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有着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中完成了他的族群身份、中国身份与世界身份的交融。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传统伦理与核心价值观、地方路径与世界视野等关系时辩证而灵动，他的诗因此“内联着族群，外联着世界”。而强烈的“见证意识”，又使他始终将写作介入社会公共性命题的思考中，践行着他的社会诗学创作理念，“见证诗人”“中国诗人”“人民诗人”等因此构成吉狄马加的阐释框架。吉狄马加的诗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标本案例，自有其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吉狄马加；共同体意识；诗歌创作
吉狄马加被称为“彝族乃至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尽管他的诗尚需接受再经典化或再历史化生产机制的扬弃/命名，但在已有的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他以持续的激情书写着大凉山地区的“毕摩文化”“山地文化”“狩猎文化”等，为文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后殖民诗学、民族志诗学等话语的本土实践提供了足以自洽的文本；他对生态与气候、文化与土地、战争与生命、贫困与灾害、病毒与瘟疫、族群与人类等社会公共性事件/全球性命题的积极介入，又使他的诗成为生态文学、寻根文学、政治抒情诗、现实主义史诗等诗体创作的思想/精神资源，在圣灵缺席、诗神远逝、总体性拆解的后现代消费叙事中，他反而被命名为“政治抒情诗人”“长诗诗人”“史诗型诗人”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标本案例，自有其文学史地位。笔者所思考的问题是：其一，在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深度传播的语境中，各边地民族的传统变化、文化转型、信仰退隐、空间迁移，乃至生活/生产方式转型等，已成普遍现象，诸多边地民族诗人在面对上述一系列悖反性现象时，往往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难以纾缓的紧张/焦灼，甚而使之构成他们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学，与吉狄马加同时代的蒙古族诗人阿尔泰、满都麦，回族诗木斧，苗族诗人何小竹，彝族诗人倮伍拉且、阿库乌雾，佤族诗人聂勒，羌族诗人何健，白族诗人栗原小荻，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等，概莫例外。即便是那些新生代民族诗人如蒙古族诗人原散羊、藏族诗人嘎代才让、白族诗人冯娜、羌族诗人羊子、布依族诗人梦亦非、瑶族诗人唐德亮等，亦然如此。相较于上述诗人，自称为“彝族精神文化代言人和精神号角”的吉狄马加，尽管同样担当着“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民族的文化命运”的重任，甚至血液里都渗透着彝族“神灵的气息”的身份在场，使得他对“那个地方的河流、群山、鹰的影子”等心念不已，情深意长，但他从不为“死去的斗牛”“失去的传统”“被埋葬的词”或“最后的传统”等哀痛、紧张，从不予族群文化以浪漫化或神圣化想象并目之为救赎的“家园”，而是以自觉的比较立场/视野在全球化坐标内审视族群文化的老去与失落、新生与蜕变，吉狄马加何以至此？其二，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且作为极具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吉狄马加身上显然隐藏着中国多民族诗人走向世界的“密码”。如何从他的创作经验与诗学理念中“破译”其“密码”，对于中国多民族诗人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传统伦理与核心价值观、地方路径与世界视野、本土经验与全球资源等系列性时代命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因此，本文拟将吉狄马加置入“见证诗人”“中国诗人”“人民诗人”等阐释框架，在宏观与个案对读、理论与实践照应中，探讨他的诗歌经验及其之于“两个共同体”构建的启示意义。
一 作为“见证诗人”
诗并非纯粹的描摹世界，更非凭空想象世界，而是要将诗人对世界的关怀、认知和思考融入其间，让诗成为世界的监管者、合作者和引领者。消费叙事与后学话语的“精诚合作”，使得诸多诗人开始悬置、做空或撕裂其与外部世界的血肉关联，或者予以某种同质化的镜像式想象。面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物种灭绝、传统中断、文化解体、病毒流行等如此的“风险社会”，诗人们却吊诡地从纷纭繁复的社会生活中抽身而出，对社会冷眼旁观，对时代漠然视之，对生活若即若离，在“躺平”“臣服”“佛系”“断舍离”中跌入内转的漩涡；在语言的游戏、技巧的偏执、能指的狂欢中浪费有限的诗情。即使有一些现实主义叙事也往往囿于价值观念的碎片化、格调品味的扁平化等，而使“现实”堕落为诗人个体欲望/趣味的能指符码，难以与广阔的历史、族群、地域、世界等构成鲜活生动的交集，难以与即时变动的火热的现实生活对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生活的泪水与汗水，看不到时代的冷暖与悖谬，看不到社会的广阔与驳杂，失去及物的能力。作为一个继承着中国诗歌伟大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一个“与其置身的时代紧密相连的诗人……也可以说，作为一个社会性很强的诗人”，吉狄马加对此颇为不满并特意指出，诗歌本是诗人擎着的“火炬”，用以点亮人们的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然而，“碎片化”或“私人化”写作却似乎成为当前诗坛的某种常态，即使整个世界都在向他敞开，他却扭头而去，甚至予以戏谑或嘲讽，从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失去应有联系，遗忘了百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伟大复兴历程所形构的“中国经验”的诗意化表述。而且，在世俗化的冲刷中，许多诗人失去对整个世界介入的冲动，或者无意去介入，而是集中于眼前触手可及的“那点事”，“而把人类的命运置于脑后”，又或者专注于所谓“纯诗”或“先锋诗”的写作，贪恋着“爱”与“美”的诗学。在吉狄马加看来，对诗而言，如果语言的实验不负载生命的疼痛，形式的创新不关涉社会的风云，诗艺的锤炼不扎根于时代的需求，哪还有什么“血肉、疼痛和灵性”，如同失去了“灵魂”。明乎此，吉狄马加竭力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居住者、见证者、讲述者和传承者”。面对资本社会市场消费话语的深度播撒，诗神飘然远去，诗意的苍白与精神的困顿，艺术失去言说世界的冲动，语言也已成为意义缺席的能指的现实，承担着“见证的使命”的吉狄马加并不偏激，更不绝望。在他看来，越是诸神隐退、群魔乱飞、传统撕裂，人类越需要诗的抚慰，越需要聆听源自诗人的神启。而诗人，唯有做“时代的见证者”，做社会的“晴雨表”，做生活的“记录者”，做时代的“谛听者”，才能重新将诗投入火热的生活中，融入与现实的良性互动中，置入与纷繁世界的合作中，如他所论，面对这个复杂而吊诡的世界，面对我们时刻生活其间的社会和历史，诗人“必须站在道德和良心的坐标系上，来见证这个时代，书写这个时代，这是最重要的”。按照吉狄马加的解释，这里的“见证”，并非揭示社会“真相”，更不是重塑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结构，而是对世界的积极“介入”或“及物”，为时代鼓与呼，与社会风雨同行，与人民心意相连，与世界血脉相通。或者说，要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因此，“见证者”并非客观主义再现者或自然主义反映者，而是代表着历史的底线、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情怀发言，对一切非公平、非正义、非人道现象敢于做出公正而及时的裁决。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吉狄马加对“见证者”的内涵作了更为详尽的诠释。在他看来，作为见证者的诗人，他的诗必须写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写在厚重而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中，他的诗学理想、目标和愿景要融入与人类共通共享的价值谱系，如此，“他的行动才是有价值的，他为这个理想和目标所奉献付出的一切，也才是有意义的”。诗人能否成为“见证者”，诗能否成为“见证文学”，于他就成了判断诗人的尺度，“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诗人是不是真的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是不是真正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基于此，吉狄马加发誓永远不会“去写那些无关灵魂和痛痒的诗”“，不会写违背我心灵和远离人间烟火的诗”，而是要做“一个与今天的世界发生着密切关系的诗人……一个面对重大事件必须也一定会发出声音的诗人”——笔者因此愿将他命名为“见证诗人”。
因为在兹念兹的见证意识，吉狄马加将“当下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当作自己诗歌创作的“一项极其光荣的社会事业”。在他的诗学理念中，当下的人们已面临“全球新秩序”“世界新格局”“人类新命运”等诸多挑战，对此，诗人永远不能在凌空蹈虚、面壁虚构中遗忘社会职责，不能在碎片化写作中丢弃重建总体性的希冀，而是要在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上与时代同频共振，与社会同声相应，要将“写作建立在对时代气息的把握，对社会环境认知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语同步思考并讲述世界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命题”。——无论是对“时代气息”的把握，还是“同步思考”，无不标示着吉狄马加强烈的“见证”意识、“在场”意识，他因而要求诗人务必做时代的“同路者”，做社会的“合伙人”，做世界的“随行者”，如此才能发出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声音，才能将创作介入社会公共性场域，担当起民族和时代的召唤，真正践行“有效的写作”。这时的他，犹如大凉山上空飞翔的鹰隼，时刻准备着将社会热点/突发问题纳入诗行；犹如高山之巅的雪豹，冷静而敏锐地审视着脚下的大地，随时对他认为必须有所反应的现象做出必要的反应。每当社会热点发生，每当公共性事件出现，吉狄马加从不失语和缺席，从不置身其外，而是在与时间的赛跑中追赶其步伐，立足在沸腾的大地吮吸创作的滋养。如他所论，诗人唯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才能将全部的热情、灵魂以及对宇宙万物的体验融入创作中，他的诗才有“见证”意义，才能“如同一束光，而这束光能刺穿时间和历史的厚度”。就这样，他的每首诗，诗中的每个词，每个意象，每个咏叹，甚至每个符码，都彰显着强烈的见证意味——在这个“现实悬置”的世界，他的诗却成了“见证文学”的经典，用以“见证、记录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和我们的诗歌，必须义无反顾地去见证这个时代”，自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现代性的狂飙突进，使得全球各民族文化纳入相同的叙事逻辑，商品经济的霸权，又将人推至价值碎片化或价值虚无化的“叙事圈套”；曾经绵延不绝的文化，尤其那些边缘弱势民族的文化，更是被风吹雨打。当吉狄马加环顾四周，发现各个边缘弱势民族的文化，已经在全球化的摧枯拉朽中日渐濒危，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维，以及建基其上的价值观等，已是明日黄花。一方面，他时时体验到“灵魂的阵痛”，“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因此，他要保护“那一片彝语叫‘古洪木底’（大凉山）的土地”，反反复复强调他的创作来自他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写下关于彝人的诗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性写作”的诗人，吉狄马加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来关注这个世界，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这样，他的视野和诉求、目标和愿景，也就超越了他的身份归属、地域意识，以及族群认同，如何在这个急遽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维系和传承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能够使它们的语言与文字、历史与传统、思维与观念等得以创新性发展，成了他孜孜探索的问题。他因此扮演起文化推广/交流大使的角色，希望通过不懈的写作将边地民族文化嫁接到绵延不绝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让自己成为推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共融的“旗手”和“鼓手”——他因此三番五次要求读者认同他的写作“属于大家”。如他所言，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语境中，那些少数民族文化对人类文化延续和发展有着难以被取代的价值，他们那些原创性的思想、智慧、文明，乃至生活方式等，“实际上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源头”。基于此，他的族群文化书写也就彰显出自觉而强烈的比较意识、对话意识——在表述自我族群文化的同时将之融入全球各民族共有的情感结构、价值立场、文明谱系、叙事格局等。其实，早在1985 年，孙静轩等诗论家就曾注意到吉狄马加与世界的这种“对话性”——“你是用金属的声音和电子乐的声音歌唱的，你是从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你的民族，是用现代诗人的思想和观点去观察大凉山的”。在吉狄马加看来，没有比较，没有对话，就无法将族群文化融入世界而成为人类共有遗产；没有现代意识，就无法将族群文化纳入文明交流互鉴中探求其新生。而比较，当然不是在封闭孤立的族群空间和非历史的时间刻度内进行，而是将之置入整个世界和整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这时的吉狄马加，就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中往返参照，前瞻后顾，左视右盼，逡巡留恋，他的诗因此承担起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灵魂相通的纽带”，他的族群文化书写因而率先在多民族诗歌中构建出一种“积极的、流动的多样性”，一条“超越文化本质化和历史凝滞化的可能性路径”。他的《致印第安人》，在玛雅文化“十八月太阳历”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结构并置中，发现其“在精神上的联系是特殊的”；他的《蒂亚瓦纳科》，描绘印加人和彝人在“神话诗意主题”和“大地认知情结”层面的相似性；他的《土墙》，由耶路撒冷哭墙到“彝人的土墙”，古老族群的记忆因有了人类共同价值向度而极具互文性；他的《吉卜赛人》《我听说》《地中海》等，让处于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彝文化与世界其他族群文化有了兼容性、相通性；吉狄马加在“用诗歌代表一个民族发言”的同时，又“身体力行地捍卫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这个传统消遁、文化变异的语境里，“吉狄马加和他的诗歌至少能够挽救一种洞照人生道路的视野，并以此留给后来者”。当然，他的诗也因对文化多元化与不同文明的张扬而纾缓了全球化文化同质化挤压而带来的紧张，对话而非冲突、达观而非紧张构成他写作的主题。因此，吉狄马加“在时代和现实面前，他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秉持真理的批判者”。
二 作为“中国诗人”
与西方民族的形成多源于漫长而惨痛的殖民或流放记忆不同，作为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国各民族几乎都是古老的世居民族，各民族交错互嵌的居住格局、兼收并蓄的文化交融、取长补短的经济汇通、亲如手足的情感相依、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各民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动实践，使得爱国主义精神已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基因融入全体国人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学始终不绝如缕之主题。新世纪以降，民族地区在完成脱贫攻坚伟大战略任务后迅速进入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教，困有所济，各种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边地民族作家更是以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传统、不同地域的文学书写参与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变革彼此呼应，并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话语调整而不断调适自身的表述状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力，这是传统爱国主义主题在新时代的“升级版”。阿来的“我是中国的藏族作家”，阿尔泰的“我是中国的蒙古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我是中国的彝族诗人”，南永前的“我是中国人，然后是朝鲜族诗人”等，这些宣言无不标示着少数民族作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吉狄马加曾坦言“是普希金教会了我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是艾青的诗歌道路，让我明白了一个诗人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数次宣称，“我是一个彝族诗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深受中国多元文化影响的诗人”。虽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其彝人身份，并以“我是彝人”“我是鹰的后代”“雪山真正的儿子”“一个彝人的梦想”等身份持续书写着他的族群的“骨血遗传的密码”“祖先的谱系”“失落的传统”“彝人之魂”等，但他始终将“中国诗人”身份融入其间，嵌在核心，他为此解释说，“我是彝人诺苏的一位诗人，但更重要的我还是一位中国诗人，这完全是由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所决定的。”面对后殖民思潮，族群性、少数者话语、民族认同、地方性知识、边地中心化、族群孤立化、文化本质化等成为某种研究潮流，但吉狄马加多次强调，在多民族中国，爱自己的民族就要爱这个国家，强化民族意识首先就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的《自画像》《一支部落的迁徙》《黑色狂想曲》《守望毕摩》《彝人之歌》等，在“紧紧地抓住祖祖辈辈血脉中沉淀的东西”叩响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无不标示着他的族群认同“和广阔而多样的中国天地之间的诗意联系”；那些曾经沉默的毕摩、挂在少女胸前的口弦、吉勒布特的高腔、盘旋在群山顶上的雄鹰、遍地的荞麦、祭祀的火焰、猎手的马鞍、索玛花、雪豹、指路经、天菩萨、擦尔瓦，以及那支苍老的鹰笛、红色的火焰等，无不以“中国彝文化”的在场熔铸成他诗中恒常的爱国主义主题。在他的诗学理念中，诗歌要超越族群性、地域性，要让中国精神跃动其间，让爱国主义成为照亮人们远行的路，这样的诗才能唤起各族人民的尊重，才能融入各民族大家庭的构建中——这是他时常念叨的关键词，他也因此将他的诗称为“献给祖国母亲的/最崇高的爱情”；他的获奖也归于“背后有一个正在日益变得更加强大的祖国”；他之所以推崇聂鲁达、惠特曼、莱奥帕尔迪等，亦源于他们都是深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诗人。
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冲击和侵蚀之下，各种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不同价值观念相遇冲突的可能性剧增，乃至引起新的民族观、文化观、民族国家观冲突，如何重铸人们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成为作为“中国诗人”的吉狄马加亟待破解的课题。按照他的理解，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时代，诗人们要将族群文化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以便在其中找到二者更好的“交合点”。如何寻找这种“交合点”？吉狄马加意识到对族群文化源头进行“回望和追溯”的当代价值。在他看来，中华文化是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多区域等构成的非均质性在场，是多源与多元文化在长期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共铸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对边地族群文化源头的回溯，实际上既是对“我们是谁”的再次确证，更是对中华文化守望与重建的当下思考，如他所论，“中国今天的民族现状就是不同民族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传统，代表着那个民族的历史，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家庭里，又形成了一种文化共同体”。他的诗歌名篇如《彝人谈火》《故乡的火葬地》《失落的火镰》等反复呈现的“火文化”，《黑色狂想曲》《黑色的河流》等密集展示的“黑色文化”，《毕摩的声音》《守望毕摩》等对“毕摩文化”的坚执守望，《猎枪》《猎人岩》等对“狩猎文化”的深情缅怀……既“是彝魂的凝聚”，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彝族文化中的表征。为祖国而歌、为中华民族而写，贯穿在他诗歌创作的始终，成为他诗歌的“胎记”，“始终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程联系在一起，就始终与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精神觉醒联系在一起”。他的肉身与灵魂、叙事与行动、抒情与表征、情感与思索等，与他的祖国同在；他的阿合诺依河与“黄河”、他的群山与“长城”、他的雪豹与“龙之图腾”同在，“我的歌/是长江和黄河多声部合唱中/一个小小的音符”成为他爱国主义诗学的经典表述。情难自抑之时，他吟诵起那首传颂一时的名篇——《致祖国》：“我的祖国，从来/就不属于一个民族/因为她有五十六个儿女/而我的民族，那五十六分之一/却永远属于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的历史/不应该被随意割断/无论她承载的是/光辉的年轮，还是屈辱的生活/因为我的祖国的历史/是一本完整的历史/……我说我的祖国的历史，是一部/完整的历史，那是因为我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我的祖国/血肉之躯不可分割的部分”。当祖国面临风险挑战，他总是奋战在一线，以如椽巨笔为他的祖国鼓与呼：新冠疫情爆发，他即刻写下《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让我们看到“这个东方古老民族以其坚韧、朴实和善良/始终在给人类的文明奉献出智慧和创造”；汶川地震，他亲赴现场写就《献给汶川的挽歌》：“我们看见/在这大悲剧的舞台中央/我们的母亲——中国/用她五千年泣鬼神感天地的大爱/再一次把一个民族的患难/义无反顾地扛在了自己的肩上”。以至于埃及诗人赛义德·顾德在回答“吉狄马加的诗什么地方最令他眼前一亮”时会立即指出：“祖国，祖国是他的诗里使用最多的词。”
“诗出自民族，民族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也就是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这就导致诗向许多特殊方面分化。”语言的选择当然是推动诗的精神、道德与价值观等向“特殊方面分化”的根本。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源于这一事实：人有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传统”。作为典型的非母语诗人，吉狄马加很早就“游走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思维中”，“事实上叠加着两种语言的双重记忆”，他对祖国的爱与认同与他的多民族语言体验有着内在谱系。在一次访谈中吉狄马加曾说过，隔着几十年时光回头望，他很庆幸自己从小生活在多民族、多语言交融的大凉山，生活在一个父母用双语交流且有一个汉族保姆阿姨的家庭，使他在长期的多民族语言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的切身体验中，在两种语言思维所形构的思维范式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意识到汉语在推动族际交往、构建中华文化认同中的位置，并因此形塑了他的“两种母语观”。在他看来，每个民族的语言（包括汉语）都不能孤立发展，独自芬芳，而是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中交融汇聚，“类似于生物链的精神文化链条”。即使汉语也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国家通用语言，而非仅属于汉族的语言，因此吉狄马加把彝语与汉语共称为“母语”或者是“两种母语”，“从某种角度而言，彝语和汉语或许说都是我的母语……我想说明的是，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两种语言都是我从开始说话的时候就进入我意识中的东西”。面对多民族语言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他总是“生活在赤裸的语言之家里/为了让燃烧继续/每每将话语向火中抛去”。语言间的调适、蜕变、重构与新生，于吉狄马加而言就成了一项急迫的使命，他也总是将词语投入火焰，以便获得“词语自由”——这成了他命定的主题——他也因此总是自觉地以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书写他的彝文化遗产，在将民族文化融入汉语体系及汉文化表述逻辑的同时，为汉语提供了“新的可能”，乃至形构了极具隐喻意味的“‘吉狄马加式’的彝式汉语”。彝汉语言间的转译,使他的思维方式“常常徘徊在汉语和彝语之间……精神游移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兼容与冲突之间”。他的汉语写作“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成了激活汉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联的隐喻、彝汉文化互嵌的修辞，践行着他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诗人”的抒情伦理。“在祖国这个理念中，包括的不仅是血缘和地理纽带营造的一种价值感，它还包括更多，仅仅通过血缘或者地理共同体，根本无法涵括这些：特有的精神共同体，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道德和习俗，经常还包括共同的法律和宗教。”由此言之，吉狄马加的汉语写作成为其爱国情怀的经典显影，他因而呼吁人们，“要有意识地重视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要把汉语写作经验，尤其是要把那些在汉语创作中具有经典范例的作品，更积极地摆放到世界文学的更大空间中加以推广”。
三 作为“人民诗人”
吉狄马加自称为“人民文艺”理念的“信仰者”，“人民诗人”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乃至成为他的身份“标签”。在很多场合，他总会将能否书写“人民”，能否让“人民”成为文学的主体，能否“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生产的根本”于他而言就成了重估文学价值的准绳。如他所论，在当前文艺大众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诗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让“人民文艺”引领新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为我的土地而写作，为我的人民写作，为人类写作”成了他所“肩负的使命”——即“为人民而写，为我所爱的人而写”。当有人因他致力于“毕摩文化”“狩猎文化”“山地文化”等人类学书写而称其为“彝文化代言人”，他的诗进而被认为极具“少数族群写作的自传性与民族志内涵”时，他明确指出，他不是狭隘的种族或族群中心主义者，不是封闭孤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而是“人民至上者”，对人民的同情与悲悯，对人民命运的关注与呵护，始终是他的创作导向和目标愿景。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的正反经验昭示着：“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时在面对现实时，要为他人而写作，关心众多人的命运和他们的生活。”因此在他看来，诗无论“写什么”或“如何写”，道德的抑或哲学的，抒情的抑或叙事的，诗人都必须具备人道主义良知，必须时刻将“人民”作为写作出发点。针对有人以后现代价值观或虚无主义话语将“人民”虚无化、碎片化甚至污名化等现象，他愤而反驳说“人民”绝非虚无、抽象或虚构的概念，尽管对它的理解基于不同的立场、学科、视角、语境等而有所差异，但作为诗人，“我还是想从诗人的角度，或者从更广义的、更社会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把人民看成是一个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人的价值以及人民这个词所包含的更丰富的内涵”。为此，他写下那首《叫不出名字的人》：“什么是人民，就是每天在大街上形色/匆匆而面部各异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当然，也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能遇见的/叫不出名字的人”——称“人民”为“叫不出名字的人”，即因他的“人民”超越了具体的种属和族群、祖籍和地域。因为他坚信着“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生命过程，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是哪个民族”。
当吉狄马加发现，整个世界已内嵌于全球化叙事逻辑且与之共处于复杂暧昧的关系结构中，任何族群的历史与现实都已呈现出全球化时代的互嵌性、交融性与杂糅性时，他对“人民”的思考也就有了更为自觉的“全方位的眼光”——即一种“必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既是他的民族优秀的儿子，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滋养的世界性的公民”的眼光。在吉狄马加看来，当下的世界是“谁也离不开彼此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是这个地球上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都不是完全孤立的”。尽管“民族”依然是当前每个人的先天性标签，全球化却把我们重塑为“世界公民”（在他那首广为传诵的名篇《身份》中，吉狄马加将“世界身份”作为他思考所有问题的原点）。如他所论，在万物互联的世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共同构成交汇互嵌的命运共同体，诗人对此不能有民族之别、区域之异、性别之分、阶层之殊，所有诗人都要关注“人类的命运，来共同关注人类的前途，来共同思考在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所取得的进步以及人类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异化和灾难”。让诗与人类社会产生联系，呵护人类生存，重构人类精神家园，在吉狄马加这里就成了其创作的“重要目标”——“我写作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我的民族来窥视人类普遍的价值，力求这些作品都具有人类意识。”能否将诗供奉于民族、国家、人类互联的世界，能否发出“大声音”——即能否以诗歌表述人类的共同命运，用诗歌召唤人类的良知，将诗人的爱与同情、忧虑与审视、反省与体悟注入每一首诗中，成为他衡量诗歌价值的标准，乃至唯一标准。因为，诗人“不仅仅是民族之子，他还应该是人类文明之子”。与此相应，那些没有“去反映这个时代，揭示这个时代的真相，表现出人类的价值，普遍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关注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整体的人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的作品，就成了意义的缺席者，人类责任的逃避者。在“去神秘化”“去总体化”“去意义化”的消费逻辑中，作为“人民诗人”的吉狄马加，犹如一位跋涉者，一只脚深扎于绵延不断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他的民族而写作，他的诗内含着毕摩般的神通和浪漫；另一只脚则奋力地走向他的祖国，以及广阔的世界，他的诗有着人类共享的价值伦理。而他的诗也因此开辟出一条极具典范意味的创作之路，即“从特殊个体出发（专门词汇和形象描述了仪式、风俗和彝族思想），为了抵达宇宙整体。既是心系故乡的使者，又是世界公民，吉狄马加凭借诗歌成了人类的大使。”当有人说他的“写作既属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时，他欣然吟诵起“我那彝人的头颅/镌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以作回应。
伴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个民族无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联结”——当然，“联结”的不仅是利益共享、机会均等，同时也是风险共担、灾难同受。比如，全球范围流行的新冠疫情，“已经用看不见的暴力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白人，有黑人，有黄种人，有孩子也有老人/如果要发出一份战争宣战书，哦!正在战斗的人们/我们将签上这个共同的名字——全人类!”在这首名动一时的《裂开的星球》中，执著于为人类写作的吉狄马加看到了人类已在全球化中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如他所说，在这个被疾病、恐怖、战争、污染等撕扯的“裂开的星球”，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文化，特别是他们古老的语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全球化的挤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世界各民族所共同构造的人类其实就成了一个无法被肆意分割或拆解的命运共同体。当然，吉狄马加并不志于仅仅发现问题，他要以作为“人类记录生活的独特方式”的诗歌去缝合这个“裂开的星球”。在他的观念中，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诗歌则是文化上的“皇冠”，是世上不同肤色、种族之间“古老通灵的语言的火炬”，诗人们唯有“在文化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行动，来推动国际的文化对话和交流……来打破和消除这个世界被人为设置的任何壁垒和藩篱”。作为“一个社会角色”而非“职业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总是草蛇灰线般隐匿着这样的结构：在书写彝人/彝文化时，总是将人类/世界置入其中；当书写域外文化/世界景观时，总是将之融入族群文化记忆中。反反复复的参差对照，周而复始的比较鉴别，传统与现代、族群与人类、本土与世界、回归与超越等一系列悖反性矛盾在他那里自由切换、畅行无碍。他对大小凉山周遭物像景观、风俗仪轨、宗教信仰、祖先和神灵，以及土地、群山、森林、湖泊、狩猎、荞麦等地方风物的“回望和追溯”，也就未曾跌入恋物癖式的族群认同或哀歌式的幽怨抒情中，而是成为多元文化交往融合书写的典范；那些“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宗教信仰……具有人类意识的”创作，因扎根于绵延数千年的古老彝文化传统的“精神疆域”，也就未曾沦为虚张声势、浮泛随意的话语空转，而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典，他因此被誉为“一个站在世界时间上的民族诗人”。在吉狄马加的理解中，和平与战争、幸福与灾难、发展与破坏、机遇与危机始终相伴而行，重塑着不同的经济体系、价值体系、族际关系、地缘政治关系等，冲突不断，矛盾迭起，诗歌应为不同文明对话和沟通开辟渠道，为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心灵交流的平台，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坚实的依靠——上述愿景是他“从未有过改变”的“初衷”——“那就是我想通过诗既能表达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同时又能发出一个民族集体的声音，更重要是我希望这一切都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在诗的世界、在诗的时空隧道，不论各民族文化传统、文明形态间有着怎样的差异，不同民族的人们仍可以在其中维系某些共通/共享的价值与情感、观念与德行、人性与伦理。诗不是记录时代，而是时代的表达；不是再现世界，而是世界的表征。他的《脸庞——致米斯特拉尔》《真相——致胡安·赫尔曼》等，将共情与沟通作为人类理解的基础；他的《古老的土地》《吉卜赛人》《玫瑰祖母》等，将人类共同命运作为生命个体处理所有事务的准则；他的《回望二十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在绝望和希望之间——献给以色列诗人耶夫达·阿米亥》等，以个体命运切入人类历史的洞察和领悟……对吉狄马加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他理解“人民”的立场和视野、观念和方法，更是他的信仰和执念，追索和愿景。这时的吉狄马加，因出色完成了“用诗歌承担起他的民族和民族精神与外部现实世界交流的使命”，而成为“从一个民族性诗人过渡到国际性诗人的成功范例”。
结语
中国各民族诗人扎根诗神与圣灵联袂、信仰与世俗同在、灵魂与日常结合的边远之地，在偏于一隅却是诗歌本源处吮吸那些未曾被现代化或文化同质化完全规约的故事与经验、思维与观念、资源与方法论等，在处理传统资源与现代诗艺、民族故事与中国经验、共同体意识与全球化视野等关系时形构着标出性意义的“地方路径”，并展开批判性对话，“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将会毫无愧色地进入‘中国文学史’，并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彰显“中国故事”“中国经验”讲述的多民族魅力，展示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深刻内涵。深而论之：多民族诗歌与中华民族血脉相通、与人民守望相助、与祖国风雨同行。在塑造“有形有感有效”的中华民族公共文化符号、构建“两个共同体”等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语境中，发掘其在维系边疆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构筑多民族国家形象等方面的经验及诗学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遗产，正如学者所论：“中国境内这些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当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繁荣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资源……在世界上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频仍的今天，中国文化道路的反思和总结，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吉狄马加基于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在“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中完成了他的多重身份的辩证统一，即“从彝族文化的‘根’出发，让全世界听到了彝人的声音，标志着民族诗歌获得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如今文化趋同的时风中独树一帜，打开了百年新诗再度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为后来者如何完成民族身份和汉语诗歌的理想融通,最终实现民族性、人类性和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结合，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进而形构了其难以被规约却与世界对话的地方性诗学经验/理念。提炼、赓续和借鉴他的上述经验/理念，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思考/借鉴的镜像。
本文是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边地书写与中国话语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AZW024）阶段性成果。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详见原刊。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
作者：李长中，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4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CSSCI论文近60篇；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主持人，省级教学团队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