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川、滇的彝族居住区，至少是从战国时期到现代，不间断地传承使用着一种铜质神器的铃，即彝族神器铜铃，我们也权且称它为彝式铜铃。这些铜铃，还戴着神秘的面纱，却承载着相当的彝族历史文化信息，需要层层地去揭开。
一、彝族神器铜铃的分布传承与出土等发现
彝式铜铃是在彝族地区广泛传承且年代久远的一种神器兼冥器，有传承保留和出土保留两种发现。
（一）彝族地区传承保留的铜铃
1.贵州彝区的传承保留
（图1：贵州毕节gb1和gb2。2号铃）
1988年3月，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工作的李幺宁在威宁县雪山镇斗口子的龙绍清布摩家征集到的2件“管型耳铜铃”，现存放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彝族文化陈列馆内。龙氏系古乌撒地方的世袭布摩，直到民国时期，还为原乌撒属目的辞吐土目家的“武布”，因此收藏着这非同寻常的铜铃。这其中的1号铃：翘耳管形铃，高10.3cm，铃舌长9cm，藏于腹内，铃口呈椭圆形，量为10.8×8.6cm，铃沿口有万字纹，编号gb1；2号铃：传统的耳管形铃，高8.2cm，铃舌长10cm，长出口沿2.4cm，铃口呈椭圆形，量为6.6×3.9cm，铃沿口无纹饰，编号gb2。
2.云南彝区的传承保留
有云南省民委古籍办主任普学旺收藏的2只毕摩铃，以ym1、ym2编号；云南省武定县彝族毕摩使用的铃，以yw1编号；云南红河州民研所师有福教授收藏的只毕摩铃，以yh1编号；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张纯收藏的1只铃，以yd1编号。
（图2：yh1号） （图3：yw1号）
（图4：yd1号）（图5：ym1号 （图6：ym2号）
3.四川彝区的传承保留
四川美姑县彝族毕摩文化中心收藏的彝族毕摩网和彝学网发布图像时称“阿苏拉则法铃”。以scm1编号。四川凉山传承、由中央民族大学展出的1只青铜铃，以scm2编号。
（图7：scm1号）
（图8：scm2号）
（二）出土与发现的铜铃
1.在贵州的出土与发现
贵州境内发现的铜铃在威宁、赫章、六枝、贞丰、望漠、普安、修文、册亨、贞丰、望漠、兴仁等县出土。
（1）梁太鹤先生在《贵州夜郎考古观察·零散出土文物》中介绍[1]，臂（管）形耳铜铃在威宁、六枝、贞丰、望漠、普安及兴仁等县出土多件。此外在威宁中水墓葬曾发掘出土1件。这种铃比起环形钮铜铃多数形体较大，其中兴仁出土的1件最大，高18cm，比一般高数厘米。铃体合瓦形或椭圆形，弧形顶，顶止中无钮，从弧顶两侧各伸出一只短圆筒形耳。发现时往往多件同出，如六枝同出7件，望谟同出13件，并同出许多环形钮铜铃。铃体多素面，但六枝出土的及威宁采集到的数件，器表祷有人、动物和植物等浮雕图案。
环形钮铜铃在修文、册亨、贞丰及望漠等县出土多件，其中望谟一次即出土41件。此外在赫章、威宁墓葬发掘中也有出土。在普安铜鼓山遗址还出土铸造这种形制铜恃的石范：大体可分为小种类型，一种铃体横剖面呈六棱形，或合瓦形，弧形顶，形体稍大，铃身两面有十字形、圆形或三角形穿孔。另一种铃体合瓦形，形体较小，钨身无穿孔。赫章墓葬所出，都铸有纹饰。
（2）毕节地区社科联李虹副主席主编的《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8页铜铃‘大家族’说明载[2]：“威宁也出土有类似赫章可乐的小铜铃，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形耳铜铃。这种铜铃造型别致，体形较大，以致有人把他称为‘钟’。在距中水不远的观风海出土的管形耳铜铃（观风海出土的管形耳铜铃）：又参见中国文物信息网《贵州省考古所将70余件发掘出土文物移交省博物馆》载：“本报讯：（2004年）1月16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此次移交给贵州省博物馆的70余件文物中，包括2000年赫章可乐夜郎墓出土铜釜6件，平坝夏云汉墓出土文物4件，威宁观风海征集铜铃4件……金沙征集的陶俑以及威宁观风海征集的铜铃，也都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美术报》（电子版）于2004年3月20日，星期六《信息集锦·贵州：发掘出土文物移交省博物馆》还铸有各种浮雕造型图案。其间或许有时代上的差异。类似的管形耳铜铃在贵州的望谟、普安等县，以及六枝特区也曾多次发现，这也应看为探索夜郎文化分布地域问题一条很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同书的第35页《铜铃》说明载：“铜铃一般高约2厘米，有的带有纹饰，有人认为这可能带有家族标识含义。铜铃常多只成组地与玛瑙管等串饰同时出土，或许是串饰的组成部分。”
（3）贵州省文物考古所的《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说：“铜铃形体不大，一般高约2厘米，有的还带有纹饰，发现时都成组与佩带的串饰在一起，或许是串饰的组成部分。”
（4）2004年5月10日，应赫章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古籍办主任龙正清老师之约，笔者又约其时在毕节搞调研的云南民大退休教授张纯德先生到珠市乡看一批青铜器物，11日上午约11点钟，龙正清老师要求该乡党政办干部杨国军取出他弟弟杨刚交给他的一批铜器供拍照，在乡政府侧面，杨国军从包袱中取出一批青铜器物，有大小四个双耳管形铜铃，两副三连串杯，虽有明显的青铜锈在器物表面泛出，但其质地清楚，工艺尤其讲究，另有六节玛瑙管饰件。杨国军一边简要介绍这批器物的发现，笔者一边拍了十几张照片，并录了两分钟的像。认定这批器物系彝族祖灵桶内所盛之物，属于神器类，青铜器物，要他妥善保管。
2005年11月26日，笔者又重返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通过做工作，当时在诺素小学念五年级的陆建峰（12岁）拾自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捡得又埋，埋了又掘出来的一枚铜铃和祖桶门扣进行征集，放到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彝族文化陈列馆收藏。这个铜铃呈椭圆状，宽4.3厘米，高4.6厘米，平顶，有廓、中为一树枝，铃身有树枝、钩状、点星状等浅浮雕纹饰，一面有图案呈“印”字状。
（5）2004年6月15日，《毕节日报》记者杨春明、通讯员陈黔灵在《毕节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赫章发现战国文物》的报道。报道称“近日，赫章县在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了一组文物，经省博物馆专家鉴定，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发现文物的岩洞离地面有10多米高，攀援较为困难，是村民杨刚放牧时意外发现的，这组文物为岩洞窖藏器物，包括4件管形耳铜铃、2件三连杯，为青铜器，另外还有1件6节圆形玛瑙管饰件。管形耳铜铃分为大小两组，有2件较为完整。大铜铃高9厘米，宽8.5厘米，平顶，管形耳长0.5厘米。铃口为椭圆形敞口，口沿部为锯齿状，铃身有树、鱼等浅浮雕纹饰。小铜铃高4.8厘米，宽3.5厘米，平顶，顶部有4条纹饰，中间还有一圆柱形纽，铃身纹饰较大铜铃丰富，有人物、牛、鱼、鱼钩、麦穗、树木等浅浮雕纹饰。整个器物器身纹饰清晰完整，工艺精妙。完整的一件三连杯长10厘米，高3厘米，两边小杯口径为2厘米，中间大杯口径3厘米，小杯对称排列着两只辫索纹耳，大杯亦有两只，整体4只耳纵横对称。6节玛瑙管饰件，圆柱状，中空，外表磨制较为细致。以上文物在赫章属首次发现，专家指出，这对于研究黔西北地区战国及夜郎时期民族、经济、文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进一步的研究有待深入。”
（6）对这件事，新华网记者刘文国2004年6月26日也在贵阳作了报道[3]。报道说：“贵州赫章县最近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经有关专家鉴定，这批文物应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物品。贵州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程学忠说，这批文物与此前在这个县出土的铜釜套头等相比，器物风格不是特别明显，但对于研究黔西北地区战国及夜郎时期民族、经济、文化等仍具有一定价值。这批文物是赫章县珠市乡前进村村民意外发现的，包括4件管形耳铜铃、2件三连杯，均为青铜器，另有一件6节圆形玛瑙管饰件。铜铃纹饰清晰，有人物、牛、马、鱼等。三连杯长10厘米、宽3厘米。玛瑙管饰件呈圆柱状，中空，外壳细致。地处黔西北的赫章县是贵州省出土文物较多的县之一，2002年其独特的铜釜套头墓葬等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在云南省境内的出现
在云南省境内，出土和发现的铜铃有：
（1）云南省昭通市出土的铜铃，登在《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中，有三只“管型耳铜铃”。
（2）云南省巧家县发现的铜铃，孙世美、陈正彪《“堂狼山”古彝族开采堂狼山铜矿铸就了三星堆青铜文明》[4]一文中介绍：“2005年，巧家县城魁阁梁子石棺墓群旁花桥附近新客运站破土动工，施工中出土了一只青铜铃。该青铜铃正面浮雕图案由栅栏、各种植物和鸟雀构成，上部是8株高大植物，每株顶部栖息着一只杜鹃一类体型较大的鸟，头一律向左，右侧是两只鹳一类的高大水禽。背面是9头头部一律向右的马、牛、羊一类的草食动物，造型准确，体态生动。侧面有一架梯子从地面连通顶部，顶部是3只鸟和三个隆起的锥形物，鸟的造型跟正面的一致。浮雕图像把处于游牧时期的社会形态展示得极为生动。”
3.四川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铜铃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各式铜铃多达43件，其形制、音质，在国内出土同期文物中堪称上乘。其中的鹰形铃、花形铃、虎面铃与另一件兽面形铃尤具特色，极尽变化，造型美观，这些铃表达出特殊的信息与文化内涵，功用上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铃有着大的区别，与黔滇地区出土的彝式铃的联系则表现得较为紧密。
二、铜铃类型的比较
（一）出土铜铃与传统传承的比较
铃在彝文文献中读“”音“zhu”、近“注”，钟也是这个音，在古彝语中往往钟与铃不分，翻译时，我们理解是，视体大者为钟，小者为铃。“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形耳铜铃。这种铜铃造型别致，体形较大，以致有人把他称为‘钟’。在距中水不远的观风海出土的管形耳铜铃，还铸有各种浮雕造型图案。”[5]彝式铜铃的“管形耳铜铃”，也是考古专家的命名，我们即给予认同和沿用。彝式“管形耳铜铃”至少有4种类型：
1.无饰纹的“管形耳铜铃”：以威宁观风海征集的4件铜铃和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彝族文化陈列馆内收藏的gb1和gb2号铜铃。这种铃的无变化传承的历史年代久远，跨度在2000年以上。
2.铸饰纹的“管形耳铜铃”：这类有记录的铃在13只以上，有贵州省赫章县在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的5只铃；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出土的1只铃；云南省民委古籍办主任普学旺收藏的2只毕摩铃中的ym1号铃；云南省武定县彝族毕摩使用的yw1号铃；云南红河州民研所师有福教授收藏的yh1号毕摩铃，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张纯收藏的yd1号铃；云南省昭通市出土的登在《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中的3只“管型耳铜铃”；云南省巧家县发现的1只铃；四川美姑县彝族毕摩文化中心收藏的scm1号“阿苏拉则法铃”和凉山地区传承的另1只scm2号铃。铸饰纹的“管形耳铜铃”一是传承涵盖广泛，二是其表达的宗教含义明显，这种类型的铃，它们所铸刻纹饰或为麦穗、树枝、抽象圆纹、动物（龙、鹿、马、牛羊等）图案，反映彝族布（毕）摩祭祀活动中用树枝插神座、用草绾神（鬼）位，用粮食垫神座、用牛羊作祭牲的情况，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神铃，当与临时性的与神灵沟通时，没有具备祭礼却能让神灵原谅有关；所铸刻纹饰或为龙、虎、鸟（鹰）等当与图腾物及保护神的符号有关。
3.铸饰纹的“吊铃”：这种类型的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的鹰形铃、花形铃、虎面铃、兽面形铃，这种吊铃当与挂铃有关，它同时也属于冥器铃。
4.铸饰纹的“摇铃”：这个类型的铃有云南省民委古籍办主任普学旺收藏的ym2号毕摩铃，这种铃有记录的仅1只。
（二）彝式铜铃与北方出土铜铃等的比较
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铃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王成周铃”，当时出土的有铃形铜器和陶器，约为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年左右。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有铜铃的出土。出土铜铃的地方，遍及我国的东西南北，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江苏、广西、四川、贵州及内蒙、东北等地，都有铜铃出土的报告。北方等地的出土铜铃，据《文物与音乐》一书介绍[6]：“1983年3月，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296号墓中，出土了一枚小铜铃，这是目前夏商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铜铃标本。陶寺铜铃为合范铸成，红铜质，金属纯度为97.86%。顶中部一侧有一悬舌孔，是铃体铸成后钻成。铃腔壁厚薄不太均匀，两侧和顶部可见铸造缺陷和砂眼。时代较早的另一例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铜铃，目前发现4枚。均出土于墓葬。其中的3枚带有玉质管状铃舌。铃体为合瓦形，一侧有翼，平顶上设一桥形钮。腔体素面无纹。商代晚期的铜铃基本上都是狗铃。入周以后，出土的铜铃数量极多，绝大多数为狗铃和车马铃。这些铜铃形制多样，大小各异。另外还有一种编铃，出土不多，由数件大小成序的铜铃编列成组。”在北方地区，铜铃作为乐器用外，还有车马铃、狗铃等，商代晚期的铜铃基本上都是狗铃。入周以后，出土的铜铃数量极多，绝大多数为狗铃和车马铃。这是与南方铜铃，尤其是彝族分布地和彝族地区铜铃用途上存在的根本区别。
三、彝族神器铜铃的传承
1.彝族布摩佩戴的神器铜铃
彝族布摩（亦称毕摩）在主持祭祀仪式时，要有神衣、神帽、神筒、神扇、神铃等多种装备，铜铃必佩的重要神器之一。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523号藏书（原贵州威宁县板底已故龙天福布摩经书）第10页《迎布摩献酒经》载：“一是吐布（他称‘白彝’的布摩）知识深，吐布佩带他的专用铃，他的专用铃响当当，从吐足谷（他称‘白彝’的布摩的住处）来；二是那布（他称‘黑彝’的布摩）地位高，那布佩带他的专用铃，他的专用铃响当当，从那足谷（他称‘黑彝’的布摩的住处）来；三是武布（一般为他称‘红彝’的布摩）威力大，武布佩带他的专用铃，他的专用铃响当当，从武足谷（他称‘红彝’的布摩的住处）来。三条猎狗，同狩一场猎；三家布摩，共主持一场丧礼。”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169号藏书（原贵州威宁西部一带安或禄氏布摩经书）《祭祖大经》第13页载：“先是那威高，那布佩其铃，来自那住地，请俄补觉育家，毕余莫岱布摩，请有维庹之布，请有洛洪之布；再是吐博学，吐布佩其铃，来自吐住地，请硕佐能益家，麻博阿维布摩，请有维庹之布，请有洛洪之毕；三是武法大，武布佩其铃，来自武住地，请几咄能益家，阿索额迂布摩，请有维庹之布，请有洛洪之布……”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五寨乡称“阿遏德歹毕”的吴朝升布摩家抄于清乾隆四十七年，今藏于云南民族大学张纯德先生处的《续根基经》载：“首为武法大，武毕佩其铃……次是吐博学，吐毕佩其铃……三是那威高，那毕佩其铃……”
现传典型的铜铃实物，这2件铃与埋在可乐遗址地下两千多年后出土的“管形耳铜铃”如一脉相承，系彝族铜铃中同一种类型，可以看出相互间千年不变的传承关系。所以龙氏布（毕）摩家所传的“管形耳铜铃”弥足珍贵。正是这两件不可多得的实物，从纵的面上，把我们的眼光引向了古老，认识到“管形耳铜铃”联系的紧密的古今传承；同时也从横的层面上注意到这种铜铃在云南、四川彝区的古今传承，尤其是和贵州彝区的紧密联系。
2.作为冥器的铜铃
按彝族的习俗将六代或九代祖的祖灵安放到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处，这一习俗，在《大定府志·疆土志六》中也有记载，如“鬼筒箐，在城西三十里，茂林丛棘，崭绝难登。夷民以竹筒盛木主，谓之鬼筒，今岩上安宣慰鬼筒存焉。”这里的所谓“鬼筒”，当为“鬼桶”，即祖灵桶，筒为竹质，桶为木质，容量的大小，灵魂所享受的规格与区别的出入是很大的。祖灵桶，彝语水西土语称“vie21bu33”、音“越哺”，乌撒土语称“vε21bu33”、音“维哺”，水西部与乌撒部，虽各属德布与德施两大系统，但在祖灵的供奉习俗和仪式上差异并不大。在彝族所信奉的原始宗教形态中，虽然也认为万物有灵，但祖先崇拜才是其形态中核心内涵。在彝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关于祖先崇拜，哎哺时期的情形是模糊的，尼能至什勺时期，将祖先的灵与偶像结合在一起顶拜，故《彝族源流》等载：就连尼能、什勺氏的兹、摩、毕（君臣与师）都重视雕偶和塑像，并身体力行，到了什勺的后期，一套完整的丧祭礼俗的兴起，雕偶和塑像的习惯受到挑战并动摇，到慕靡时期的第29代王武洛撮时，大布摩恒阿德为慕靡之王武洛撮制订了一整套规范的祭祖制度，即三代祭祖仪式称“匹筛”、六代祭祖仪式称称“珐丽”、九代祭祖仪式称“尼目”、称“维弄”，经过九代祭祖仪式后，子孙可以分支，另立一个宗族。根据这一系列祭祖制度，祖先亡灵不再招附于偶像，而是招附到抽象的灵魂草草根或灵魂竹的竹根上，举行洁净、祭祀、安放等一系列仪式后，供长期供奉。“珐丽”与“尼目”、“维弄”的祭祖仪式都同将祖灵桶安放于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有关。所谓祖灵桶，就是安放祖宗灵魂的木桶，在生态环境完好的年代，祖灵桶必须用专门的五棓子木凿制，不过，后来也有布摩作了一些变通，说用五棓子以外的木头凿制也可以，但从此以后，子孙后代禁忌用琢过祖灵桶的木头盖房子。祖灵桶的直径大型的超过30公分，中型的在20公分以上，小形的在15～20公分左右。祖灵桶里除安置祖灵外，还放入盐、茶、五谷与代表牲气的猪牛羊的五脏碎片，为了让祖灵们像生前在世间生活一样方便，要为他们准备一套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征战用的兵器等，这些放到祖灵桶内的工具、用具、兵器或神器等，通常都是微型的和象征性的，地位高或富有人家，用金银铜来制作；普通人家或家境不宽裕者则用铁木、甚至用泥来制作。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赫章县民宗局古籍办彝文翻译组接收到数只来自该县罗州乡境内发现的彝族安姓阿格家族清道光前放置于岩上的五棓子木祖灵桶（这组祖灵桶的时间下限为清道光年间的公元1872年左右，因此时祖灵桶供奉者安氏或为当时的苗族二陶起义所杀，或逃离了其住地）。这组祖灵桶中装有微缩的铁三角锅桩各1付、玛瑙色石锅桩各3个、铁犁各1件、弯刀与斧头各1把、矛各1把，铁三连杯各1件，银箔皮1片（据说还有金箔皮，但发现时已被盗），构皮纸质谱书1页，现这组祖灵桶中的三只及所装之物收藏于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彝族文化陈列馆内。正是在赫章县罗州乡境内发现的安氏阿格祖灵桶中的各1件铁三连杯从旁铁证了赫章县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法窝发现的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铃、青铜杯、玛瑙等是彝族文物。它有着西南彝族铜铃的明显特征。铜铃作为祭器放在祖桶内的推断，终于为现存的祭祖习俗所证实，朱崇先先生在《彝族氏族祭祖礼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介绍说[7]：“‘巢珠’（祭铃）为彝族祭师的重要法器，也是‘氏族祭祖大典’中的重器。在彝族宗教观念中，‘铜铃’是天降之威力无比的法宝，也是宗神威势和族权的象征。每次举行‘祭祖大典’要用铜铸造一对‘祭铃’，并带去‘汲圣水’，返回祭场之后，将其中一个装入‘祖灵筒（应为桶）内’，另一个供奉于长支族长家堂。传说两个‘祭铃’之间会产生感应，当‘祖灵洞’发生变故或很长时间没有举行‘祭祖大典’，两个‘祭铃’就会发出响声，示意族长召集族人巡视祖灵洞或举行‘祭祖大典’”。朱先生的这段介绍，即是对赫章县在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多只铜铃属性的极其准确的解读。这批铜铃属彝族先民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在这一带使用的冥器的定论是毋庸置疑的。
赫章县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法窝发现铃属冥铃，从它的遗留上可以看出，是属于彝族中的火葬习俗族群遗留在崖间洞穴的铃，而考古发掘出来的铃则系彝族中的土族习俗群的陪葬冥铃。彝文文献《指路经》、《丧祭大经》、《布摩源》等记载，在古代彝族的笃氏族的内部，以黑白为区分亚氏族的符号，黑与白代表着两种文化，白，是农耕文化群体（部族）的代表标志；黑，是游牧文化群体（部族）的代表标志。土葬习俗由吐始楚兴起，火葬习俗由那乍姆兴起，且始于同一个时期。樊卓在《云南志·蛮夷风俗》中说：“西爨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这里的“白蛮”、“乌蛮”都是专指彝族，即使到唐代，彝族内部还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习俗。根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彝家宗谱》等文献记载，至少是商周至秦汉时期，贵州西北部及周边地区，活动着称之“武”（僰、濮）彝族先民“卢夷”，尚白、农耕、土葬是“卢夷”族群的主要文化特征，在公元前8～6世纪“六祖”分支后，约到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六祖”族群中的糯、侯、布、默在今彝族分布的地区形成势力，而尚黑、好游牧、或葬正是这些族群的主要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逐渐地覆盖了先前的“卢夷”族群的大部分文化特征，更主要地体现在实现火葬的习俗上。铜铃的传承与出土发现同样印证了彝文文献的记载。
铜铃在造型与形状上如出一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埋在地下两千多年后出土的“管形耳铜铃”与近代彝族布摩所佩带的同一种铜铃的一致性，从纵的层面上，它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彝族先民创造了古夜郎文化，在夜郎古文化的其他成分消失的同时，由彝族及其布摩传承了带有浓厚夜郎文化色彩的铜铃文化。又从横的层面上说，铜铃文化属于西南彝族古今认同的一种共同文化，这是各地出土文物和传承中的铜铃分布与数量所能印证的。
彝族铜铃或称彝式铜铃，它的出土是与彝族先民的曾经活动的历史分不开的。贵州省赫章县罗州乡境内发现的阿格（安）家族祖灵桶内的三连杯，印证了赫章县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的青铜三连杯、铜铃、玛瑙系彝族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祖灵桶内文物；而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藏的贵州威宁雪山彝族余绍清布摩家所传承的铜铃则连接了威宁观风海和赫章可乐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管形耳铜铃”，制作工艺与形状还在一成不变地保留，其在两千年以上的传承是处于如此缓慢的进程之中，它们之间起到了上与下的连接；赫章县罗州乡境内发现的阿格（安）家族祖灵桶内的三连杯与赫章县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的青铜三连杯形成了历史的上下链的连接。从而表达出彝族青铜器使用的重要历史证据与信息，彝族在滇黔地区分布与活动的重要历史证据。由赫章县珠市乡前进村先锋组发哦大岩洞中发现的青铜铃又连接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四川美姑县收藏的“阿苏拉则法铃”，四川凉山传承的青铜铃，云南巧家发现的青铜铃，云南昭通市出土的青铜铃，贵州省赫章可乐、威宁观风海等地出土的铜铃。云南省昭通市，贵州省赫章可乐、珠市、威宁观风海等地出土与发现的铜铃类型、风格又与滇南彝族布摩所传承的铜铃形成了历史链的连接，连接了彝族同古蜀国、古滇国、古夜郎国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关系，其证据与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同时也是十分明显的。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文字来源：云村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