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云南楚雄州火把节活动，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城镇火把节节庆文化“去结构”特征日趋明显；而政府放手后的彝族社区文化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某些社会功能逐渐被解构。因此，如何发挥节庆对民族社区文化建构的作用，值得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楚雄州；火把节；去结构；社区文化
笔者因参与教育部课题《云南少数民族节庆与民族社区发展研究——社会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赴云南楚雄州进行调研，考察和探寻彝族火把节多姿多彩的节日仪式庆典的发生和发展，发现这个历史悠久的节庆活动在现代社会急剧变迁和文化多元化的情况下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一、火把节作为节庆的“去结构”涵义
社会结构既是社会构成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学对结构的重视源自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由于其研究语言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其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来源，索绪尔也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鼻祖，在其之后逐渐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结构化等重要思想理论。
结构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西方社会结构中各种有着“符号”特征的制度和规范主宰和制约了人们的生活，理性、权力等结构要素造成了对人本性的压抑；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结构是相互冲突和相互矛盾的。因此，该理论倡导必须通过“解构”的方式，实施对压抑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的颠覆，还给人以自然的本性。因之，后结构主义者以人文关怀为核心，以追求自由为方向，试图实现对原有社会结构的解构。从这个角度理解，社会既有结构的一面，也存在着“去结构”的一面。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日常社会中的组织、制度、规则弱化或潜隐，社会表现出很强的平等性、同质性，处于这一时空中的人群，彼此之间不再按照原有的结构规则来生活，他们更多地是以共同的精神交流、共同的情谊、共同的思想观念来生活。
社会“去结构”状态虽然不是社会结构的主流模式，但它真实地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并通过其特定的“去结构”状态对社会成员、社会文化及其生活发生重要影响。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文化呈现出多元特征的情况下，各种节日庆典仪式就体现出明显的“去结构”特征。在节日庆典仪式特定的文化符号、特殊的行动模式、特殊的情感体验过程中，参与的社会成员往往打破日常生活中阶层、地位的区隔，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参与到其中，并以共同的感受和情谊、共同的观念和标准来互动，从而使得节庆在此意义下去结构化，社会在此情形下能够达到暂时的整合①。彝族火把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二、楚雄州火把节作为节庆的传统文化涵义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地处昆明通往滇西八州市的交通要道，是南亚大通道和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及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总人口255万，其中彝族人口65.3万，占总人口的25.6%。分布在楚雄州各县（市）的山区，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楚雄市是楚雄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总人口49万，彝族人口9.4万，占总人口的19.2%。楚雄彝族是崇虎、崇火尚黑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火把节”起源于“星回节”，彝族又把它叫做“过大年”，楚雄彝族称其为“阿嘟将”，即“火节”、“祭火节”的意思。火把节的原生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火崇拜。②据考证，彝族人民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过“火把节”的民间习俗。
1、火把节是彝族文化的象征。火把节是彝族原始宗教文化传承的舞台，其内涵积淀深厚，外延宽泛，包容了彝族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农耕文化、星象文化、祭祀文化等。这些文化的潜在价值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活化石，因此，楚雄彝族火把节不但是彝族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华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的代表和象征是节日期间唯一可以与神灵沟通的毕摩及其文化。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彝族村寨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祭天地、祭火、祭祖先、驱邪除恶，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家宅平安。这时候，毕摩的神圣权力会一再被凸显出来。在整个祭祀活动中，毕摩成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念念有词，他的占卜，牵动着每一个家庭和成员的神经，大家是那么相信他的魔力和箴言足以在节日和将来显现出来。毕摩及其文化成为人们的信仰和虔诚祈祷的象征和来源。
2、火把节是彝族群众的精神寄托。火把节是彝族人民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年到了农历六月二十四这天，每家每户杀鸡宰羊来祭拜“土主”、“家神”，祭拜“五谷神”，叫“五谷魂”来祈求五谷丰登，家宅平安。晚上，他们穿上节日的盛装，聚集在一起，点起火把，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即是说，彝族人民一方面把歌舞当作生产生活中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大自然，寄予对神灵的祈福、保佑。
3、火把节使彝族成为团结友爱的典型族群。节日文化，不仅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与艺术风貌，更能昂扬一个民族的精神，激活族群后人的民族记忆，启发族群后人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珍视。彝族传统文化派生的火文化传承是潜移默化的，它主要在祭祀场、跳歌场、火塘边，在父老乡亲的古歌古调中完成。节日期间，彝族探亲访友、邻里相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化解了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矛盾，促进彝族村寨近一步向和谐社会转化；每逢节日，彝族人民都要把自己的长辈和出嫁的姑娘接回家中，共同庆贺。晚上，村邻男女老少相聚在一起点起大火把，跳起彝族的三弦舞、葫芦笙舞，进一步促进了邻里团结，化解了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人与人、户与户、村与村之间的一些纠纷和矛盾；同时，许多青年男女也在这种活动中谈情说爱并喜结良缘。彝族人民能歌善舞，歌曲旋律优美，舞蹈内容丰富，秉承着先人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舞蹈和口头艺术，在火把节中得到集中展示和传承，千百年来历久不衰。正因为彝族有着这种盛大的传统节日，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共处、相互交流的空间，才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民族。
三、楚雄州火把节的节庆现状和特点
1、政府主导下的火把节“去结构”状态明显。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经验。楚雄州采取各种措施，通过立法，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大了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力度，积极打造以火把节为代表的彝族文化品牌。以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火把节成了楚雄彝族最隆重、最盛大和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不可否认，政府主导的火把节活动，扩大了楚雄州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一方面，传统文化得到相应的传承；另一方面扩大了对外的宣传，同时通过节日活动进行招商引资，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由于和地方旅游业的结合，使得这一传统节日体现出从本土宗教仪式活动向节日民俗过渡的历时性发展走向，具有超民族性、超地域性的“去结构”发展特征：专属于彝族社会文化的火把节，已经演变成为政府主导的万民狂欢节文化旅游活动。不管是在平时的旅游活动展演中，还是在火把节前后及其当天；无论是当地居民抑或外来游客；无论是彝族还是其他民族；无论是村民乡亲还是政府官员；不论亲疏、远近；不管阶层、地位，大家都放下了身份，丢去角色，忘掉一切，放松地投入到热热闹闹的火把节狂欢中，尽情参与、尽情宣泄和尽情高兴。虽然在这个节日中进行的所有仪式明显地带有表演的性质和浓重的商业气息，但是，在狂欢中，所有参与者的各种压力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释放，原有的热情也重新被点燃，谁也不会去在乎代表和象征彝族火把节文化神灵的毕摩的真和假。火把节的“去结构”发展现状是当代楚雄州各级政府主导带来的结果，彝族火把节神圣的文化涵义已经被淡化和隐去，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局面已凸显出来。
2、禄丰县高峰乡彝族火把节被解构的现象。楚雄州禄丰县高峰乡是彝族主要聚居区之一，火把节在这里传统悠久，毕摩祭祀和耍大刀是其特色，可谓闻名遐迩。每年火把节期间，都有慕名而来的官方采访者和民间旅游参观者。近几年，高峰乡的传统火把节有了新的变化。2008年以前，高峰乡彝族的主要聚居区大花箐村和小花箐村，火把节是三年一大办，两年一小办。大办是指：毕摩是整个火把节仪式的组织者，负责召集村里的老人开会，组织分工，村干部也得听毕摩的，家里的男人基本上都来参加。小办：间歇的两年，村民只是简单的进行火把节叫魂、驱邪等，称为小办。家里只要有男人来参加就可以了。从2008年开始，改由乡政府主办火把节，主要开展的活动有民族体育活动、民族文艺活动和民俗活动及民族贸易活动。但到2010年，乡政府表示不再出面组织火把节，主要原因是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表演成分太多、花销过大。所以交给村民自办，政府不干涉火把节的内容，只是在时间上进行统一安排，搭戏台、抽调人员搞表演。但是，由于调整时间不长，2011年的火把节，在火把节的主要举办地的大花箐村，仪式显得有些混乱和无序。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毕摩祭祀这天，按计划，祭祀活动16：35就该开始了，但听说老毕摩到州里开会去了，直到18：00点还不见其踪影。很晚的时候，老毕摩终于来了，但当准备开始祭祀时，方知用于祭祀的公鸡都还没有准备好，老毕摩显得非常生气。整个仪式和活动在老毕摩的唠叨和怨气中草草结束。
四、楚雄州火把节“去结构”的影响分析
1、火把节的发展变迁对毕摩文化传承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作为传统的民俗活动，毕摩文化在火把节中的庄严性是不可替代的。但事实是，毕摩文化传承目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禄丰县高峰乡，目前在县里得到正式认证的毕摩有四个人：最有权威的是大花箐村村民、被称为“老毕摩”的76岁的普顺发老人。他带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叫普林珠，63岁；还有两个70岁的徒弟。仅就年龄而言，毕摩后无传人。多年来，由于政府主导火把节，村里的部分年轻人大多愿意参与州里的表演，因为既可以到州府去，还有一定的报酬；加之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出外打工，已经没有年轻人对毕摩文化感兴趣，毕摩文化传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专家惊呼：现存的毕摩可能将是“末代毕摩”！对此预言，老毕摩普顺发老人倒是显得很坦然，幽幽地说道：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了，没办法。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毕摩文化的消失是必然的，并表示他本人能够坦然面对这个结局。
2、节庆活动城市化，火把节传统民俗文化涵义被解构。随着火把节节庆活动逐渐向楚雄州首府鹿城镇迁移，活动逐步城市化，民俗性的节庆活动变成了城镇区域性的活动。作为彝民族典型传统文化的火把节，在部分彝族聚居地区逐渐丢失了本身的传统文化色彩。例如，彝族先民在火把节期间要祭祖、吟唱祭经、占卜、看鸡卦、扫邪驱鬼、扎火把树、撒火把、送火把、跳脚、听长者讲述民族历史及传授彝族文化知识的习俗，而现在，一些农村节日习俗活动已不再举办，部分彝族群众过火把节只是杀只鸡庆贺一下就算过节了。远近闻名的高峰乡著名的“大刀舞”原生态文化，也不容易开展进行了，毕摩祭祀也变得力不从心，彝族典型传统文化涵义正在逐渐被解构。
3、节庆活动商业化，传统社区文化功能被解构。多年来，政府秉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宗旨，节庆活动在实施商业化运作时丢失其原始宗教性，使得与宗教性同根同源的独特习俗逐渐消失，彝民族传统社区文化独有的一些社会功能被解构了。例如，彝族人民爱美、追求美，火把节是有着节日赛装选美的民间习俗，其赛装选美都是由名望很高的老人来评判；而近些年以商业化推出的彝族“太阳女”选拔，组织者和媒体报道强调的是形体美、容貌美，异化了少数民族女性的审美观；另外，火把节还具有促进社会交往、让年轻人进行恋爱活动和相亲聚会的功能，但随着民间节庆活动被解构，该功能也随之消散。
总之，调研结果显示：政府主导节庆是民族社区文化“去结构”发展的路径之一，但如何重构先进的民族文化精神与重视民族社区自身的和谐发展，如何在“娱乐性去结构”的基础上，真正从有利于民族社区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挖掘民族节庆中应有的节庆“去结构”形式，发挥节庆“去结构”状态在特定时空中对民族社区文化建构的意义，则是摆在政府和民族文化研究者和传承者们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注释：
①赵煜：《社会“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②③李惠兰：《民族节日的变迁——以火把节为例》，《楚雄彝学研究》，第3期，（内部资料）。
*本文系作者参与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节庆与民族社区发展研究——社会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项目编号10YJA840060）的中期成果。
作者：周波（1965- ），女，云南建水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省情与政策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学与社区文化建设。
原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4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新京报，由云南楚雄州文化产业办副主任周兵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