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部分彝族子弟求生存和谋发展的愿望被国民党军统组织所利用，他们以招收成都军校学生为幌子，在“乐西公路”筑训班采取貌似自愿报名的公开方式，通过精挑细选和隐瞒真实信息等手段，将完全被动的彝族学员带到重庆，送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速成，企图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地方军政协助人。但受特定时间、空间、文化的影响，军统机构在彝区的组织、活动基本尚未成熟旋即夭折。梳理和呈现这一史事，能让读者从一个特殊视角了解民国时期所谓“独立倮倮”与汉区，乃至与中国以外的世界之间实际存在千丝万缕，或直接和间接的复杂联系；看到在对于制度的顺从与抗争和身份的认同等方面，彝人个体实际仍有主观能动的余地。由此，提示读者理解中国内地边疆“中间圈”的彝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曲折经历，包括当事人的博弈策略及后果。
关键词：特种教育；组织活动；顺从抗争；博弈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百年发展研究”（13BSH048）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项目(2018-XWD—SO304)阶段性成果。
（民国时期凉山昭觉县长与彝人，庄学本 摄）
1935年11月1日，入川参谋团 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重庆行营 ，辖川、滇、黔西南地区，既协调西南军阀围堵红军，又借机控制该地设立中央派出机构。1937年3月，川军改编未果；7月川康整军会议却要求8月整编结束。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内定将西昌 作为后方战略根据地，并在邛海附近的新村修建战备房舍作为后备行都，开始编织蒋介石“政治台北，军事西昌”的反攻宏图。缘此，依托大小凉山战略要地和快速培养彝族青年的特种教育 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特种教育在彝区的组织与活动，除彝族土司斯补慕理（汉名：岭光电）简述其推荐保送“息烽特种训练班”第五期（1942年8月-1943年年底）彝族学员岭俊（岭土司堂侄）、骆惹倮古（汉名：骆元章）、罗阿干、马惹木呷（汉名：马云章）、竹尔伍支（汉名：竹占云） 等一般情况外，唯《旧西康省宁属少数民族概况初稿》 涉及各彝族军统人员在息烽训练班和军统西昌站简况，因而这一史事的细枝末节迄今为止鲜有人知。
本文主要采用详于述而略于论的方法，依据笔者大舅——“息烽特种训练班”第三期（1939年8月-1941年5月）学员杰潘伊哈（汉名：潘文明） 个人亲历为主线，参考其《生活日记》（6册）为蓝本，内容涉及其进入特种训练班所具备的家族发展史、个人成长环境等客观条件，重点梳理杰潘伊哈与巴莫尔伙（汉名：安国靖）和沙马略佳（汉名：马万德）三人，自1939年从“乐西公路” 训练班（简称“筑训班”）进入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息烽特种训练班”第三期全过程，包括应招细节、分班情况、课程设置、教学效果、搬迁经历、躲避空袭、毕业典礼等，尤其涉及伊哈本人在军统西昌站和越西工作站的工作内容、组织联络等史料，由此呈现特种教育在凉山彝区的组织与活动。
一、彝人子弟与特种教育的“机缘”
民国时期，彝区经历漫长内忧外患发展后，将凉山北部众多独立白彝成员一代代逐渐从彝族腹地不断推向汉族腹地，让他们一次次经历选择改变生技和融入主流社会生存的过程，不仅反映黑彝与土司、黑彝与白彝、彝族与汉族间的关系变化，亦为彝人后生的个体生存选择铺垫了基础、扩大了空间。与越西县众多独立白彝当年进入主流社会的生活轨迹和活动范式基本雷同，伊哈的父亲杰潘笃剌（汉名：潘占云）因受辛亥革命影响，参与“拉库起义” 揭榜协助官府捉拿黑彝后入住县城，继而升任24军排长、连长，并先后参与1911年声援“四川保路运动”，1919年驻防峨眉，1930年远征甘孜藏区等军事活动。于此，笃剌之子伊哈接受特种教育实属家庭背景的偶然，亦为时代选择的必然。
（一）从公路筑训班到军统训练班
1929年后，国民政府为配合《宁属整个治彝方案及实施步骤》进入第三期“开发彝地富藏”需求 ，专拨资金在越西县城开办边民小学，鼓励和吸纳彝人子弟入学。因此，彼时活跃于该县军政主流社会的独立白彝巴莫塔子、曲木王嘉漠、曲木雅莫、杰潘笃剌、白拉拉惹、沙马尼达、吉克所达、阿杜威尼等 ，无一列外地将各自儿子送入汉人私塾或边民小学接受现代教育；1930年国民革命军24军宁属整理委员会又在西昌开办“化彝学校”，委任越西籍彝族曲木藏尧 出任学生队长。次年，他招收杰潘笃剌的长子杰潘伊哈等越西杰出青年进入细长“化彝学校”继续学习；1936年4月15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开学，再派彝族曲木藏尧和汉族刘文俊招收彝族子弟，并组建屯垦队性质的边民班。越西籍杰潘伊哈、博石拉莫、果基尼达、果基长喜等20多名独立白彝和黑彝青年应征西昌集结，等待前往成都深造；……。
1938年9月，乐西公路批准实施 ，并由重庆行营组团奔赴彝区调查战略资源。年底，蒋介石下令在西昌设立行辕，统管抗日基地建设。1939年元月，为顺利修建乐西公路，西昌行辕招收各县彝汉青年举办为期7个月的筑训班，希望学生毕业后担任施工一线民工指挥员。3月，筑训班开学，班主任由行辕第一组组长程冠兼任，大队长由行辕副官主任曲木藏尧兼任。特种教育的彝族生源由该筑路班学员中产生。
1939年3月初，藏尧回越西招生，他一见到表弟伊哈就批评道：“1936年我招收军校 学生时，你答应要去，后来却失信。这次希望你不要再食言”。伊哈说：“这次我一定去！”藏尧说：“几天后我到汉源觐见刘文辉省主席，你得与我同行！”伊哈答道：“可以！”因这光景伊哈在父母安排下刚娶了第二房妻不久，前后两妻正处争风吃醋阶段，实在令他烦恼不已，他也想乘机到外地回避一下家庭矛盾。
4月，西康省政府在雅安汉源县九襄镇举办“西康省保训合一干部训练”，开办两期训练班，调集训练瓦扎拉子（汉名：万绍清）、果基依坡（汉名：沈依坡）等630名彝族青年。其中，第一期两个中队，第二期三个中队。藏尧携伊哈前往参加开班仪式，并觐见刘文辉主席。九襄返越西后，伊哈患上麻疹疾病不能与表哥同行西昌。他向藏尧表明自己留越西待身体康复后定会前往西昌的决心。藏尧叮嘱：“我在筑训班给你保留个名额，希望你身体康复后，在家等待岭光电土司路经越西时与之同赴西昌”。不久，岭、潘二人一同抵达西昌。
西昌行辕为给乐西公路筑训班和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招收到理想数额的学员，曾选调西昌、冕宁等县近郊60名毕摩，由藏尧主持训练一个多月后，派往原籍义务宣传招生信息。1939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委托屯垦委员会选送曾“保训”和“屯训” 的学员应考，并派出考试委员到西昌录取92人入学。 同期，乐西公路筑训班也顺利招收300多名学员入学，教员基本由行辕内各组抽调干部担任。当年，居住在越西尔格得村、马托依尕村和西堰村的巴莫木基、曲木王以才和杰潘伊哈三位独立白彝就在其中。多年后，伊哈明白这是国民党的特殊组织需要监视一切筑路工程进展而招生训练。他当年所在的筑训班第三组即安插有陈子俊 监视一切工作。陈一方面任教，另一方面监视工作进展。伊哈在学习过程中，语文成绩和武功方面均属尖子，引起陈的特别关注。
行辕刚搬来西昌公务不久，军统人员对当地汉语方言和彝语均不通晓，他们计划在当地发展一批少数民族成员。筑训班刚开学4个月，学员们离结业还有3个月之际，陈把自己对筑训班尖子生了解的情况，向当时公开身份是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的徐远举 作了汇报。
是年7月，军统局派出“川康区”人事股长徐远举以西昌行辕第三组名义到西昌建立“西昌站” 。徐亲自到筑训班号召愿去成都求学的学生报名，陈也在课堂上鼓动学生愿到外面去学习深造的报名。于是，300多名学员中有50多人公开报名。陈当天把名单拿去请示徐。徐次日找报名学员逐个谈话。谈话结束，选定越西籍三名彝族学员杰潘伊哈、巴莫尔伙和沙马略佳。三天后，伊哈获通知，要他去行辕一趟。他到行辕方知晓，除自己外还有两位同乡被选中。这时，行辕通知三人不必再返筑训班，就此留行辕食宿，一周后准备出发前往成都。徐还亲自对他们说：“你们三人的路费和介绍信统一由小潘保管。前往成都的一路，有专人负责带路和安排食宿。徒步困难时也可公费骑马或坐滑竿。到了学校的学费和食宿费均由公费开支，不让你们掏一分钱！”当年，伊哈他们三人瞒以为自己是到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学习呢！因此，伊哈曾问徐：“我们三人去学习的学校是军校成都分校吗？”徐回答：“可能就是军校，上级只通知我们保送学生去学习，我也不大清楚是哪里？总之，你们到学校后就知道了”。他始终保密不肯透露实情。被招谈话后的当日下午，三人离开筑训班住进了设在西昌崔家祠的行辕，等待出发。
7月底，徐派行辕第三组职员陈彬如 护送三人向成都进发。他们一行四人从西昌出发，徒步12天后抵达雅安。那时，公路已从成都开通至雅安，所以他们从雅安乘汽车抵成都，并入住后银巷26号休息数日。其间，陈想联系成都行营三科人员护送三人至重庆。但由于行营三科抽不出人手，陈只好继续护送三人抵达重庆望龙门军统局后，再返西昌。
（二）在特种教育学校的不凡岁月
1938年，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重庆。8月，军统组织复兴社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随迁重庆市区枣子岚垭建立局本部，将望龙门西湖会馆改作看守所，直属特务总队。三位彝族子弟抵达学校时，该局在全国各省招收的学生尚未到齐。他们与各省先期抵达的50多名学生在望龙门住下。等候近一月，该局派来苏子文担任队长并开始简单教学。
当时，由于蒋介石也西迁重庆，日本侵华飞机凡遇天气晴朗之夜都会轰炸不停。伊哈记得自己首次听到轰炸的警报声是农历七月，重庆天气已经很热。当晚，他抱着毯子露宿学校操场。大约凌晨一点左右又有日机前来空袭，同学们一听警报声便立即拿着早已备好的衣物、箱子等，飞奔防空洞。他知道应躲进防空洞的常识，但却假装不知的样子，依然盖好毯子躺在原地一动不动。待同学们全部跑进之后，队长检查发现他一动不动躺在原地便着急地喊叫：“你为什么不跑？”他答：“我往哪里跑呀？”队长说：“有空袭警报拉响了，难道你不知道？”他故意说：“什么空袭警报？我不知道”。队长立马喊来一位同学把他带进防空洞。从此，只要有空袭警报拉响，他便被交给这位同学长期负责安全。
9月，他们在重庆学习尚不足三月。校方获悉日军即将轰炸望龙门的消息。一天中午，校方通知全体同学各自收拾衣物打包成行李，然后上船出发到河对岸换乘汽车。学员们坐船上岸后， 几十辆汽车已在等候，由苏子文带队把全体学员运送到四川省綦江县湾滩子进行文化、政治、军事训练。撤离不久，望龙门被日机炸成一片废墟。在綦江学习期间，各省保送或招收来的学生有初中生和高中生，甚至还有大学生和从工作岗位调来者。全体学员中，唯三位彝族学员语文程度最差。尽管伊哈曾读过几年汉族私塾和边民学校，可断断续续在家务农已很生疏。苏子文了解情况并向上级反映后，专从学员中指定几人购买小学课本给三位彝人补习语文。
12月左右，大概在湾滩子学习三个多月后，校方又接到了日机即将轰炸的情报。上级再令学员立马收拾文件和行李，要求一张纸条也不许留下或丢失。学员们再次乘坐几十辆汽车，经乌江、遵义，最后抵贵州省中部距离省会贵阳60多公里处的息烽县去训练。抵达熄烽学习后，伊哈他们才知晓学校的真实名称是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 。训练班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所办 。息烽特训班对伊哈来说，是失去自由的开端。因军统局对被送受训的每一学员，一律事先保密一切，只告知送去抗日学校学习本领。
军统特训班始创于1938年，最初军统称其为军委会特训班，后蒋介石将其划入中央警官学校，定名“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并在军统内部冠以所在地区名称，如：临训班、黔训班、息训班、渝训班、兰训班等等，以示区别。三位彝人所在“息训班”为总第三期 ,训练班宗旨为：“以领袖 的意志为意志，以领袖的行动为行动，作领袖的忠实耳目。”
伊哈他们迁到息烽后，训练班改由资格较老的胡靖安 担任班主任。学员们被安顿在县城一座废旧小学校。紧接着，师生协力共同修建大礼堂和中队部的房舍。房屋顶面全盖茅草后，就地取材使用炸药炸松石块层的石板压其上再铺一层厚土。有了新盖房舍，原废旧小学作大队部。爆破出来的石块除修建房舍外，也用于修建公路、屋基和操场。新建互通各队部和学员集训操场的公路随即很快完工。爆破石块小组共10个，每组由组长和副组长二人负责，伊哈担任其中一组长职务。
1940年3月，基本设施建设完成，近500名学员 正式进入为期半年期训练。前三月主要开展入伍基础训练，课程由中央军校的教育规定，军事教材含《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大军统帅》、《参谋作业》和野外演习、各种手枪射击等，政治教材有《国父遗教》、《领袖言行》、《反共抗俄论》、《政战总论》《中国近代史》、《敌情研究》等。军事基础训练结束后，再分科进行技术训练，课目含：《情报学》、《内勤业务》、《秘密通讯》、《擒拿术》、《刑事侦察学》等等。学员们每次集会，均须高唱由胡靖安主任作词的班歌，歌词大意：“我们是革命的先锋，我们是无名的英雄，使三民主义实现，为国家民族效忠……。”
训练一经开始，再没专人辅导三位彝人识文断字。全体学员以队为基础，按顺序第一、二、三、四编为四组。该校对学员的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只准发生纵向关系，不许发生横向联系。也就是说只能与上下级之间发生联系，不许学员与学员、同事与同事之间发生任何联系。特种职业要求学员效忠尽职：只准生进死出 ，不能随意脱离组织。
特训班组织结构：班主任之下系大队或组，大队之下系中队，中队之下系分队。一个大队辖三个中队，一个中队辖三个分队，一个分队辖三个班级。每班级由16人组成，其中前5名为机轮组，后8名为步轮组，还设班长1人和副班长2人。
第一大队，系情报组。学习搜集情报。学员条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社会关系良好 ，能够获得高级情报。
第二大队，系行动组。学习跟踪、追捕、暗杀。学员条件：懂物理、化学常识，能配制各种毒药。
第三大队，系警政组。学习警政控制城市。学员条件：具备初中以上文化水平。
第四大队，系电讯组。学习无线电台知识。学员条件：懂物理、电力知识。
看见各组学习内容和学员条件要求后，伊哈有意找胡主任反映：“我们三个彝族学生，既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又无条件参加任何一组学习，听课困难，不能笔记，社会关系也不好，要求继续抽调汉族同学教授读书识字好了”。胡答复：“去年我们有个站 随同西昌行辕转入凉山开展工作。据西昌站的徐站长反映，西昌及周边各县均有彝族，而且还多，他们进昌去的人，都不懂彝语。语言不通，无法开展工作，困难很大。因此，徐站长保送你们三位来学习。你们的任务有所不同，中学生和大学生在凉山办不到的事，你们能办到，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你们毕业后不是到各省市去搞情报、行动、电讯和警政等工作，而是要返回彝区工作。希望你们三位安心在原队参加学习，多学点汉语，学得懂其他技术更好。现在大家都要学技术，不能抽出同学来教你们读书识字了”。听到这样的答复，他们明白原来自己毕业后主要是回西昌当彝汉语翻译而已。于是，伊哈选择报名参加第二行动组，主要学习跟踪、追捕和暗杀。两位老乡则选择参加第一情报组，主要学习如何搜集情报。
正当三人投入紧张学习没几天，伊哈收悉家父杰潘笃剌花钱在越西县城请汉人代书的一封家信：
伊哈儿，近体可安？
你表兄曲木藏尧因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后，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任务主要协助中央政府及流落重庆的九世班禅处理西藏等民族工作。但蒋介石迫于抗战需要，再授予其“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宁 牵制军阀邓秀廷。时下正处军阀混战，各地军阀与中央存二心，必加剧邓与之矛盾。1940年10月13日，邓召年仅33岁并时任“乐西公路”南段边民筑路第三支队长的他开会为由，投砒霜于食物中加害。中毒当天，人虽被送往泸沽医院抢救却无效已过世。今年1月，西昌各界联席会议55次会议决定，由行辕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持，12日将在三青团西康支团部礼堂举行“曲木藏尧追悼大会”，我与数位亲友商定一同前往。为父急写此信，重在叮嘱我儿，你在汉人世界学习或做事，万不可出类拔萃、争强好胜，一定低调做人、小心处事，我们全家盼你平安归来！
父潘占云（杰潘笃剌）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五日
得知表兄过世的噩耗，伊哈悲痛不已。晚饭后，他邀约二位同乡到校外散步，并传阅父亲来信。自此，伊哈牢记父亲谆谆教诲，一生低调做人、谦虚谨慎地为人处世。
1941年4月左右，熄烽训练班全体学员由学校安排集中在大礼堂，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当时校方宣布，学员毕业到工作岗位后再给大家寄发党证。但事实上，他们日后从未收到寄来的党证，也从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国民党小组会议。集体加入国民党后不几天，校方不许全体学员坐车，要求他们从贵州艰苦锻炼，徒步至重庆参加毕业典礼。行军时，还要求学员每4人分成一组，每组配给一支步枪押解一民夫背送行李。出发时，很多小组自行商定，每天轮流由一人持枪押解民夫，其他三人搭乘过往车辆先行寻找住房和旅店。历经15天，大家终于抵达重庆住张家花园。
一天清早，听到集合号令后，全体学员集中大礼堂站好聆听戴笠校长讲话。戴一连讲好几个钟头，哪怕校外不断发出空袭警报他也不去领会，继续讲话以显自己并不惧怕 。不一会儿，日机投下炸弹，校方命令学员们就地解散躲避轰炸。
在重庆的日子，日本飞机不间断轰炸。一天晚饭后，三位彝族学员外出散步时，巴莫尔伙提出：“每天过着惊弓之鸟的日子，估计我的灵魂早被吓跑而魂不附体了。咱们干脆开小差回家吧！我实在受不了日机空袭轰炸”。伊哈安慰他：“咱们三人怎么能开小差当逃兵呢？彝人做事要有始善终，不能半途而废。我们既然已经出远门来学习，至少也得等一周后参加了毕业典礼再光荣回家。否则家乡人不仅耻笑我们到外面深造不成材开小差回家，而且学校也会派专人捉拿当逃兵的我们，且不闹出笑话又成罪犯。我就是在这里被炸死也不会开小差”。尔伙听后立即解释：“我只是给你俩开个玩笑，别当真！”
其实，伊哈当时在重庆东躲西藏，精神快要奔溃，心里盼望家人能够接到自己发出的求助信后，赶快寄点路费好让他快些离开这里。果真，他发出家信不久即收到了家里通过农业银行汇来的70个银元。接汇票当天，他叫上二位老乡一同前往银行领取，还花半块钢洋三人在餐馆饱餐了一顿。就餐过程中，伊哈丝毫没有防备地将藏钱之处告诉了二位同乡。未曾料，承受不住日机轰炸惊吓的尔伙当夜竟盗走了所有余款，一路逃回了家乡。次日清晨，当起床号吹响，学员集合列队反复点名报数时，才发现尔伙不见了踪影。队长跑来察看伊哈身穿的服装，见上面的符号胸章竟是尔伙的。原来，尔伙把伊哈的上装穿走了。伊哈跑回宿舍查看，自己所有余款全部不复存在。多年后，杰潘伊哈得知当年巴莫尔伙之所以逃跑，实属其血缘家族内有个当保长的巴莫尔布（汉名：安国珍），曾写信要求自己在训练班帮助他们巴莫家族除掉巴莫尔伙。但信件抵达时，恰巧落在巴莫尔伙手里，但他本人却并没收到此信，更不知晓巴莫家族的良苦用心。而巴莫尔伙逃离学校回乡后，便联合当地黑彝阿尔拉哈子（又名：吉四拉哈子）先下手为强，反道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巴莫尔布。随即，他潜逃至西昌红马乡里觉村黑彝罗洪拉支打叶家，隐姓埋名当了奴隶娃子。时值1959年，越西县人民政府成立训练队和管训队时，杰潘伊哈曾在自己负责的管训队犯人中见了巴莫尔布，可彼此只是对视了一下。
终于等到了毕业，全体学员均按中央警官学校正科待遇，由国民党政务部颁发毕业证书。当年校方有意让伊哈留校继续深造 ，但谈话时被他拒绝。
1941年5月中旬，伊哈参加完毕业典礼，领取了通行证、介绍信和交通费后，由重庆乘汽车返回成都呆两周左右。他正好避开6月5日傍晚，日本战机对重庆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轰炸 。在成都逗留期间，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的宝光寺营地去看望了在此学习的远房血亲兄弟白拉呷呷和黑彝罗洪拉哈（汉名：罗正洪）等彝族青年。
二、彝人接受特种教育后如何“效力”
彝人接受并完成特种教育实属被动速成和欺骗行径的使然，他们虽已身不由己，但返回故里西昌或越西开展工作，更属一种抵制、懈怠、失信于特种组织在己身上利用最大化的回避。他们将官府所需与民族所望依然视为内外有别，其公务内容在不伤害族群利益前提下，基本得过且过或浑水摸鱼。一旦公务内容牵涉危及族群或个人利用时，往往避重就轻或告假还乡，回避责任、抽身摆脱，几乎没有发挥多少有效作用。
（一）从事特种工作的风险与压力
伊哈自重庆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毕业后，于1942年5月来到坐落于西昌邛海西岸新村的“西昌行辕”报到。当年，“西昌行辕”共36幢别墅，含错落有致的平房约200余间。其中一座代号为“特6号宅”的柱廊式青瓦土墙平房就是蒋介石特宅，也称“蒋介石官邸”。伊哈被分配在行辕第三组禁闭室(又称：秘密禁闭室)工作。第三组主管特殊情报，该机构当时对外公开身份是调查组或稽察组，附属机构含军警宪稽察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等，西昌新村特区及蒋介石特宅也归它护卫管理。第三组实际内务皆由军统局直辖，其内部组织在行辕内也属保密性质。
伊哈对自己的工作始终做好两手准备，他明白在禁闭室里关押的这些人不是嫌疑犯，就是进步人士。自己作为彝人，只不过到这里来挣钱养家糊口或见点世面而已，对汉人之间的党派之争或相互迫害，他并不上心。禁闭室的工作在西昌崔家祠搞三个多月后，据说被中共地下党察觉而迁至泸山脚下的张家祠进行。
1943年，由于军统局西昌站发现天主教法籍神父江导源搜集了一批西昌情报，并编成小册送往法国。时值抗战时期，西昌站怀疑其有间谍倾向而查封教堂“永安宫”，并扣捕神父江导源及其在永安宫内工作的黑彝吉迪依合（汉名：傅正达）等，将他们关押在张家祠的禁闭室。每当轮到伊哈执勤时，他就用彝语询问依合为何被关押？依合得知禁闭室居然有彝人担任看守时，心中不禁惊喜万分。他告诉伊哈自己只不过是个教徒而已。得知情况后，伊哈向徐远举汇报：“吉迪依合是个黑彝青年，我与他有过交流，看样子不过是个教徒，并不懂什么叫里通国外”。徐说：“你自己酌情处理好了”。于是，他释放了依合。从此二人相互认识交往，且成好友。看得出来，民国时期不论在什么国际或国内政治派别的纷争中，彝人的族群认同观念始终高于一切。他们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彝族社会做着力所能及之事。
行辕特殊禁闭室在张家祠搞几个月，被关押的法籍神父江导源一再向看守员伊哈提要求，希望准许他出房间晒晒太阳。伊哈看这外国人鼻子高高，眼睛蓝蓝，跑到哪里也难失踪，所以同意其请求。伊哈对传教士的“礼遇”，引发禁闭室内其他在押人员相继提出同样要求均被一一允许。一时间，禁闭室的院坝中坐满了在押人员晒太阳，四周守卫的士兵在站岗。两三天后，有人反映伊哈同情人犯。担心引出是非，他只好按规定让禁闭室恢复原状。
法籍神父江导源后来被释放是因行辕主任张笃伦指派其妻，帮助教会携带申诉信到重庆而促成。1945年9月27日，抗战刚胜利三周多，蒋介石夫妇及随从侍卫30余人，秘密由重庆抵达西昌。戴笠也乘机神秘而至。蒋在“特宅”召开军事会议，策划怎样动用武力，迫使云南民族将领、国民党第十三路军上将总指挥龙云（彝名：纳吉伍萨）下台后改组云南省政府。蒋亲自坐镇西昌指挥，直至龙云下台。其间，蒋专门设宴接见永安宫的法籍主教包明扬 和被扣押的江导源等，并将西昌教会借贷银行的资金全部赠予教会。饭桌上，江对蒋说：“前两天我还是犯人，今天又与蒋总统同桌吃饭了。” 蒋介石夫妇此行西昌共逗留9天，于10月5日离开。
1943年秋，伊哈离开禁闭室到新村附近刚成立的临时汽车检查所工作。该检查所主要由他和一位叫赵定鼎的汉族，每天身着便装负责检查过往嫌疑人员，持枪站岗则调集行辕特务营一班人员执行。他认为这工作相对禁闭室而言比较轻松又愉快，精神压力不大。
几个月后，宁属成立“禁烟督察专员室”，徐远举担任专员，伊哈被徐调任该室副官。一天，徐对他说：“你是越西人，对那里情况熟悉，带队到越西铲烟的任务非你莫属”。伊哈回答：“越西和冕宁两县有我太多血缘家族成员居住，实在不便开展工作。安排我去其他任何一县均可!”徐接着说：“那你与我负责盐源、盐边、会理三县吧！”伊哈答：“谢谢！没问题”。当年23岁的伊哈之所以拒绝到越西、冕宁，主要考虑到自己带中央军到两县铲烟，虽说可一时在亲友们面前出点风头，风光一阵。但毕竟自己又不能长期带兵，这样临时调给指挥铲烟的部队，只要烟被铲完，兵权随之落空。而烟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村民对铲烟一定奋起反抗。一旦反抗，队伍随即出击。然出击不可避免就会伤及性命。在彝族社会，这样的人命账毫无疑问一律记在自己名下，而自己的子子孙孙何时才能赔偿得完人命金？
1944年3月初，徐专员调中央军36师107团第一营和特务营10名士兵由专员室指挥，并每人配发快、慢机枪各一支，403号子弹无数。要求从西昌出发经马道、河西、土公堡、得立堡，翻山越岭抵达盐源县，限三天内铲完种植的鸦片，倘此次行动超越时间延期则拿县长问罪。第四天派各处检查合格，第五天铲烟部队继续开往盐边。部队抵达盐边，入住当地县长葛绍武家。葛办酒席款待，席间反映情况称：“本县各地我能负责铲掉，只有拉撒田的地方有个期居双惹的黑彝不听话，可能难铲”。徐接过话说：“明天我亲自带一连人马去看看，下午回城再作商量”。
进入拉撒田村，彝民见中央军部队身着灰色军装，唯徐一人穿黄呢军服，料其必为军官。因此，他们一枪击中正在村民家门口查看地形的徐头顶门框上的土墙，落下的墙灰挂满徐一脸。徐慌忙退进村民家中，又被一枪击中脚尖前的地面，飞起的尘土扑满徐脚背。当天下午返程途中，徐问伊哈此行是否带来擦尔瓦 ？伊哈回答：“带来了”。徐说：“明天把擦尔瓦给我穿吧！”伊哈说：“可以！”擦尔瓦在官军与彝军枪战中，可谓一种民族认同的标识，一般彝兵不会开枪射击身穿擦尔瓦的人。
次日，葛绍武派一位黑彝瓦渣家族的人作向导，带领中央军全营、24军保安队和盐边县民团全部开往拉撒田攻打期居双惹，并强行铲烟。其中大炮攻打期居双惹家碉房，致使五人丧命、房屋烧毁，期居双惹本人被击毙。
盐边铲烟结束后，部队开往会理。由于伊哈所学专业缘故，徐安排其负责到九道沟捉拿包庇种烟和无恶不作的联保主任行动。抓捕行动十分周到、圆满，伊哈从此深受徐的嘉奖和器重。另外，在会理还了解到该县余县长和24军411旅驻昌团长张青岩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包庇群众种植鸦片等情况。徐叫来会理特殊工作人员开会并研究抓捕余、张二人计划，要求大家发表意见，并点名伊哈谈看法。伊哈谈到：“我们带有中央军一营人马，武器装备较余、张二人强，但毕竟余、张二人手里掌握一个团，再加上县长的自卫队和地方民团，我方需要一对四。现在抓捕他们的领导，其军队必定还击我们。这只是分析，并不代表畏惧。我认为应先将情况向西昌行辕反映，由行辕出面以商议要事为由，调他二人与我们同行西昌开会后将其扣押。这样既避免冲突引发损失，又把事情办得漂亮”。大家听后一致赞同，徐也十分满意。伊哈以自己的智慧和策略再次赢得徐的赏识。
会理铲烟和查办余、张二人计划果真依照伊哈提议，发出无线电报致西昌行辕。行辕按照计划回电余、张二人赴西昌出席“禁烟禁毒会议”。一到西昌，余、张二人被公开扣押入狱。但因此时，宁属24军与中央行辕矛盾至深，24军不满行辕无故扣押他们的团长和县长。徐解释说：余、张二人在会理相互勾结，包庇种植鸦片，自己以缉私督察专员身份和职责有权处理二人。24军认为：扣押他们的高官应经他们批准，否则视为不敬，坚决要求放人。徐也不甘示弱，坚持依照禁烟法处置。于此，24军组织敢死队（也称：暗杀队），目标对准徐远举。徐得消息后，立刻调集特务营一连入住西昌滴水岩层层防范和保卫。徐的寝室白天依旧摆放办公桌和收音机等以示诱饵，其实白天来客均在一勤务兵室接待。晚上，徐轮换睡在勤务兵室的二楼或三楼，徐的床上则安排伊哈睡。伊哈心想：这狗汉人，拿我来当替死鬼！于是，他也安排了一个勤务兵紧挨自己身边“同床共枕”。他还公开对勤务兵说：“你我两个都是徐的替死鬼，最好轮流睡一个床相对安全”。勤务兵同意这一建议。保卫工作持续三周后，随着徐向重庆中央局报告的回复，局本部的戴笠调徐去了重庆。1944年4月，徐离开西昌前夕，伊哈趁机请假回老家修建第二房妻的住房去了。徐要他必须写假条才有依据。他写了张请假10个月的条子，徐只批准半年时间。伊哈从西昌返回家乡时，身上没几个积蓄。途经冕宁泸沽镇，也只具备为家里购置一把菜刀，一把火钳、一个炉桥 和几斤麻糖 的能力。
（二）军统保密局与成员的联系
伊哈回家不出半年即建好第二房妻的房屋。9月初，为调解堂叔解除婚姻的纠纷，他在回家途中遭遇汉族保长施学坤和副保长李宗伦带兵砍伤，并投进监狱。民国时期，彝汉杂居的越西县因民族关系紧张，政府一律允许汉人在黄昏时分将仍逗留城内或城外附近行走、游荡的彝人视为盗匪拘捕，并鼓励将其投进监狱关押而换取赎金，或者就地枪杀不承担司法责任。彝人此时段通常绕城避行。
三天后，家人使了银子才把他释放出狱，但身上的刀伤医治近两个月未见痊愈。10月，接替徐远举担任军统局西昌站站长的罗逐初 来信催促：“为何如此长时间还不回来工作？”他回信：“我在家乡被人伤害，至今尚未痊愈。你们为何一不过问病情，二不查办无故伤害我的人？”罗回信：“伤情既然未愈，速到西昌医治”。他回复：“我在越西换了很多医生医治，也按彝俗搞了仪式疗法，不仅始终没见效，而且钱财散尽，已无经济能力抵昌治疗”。罗再复信，并寄上路费要求实报实销。不久，经西昌行辕出面联系、安排，由越西政府抽调一人备马护送他南下西昌。抵达西昌，他在行辕第三组见到罗逐初站长时便立即要求惩办无故伤害自己的罪人。罗安抚说：“看你现在的伤情需要赶紧住院彻底治疗后再工作不迟。至于惩办这些人很容易，但你就不能回越西工作了。只有把你的家属全部带到重庆，在那里开个商铺让他们经商谋生。你本人也不能继续留宁属工作，须调外省工作。如果你同意这样的安排，我们惩办伤害你的人是件很容易办到的事，这是第一方案。第二方案，如果你还要回越西本地工作，那就不必得罪地方人士才能顺利开展工作。两个方案你选择哪条？请考虑两三天后做出答复，我根据你的答复决策行事”。
伊哈回到寝室反复思考。他回忆起当初在越西调解时，张县长曾说：“这事纯属误会！常言道‘走李子树下经过不能脱帽，走南瓜地里过路不能拔鞋’正是为了避免产生嫌疑”。言下之意，谁叫你们彝人天色黄昏还经过城门周边呢？因此，张县长断案的结果只让施暴者支付了70元医疗费结案。思来想去，伊哈觉得天下“汉人一般黑”，都是袒护“汉人”和压制彝人不讲理。于是，他决定先入院治疗，再表面答应选择第二方案，同意治好刀伤回乡工作，不得罪地方人士。但内心则想回家与父母商量，举家将二老和兄弟姊妹搬迁到冕宁后山乡清泉村，汇入当地血缘家族居住后，再组织家族成员返越西实施报仇雪恨，在越西南门城内外实施抢、烧、杀，毁坏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搞得这里鸡犬不宁。
行辕卫生院的住院部分三等病房，头等单间，二等双人间，三等通铺。伊哈入院时，头等病房已满员而住进二等病房。刚安顿下来，他听邻床病友叫道：“老潘，你也来住院吗？”原来，病友竟是前不久刚去越西铲烟的周既明督察官。周因铲烟与当地保安乡芦草坪村的烟民发生武装冲突至伤入院。
行辕卫生院的曲院长决定给伊哈和周既民俩安排手术治疗，并告诉他俩术后20多天痊愈没问题。可事与愿违，伊哈第二次手术时多亏邀请到天主教堂法国医院的陈院长共同施术，又经20多天调理方痊愈。当伊哈出院前分别面谢陈、曲二院长时，陈对他说：“我看你病历显示籍贯是越西，我俩是同乡呢！我是越西城内北街城隍庙巷口的陈家长子，白拉史布 与你是什么关系？”伊哈答：“是我远房堂弟”。出院前的日子，陈院长对伊哈倍加关照。
伊哈住院期间，时逢宁属屯垦委员会在西昌举办“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倮族 民政组”，调集黑彝果基木姑（汉名：沈占魁）等31人受训，为期六周 。果基木姑曾利用休息时间，前来医院探望。
伊哈病愈，罗逐初对其安排在越西的具体任务：第一，了解共产党在越西活动情况；第二，了解上、下普雄两地彝人抢掠汉人情况；第三，了解越西全县种植鸦片面积，包括种植数量？包庇种植人？接受烟款贿赂人？等等；第四，贩运多少枪支进入彝区？什么单位和什么人贩运？枪支换取了多少鸦片出去？什么时间出去？多少武装运送？等等；第五，在越西工作的任务一定完成好。他受领任务回到家乡。当父母听闻儿子的报仇行动计划后，父亲同意支持，母亲极力反对。母亲对儿子说：“看你父子俩的暴躁脾气！到了冕宁，我们需要生活在黑彝统治地盘内，倘若关系搞不好你俩又不肯饶人，很有可能再与黑彝发生武力纠纷 。现在儿子的伤情已经治好，身体也恢复健康。此仇不报，的确心息不下火来！我劝你父子俩，目前忍耐一下，放着日后慢慢想法再报。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父亲听后对儿子说：“你妈说的在理！我们是该慎重考虑，三思再行。毕竟现在你们九姊妹中，弟弟娶媳联姻在此，五个妹妹也许配在这里，家里田地虽不属购买，但新到异地他乡我们不一定获得满意的租赁，况且还需重新修建住房等等。我们一大家人很有可能还会连累到冕宁的家族亲人。要安置一切人和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按照你母亲的建议是对的，山不转水转，总有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会遇上机会。即使实在遇不上机会，我们再把几个恨之入骨的人暗杀了也不显眼”。他最终依照父母规劝，放下报仇的事不再搬家了。
（三）军统保密局在越西的活动
伊哈在越西工作期间，西昌行辕每月通过邮政汇给他上尉级别的待遇。他俨然一个普通农民领取行辕工资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外人根本搞不清其真实身份。对罗逐初给的几项任务，他始终采取巧妙方式“完成”。第一项，他认为很好完成。事实上，早在成都和西昌期间他已知道越西地下党员冯江 在四川大学组织学潮或到越西搞地下党活动的事。可因冯的外祖父廖岸伯与自己的血缘家族存在一定渊源关系，即廖岸伯与白拉史布是同事和好友，二人均系24军旅长蒋如珍 属下营长，故与杰潘家族交往甚笃。另，廖家的田地当时正佃给自己的家族成员杰潘尔坡和杰潘老三父子俩耕种，所以冯常到伊哈他们村里来替外祖父催收租粮。鉴于上述两层密切关系，他不可能为个人利益对冯实施抓捕，影响家族群体利益。再有，行辕特种组织通常所依靠的越西外围组织成员余体全和李长根也系冯的挚友和同学，他们更不可能对冯实施抓捕。相反，只要西昌特种组织一旦通过外围有所行动，外围人员便给冯投递眼色或传送口信。冯接消息后，通常立马奔向城外杰潘家族地盘玩几天，以避风险。因此，几年来行辕对冯实施的抓捕计划始终徒劳无益。伊哈为了既不抓捕冯江，又可显示正在完成任务，迫不得已加入越西三青团 (也称：袍哥会)，以证身份。
第二项，他也认为很好完成，因普雄彝人下山抢掠通常具有一定规律：施掠彝人会高呼“莫多！” ，而被抢汉人追匪也高呼“蛮子抢人了！”，而且随呼声常夹杂枪击声不断。所以，他只需隔三差五进城打探即可知晓三五天内发生抢掠的时间、地点和受害人家、施害人家，包括被抢人数、死伤人数等信息。然后将所获信息进行整理归纳，结合各地上报县府备案的材料，再撰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当晚发送西昌行辕了事。至于行辕能否及时查案或办案成功与否，基本与己无关。
第三项，他认为更好完成。由于1940年8月16日，越西设置“特编联保”委德高望重的独立白彝曲木王嘉漠担任联保主任，辖南迄南箐、北至白沙河东西两山彝民，并编组保甲。1943年起，越西距离汉区较近的彝区又被统一划归特编乡进行政府管理。乡长再由曲木王嘉漠担任，后因其年老体弱，改换汉人吴瑶阶担任。再后因吴瑶阶担任彝务大队长职务，特编乡的乡长由汉人陶继民担任。伊哈此间挂任特编乡副乡长职务。每当各地罂粟种植到秋收时节，他只需进城上街溜达一圈，凡遇亲朋好友便按彝俗买酒款待，大家聚集聊天摆谈，身在酒馆即可获得种烟与否，种烟范围，种烟时差，包括具体了解大河、南箐、大花、白相营、马皇沟、大坪子、东山、西山、瓦岩等地的下种等信息，然后估算种植面积、亩数、收成等等，整理写份报告上传西昌行辕。至于日后行辕是否派人亲临现场或铲与不铲，几乎与己无关。
第四项，他觉得相对难以完成。因了解贩运枪支弹药和鸦片交易的任务，必深入贩运组织内部才能获得真实信息。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农民”的身份，难以接近这样的组织和人群。但他转念一想，倘若能够扮演成中介商，既帮了彝人销售鸦片购买枪支的愿望，又了却汉人解决出售枪支和购买鸦片困难的心结。更重要的是自己不仅能从中获益，收入高出薪水几倍的利益，还有机会接近县长谢开明、屯垦大队长周瑞呈、驻军营长余昭普等人物。
1944年12月起，随着伊哈逐渐起步实施和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又在越西打开一定工作局面的同时，也赢得了能在各处享有一点话语权。但西昌行辕从此再没与他发生任何工作联系，更没予他提供任何薪酬待遇了。
1945年10月中旬，西昌行辕第三组给他来一封公函，要求调他前往重庆工作。他阅读公函后，内心估计是徐远举点名器重。当他把这事与父母和爱人商量时，遭到家人一致反对。他对家人解释：“军统成员有纪律，不听从调遣自行脱离者，组织会派人暗杀”。母亲听后焦急地说：“上次你被无故砍伤，他们怎么不派人来办理一下？现在要你离乡背井到异地工作，不去他们就要暗杀。我倒要亲眼看看他们来杀！如果真杀了，我们宁愿亲手把你的遗体抬来火葬，也不愿你失魂落魄在异地他乡！”全家人一致同意母亲的意见。他把家人的意思写信邮递到西昌。十多天后，他收到行辕遣散其回家的公函和一笔遣散费。从此，他与军统组织脱离关系。但从1953年10月1日，西康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编印《旧西康省宁属少数民族概况初稿》（第九卷）P3页载：“潘文明、马万德、竹占云，于1944年任西昌通讯员，至1946年均被免职，亦无具体活动事项，……”，（第十卷）P24页载：“潘文明，彝族，越西人，匪军统息烽训练班毕业。曾任军统西昌站通讯员，1944年秋停用，家住越西后山”信息看，人民政府对伊哈及其他彝人与军统局脱离关系所了解的时间并不一致，且对其家庭住址和同学学籍等信息也有错误记载。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代理局长戴笠自北平飞往南京途中，因飞机撞击江苏省江宁县板桥镇的岱山起火爆炸丧生。７月１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结论
综上所述，彝人参与特种教育的渠道唯土司岭光电和独立白彝曲木藏尧两条线输送，诚然也存主观和客观需求的两面性。当时，从执政党需求来讲，其败退最后根据地西昌前，急于培养一批跨文化的当地军政协助人；从彝人个体而言，他们需要升学深造，谋得更好职业。但是，这些彝族子弟求生存、谋发展的愿望，正好被国民党军统所利用，徐远举以招收成都军校学生为幌子，在筑训班采取貌似自愿报名的公开方式，通过精挑细选和隐瞒真实信息等手段，将彝族学员完全被动带到重庆，进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速成，以备后用。事实上，从成立军统“西昌站”到撤销保密局止，军统组织对宁属彝区的工作基本消极、凌乱，没有一定计划和重点，他们用以了解当地情况和执行任务的彝人，除岭光电、李仕安（彝名：格尔底取）外，只有骆惹倮古、马惹木呷、杰潘伊哈、沙马略佳、竹尔伍支、巴莫尔伙、罗阿干等等，故特殊时间、空间和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所致，军统组织与活动基本只为雏形，尚未发展成熟即夭折。
由此，透过这一特殊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所谓“独立倮倮”与汉区，乃至与中国以外的世界之间实际存在千丝万缕，或直接和间接的复杂联系；看到在对于制度的顺从与抗争和身份的认同等方面，彝人个体实际仍有主观能动的余地；由此提示读者理解中国内地边疆“中间圈”的彝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曲折经历，包括当事人的博弈策略及后果。
原载：《民族学刊》2018年第5期，作者授权彝族人网发布。
作者简介：马林英，女，彝族，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成都，610041），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