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学人类学；民族医学；毕摩；口传医经；彝族文化
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而言的。现代医学从生物医学科学角度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将疾病归于人体机器的故障及人机体的病理改变、生理功能损失等，认为疾病是“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有机病原体引起的健康威胁。民族医学的研究更倾向于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关注社会文化模式下的健康、疾病、痛苦、医药与医治，以及民间疗法、仪式治疗、病患文化信仰等医疗与文化间的关联、健康知识文化、医学实践状态、就医选择和治疗方式的社会文化现象及结构意义。民族医学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并与西方生物医学不同甚至对立，属于“原始医学”“医学知识的早期阶段”及“信仰范畴和前科学状态的医学体系”[1]。彝族医药是一种民族医学。在与疾病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彝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创造了自成体系的预防疾病、防卫生命、维护健康、养生防疫和医疗经验的知识。彝族传统医药主要由地方性知识的集大成者毕摩掌握。毕摩是灵魂医者与健康医师，用文字和口头记录了彝族医药及其文化意义。毕摩既用文字记载医药，又以语言讲述防疫思想、疾病知识、诊病方法、治病经验等医学体系和医药文化。毕摩口传医药经文（即口传医经）呈现为民族医学的自然（医药）属性和文化（信仰）属性。
1 “医药”视角下的彝族口传医经
民族医学，针对现代生物医学之外的传统医学而言，主要有医药（学）和文化（信仰）视角下的两种研究范式。“医药”视角下的民族医学研究整理民族医学典籍、民间药方、偏方，开展民族医学的民族志书写，关注民族医学疗效、功效和民族医学体系，进行民族医学或药学学术研究等。
彝族口传医经的民族医学特性主要体现在其植物学和药物学中的生物性，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自然土和水等药物。彝族动植物药翔实记载于彝族医药文献，广泛散藏于彝族毕摩书面经书和口传经文。彝族毕摩口传医经《制药服药》，子女采用各种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药物及扎针等方式为患病老者进行药物治疗和物理医治。其中植物药（树药、草药）和动物药（兽胆、畜胆）等都是彝族常用药，对彝族医药研究及彝族医疗实践的价值与作用巨大。彝族人善用动植物药，这与彝族多居于动植物药资源极其丰富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交通闭塞、人迹罕至的高山彝区，保持了生物界的自然平衡，保留了较多的动植物种类，形成了彝族人民世代相传的动植物药。历史上，彝族多数支系都居住在各种草木无所不长的高山深谷，与各种植物和谐相处，从而产生了对植物药的认知、采集和药用等系统知识。“山南野坝子、维兹（一种生在山崖上可入药的草）、锥栗树、槲栎树、蒿子秆、阿赤哩（一种生在水边可入药的草）、乐本（一种生在山崖上可入药的草）、黄木根、樟木皮、水冬瓜、松树根、杜鹃树、噜颇兹（一种灌木）、寄生草”[2]等，均属于彝族传统常用植物药。彝族植物药种类多样。目前，云南省楚雄州已整理出102种彝族植物药，云南省峨山县已整理出23种彝族植物药，四川省凉山州已整理出150种彝族植物药[3]。凉山彝族毕摩经书和口传经文中常用植物药有紫乌头（都拉）、曼陀罗(布呷子)、两头毛(瓦布友)、接骨木(斯赤尼)、重楼(麻补)、菊三七(拉莫格尔)、木姜子(木库)、凉山乌头(哈都)、黄连(瓦都)、花椒(则麻)、冬葵(阿依)、五加(曲洛)、夏枯草(补洛色)、羊耳菊(俄巴沙补)、马兰(则拉)、苍耳(尼布什)、菖蒲(木吉)、岩生南星(布什都扎)、灯心草(蒲日)、瓦韦(洛玛古呷)等22味。这些植物药各有疗效，如紫乌头（都拉）治外伤出血、风湿、肝病等，曼陀罗（布呷子）治泄痢、喘咳、恶疮等，两头毛（瓦布友）治肝病、牙痛、疽肿等[4]。
彝族动物药的应用源于彝族先民的狩猎活动，彝族人与野生动物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动物知识，对彝族动物药的形成和发展不无影响。彝族毕摩口传医经《制药服药》中“野兽胆（大象胆、野猪胆），飞禽胆（鸟胆）和家畜胆（猪胆、鸡胆、羊胆）”等，均为彝族传统常用动物药。彝族动物药专著《彝医动物药》收载凉山彝族历史上和民间使用的传统动物药材224种，其中含药用动物133种。《双柏彝医书》收载了动物药92种，占全书药物的1/3。毕摩经书和口传经文中收录的常用动物药有麝香(勒舍)、水獭肝(硕色)、蟾蜍(俄巴洛格)、燕窝(日石布尔伍)、熊油(窝此)、蜂蜜(井依)、羊血(痴斯)、九香虫(补斯斯)、野猫肉(窝尼舍)、熊胆(窝基)、鸡胆(瓦基)11味。如麝香(勒舍)，主治蛇虫伤、喉咙痛、瘰疬、目疾、泄痢等疾病；水獭肝(硕色)，主治肝、肺、胃等疾病；熊油(窝此)，主治腹痛、胃胀、戳伤、乳痛等疾病。动物胆的用药现象在众多彝族动物药类型中极其普遍广泛。如用野鸡胆治跌打损伤，杉木鱼胆治心痛，岩羊胆治风湿心痛和淋巴结肿痛，黄鼠狼胆治风疹水痘，麂胆治麻风等。彝族毕摩口传《献药经》，还提到“雷石头疼药，冰雪灼伤药，黄刺风热药，连翘惊悸药，水獭肺肿药，松脂毒疮药，竹花补血药，兰草接筋药”[5]等动植物药，即雷石头、冰雪、黄刺、连翘、水獭肺、松脂、竹花、兰草等均被彝族用作传统动植物药进行治病疗伤。
2 文化视角下的彝族口传医经
文化（信仰）视角下的民族医学研究把民族医学放在人类社会文化整体语境进行考查，将各族群的健康、疾病观，治疗实践纳入民间信仰或宗教的范畴“作为民间信仰的病患表达”[6]。彝族本土智者、灵魂医师兼民间医者的毕摩，既用文字记载了传统药物资源、医药知识，又以口传记述了独特的防疫思想、疾病知识、诊病方法、治病经验等医学实践和医药文化。不死药是彝族毕摩口传医经的一大叙事特征。毕摩常把以不死药或永生药为主题的经文吟诵于丧葬礼仪，让逝者亲属从悲痛绝望中找到宣泄，以达到神话艺术和社会文化治疗作用。信仰文化视角下的彝族口传医经均记载了彝族医药知识的传说和故事。《接祖灵》中永生药物及其药方弄丢后，世上再也没有永生药，使万物包括人都开始有死亡，还涉及找药寻药等内容。《安灵》中永生药和药方被偷走，世间万物皆出现死亡，逝者逝世，子女为使亡者死得有名有誉，找药挖药，酿酒备粮，祭祀并祈求祖灵保佑。《找药经》中人间药王祖师毕格博摩全知药物、药方，能使病者愈、死者活，并手握永生的药物、药方，能使万物永生不死。独儿不听劝，使永生药物、药方丢失，独子死亡[7]。《找药》中孝子为生病父亲找药治病，经艰难曲折，找到不死药，但父亲已病逝。孝子将不死药扔进火里焚烧，世间再无不死药[8]。
永生药或不死药是信仰文化视角下的彝族口传医经的叙事特征。毕摩将不死药或永生药吟诵于人生最后一个通过仪式——葬礼，以信仰文化和神话叙事建构一个因不死药的存在生命可以死而复生的永生时代，从而让因逝去亲人而处于绝望和悲恸中的亲属在能使死者起死回生的永生药叙事中得到慰藉和疗愈。疾病与死亡是人生的最大难题，医者可以医病，但无法医死。在面临最大的悲剧、痛苦和恐惧的死亡时，人们以不死、重生和永生的神话故事，表达对生命逝去的不甘、眷恋和超越。
不死药已丢失，永生时代已过去，死亡乃无可避免之事。世间万物凡有生命者皆会有死亡，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都会死，人类社会中的和尚、尼姑、皇帝、贵族及各民族都会死。死亡是任何医治都无济于事的自然现象，逝世是生命如花叶般凋落。《寻医找药》中子女到村外各地寻找不死药，寻药无果，母亲去世；还有为逝者寻找良医良药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因为阴官阴兵已将他带走，世间已没人能救治他[9]。《寻药》中老人挨到七轮八十五岁、儿孙遍地，历尽甘苦，病入膏肓，阎王已至、寿满而逝[10]。《药祭》中老人的子女为老人进行火灸治疗，儿子为老人寻医问药，找到医生后根据医生建议上山采药，并熬制所采之药医治老人，但老人最终不治而亡[11]。经文在信仰文化模式下抒写了彝族人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逝者死亡的原因，要么是阎王已至、寿满而逝，要么是病入膏肓、无法康复，即使孝子到处寻医问药，也无法改变逝者去世的命运。因为阴兵已将他（灵魂）带走，世间已无人能医治他。
彝族毕摩口传医药经文用相似律形式叙事了医学文化的巫术信仰现象。《世间找人烟》中麻风病患者通过吃母蛇肉痊愈并发现公蛇将母蛇骨架复活为母蛇，从而获得不死药，成为掌握不死药的药王。药王用不死药，从地上行医到天上，将病的治愈、死的治活。药王外出治病，独儿病死后骨头已被烧一半而无法医活。药王把不死药投入火中烧毁，不死药由此消失于世，世间万物从此无法避免死亡[12]。在彝族传统社会中，人们惧怕麻风病，认为麻风病是不治之症。若有人患麻风病，其家人和家族都被认为是麻风病鬼缠绕者而被唾弃，并拒绝与其通婚和交往。麻风病人生前须请毕摩为其行“医巫”兼治的仪式，死后还为其举行特殊的治疗和超度仪式。无法医治的麻风病患者会被其家族杀牛招待后用牛皮裹住活埋，以此杜绝麻风病的再现。彝族人认为麻风病由雷神、娃神、蛇神等所致。经文中麻风病人食用蛇（致人患麻风病者之一）治愈麻风病的神话叙事，无疑具有以毒攻毒的疗法作用。同时，彝族人通过蛇可以蜕皮和冬眠的特性，想象出蛇具有死而复生、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神奇功能。在此相似律巫术作用下，毕摩创造了永生药或不死药来自蛇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彝族先民惧怕蛇、敬畏蛇图腾的古老意识。
《解思除邪》中老皇帝养了一只凤凰并让八哥精心服侍凤凰，八哥以凤凰奉为母亲伺候。母亲年老体弱、身患重病，八哥到处为母寻找不死药。因途中耽误时辰，母亲无法吃到不死药而去世。伤心欲绝、思母过重的八哥在母坟上乱啄，并啄到母亲的肝胆，腐烂的肝胆让八哥感到恶心使其不再思念母亲。彝族人有吃动物肝脏以解对逝者思念的习俗。人们通过相似律作用，将动物肝脏想象为逝者的肝脏，以解除思念之痛。这与彝族人习惯把动物肝当作常用药不无关系，如水獭肝是彝族民间常用药。“彝族民间药用水獭肝极为普遍，其功效广泛流传，主治肝、肺、胃三部疾病，以及刀枪伤、外伤流血、疮疡溃烂、伤疤作痛、淤血积滞等外伤病；能止血、化瘀、通经络、止痛、解虫毒、消肿，又可止咳、补肝、补肺、补肠胃，作用甚多”。反映了一种以动物肝胆作为解思药物的医药文化。
3 结语
民间信仰视角下的民族医学，展现了仪式治疗所有具有的心灵安慰的治疗功能和消除社会紧张关系的社会功能。信仰文化视角下的彝族医学关注病患的宗教仪式性治疗和文化信仰医治，有别于生物医学，是具有自己独特医疗逻辑、信仰体系和文化结构的民族医学。从信仰文化角度解释疾病起源、采取和制定相应措施，把健康疾病的问题不但归于个人生理痛苦，还归于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宗教、仪式及跨文化经验处理和应对病患身体的、精神的、社会文化的医疗困扰和健康问题。
人们对疾病和健康的认知是由其文化建构的，各个族群文化对病征的诠释形式各异。依据人类学主张，病征的起因主要有自然性、个人性和情绪性3种基本理论。自然性的疾病理论，如西方医疗和生物医疗，将病征连接到可以运用科学证明的病原，把疾病归因于有机体（如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意外事件与放射性物质等。个人性的疾病理论将疾病的产生归因于“施为者”（通常是有害的），如法师、巫师、鬼魂或祖灵。情绪的经验导致病症，如拉丁美洲人可能发生苏思脱症，或称失魂，这是一种由焦虑或惊吓所导致的病征，其症状包括嗜睡、表情呆滞、精神涣散[13]。彝族毕摩口传医药经中病征起因也可归于这3种理论。关于彝医病征起因的自然性，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命实践和与疾病斗争过程中，积累了自己丰富的药物知识、独特的医学经验和诊疗方式。彝族医药及其相关知识历来都以毕摩书写和口传相兼的方式世代流传。
毕摩口传医经中珍藏的医药知识、药物资源、防疫知识及独特的诊病和治病方法，反映了彝族各个历史时期和各地彝区的医药卫生发展状况。彝族口传医药经，是彝族人的传统医药医学文献，也是我国民族医药的贡献和传统医药的宝库，其中蕴含着丰富珍贵的民族医学价值。旧时，彝族人大都居住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人们对疾病和死亡认识同鬼魂信仰联系起来，认为生病是灵魂的暂时丢失和病鬼的侵入，死亡是灵魂被阴兵和祖灵带往阴间而永久丧失。祭司兼医师的彝族毕摩担负着禳灾和治病的职责，承担着“神药两解”的宗教和医疗职责。毕摩吸收古代民间治病经验，将彝医实践的医疗、病名、方药等进行整理及撰文，并通过医书和法事的方式代代流传。同时，毕摩以信仰文化的方式，将疾病归于法师、巫师、鬼魂或祖灵。认为法师或巫师的诅咒、鬼魂或祖灵的缠绕都可致人失魂落魄、焦虑不安、嗜睡失眠、表情呆滞、精神涣散，甚而重病或死亡。
古老的彝族医学以医药的和信仰（文化）的形式，促进彝族人的健康发展，增强彝族医学的疾病认知、医疗实践及其文化意涵研究价值。解析彝族口传医经的医药属性，探索彝族口传医经的医药与文化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对研究彝族医药及民族医学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信仰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年28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