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彝族地区经济取得较快发展，显示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以龙云、卢汉为首的彝族上层统治集团崛起后，在云南不断兴学、劝农、发展经济，彝族社会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由于阶级限制和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社会变化是有限的。本文重点从该时段彝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迁展开论述。
关键词：民国 边疆民族政策 彝族 治理 社会变迁
民国时期，鉴于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必须提升边疆各族人民的自治能力，发展民族经济、启蒙民族文化，以实现民族共同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伟大目标。为此，民国时期产生了很多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法律条文。1927年8月，出身于云南省恩安炎山区的彝族上层、滇军高级将领龙云出任代理省主席，掌握了云南的最高统治权。从此，云南政坛上出现了一个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陆崇仁、陇体要、禄国藩六人的父子兄弟亲友的彝族骨干和依附于他们的非家族骨干在内的庞大的彝族上层集团，统治云南长达23年（1927-1950）之久。由于龙云等彝族上层大多出身于滇川黔边的云南省昭通地区和贵州省毕节地区，执政期间对彝族地区的开发力度较大，在农业 、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彝族人民的生活。
莫理循拍摄的云南思茅地区彝族妇女和儿童，1908年（来源：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一、民国政府对西南彝族地区的治理
（一）提倡民主法治
1. 地方自治
民主权力要在彝族地区顺利运行，必须把地方自治和民主选举放在首位。自1930年开始，云南省重点改进内政治理，在民政厅内专门增设了云南省各地区自治筹备处，通过开办训政讲习所来训练县长及自治公安，首先将自治的思想灌输在基层政府的主要执行者身上，先后开办了十一班。这轮培训初步制定了自治系统，培养储备了自治人才，同时在经费、警政及地方户籍管理方面进行了认真准备。此外，培育广大彝族人民的自治素质也是重中之重。省政府强调，要真正实现自治，必须在彝族大众中加强四治宣传，加强民众的培育而不是形式的注重，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自治。因此，政府把培育彝族民众放在首位，贯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意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但是在地方自治的推进中由于土豪劣绅迂腐难治，各级自治机关人员受到影响和束缚，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仍无法实现。
2. 整顿吏治
龙云、卢汉选拔彝族政府官员时，不看你是否入了党还是入了哪种党，不是以此标准选拔，而像汉朝一样坚持“唯才是举”。各级管理选拔都有严格规定，尤其是县长录用，按要求应试人员为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修习法律、政治、经济、文哲、社会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并持有毕业证者，同时在党校持有证书者，并受各种官员考验合格的人，《条例》还特别强调有犯罪前科及思想迂腐的人不得参加应试。官吏选拔必须考试，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难度颇大。
卢汉负责云南政务时期，创办“云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组及军训大队，分设县长班、自治班和财政班，其授课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水利及彝族发展问题等。他非常重视实训效果，经常到训练团视察，检查学员的知识掌握情况。
为整顿吏治、严惩腐败，云南省于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成立了反腐反贪控制地方的委员会，要求本省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接受委员会检查。对于各县人民控告地方官吏案，由各主管机关落实调查，如认为有应查办者，呈省府核实批准，交相应机关依法办理。这一机构运行五年，所办案件近百件。同时，政府，还特别制定彝族官吏的奖罚惩戒制度，通过视察和巡游考查彝族边疆政策的推进及阻碍因素，关注并改善彝族百姓的生存状况。
（二）发展文化事业
1. 发展教育事业
为了推进地方文化建设，云南省积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民国十八年（1929）获准，政府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完善并推广全省中学、师范、职业、少数民族教育，甚至还涉及国内外留学教育。经过两年努力，全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发展很快，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人数也大为增加。省政府还颁布了《云南省实施边疆教育计划》，积极推动在教育落后的彝族聚居区和语言文字不统一的地区设立供人们学习的场所，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地方官吏劝导就学，使彝族地区人民素质逐步提高。但是，在后期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统治集团的盲目性和尚未彻底蜕去的封建体制的封建消极性影响不断体现，最终近代云南没有完成旧经济社会体制的嬗变，预想的教育计划也无法完成。
2. 发展体育运动
自“七七事变”以后，云南省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关卡，肩负着国家存亡的重任，而人民的身体素质关乎着抗日大业的完成。这一时期，云南各级学校的体育教育经费短缺，设备简陋，师资不足的现象严重。省教育厅除贯彻部分“中小学体育实施方案”等法规政策外，特别加强了学校强健学生体魄的责任，并拨付一定款项。省政府通过举办全省运动会、修建公共体育场所等方式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大大强健人们的体魄。
3. 丰富文艺生活
为丰富人民生活，推进文艺宣传，民国二十四年（1935），省政府专项投资，购进教育电影放映机、轻便发电机、幻灯机各1部，购进教育影片40部及多种先进设备巡回放映。至抗战胜利前夕，全省播音教育收音机达到149台，其中用于社会教育6台。民国二十五年（1936），教育厅筹建省立艺术师范学校，招收专门人才，培育戏剧、音乐、电影等专业人才。同时还组织了话剧社、救亡花灯队，加强抗战宣传，以抗战为题材，演出水平高超而且通俗浅近，备受民众的欢迎。
（三）创办近代企业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军品需要大幅增加，沦陷区的资金人才涌入西南地区，各项事业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云南省政府加强财税治理和金融整顿，同步大力发展官营事业，鼓励各项民营企业扩张。到抗战结束，滇东彝族官僚资本创办了大量企业，其中大型企业25个，累计资金达上万亿元。缪嘉铭出任云南省经委主任后，主办的云南炼锡公司冶炼的精锡在大幅提高产量的同时质量也有所提高，成色率达到99%，畅销国内外市场。又于民国二十四（1935）年，购进全国最现代化的棉纺机器，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抗战爆发后，缪嘉铭积极与国家资本密切合作，扩张个人资产并投入大量资本用来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彝族地区的治理效果
政治方面，民国时期云南的统治集团以滇川黔地区的彝族上层人士为主，一定程度上从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下解脱出来，民族政治地位大大提高。首先，龙云政权成为彝族高层统治者。其次，龙云、卢汉等彝族上层主要是彝族统治阶级土司、土目和黑彝地主的后代，他们掌握政权后，进一步加强了白彝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和压迫，白彝族受到了阶级压迫。因此，加深了民族自身内部的两极分化。
经济方面，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大量的商号及马帮等，它们仍然属于中国近代经济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吸引了各级军政官员的投资。在社会转型期，彝族上层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肆意兼并土地，纷纷向近代工商企业投资入股，改变过去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结构。例如安恩溥创办的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基层彝族土目、地主兴办的各类工厂，都逐步发展成为官僚私人资本。
文化方面，为巩固统治，发展教育，使广大彝族子弟得接受学校教育。他们还鼓励彝族青年外出求学，提高自身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彝族人民的文化修养，增强彝族人民对各类先进文化的认同感，也带动彝族地区的文化氛围。同时，彝族上层也非常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成立“竹王会”、“怯卢学会”等民族社团，在民族文化认同及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还有专门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字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进而创办彝文学校，延请毕摩教学。这些都体现了彝族上层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的责任感。
社会生活方面，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惯的冲击，进入各类城市生活的彝族人士接受了新的生活习俗，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滇川黔边彝族的衣、食、住、行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汉化程度逐步加深，而且掺杂部分西方因素。比如服饰，彝族男子与汉族相差不远，长衫马褂和洋毡帽，绸缎裙子和穿绣花鞋都是常见的搭配。至于住居，汉族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彝族上层人士所接受。此外还有西式建筑的影响，龙云、陆崇仁在昆明修建了大量别墅。在昭通等地一些公馆采用法国式建筑。至于普通彝族人民，他们的住宅与当地汉族居民没有太大区别，如宣威河东营彝族的住房有瓦屋和草屋两种，屋内挖一个火坑，另外砌一个炉灶，慢慢形成乡村彝族人的特色。
总体看来，以龙云、卢汉为首的彝族上层统治集团在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和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地主或领主阶级的出身及利益争夺，他们仍然大量参与彝族上层的冤家械斗和鸦片种植、贩卖。如龙志祯率云南正规部队进攻大凉山彝族地区，龙绳曾与巧家陆介藩、永善龙奎垣、昭通安纯三者长期不和，枪支大量进入彝区，直接促成了频繁的冤家械斗，使彝区社会内生命财产以及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摧残。迫使大量彝汉农民为其无辜送死，耽误了农时，荒芜了田地，恶化了彝族人民之间和彝汉之间的关系。同时，大量鸦片的种植和运销也使经济畸形繁荣发展，导致土质变硬，农作物普遍减产。吸食鸦片的人体力下降，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彝族社会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说，本地区彝族的传统社会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1] 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M].边政公论第六卷1期，1947.
[2]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3]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历代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的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1XZS030。
原载：《文教资料》2015年33期。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