，整顿发展个旧锡矿及其他钨、锑、铜、锡、盐、煤矿等，使云南省财政收入大增，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景象。
重视农业和交通设施建设。云南山地较多，长久以来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而主要依靠从越南进口。通过清丈田亩，明确业权，扩大粮食耕地，堵塞田赋征收漏洞，存粮积谷，力争粮食自给。云南的交通设施落后，龙云主政后，大力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6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
（四）文化教育方面。在全省推广“新教育”运动，加大对教育经费，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使云南这个边陲省份，在文化教育上显得十分发达。1921年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先后划拨卷烟特捐，进口烟丝烟叶特捐、教育机关产业收入、教育田产租息、个旧锡税附加捐等列入教育经费，独立征收、保管、开支，增加了教育投入。1932年，为培养云南当地人才，特在昆明北门街创办私立南菁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三部。抗战期间，进一步扩展教学设施，先后培养了数千学生。其中有数百人后来在国内外颇负盛名。对云南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东陆大学的建设，给予支持。1930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其经费由省府直接拨付。1934年，东陆大学改名为云南大学，同时进行院系调整，设立了文法、理工学院，并筹备组建医学、农学院系等。为了适应云大不断发展的需要，1937年，经夫人顾映秋的力推，特聘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为云大校长，支持他全权掌管校务。熊庆来上任后，不辱使命，致力于学校革新，强化管理，使云大的教学科研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1938年，云南大学由省属改为国立。此外，在抗战期间迁移至云南的一批大学，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中正医学院、华中大学等，也热情相待，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还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对广大师生予以关照。积极组织全省最好的历史专家全力编撰了《新篡云南通志》，这套书至今是云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最有价值的。
（五）重视地方治理。本着“就地方特殊情形，因缘为制。以期抚绥边氓，倾心内附，然后徐图开发，用以巩固国防”的宗旨，①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9页。派禄国藩到普洱任普洱道尹，解决滇缅界务问题；调安恩溥出任昭通旅长，解决匪患。滇东北彝族上层在地方治理上，发展生产、修筑公路、开展文化教育、推广汉语、改良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培养少数民族子弟，遴选有才华的边官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卢汉任职省主席期间，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免权逐步撤换了蒋介石派来控制云南的一批厅长和委员，统统任用地方实力派代之，其中绝大部分是他的黑彝亲戚和家乡著名人士，如陇体要任建设厅厅长、安恩溥任民政厅厅长、龚自知任教育厅厅厅长、缪云台任富滇银行行长、龙志钧任水利局局长、龙泽汇任93军军长、余建勋任74军军长。从此政令得以在云南统一，云南的地方秩序和社会发展均得到恢复。自1946年开始相继建成谷昌水库、松花坝水库，五华山光复楼、建设胜利堂、修订地方法规。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经济控制，将云南企业局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统一管理这两个单位所属企业集中控制和支配云南地方的财力和资源。卢汉任公司董事长，缪云台任总经理。②卢国柄口述。
三、抵御外来侵略
滇东北彝族上层励精图治，努力使云南富裕起来时，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认为，日本军人横蛮无理，辱我华人，至此已极，凡我国人，应下最大决心，准备为国牺牲，表示愿将全滇一千三百万民众爱国护国之赤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抗击日本。
首先拨款新滇币万元，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1938年4月下旬，六十军奉命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六十军各部在以台儿庄附近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坚持20多天阵地战，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取得了重大胜利。
其次是支持滇西抗日。龙云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各级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自卫部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
再次是修筑滇缅公路，从1937年12月起，云南省政府征调民工，每天上阵达15—20万人，多时达30万人。龙云给各县县长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如期完成，否则自己带着手铐来见。经过苦战，在一年的时间里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线通车。滇缅公路通车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到12月初第一批军用物资即通过这条公路运进畹町，再转运到昆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交通断绝，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交通线，成了抗战的输血管、生命线。
日本人侵略中国，龙云是坚决拥护联合抗日的主张，他的这种爱国思想是从云南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的义举中培养出来的，作为一名军人，他深刻认识到在民族危亡的面前就是要不怕死，为国为民死战。对于1936年“西安事变”后形成的国共合作和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龙云是极为赞同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龙云认为云南在民族危亡的面前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做到真正的抗战，除此别无它法。他号召全省父老出钱出力，组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他承诺第一阶段组织一个军到前线，随后再组织一个军跟上。
抗日战争是艰难的，国民党在正面战役方面是很难打赢日本人的，很多北方人逃离战争来到云南，特别是很多大学和民主人士，在云南就有一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成为了民主运动的大后方，龙云认为学生爱国讲民主没有错，对民主运动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他说：“学生爱国是好事，让禄国藩多派人保护”。龙云坚持的是民族大义，坚决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早在西安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就表示支持全民族抗战，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叶剑英和龙云在云南讲武堂先后同学，龙云在和朱总司令交谈时，还就双方交换电台密码，建立联系渠道达成一致。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龙云表示，要“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①龙绳德口述。
总之，民国时期滇东北彝族上层的民族意识存在着鲜明的分野，随着云南政治形式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又重新整合，逐渐地发展为多元的民族意识，爱国爱家爱人民，一直伴随着云南的发展和变化历程。
原载：《昭通学院学报》2013年3期；文稿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昭阳区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