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汉合璧碑是指用彝文和汉文共同镌刻或书写而成的墓碑、纪功碑、修路碑、桥碑等形式的石碑，也有少量的摩崖。彝汉合璧碑最早产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按其形式和内容而言，以较早进行改土归流的贵州和云南两地的碑刻最为多样和丰富。其碑刻的形制和花纹体现出模仿汉族的痕迹，其书写形式出现了借用汉字和汉语读音的趋势。云南、贵州两地的彝汉合璧碑主要有墓碑、功德碑和纪事碑这三种形式。彝汉合璧碑是明清时期彝汉人民在西南地区相互交融、和谐共处、共同建设西南边疆的不朽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珍贵史料。
关键词：彝汉合璧碑； 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化互融
彝族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中拥有文字和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彝族的许多典籍文献都记载下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在这些传世文献中，彝汉合璧的碑刻文献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相比纸质文献和口传文献来说，碑刻文献具有不易损坏和保存时间长的优点，并且石碑大多以一村或者一家为单位集体镌刻，是可靠度和真实性很高的一手素材。在云南、贵州的彝族聚居地，散落着许多彝汉合璧碑，这些石碑不仅见证了彝族的发展变迁和文明进步，同时也是彝汉友好交往、不断融合、共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例证。
相比已渐成规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宏观研究，从其它文献材料进行佐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微观分析显得薄弱许多。有鉴于此，部分学者将记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双语文献材料作为有效例证，并提出了“合璧”概念。这其中尤以西北和东北地区为甚，“蒙汉合璧”“满汉合璧”“维汉合璧”等一批双语“合璧”材料被整理发掘，产生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和文献存量最丰富的民族之一，“彝汉合璧”文献的研究就显得紧要而迫切。本文即以彝汉合璧碑为研究对象，对其时空分布和地理分布、碑刻的特征、碑刻的分类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试图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个案实证。
一、彝汉合璧碑历史以及分布概况
彝族碑刻的历史，如果以在石壁上刻画文符开始，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古岩石丹书与岩画。但是彝汉合璧的碑刻，历史却十分短暂。这里以贵州毕节、赫章、大方、水西等地专家历时十年采集编纂的《彝文金石图录》（全三辑）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与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合作完成的《彝文石刻译选》为例，对彝汉合璧碑的地理分布和时空分布作一个梳理和介绍。这些书虽不能穷尽网罗搜集贵州、云南地区所有的碑刻文献，但是基本涵盖了各种碑刻类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各类摩崖以及碑刻共20幅，第二辑共44幅，第三辑为赫章县专辑共36幅。按照地区细分，云南地区几乎全部分布在武定地区，共计40幅。在所有碑刻中彝汉合璧碑共计74方，占碑刻总数的74%。针对这74方彝汉合璧碑的时空分布和地理分布，笔者制作了表1。
表1 碑刻年代与数量、区域分布
通过表1可以看出，书中收录的所有彝汉合璧碑，都呈现区域集中和年代集中的特点：在区域分布上，主要分布在云贵两省，其中贵州地区的碑刻以毕节县、大方县、赫章县、水西县为主，云南地区的碑刻以武定地区为主；清中叶以后最多。这种区域集中和年代集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云南和贵州地区早归朝廷教化，经济水平较高。“改土归流以前，土司凭借其权势霸占土地，‘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故自明代起，就在濒临内地的一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土官。”[1]清代雍正年间，封建中央王朝先后在云南、贵州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云南武定府，当时的朝廷知州李廷宰将叛乱的撒甸土酋常应运驱逐，常与其妻陆氏逃窜，李廷宰“改马为甲，分归仁、向化、怀德、慕义4里，立甲头统之”。“应运授首后，陆氏亦死，诸夷遂散，田土悉入官，分给夷民”。[2]163彝族人民拥有了土地，成为自耕农，当地的封建地主经济很快发展起来。贵州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虽然仍有大量土地掌握在土司和土目手中，但是土司田地充公，许多彝民分到了粮田，成为自耕农，大量汉族也进入彝区，租种土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总体来说，经济水平的提升使民众有闲散资金投入到墓碑的营造上，至后期渐成奢靡之风。
第二，受汉族影响，移风易俗，多地进行丧葬制度改革。彝族古代多种丧葬文化中的火葬文化在长达1500年左右时间都居于主导地位。火葬对于中原封建王朝伦理观念来说是离经叛道行为，许多朝代都颁布了禁止火葬的法令。“如明代《大明律・礼律》规定：‘其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者杖一百’。清代继承了明代的这些法令，《大定县志・艺文志》载，道光年间大定知府黄宅中《谕民二十条》规定：‘夷民恶俗，有焚骸火葬之事，屡经前府出示严禁如敢再犯，从重治罪。’”[2]459改土归流后，地方官吏严厉禁止，云贵地区彝族逐渐改火葬为土葬。习土葬之俗以后，原本将骨灰收敛于器物中，不为外人所知或筑圆形墓向天上星斗的丧葬仪式改变，彝族逐渐也有了立碑的需求，导致墓碑大量林立。
第三，受奢香夫人影响，架桥修路渐成习俗。贵州地区多受奢香夫人修筑九驿十八站的影响。明洪武年间，奢香夫人继承亡夫职位，袭任贵州宣慰使，“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固，加强同中央与周边的联系，开通了纵横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东西、南北两条道路，并立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同时，奢香夫人还重视发展教育，“带头遣子到京师入太学，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彝汉之间的交流。”[3]2奢香夫人逝世后，人们继承奢香夫人遗志，将修桥铺路视为地方政绩和个人功德，并刻碑以纪。因此，贵州水西地区涌现了大量以架桥修路为内容的崖刻和碑刻文献，如《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何家桥碑》等。
二、碑刻的彝汉合璧特征
碑刻的彝汉合璧特征，指的是两方面：从外观来看，碑刻的形制和花纹体现出明显的汉族风格；从碑刻文字书写来看，出现彝汉双语书写和借用汉字现象。
（一）碑刻的形制和花纹
墓碑的形制和花纹深受汉族影响。“自东汉‘碑首’‘碑身’‘碑座’这一典型形制确立后，无论后来是在碑首上附以碑帽，或加以碑亭，或与阙塔经幢等建筑中的元素结合，其碑首、碑身、碑座几部分是‘永成定制’的。”[4]彝族火葬改土葬的历史本就短暂，在明代以前皆为火葬，因此，墓碑的历史没有汉族那么久远，墓碑的形制也没有经过漫长的发展史，比较简单。《大定县志·苗俗》其文说：
大定亲辖地有苗八种：一日倮罗，本卢鹿部，或称罗罗，或称乌蛮，或称罗鬼，一也……将死着衣，蹑草履，屈其膝，以麻绳缚之，乃杀羊取其皮，既死，则以履尸，履已，用竹席裹之。用木二，长丈余横合之，以短木架之若梯状。别为竹编，以柴为经，竹为纬织之，广一尺许，长若梯，铺之于梯侧，置其尸于上，男侧面左，女侧面右，不葬而焚……既焚，以麻布为帐覆之。守之三日，仍去焚余及其灰，不能掩葬也。子妇之送翁丧也，牵牛负酒，率步骑数十人，各执长竿，竿上悬白纸若旗，至于瓮车之侧，绕之二匝，及行送至山已，乃与其徙执枪向空击刺而去，名曰“杀鬼”，此其旧俗也。[5]
这段方志将贵州地区的“乌蛮”，也就是彝族的丧葬仪式十分具体地记载下来：贵州地区的彝族将死者穿上衣服和草鞋后，用麻绳将身体屈膝绑缚，盖上草席，在梯状木架上焚烧。烧上三天，所收灰烬也不掩埋，而是送至山中在空中抛洒，这是彝族的旧俗。到了清中后期，受到汉族影响后，贵州的彝族也仿照汉族丧葬习俗，土葬铸碑，且将墓碑的形制和等级划分得十分明确。
另据《大定府志》记载，清代贵州毕节地区的墓碑根据官职不同、男女性别不同，形制也会有所区别。“公至二品，用石人、石马、石虎、石羊、石望柱各二；三品减石人；四品减石人、石羊；五品减石人、石虎，墓门勒碑书某官某公之墓（妇人则书某封某氏，若合葬则□书之），公侯伯碑身高皆九尺，宽三尺六寸，螭首，龟趺首高三尺二寸，趺高三尺八寸。一品碑身高八尺五寸，宽三尺四寸，螭首，龟趺首高三尺，趺高三尺六寸；二品碑身高八尺，宽三尺二寸，麒麟首，龟趺首高二尺八寸，趺高三尺四寸……”[6]
受汉族官员墓碑等级之分，根据官职不同享用不同等级的墓碑规格，彝族地区受此影响形成一种墓碑营造风气，下层人民仿效、攀比，墓碑的构造也逐渐奢华。此外，墓碑采用的花纹和神兽造像，如螭首和龟趺首镌刻在碑身上寓意吉祥，在另一个世界可得长生极乐，这也影响了彝族在构建墓碑时的审美取向。
云南地区亦是如此，其墓碑形制也受汉族影响，“据天启《滇志》载：‘罗婺，本武定种……葬用火化……今纳苏、罗罗支系均发现古代火葬遗迹。自‘凤英葬母，改用汉礼后，彝族逐渐改为棺木土葬。’今见于墓葬碑志较早的是密切支系李氏墓（汉文，在九厂法朗村），葬于明天启二年（1622），余均在清顺治以后。已查看的彝文墓碑，最早为乾隆年间。”[7]这段话记载了自凤氏土司凤英采用汉族丧葬仪式，用棺椁装殓土葬。此后，彝族丧葬仪式慢慢遵习汉族礼法，改火葬为土葬，并亦有立碑的习俗。云南墓碑形制多为“三开五滴”即“三开五顶罩式”。
云南省武定县发窝乡分多村公所彝族王氏祖茔，立有《分多王氏祖茔墓碑》，造型为“三开五滴”式，刻立年代为清同治七年（1868）三月十二日，主碑与右碑皆为汉文，左碑为彝文。另有《己梯彝族凤氏祖茔墓碑》，同样为“三开五滴”式，该墓位于武定县石腊它乡已梯办事处已梯村彝族凤氏祖茔，主碑与右碑为汉文，根据该墓汉文碑文所记，其刻立年代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月十八日，其墓碑形制，皆如图1所示：
图1 武定地区“三开五滴”式彝汉合璧墓碑①
（二）碑刻的文字书写
碑刻的文字书写体现彝汉合璧，主要指的是在镌刻这些碑铭时，会同时使用彝语和汉语，不仅彝文书法工整美观，且汉文书法也使用标准楷体，用字规范，汉文水平熟练，书法用笔具有艺术价值。受汉族影响，墓碑上采用彝文书写的方式镌刻祝福的楹联，出现了借用汉字的现象。
贵州省大方县的“总机氏墓碑”，也是彝汉文合璧，立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有彝文53字，汉文“万古千秋”4字。彝文墓联有横批和上下联，上联为“耀月轮旋转晚落早出见”，下联为“黄泉归上寿逝也转不回”，横批“千年万代”。这种在墓碑上采用刻写楹联的方式为逝去的亲人祈祷，抒发哀思的形式，在明以前都不曾出现。
此外，在墓碑上所刻的人名也出现了汉姓。贵州赫章县兴发乡《高嫩定夫妇墓碑》①，为五碑六柱合葬墓，主碑为汉文，左边两块碑为彝文，右边两块碑为汉文，彝汉文内容各异。右一汉文碑刻有“清故先妣高母鲁氏老孺人之坟墓”，这位“鲁氏”老人的彝姓为“吐竹”。
“中国境内的语言，在起源上是多元的，各民族的语言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伴随着长期的密切交往，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必然受到相互的影响，从而出现了互相使用、互相借鉴各自语言文字的现象。”[8]语言文字的互相借鉴使用也是中华文化多元共生与动态交融的证据之一。
三、彝汉合璧碑的分类
（一）墓碑
在彝族地区目前存世的彝汉合璧碑中，墓碑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彝汉合璧碑会在碑文上将墓主人的儿孙后代名字列出，这一点和汉族墓碑十分类似。汉族地区的墓碑也会列出墓主人的生平功绩和子孙后代，以彰显该家族家风淳朴，子孙兴隆，绵延不绝。但是彝族墓碑更加注重祖先谱系的完整和先祖的显赫。因此，彝族的墓碑上不仅会列出墓主人的子孙后代，甚至会将墓主人的祖先列出，尤其是墓主人家族支系众多、先祖身份高贵的，子孙们会在墓碑上层层追溯，为墓主人和他们的先祖歌功颂德。
贵州省赫章县《安国佐墓碑》，立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初二，能辨认出的彝文有356字，汉文35字。碑文层层追溯自己的祖源，显示自己的先祖来源于名门望族：“勾略雄所家，祖先的根骨是高贵的，与之连姻的望族是构飞能益、阿蒙益诺家，属于慕俄勾、妥阿哲家分支，远离家族的年代久远。从慕块白札戈，分出来后建功立业。构飞能益家，有配辈对象，姆尤布斗、妯德苏暑两女，嫁给纪俄勾、恒海能益家，生诺亨诺叟、生诺亨诺赞……”该碑文极尽阐述自己的先祖的显赫身世，不仅追溯了墓主人的谱系，而且对与之联姻的纪俄勾和恒海能益家也做了身份追溯。
贵州省赫章县兴发乡《高嫩定夫妇墓碑》，清道光五年（1825）立，形制为五碑四柱的彝汉合璧碑，碑的彝汉文都刻写了祖先的功德和姓名，主碑还刻有汉语“定老勤俭刚强，成家立业，训子义方，瓜瓞绵绵，永远流芳”等字样。这里借用了五代时期“窦燕山”教育儿子的例子，也就是人们俗称的“五子登科”的典故，以及《诗经·大雅·绵》中“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的寓意，夸耀自己的先考高嫩定教子有方，而后代如藤蔓之瓜，硕果累累，子嗣兴旺，从而成就一番事业。从碑文本身来说，体现了儿孙对逝者的怀念；从刻碑者的角度来说，刻碑人的汉文水平较高，能够熟练地运用传统文化典故，体现了清代贵州地区彝汉文化的交融和互相借鉴。
（二）功德碑
功德碑的特点是内容具有典型性和个案性，相比墓碑记载一家一事来说，功德碑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功德碑的形制与同时期的墓碑基本相同。但是主要树立在城邑通衢、官署宗庙与礼制建筑等处所。造碑者身份多样，从皇帝、文武百官到地方士绅、平民百姓。其内容以歌功颂德、礼拜祈祷为主。”[9]彝汉合璧碑中也有许多功德碑记载了彝汉民族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交往的历史，这些也是彝汉民族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见证。
《“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位于贵州省赫章县野马川镇下金山永利河朱家大坡古驿道（当地人称石阶路）旁边，刻于明正统三年（1438），彝汉文合壁，竖书阴刻，碑文属于官方所刻功德碑。下文为彝语转译的汉文碑文：
禄旧（土）官达人，为官要留万古形象……继承奢（周）香遗志，以战胜环境为己任，要把西南大道，往四方打通……汉族中的大丈夫，以通达宇宙天地为志向，长期行善积德也就聪慧，灵巧有如太阳的光线，有心把天际探索，成为掌握天文的智者。彝族中的能人，要求彝人讲道理，修筑永久性的驿道……光阴的流逝很快，借鉴汉族的人生观念，像高山屹立于大地……贤良的人有如树根强枝壮，帮助皇帝治理边疆，彝家向来以贤德为根本，心向着皇城，为皇帝的事着想……录下彝汉文镌刻于岩石……竣工的日子是，马年狗月的十四属猴的日子，时为明正统三年。[3]32
这方功德碑的镌刻时间和原因十分明确，明正统三年（1438），乌撒土知府禄旧（一作“陇旧”）承奢香夫人之志，延通贵州至乌撒驿道至云南界、以利、乌撒。九月十四日这天，赫章路段七星关至赫章后河程竣工，乌撒土知府禄旧亲临巡视，为了以表纪念，挥笔题写纪功摩崖。
奢香夫人开启了贵州水西地区大兴修路之事。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明军入滇作战，奢香夫人积极支持明军入滇，赠与明军骏马、粮草。明洪武十六年（1383），贵州都指挥同知马晔欲激变水西故意制造事端，以便借故踏平。据《明史》记载：“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十七年（1384）奢香所属来朝，并诉马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10]朱元璋惩处了马晔，安抚奢香夫人和水西四十八部，阻止了一场叛乱，奢香夫人表示愿意世代效忠明王朝，永守西南边境。此后，奢香夫人又率领水西人民积极修建驿道，开通了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畅通了贵州与云南、四川的交通，加强了贵州与中央及内地的联系。奢香夫人以后，贵州地区出现了大量以架桥修路为主题的纪事碑和功德碑，这块《“通贵州至乌撒驿道”纪功摩崖》便是如此。时任乌撒土知府的禄旧通晓彝语和汉语，为了密切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促进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沟通，修通了当时毕节到赫章、威宁两县和云南昆明的道路，连接了奢香夫人早年修筑的驿道，大大方便了百姓的生活。禄旧亦将此摩崖石刻作为自己的政绩功德，永以为纪。
崖上的刻文体现了自古以来彝族人民就拥有的国家大一统的观念，认同中央王朝的政策。在彝汉交往交流交融中，彝族人民以其善良和谦虚的态度，学习汉族文化，同时又勉励彝族人民不要妄自菲薄，要行善积德，努力读书，做出一番功绩。可以说，这方功德碑是彝汉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明代云南、贵州、四川交通史上的文物例证。
（三）纪事碑
“在墓碑与功德碑之外存在的众多内容各异、但都表现记事功能的碑刻可以统称为纪事碑”。[9]142彝汉合璧纪事碑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文体也比较自由，记载了彝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史料，其中以修桥铺路为主的纪事碑数量最多，以下所举例证皆为私人所刻纪事碑。
《何家桥碑》位于贵州大方县长石区柿树乡的慕都河畔，立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碑面左边是汉文，右边是彝文，中间用彝汉文合刻功德人名字。“桥形像高天与大地接壤的形状一样，往来经过的人，如鳞甲累累，络绎不绝。运送的粮食赋税，像江河的水流个不停。彝汉人民欢欣鼓舞，不忘祖先笃慕……”这方桥碑是当时的人们为了抵抗水患、改善交通和发展地区经济，一起出资建造的。虽然在碑文中没有读出有汉族人民参与投资架桥的信息，但是碑文上“彝汉人民欢欣鼓舞，不忘祖先笃慕”几个字，却是表达了彼时彝汉人们密切交往，彼此杂居，友爱互助，就像同根共祖的兄弟一般感情深厚。
《扯垲箐碑记》位于贵州纳雍县治昆区坡其乡扯垲箐岩上，刻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年仲冬，彝汉文合璧，彝汉文内容各异。碑文刻有“……造成山洪暴发而遭到冲毁，使这里的彝汉十一姓人唯赖驮运之咽喉要道受到梗阻……我承蒙上天庇佑，又得临近十一姓人的赞助，在大地的河流上，重建了一座美丽壮观的大桥”。“彝汉十一姓”是彝族典籍中惯用的用于姓氏数量的句子，“十一”泛指人多。这方崖刻记载了住在桥周围的彝汉人民共同出资修桥，打通了去往“于底给阿普额索输送盐茶”的唯一通道的故事。这不仅表明了彝汉之间友好交往，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并且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初的汉族人民在经济生活、日常饮食上也受到了彝族同胞的影响。
彝汉合璧碑虽然类型众多，内容殊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民族团结的主题，反映出中华民族虽然由多个民族组成，各民族的文字不同、语言各异、文化习俗等也各有不同，但是各民族都为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各个民族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汇聚各个民族力量的聚合力和驱动力，这正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生生不息、绵延长久的原因和魅力所在。
四、彝汉合璧碑的精神内核
彝汉合璧碑体现的精神内核就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包括族群情感、认知、历史和仪式行为等多个维度。“民族认同的形成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凝聚了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文化、宗教、风俗传统等复杂的因素。与此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也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关键要素。拥有某一民族身份的人往往就带有这个民族的相关属性，民族身份与民族发展历程及思维意识密切相关，是不可割裂的。”[11]而国家认同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12]，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13]。彝汉合璧碑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墓碑，彝族受汉族影响形成营造墓碑的习俗，这本身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媒介。从墓碑的内容可以看出彝族接受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和自信心，既保留了本民族追祖溯源的习俗，又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对汉族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接纳和吸收。
彝族有“祖先崇拜”的信仰，他们相信灵魂不灭，逝去的亲人会通过毕摩念诵的《指路经》将其灵魂送往祖先阿普笃慕所在地，与之团聚。如云南武定地区发窝乡花园村公所《花园彝族王氏祖茔墓碑》碑文就反映了这种观念。该墓碑主碑为汉文，左右碑均为彝文，根据主碑汉文残片辨认，立碑年代为清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十日。碑文有“慈母享高寿，逝去饰物全，迁居广阔地，为右成地母。为右管地，天地服道通”的字样，为彝文镌刻。碑文体现了彝族传统观念中的“天父地母、天人合一”思想，老人去世后，其神灵男在天，女在地，阴阳相依，天地相通，父母神灵都是保佑子孙的，同时都赐给儿女福禄。
这种天人合一、男女各自主管阴阳的学说理论，在中国传世典籍《周易·革》中阐述为“顺乎天而应乎人”，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也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的感应也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董仲舒将天与人都各自看做是天之一端，认为天人感应，就是作为一端的天与另一端的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而这种天人感应，又是通过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这一中介物得以实现的”。[14]而彝族地区的人们也用“天人感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和人伦次序。彝族先民认为“清浊二气是本源。天、地、人是宇宙演变进化的结果。是‘天人’产生的条件”，“彝族天演论认为，清浊二气是万物产生的基因，阴阳二气是条件”。[15]
在贵州的一些碑刻上会在追溯祖先谱系以前先追溯天地起源。例如贵州赫章县罗州乡海源村《安仕元墓碑》上有“武洛撮为始祖，恒氏传彝人，系米靡时代，系哎哺传人”的刻文，“哎”和“哺”是彝族宇宙哲学中的观念，彝族古籍《宇宙人文论》中论述：“产生天地后，天高高的张开，地大大的铺开。它两者又相结合。‘哎’和‘哺’同时产生，‘哎’就是‘乾’，‘哺’就是坤”。[16]万物也和天、地、人一样，由清、浊二气发展变化而成，天地和人一样具有阴阳之分，这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哲学观也是类似的。道教经典《老子》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关于彝族原始宗教与道教的关系，学界早已有过许多颇有见解和影响力的论作，此不赘述。
由上述引文我们认为，“中华文化从形成到当代之所以一脉相连而没有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历经了帝国灭亡、国家走向分裂和文化碎片化的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通过各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中华文化。”[17]碑文上“敬祖法天、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了彝汉之间思想的共通性和文化的互融性。在墓碑中大量出现的追溯祖源谱系的碑文，代表了彝族人们具有家庭观念，注重血缘亲情，希望落叶归根与祖先团聚的观念。这些也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践行的孝道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崇老尚祖观念一致。“在各民族文化不断交融与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不仅成为联结各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保障。”[8]2-7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并行不悖的关系。认同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有自信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在文化的交流交融中，促成对国家的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18]26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夙愿。“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每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利益诉求”。[18]252彝族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在几千年的融合与裂变中，彝族的血液里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基因，彝汉合璧碑即深刻展示了历史上彝族认同中央王朝的统治，在交往中虚心向汉族学习的史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彝族快，文化水平更高，更是由于彝汉之间相互扶持，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彝族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彝汉合璧碑体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式，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石。
五、结语
彝汉合璧碑是一种特殊的文献例证，它见证了彝汉民族唇齿相依、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民族关系。明清以来，彝族社会多方面的发展和重构，是彝汉合璧碑大量出现的原因。碑刻内容体现的从官方到民间，自上而下的交往史，将国家的意志、群体和个体的意识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理解，促使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生根，从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文化模仿，碑刻的形制和文字以独特的形式表达着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内在特征，传递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气质。碑刻体现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枢纽。总之，彝汉合璧碑铭刻了彝汉交流史上友好互助、互相学习的一段佳话。
注释：
①《彝文金石图录》中误作高嫩定夫妇墓，实际为其儿子墓碑，笔者联系到了高嫩定后人采录到了高嫩定墓碑，在此做说明。
②相关论作参看：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纯德、龙倮贵、朱琚元《彝族原始宗教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吉合蔡华《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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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旋（1993-），女，安徽阜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古籍与地方文献。
原载：《铜仁学院学报》2022年2期；文稿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