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彝族；毕摩教；社会管理
一、毕摩教是彝族民间宗教
毕摩文化是彝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彝族祭司毕摩具有多重身份，从宗教职能来看他是祭司，是彝族原始宗教祭仪的主持者，是沟通“神圣”与“世俗”的中介。毕摩来源于古代彝族“君、臣、师”的政权结构，在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国中，毕摩身兼君王祭司和君国史官之职，专司国家的祭祀和礼仪制度。这种政权在元代后基本覆灭，加之受外来文化势力的影响，毕摩流散于民间，变成普通人，在乡土村落内发挥着作用。概而言之，毕摩不仅是宗教祭仪中的祭司，其还通晓彝文，是古代彝族的知识分子，又是彝族古代典籍文献的保管者和传承者。
概括而言，毕摩的职能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但是信仰职能是最主要的：
1、主持祭祀：在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彝族毕摩文化发展史中，毕摩主持的祭祀是其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祭祀主要有图腾祭祀、神灵祭祀、圣物祭祀等。
2、避祸驱灾：祖灵崇拜和鬼神信仰在彝族民间盛行直接催生了彝族毕摩除灾祛病的职能。历史以来，彝族民间若是遇到时运不顺、疾病缠身、亲人去世、牲畜死亡等，通常都会请毕摩来家里做法式、驱鬼神、拜组灵，以通过此种法式来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对生命的敬畏感。
3、行医职能：在古代彝族社会是没有专门医生从事救死扶伤工作的，毕摩不仅仅是拥有主持祭祀和驱灾避祸的职能，同时也具有治疗疾病，救死扶伤的职能由于彝族通常把疾病归咎于祖先神灵不保佑或者鬼神作怪等因素，导致了毕摩在从事行医职能的时候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巫术色彩，行医道具也往往和祭祀道具合为一体，给彝族医学披上了浓厚的巫术色彩。
4、主持盟誓：历史上，彝族民间盛行家支，宗族之间盟誓，通常盟誓都是由毕摩主持的。古代彝族生活中盟誓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盟誓，另一种是人与祖先神灵之间的盟誓。众所周知，当年红军长征过彝区时，刘伯承司令和彝族首领古基小叶丹歃血为盟，喝鸡血酒，结拜为兄弟，然后彝族人民护送红军过彝区，畅通无阻，并成立了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其中主持结盟仪式的就是彝族毕摩。
5、传播知识：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眼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们将宗教看成一种观念形式，一种意识形态，从宗教的社会作用来揭示和反映宗教的社会本质。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经典作家们所言的宗教指的是基督教，特别是德国的基督教。他们“对于其他宗教，包括世界性的或地区性的，或是知之甚少，语焉不详，或是根本不知，前者如佛教，后者如萨满教等等。”[1]他们较多的考察了宗教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宗教的积极一面。民间信仰在现代一般而言都是非政治化的，因为民间信仰是地域性和乡土性的，没有统一和系统的教义、仪程、经典，祭司之间也很少有联系，没有固定的宗教场所，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组织。解放后，我国废除了历朝历代封建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和大汉族主义，建立了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型民族关系。这种关系落实和体现在实际中，首先就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集宗教性、民俗性和文化性为一体的民族民间信仰，必须认识到它们也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分散性，没有形成制度性宗教，在现有的宗教文化管理中，没有它们的位置，因而被有关部门忽略甚至歧视，这样形成了民族之间在文化权利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当然，这是普遍的看法，是从文化和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的。
美籍华裔学者杨庆堃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属于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在分散性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种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他认为：在中国，形式上有组织的宗教不够强大，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功能价值或宗教结构体系的缺乏[2]。杨氏揭示出中国宗教无处不在的事实，其概念解决了在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特别是小传统文化时遇到的一个学理上的困境。目前，分散性宗教的概念也在中国得到普及和广泛认同，“毕摩文化”的本质是分散性宗教，“毕摩教”是彝族民间宗教，这种认识无疑为毕摩教的学术研究和社会管理提供了一种基础。
二、当前毕摩教的现状
当前，随着广大彝区剧烈的现代化变迁，毕摩教本身及其生存空间都发生了巨大变迁，毕摩教面临濒危。毕摩教的祭司——毕摩数量日渐减少，后继无人，为数不多的现有毕摩的宗教知识和水平大大降低。彝区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和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彝族传统文化全面衰落。总体而言，多数地方各级政府并没有强有力地抢救和保护毕摩教，多数彝区是任之流失和消亡，有的彝区则通过彝学会、政府相关文化部门进行了勉强抢救，但多数无济于事，不能改变毕摩教濒临消亡的事实。随着彝区传统民间宗教的消失，部分彝族乡土社会出现了信仰真空和信仰缺失的局面，这是一个严重和潜在的危机。
（一）毕摩传承的困境
如今毕摩的职能已经退化，但在一些偏远地区还保存得相对比较完善，在城镇现代化进程中，毕摩面临着全面挑战，传统仪式的举行地点的选择、毕摩文化的受众群体普及、毕摩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等等问题都是目前毕摩文化发展面临的大问题。不光城镇如此，农村也有毕摩文化的退却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从事毕摩这个事业已经不能为毕摩自己和家庭带来更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放弃毕摩，去大城市打工；还是继续坚守，迷茫困扰着他们。
笔者于2013年暑假通过去元阳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出毕摩的角色正在悄悄改变：
第一、毕摩文化保存的越来越少，而且消失的速度非常快。毕摩教保留下来的毕摩文化越来越稀缺和珍贵，毕摩正在从宗教司仪的角色慢慢转变为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者的角色，元阳的杨毕摩已经成为元阳彝学会研究彝学必须拜访的彝族毕摩之一；
第二、彝族毕摩传承是师徒式、非制度化的精英教育，传承人和传承方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历史的进程中，毕摩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毕摩人才，使毕摩在彝族社会中得以长期存在和延续，曾经的建水毕摩会考盛极一时，为滇南彝族毕摩文化的传播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如今毕摩文化的传承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彝族毕摩传承基本都是靠口口相传和嫡系传承，其毕摩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传承方式，这与其毕摩文化传播语境、口传与书写的有机结合方式、口头"声教"的传统息息相关。而目前彝族青年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毕摩文化传统教育中，青年彝族男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逐渐吸取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信任感，甚至感觉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落后和愚昧，都不愿意再贴上民族文化的标签，更何况要求其学习和传承彝族毕摩文化了。
第三、外来宗教文化的冲击使得彝族毕摩教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随着现代化的继续，在彝族聚居区，彝族人民的信仰在本民族毕摩文化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传承的情况下，外来宗教就会趁势而入，吸纳彝族人民信仰外来宗教，其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本民族文化的消亡。如曲靖地区很多彝族村寨都有基督教存在，彝族民间的信仰文化在外来宗教雄厚的资金援助和系统专业的宗教教条影响下，彝族人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祖灵崇拜，家里摆放的是耶稣和红红的大十字架，祖先牌位，万物有灵的敬畏感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在彝族村寨存在这样的外来宗教不得不说是彝族人民失去了本民族的信仰，失去了祖先和精神的皈依。
（二）彝族毕摩古典文献整理的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彝族毕摩文献进行了抢救整理和保护等工作，各省各地州都纷纷成立彝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而且召开了学术研讨会，还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了彝文文献专业，对于彝族毕摩古典文献的整理可以说是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但是由于毕摩文献大都流存在民间，云贵川彝族文字的不一致，导致各省彝族专家学者在整理和交流彝族毕摩文化的时候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交流沟通受阻是彝族文化的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而也很难保证民间“口口相传”的经典文化的完整性收集与整理，这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民族院校中，彝文文献专业已经停止招生很多年了，彝族古典文献整理面临着人才断代的危险。
三、毕摩教与彝区宗教生态
2005年8月，在一次国家级的学术论坛上，时任云南省宗教局副局长的王爱国作了《多元文化中和谐共处的云南宗教——兼谈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主题发言，首次从云南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概括提出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3]。如今，宗教生态平衡的理论观点已为许多研究者和政府部门广泛接受。所谓“宗教生态”，指的是社会中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彼此和谐共存、互相制约、互为补充、互惠互利的一种稳定有序的存在状况。宗教生态的平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们各行其道，各得其所，满足了社会中不同人群的需要。
传统信仰，历经历史的长久发展和调适，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和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已经成为了地方性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构建出了宗教、民族、文化、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和秩序，这被历史的发展所验证了的。换言之，本土宗教信仰对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有一种天然的“抗体”。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复兴，重新整合了社会，增强了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凝聚了人心，推动了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另外一方面，传统信仰的复兴维护了宗教生态平衡，有利于压缩新兴宗教和外来宗教的生存空间，为维护地方宗教信仰的稳定和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里，笔者所言的新兴宗教和外来宗教是指未经长久的历史发展和非源自中华文化的那些宗教及信仰。这些新兴宗教和外来宗教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愤世嫉俗”、“叛经离道”的，甚至不乏各种反人类、反社会和反科学的“邪教”。所谓邪教，“指的是新兴宗教中那些导致信众或无辜群众蒙受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违反法律和灭绝人性的事件的极为个别的教团。”[4]如臭名昭著的法轮功、门徒会就属于邪教。门徒会曾经渗透入部分彝区，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之时，凉山彝族地区曾经有一个秘密宗教组织“门徒会”流传。当时，门徒会在彝族地区发展“门徒”，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要信徒赶紧消费，不必要工作和劳动[5]。
这些新兴宗教和外来宗教利用一切现代的传播媒介，趁着传统文化式微、宗教信仰生态失衡的机会，极力渗透基层农村，冲击和瓦解民众中的传统信仰，削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极力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基础。在民族地区，它们甚至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暗中传播和煽动分裂和仇恨意识。这样，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些新兴宗教和外来宗教试图挑战和重建地方信仰秩序，给社会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四、承认和尊重民间宗教，对其进行依法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
在过去30多年中，民间信仰是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和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各地方采用不同的策略方式，才使民间信仰得以恢复并获得某些有限的发展空间。不容否认的是，民间信仰仍然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处境。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华北农村时则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试图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并且认为民间信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渠道。在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国家和政府不能“缺席”，需“在场”，国家的在场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6]国家需从法律层面承认和尊重彝族毕摩教，给予其如同制度性宗教的合法权利，并从民族平等、国家安全、宗教生态平衡的战略角度出发，在彝区大力扶持、规范和管理彝族毕摩教的传承和发展。
一方面，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可以沟通和加强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关系，加强民众与政府的联系，普及和宣传政府的理念，正确引导群众的信仰。另外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看，它可以监督和掌控宗教信仰这一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保持政治事务管理的主动优势。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如何管理和引导宗教和谐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任毕摩教消亡，彝区就会出现信仰真空或信仰缺失的情况，给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予可乘之机，如果很多彝族转而信奉这些非传统宗教，那么就会被外来势力和敌对势力利用来做不可告人的事情，到时候，情况和局势会变得很难收拾。因此，在国内外形势波诡云谲之时，利用和扶持传统的民间宗教，扶持和引导其良性传承和发展，让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立在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在民族地区筑起一道信仰的万里长城。这无疑是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战略意义的事情。
对彝族毕摩教的国家扶持和社会管理历史上曾经有过，在明清时期，滇南临安府（府治所在今红河州建水县）曾经在辖区内对彝族毕摩教进行政府统一管理，主要的措施是：实行毕摩定期会考制度，毕摩必须掌握大量的古彝文及其彝文经籍，并深谙彝风彝俗。考试合格者，临安府颁发毕摩资格证书、法衣法帽、念经铜铃等，并准许其在家乡进行宗教文化活动。对彝族毕摩教实行国家统一和规范管理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滇南彝民的传统文化深厚而持久，滇南彝族纳楼土司的势力雄厚、地界宽阔，在清末中法战争过程中，纳楼土司带领属下各族人民与法国侵略者英勇战斗，赢得了一些胜利，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近代以来，彝族人民为祖国边疆的稳定、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这一切与明清时期彝族毕摩会考制度有一定的联系。这也为当下对毕摩教进行社会管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先例。
当前，我国民间事务管理存在法律定位不明、运动式执法、管理体制不畅等问题，应当理顺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的法治化。民间信仰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间信仰，需要坚持依法管理，按照社会管理方式，建立健全民间信仰社会化管理体制机制，整合重塑民间信仰。[7]在当前彝区的新农村建设中，如果毕摩教能吐故纳新，扬弃性的传承和创新，定能发挥文化正能量，彝族乡村社会也会重构自己的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伦理和精神世界。所以，承认和尊重民间宗教，对其进行依法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当然，对民间信仰管理的公共政策也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现代化、市场化条件下对毕摩教进行法治化管理和社会化管理的具体内容，限于学力疏浅，本文只能提出一种思路，具体实施路径和办法还需广泛研讨。
1、 让“毕摩教”重塑现代彝族文化。
现代化必须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云贵川彝区，关注毕摩教的文化权威，重新整理彝族毕摩文化中伦理价值观念，保存彝族传统的信仰文化，在充分整理各地彝族毕摩文化的基础上开展交流活动，以毕摩教为统领，进行理论构架，系统规范彝族毕摩文化，并把它具象化为经书等文字性的东西以及具象化为通俗易懂的百姓口头语言，以便于记忆和传播。在整理过程中注意摒弃那些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落后的东西，可以适当创新出与今天彝族人民息息相关的一些伦理道德价值观，使之成为彝族人民的行为准则。
2、让分散性的“毕摩教”有所“集中”。
历史上，毕摩教的“分散性”比较突出。现在，在彝族聚居区，需要让毕摩教的祭司毕摩、活动空间、仪式程序、传承制度、收费价格等固定和规范下来，达到一定的“集中”，一定程度的集中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和规范。有条件的城镇，应该设置彝族毕摩教活动的专门场所或房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毕摩文化也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分享和共享，对其的形式和内涵进行主导性改造，让其变成区域性的民间信仰，让区域内的所有人共享这一信仰文化遗产。在彝族村落内，有条件的还需为彝族毕摩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使毕摩在农村社会的地位有所提高，使其成为乡村自治里面的权威人物，有利于规范乡村社会的秩序。
3、加大投入，开发各地彝族毕摩教旅游景点，展示彝族毕摩教的神秘色彩和文化
引导毕摩教开展宗教旅游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使其为当地人民群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应该成为当代彝族毕摩教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宗教的本质在于借助超人间的力量，为人类寻求心理慰藉，给人类以终极关怀。因此，不必对彝族毕摩教怀有疑虑和恐惧心理，应该追求人人平等、宽大为怀、因果报应、救世济民、关爱自然等共性价值追求，使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借助高等教育机制的人才优势，培养毕摩文化的传承人
通过学校教育对彝族学生进行毕摩文化的教育和培训，使其对毕摩教有系统的认识和研究，为彝族毕摩教的发展储备后背力量，当然，大学学生对于毕摩教的学习可能会更学院派一些，对于经典古籍的整理会有更专业的技术和理论水平，这就是需要我们专家学者做好榜样和带头作用。
五、结语
工业现代化和信息产业高度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毕摩文化正在经受着现代化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对接中，作为毕摩文化的传承者，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来研究和探索出一条传承毕摩教的有效路径。解放后，彝族的毕摩文化经历了从“封建迷信”到“文化资源”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过程主要是从文化本身及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发生的，缺乏“管理者”的视角。当前，随着彝区内外环境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毕摩文化”，需要重新认识其价值和功能。政府应发挥社会管理和宗教管理的主导地位，不能无所作为地让毕摩教消亡，需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承认“毕摩教”，给予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发展的合理性，从国家安全和宗教和谐的战略层面，将彝族毕摩教纳入政府宗教管理范畴，地方各级政府需积极主动地介入和扶持毕摩教的传承和发展事业，以达到在西南各彝区维护宗教生态平衡，抵御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的目标，促进西南彝区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这可以成为国家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德邻 等：宗教：一种文化现象[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
[2]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5
[3]参见云南日报社主办的《民族时报》2010年4月20日A3版
[4]孙尚扬：宗教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0
[5]见巫达硕士论文《語言、宗教與文化認同——中國四川涼山兩個彝族村子的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7月，第61页
[6]高丙中 于惠芳：《国家在场的社会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陈振华：《浅议民间信仰活动的引导和管理》，中国宗教，2013年11期
作者简介：何所永，男，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红河学院国际彝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载：红河州彝学会编《红河彝学研究文集三》，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