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其民族精神、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等有密切关系，更与儒学的影响、彝族对儒学的自觉选择有密切联系。儒学在彝族中的传播、影响历史久远，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文化的关系具有阶段性演进的特点。彝族哲学思想一方面是彝族先民基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结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的结晶，因而深深烙下了彝族鲜明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在彝族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交融激荡，彝族对儒学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及民族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输入交融，提升了彝族哲学文化思想的理论水平。彝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成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充分体现了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彝族先民通过吸取儒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自我创新的开放品格。
关键词：儒学；彝族；哲学思想；互动交融
彝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独特、相对成熟的哲学思想，它们是彝族社会长期生活与生产实践智慧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也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 彝族哲学思想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关于宇宙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宇宙发生论、人类起源论和天命论、血统论的社会观[1]等内容。 这些哲学思想具有质朴的唯物主义思想色彩、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强调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充分肯定劳动在创造万物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显著特点。 彝族哲学思想的载体繁复，表达形式灵活多样，不仅体现在以《西南彝志》《玛姆特伊》《查姆》《尼书夺节》《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物始记略》等为代表的彝族史诗里；还集中贯穿于《彝族诗文论》《宇宙人文论》《宇宙源流》《土鲁窦吉》(宇宙生化)等具有很高思想史价值的文献典籍之中。 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其民族精神、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等有密切关系，更与儒学在彝族中的传播影响、彝族对儒学的自觉选择有着密切联系。
儒学在彝族中的传播、影响历史久远，从西汉开始，儒学便与彝族哲学思想交融激荡，彝族对儒学的文化价值认同及民族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输入交融，促进了彝族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根据现有材料进行梳理，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文化的关系具有阶段性演进的特点，呈现出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并通过具有标志性、典型性的文化思想事项表现出来。
一、两汉魏晋时期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
(一) 汉武帝对云南的经营与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
早在战国时期，在广袤的西南地区生活着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西南夷”。 他们以夜郎、滇、邛都为主要活动区域，并且形成了“椎髻”“耕田”“邑聚”和“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等具有区域性的生活方式和习俗。[2]2991生活在这里的彝族被称为夷人、僰人、滇人。 之所以称之为僰人，据许慎《说文解字》:“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 ……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所谓“顺理之性”，即是说其具有符合中原文化的“儒理”之性。[3]29郦道元《水经注》之江水注说:“东南过僰道县北，……县本僰人居之。 《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滇中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区，故彝族又有“滇僰”之称。[3]29
战国末期，滇僰便开始了与汉文化的接触、交流与逐渐融合。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将庄蹻率数千楚兵入滇，并将其纳入楚国的属地，后因道阻而留在了云南，并以其众而成为滇池地区部落联盟的酋长。 “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 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据《史记·平准书》“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2]2993说明秦始皇时期已开始由中央王朝派官吏到云南驻守。 到汉代，西南夷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与管辖。 汉武帝建元年间为了经营“西南夷”。 其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派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道路。 一条由大渡河往南，通往孙水(今安宁河)一带的“邓都”，叫做西夷道。 一条以宜宾往南通往牂牁江上游的建宁(今云南曲靖 )叫做南夷道。 《史记·平准书》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 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饿于都内。”[2]1421这里所说的“南夷”，即今曲靖以北的滇东北以及黔西北一带。 二是在云南置郡县。 汉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牁、越巂各数县配之。 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4]2846益州郡的中心在滇池周围。
随着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儒学在这一时期传入彝族先民生活的地区，并逐渐在彝族先民中产生影响。 其主要传播方式有:
第一是兴办学校，传授儒家思想，实施儒家的礼乐教化。 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珍官至荆州刺史。”[4]2845尹珍和舍人、盛览是两汉时期，夜郎(今贵州)儒学“三贤”。 公元99 年，尹珍千里跋涉，来到京师洛阳，拜汝南许慎、应奉为师，研习五经文字。公元107 年回故里，建草堂三楹，开馆教学，西南地区自此始有学校教育。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载:“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5]207又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肃宗元和(公元84 -87 年)中 ，蜀郡王追(应为“阜”)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4]2845-2847据《东观汉记》，王阜“少好经学”，十一岁时曾赴犍为学经，受韩诗。 《华阳国志》卷十说他致仕的途径是察举孝廉。 由此可知王阜在益州郡建学校，教授的就是儒家文化。 《后汉书》说王阜建立学校后，“渐迁其俗”，益州郡的风俗习性都发生了变化。 因为，据汉晋时期史书记载，滇人“人俗豪傣”[4]2846，“俗多游荡，而喜讴歌……豪帅放纵，难得制御”[4]2852，“轻为祸变”[5]199。 这种变化与儒家“礼乐教化”有直接的关联。
第二是推行察举制度。 两汉时期，学校的设立既是为了教化，同时也包含了为察举服务的目的。 如文翁在蜀郡设学后，就“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2]3625。 再比如光武帝时，任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椽史子孙，皆令诸学受业，复其徭役。 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4]2463。 自益州太守王阜设学以后，随着文教的传授和濡染，儒学在滇人地区逐渐传播开来，涌现出一些“儒雅之士”，成为察举的对象。 虽然两汉时期云南的察举情况不见于记载，但是，宋洪适《隶释》中记载了一块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 年)所立的《益州太守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据洪适《隶释》记载:《益州太守无名碑》“碑之左有功曹椽，故吏题名四十八人，皆属邑建伶、牧靡、弄栋、滇池、谷昌、俞元之人也。 仅有王、李数姓可辨，名字皆不具矣。”[6]175尽管我们已无从得知这块碑的具体内容，但依据刘小兵的分析，东汉时期益州郡实行过察举，而负责察举工作的就是益州太守。[7]至晋代，云南实行察举制则有明确的记载。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 ……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5]198晋代的宁州包括建宁、云南、兴古、永昌等南中四郡。 这里所说“四姓子弟”即是指“南中大姓”的子弟。 南夷校尉掌握大姓子弟的仕进，就是通过察举。 《华阳国志·大同志》中说得更加明白，南夷校尉除了负责南中的军事外，还要负责“举秀才贤良”。 如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 -311 年)，南夷校尉王逊就曾举建宁人(今云南曲靖)董敏为秀才[5]204。 除南夷校尉外，南中各郡太守也负有察举的职责。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干，弟为功曹，分当察举；而(俊)受都尉雷逢赂，举逢子炤孝廉，不礼猛”。[5]201可知晋代时云南曾普遍实行过察举制。 察举制肇自西汉初，武帝时察举就有了贤良、孝、廉、秀才诸科目。 武帝以后，孝、廉逐渐合为一科。 按时察举，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东汉时，随着经学繁荣，又增设明经一科，于是共有贤良方正、孝廉、茂(秀)才、班经四科。从所能见到的资料看，南中人士仕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前三科，尤其是秀才科，而没有见到由明经科仕进者。 这也说明，相比于其他地区，云南经学尚处在发展比较缓慢的程度。
受上述两方面影响，彝族先民生活的滇人地区呈现出“其民好学”的显著特色。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滇东北的朱提郡(今昭通)。 朱提郡“其居民多为夷人，时称朱提夷，是为彝族先民，而其上层则是霍、李、佣、孟等豪族。”[8]71比较能真实、直接反映朱提郡彝族先民好学及其学习成效的，是1901 年出土于云南昭通的《孟孝琚碑》。 有学者认为，“此碑为永寿二年或永寿三年(公元156 或157 年)所立的可能性比较大。”[8]71孟孝琚是其时孟氏大姓中的后代，青年早夭，此碑是家人为其所立之墓碑。 碑文称孟孝琚从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碑文中称孔子为“大圣”，并用孔子和颜回的事迹来为孟孝琚的早丧作诠释，“痛哉仁人，积德若滋。 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颜)渊，亦遭此灾。 守善不报，自古有之。 非独孝琚，遭逢百离。”该简短的碑文，体现出浓厚的儒家观念，以大圣孔子的经历、言行为典范，突出体现了碑文作者对儒学的崇信和深刻理解。 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5]225。 可见朱提郡的文化程度很高，远还在滇池益州之上。 探寻其原因，我们认为，不仅在于上述所说兴办学校、实施察举制度产生的影响，而且可能还与朱提郡地接犍为有密切关系。 据史料记载，犍为在当时已是具有很高儒学水平的地方，汉晋时期犍为人士以儒学致用者极多，并有位列三公者，如犍为武阳人张浩，善治《春秋》，汉顺帝时就官至司空。 并且连王阜这个蜀郡人都是到犍为就学的，有好几位朱提太守也是犍为人士。
(二) “南中大姓”对儒学在彝族地区传播的推动
南中大姓是指汉、晋时期(公元前1 世纪-公元4 世纪)在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广西西部)落户定居的汉人豪族。 关于“南中大姓”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其中有云:“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牂牁)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4]2845即今贵州一带的几个大姓在天下大乱时维持自治，后来归顺刘秀。 南中大姓的主要来源是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在南中地区设置郡县以来，从中原移民实边而来的汉人后裔。 南中地区土著众多，地理环境险恶，这些汉族移民不得不以血缘为纽带，聚集在一起生活，从而形成“大姓”。 到东汉后期，这些“大姓”已经成为南中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 他们拥有私人武装和地盘，与土著“夷帅”进行联姻，他们一道与本郡太守构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大姓割据南中时期，其地的西南夷各部虽隶属于郡县，但其基层仍为本民族传统的部落、氏族组织。 在思想意识方面，自有其传统观念，并用本民族文字著写“夷经”，且“议论好譬喻物”。 由于汉彝民族长期共同生活，文化思想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密切，一方面是受彝族文化的影响，“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5]119；另一方面是彝族先民对儒学的自觉学习和吸引。 “南中大姓”对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于此试从“二爨碑”来作分梳。
“二爨碑”即《爨宝子碑》《爨龙颜碑》。 两碑刻年代相近，所记叙人物是南中同宗大姓，碑文内容有一定承接关系。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安帝乙巳年(公元405 年) ，碑文400 余字，清乾隆年间出土于云南曲靖。 《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碑文904 字，此碑最早见于元李京《云南志略》中。 清道光七年(1827)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云贵总督阮元在贞元堡荒丘之上发现此碑，即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 爨氏作为南中大姓、豪族，历史较久，且是与彝、白等少数民族先民融合而成的夷化汉族豪门[8]72，其“乡望标于四姓，邈冠显于上京”，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氏称雄南中达400 余年之久，而儒家思想则成为其统一、鳌居南中的思想基础。 因此，“二爨碑”代表着东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统治集团的部分思想。
从“二爨”碑文中，可大致窥见当时的爨氏的基本情况:其一，爨氏世系久远，系颛顼、祝融之后。 《爨龙颜碑》称:“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 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 夏后之盛，敷陈五教，勋隆九土。 纯化洽于千古，仁功播于万祀。”其二，爨氏先祖为中原流播南中的汉人，至汉末，因“采邑于爨”而“氏族焉”。 其三，爨氏与内地中央封建王朝的关系。 爨氏表面对晋宋中央王朝称臣纳贡，实则坐地自立为大；而内地统治者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西南夷爨氏地方政权只能采取“遥领”。 其四，爨氏统治地区相对安定繁荣。 《爨宝子碑》碑文之“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南中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爨氏统治始于东晋时期，虽然在这一时期已是玄学盛行风炽的时期，但从“二爨碑”的整体思想倾向来看，爨氏统治的西南彝族地区，主要是深受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 这种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一是对正统儒家思想与学术的自觉传承。 据爨碑碑文记载，爨宝子与爨龙颜都曾“举秀才”，而“爨则重文”，盛赞爨宝子与爨龙颜深通儒家治国之策及儒家经典，受其影响，整个爨氏家族可谓是人才辈出。 碑文用“敷陈五教”形容爨氏祖上功德，用“回圣姿”来描绘爨宝子。 这里所提到的“五教”即仁、义、礼、智、信，“回圣”即指颜回。 又以“绸缪七经”称颂爨龙颜的学问。 “七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 碑文更用仁、德、道、行、质、操等儒家道德范畴来进行人物评价，说爨宝子“淳粹之德，戎晋归仁”。 以“贞操”“温良”“仁”“德”来称颂爨龙颜，甚至用子产来比拟爨龙颜。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爨氏家族儒学底蕴深厚，是儒家思想在爨氏家族以及南中地区的传承及其所产生影响的直接体现。二是对儒家先贤和儒家经典大量而广泛的引用。 “幽潜玄穹，携手颜张”，颜张即颜回、子张；“凤翔京邑，曾闵比踪”，曾闵即曾参、闵子骞。诸如此类将碑主与儒家先贤进行类比，这既说明碑文的作者儒学涵养十分深厚；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爨氏家族对儒家先贤的尊崇与敬仰。 不仅如此，碑文还大量引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比如《爨宝子碑》碑文“九皋唱于名响”引自《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鸿渐羽仪”引自《周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濯缨沧浪”引自《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爨龙颜碑》碑文“在家必闻”引自《论语· 颜渊》“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胜残去杀” 引自《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或跃在渊”引自《周易·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蹇蹇匪躬”引自《周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等等。 上述两方面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西南夷的深刻影响。 从中既能大致窥见西南夷地区学习与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状况及其传承脉络，又可看到彝族先民对儒家文化思想接受的态度与被陶染的深度。
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大姓和“夷”人的反蜀活动后，“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 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 后画部主吏乘马蟠盖，巡行安抚。 又画夷牵牛负酒、赉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赉以呈诣，动亦如之”。 这幅图谱所反映的内容，既包含了中原地区流行的宇宙生成论，又融合了南中地区彝族先民的思想。 诸葛亮为“夷”作的图谱上，天、地、日月之后就是作为王者的君长，天地日月是由道(太始)生成的。 但是，道(太始)是混沌，是无，而这却难以用图画来表现，所以，图谱上虽然开始是天地，但从图谱所表现的完整的序列来看，我们却不能不说在天地之前还有一个无法表现的道(太始)。 有了作为“万物之本”的天地、日月、君长以后，道(太始)进一步又生成了一个君臣配合、等级有差，有条不紊的社会。 在诸葛亮的图谱中，很直观地表现为城府、人民、牲畜、官吏以及“夷”人牵牛负酒，赉金宝诣官吏的图象。 不过，在这样一个整饬有序的宇宙体系中，有一个环节在中原地区宇宙生成论中是找不到的，那就是神生“夷”。 可以设想，这一环节与南中地区流行的“夷”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彝族史诗与典籍中，无论是《阿细的先基》，还是《宇宙人文论》，都有关于神造彝族先祖的内容。 这就是说，中原汉文化的宇宙生成论传到南中后，与南中“夷”文化中普遍流行的龙始祖起源说相融合，[7]从而形成了“南中”地区具有自身特点的宇宙生成论。
二、隋唐宋时期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
(一) 南诏时期儒学在彝族思想文化中的传播
自汉武帝开发云南以来，彝族先民生活的地区得到了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北周宁州总管梁睿曾两次上疏说:“南宁州，汉世牂牁之地，近代以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 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牛。”[9]1126“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9]1127公元7 -8 世纪，在彝族先民生活的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地方政权，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738 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哈尼、拉祜、傈僳、普米、土家等族在内的“南诏”政权。南诏继爨氏而起，其王室蒙氏为乌蛮，其显贵者、大臣多位白蛮。 乌蛮的主体为彝族先民，白蛮的主体是白族先民。 因此，南诏文化是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文化。[8]76
南诏从建诏之初就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历代南诏王都积极学习汉文化，唐王朝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屡次将《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赐给南诏。 据史志称南诏王异牟寻“颇知书”[10]7489，唐天宝间的儒官郑回，流寓南诏后，被其礼聘为师，任清平官，并积极派遣大批贵族子弟赴成都、长安学习儒家典籍，儒学因而在西南彝族地区广泛传播。 《旧唐书·南诏传》云:“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 命教凤迦异。 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又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新唐书·南诏传》也说:“郑回者，唐官也，……阁罗凤重其淳儒，……俾教子弟。”[3]35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 年)，牛丛在《报南诏坦绰书中》说:唐德宗“悯其倾城向化，率属来王，遂总诸蛮，令归君长，乃名诏国，永顺唐仪。 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11]8713在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 年)完成的《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抄录了南诏王舜化贞于中兴二年发布的一份敕令:“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 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端。 然而，朕以童幼，未博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 誓欲加以供养，图像流行，今世身后，除灾至福。 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奏。”[8]79足见此时彝族地区儒学昌隆的境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南诏时期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其方式主要有:
第一，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养成了读儒家之书的家风。 据《南诏德化碑》载: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 应灵杰秀，含章挺生。 日角标奇，龙文表贵。 始乎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 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 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12]3这段话描述阁罗凤自幼“不读非圣贤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尝读儒书”钻研圣贤经典，学习儒家的治人之道。 言其“道隆三善”，表明阁罗凤深谙“亲亲”“尊尊”“长长”的儒家伦理之道。 又言其“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 在阁罗凤为南诏王期间，南诏“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12]3不仅如此，阁罗凤还重用汉儒充当贵族子弟的老师，传授儒家思想。 《旧唐书》载:“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虏。 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 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13]4111郑回本为唐朝官员，阁罗凤攻陷嶲州时将其俘虏。 阁罗凤不但没有杀郑回反而委以清平官的要职，并赐蛮利之名，特派其担任儿子凤迦异的老师，后来又担任寻梦凑的老师。 在郑回的教育影响下，“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人知礼乐，本唐风化”。 史载“唐代宗广德元年，主思武既盛，所乏者文。 于是命郑回训教僰子弟汉儒书籍。 事体礼貌风俗，较昔尤盛”[14]50。 可见，郑回教育彝族、白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南诏的传播。
第二，专门设立“崇文馆”教育子弟学习儒家经典。 据元代《故杨公孝先墓志铭》载杨孝先的祖先杨蛮佑“累迁崇文馆大学士，兼太傅、清平官。”[12]23由杨蛮佑曾任“崇文馆大学士”可知，阁罗凤时期专设“崇文馆”的机构。 “崇文馆”，据《新唐书·选举制》载:“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 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15]1160在唐朝，崇文馆即皇室和皇后、皇太后的近亲、宰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女入学之地。“崇文馆也属大学性质、应进士、明经等科试。”[16]468由此推知，南诏仿唐制，“崇文馆”极可能是南诏专门为皇亲国戚以及官僚上层子弟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教育机构。
第三，遣送柄政者子弟及贵族大臣到成都就学。 从贞元十年(公元794 年)开始，前后延续了50 年，据悉学者达上千人。 孙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中称:“自南康公凿青溪道以和群蛮，俾由蜀而贡，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 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国人皆能习知巴蜀土风、山川要害。”[17]223以至于因为来成都学习的南诏子弟人数太多，出现了“军府颇厌于稟给”[18]3910的情况。 大批南诏子弟在成都，唐朝“许赐书习读，遽降使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19]491，郑洪业为唐咸通八年(公元867 年)状元，有《诏放云南子弟还国》诗云:“德被陪臣子，仁垂圣主恩。 雕题辞凤阙，丹服出金门。 有泽沾殊俗，无征及犷军。 铜梁分汉土，玉垒驾鸾轩。 瘴岭蚕丛盛，巴江越嶲垠。 万方同感化，岂独自南蕃。”诗中描绘了南诏子弟辞别唐都长安，学成归国的情形。 这里的“雕题”即代称南诏。 金门是指金马门，汉代征召来的人，都待诏公车(官署名)，其中才能优异的令待诏金马门。 可见当时才能优异的南诏子弟曾被选送到长安就学。 就学于长安和成都的子弟将汉文化带回了南诏，使南诏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大大丰富了南诏彝族地区的思想和文学艺术，涌现出许多诗人和文人，南诏不少的诗文流传到唐朝内地，有的还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
第四，建孔庙。 南诏将儒学作为立国之本。杨慎《滇载记》称“晟罗皮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立孔庙于国中”。 《滇云历年传》谓:开元元年(713 年)，立孔子庙。 《僰古通纪浅述》载:“以张俭成为国老，以杨法律和尚为国师。 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 张俭成，亦作张建成，《南诏野史》载:“开元二年(714 年)，遣张建成入朝于唐。 立土主庙。 开元九年，皮叛唐。 开元十四年，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杨法律和尚俗名杨道清，后受封为显密圆通大义法师。 虽然关于南诏最早建立孔子庙的说法不一，但最迟在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时，南诏已效法唐朝，确立儒、道、释三教并立的文教政策。 孔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传授儒家文化的地方。 唐代庙学合一，孔庙也称学庙，既是供奉孔子的庙堂，又是学生肄业之所，一称庙学。 南诏时期，西南地区的儒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人孙樵在《序西南夷》中称:“道齐之东，偏泛巨海，其不知其几千里，其岛夷之大者，曰新罗； 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驰七八千里，其群蛮之雄者，曰南诏。 ……唐宅有天下，二国之民，率以儒为教先，彬彬然与诸夏肖也。 其新罗大姓，士有观艺上国，科举射策，与国士偕鸣者。 载籍之传，蔑然前闻。 夫其生穷海之中，托瘴野之外，徒知便弓马、校战猎而已，乌识所谓文儒者哉? 今抉兽心而知礼节，褫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风远洽耶? 尝闻化之所被，虽草木顽石，飞走异汇，咸知怀德，于是乎有殊能诡形之效祉者，二国之为其瑞与? 夫天瑞之出不孤，将必有类者，则庚朔之隅，不怀之伦，其向风仰流，归吾化哉! 世之言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泫庭、苑巢神禽。 樵则曰:二国文学也”[20]151。 文中对新罗和南诏的文化教育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二国“率以儒为教先，彬彬然与诸夏肖也”。
第五，兴办学校。 经过初唐和南诏二百多年的经营，到唐朝末期，南诏已是“礼乐具修，车书必会”[21]162，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向唐朝靠拢。 崔致远 《桂苑笔耕集》称:“睹雕题之章奏，书轨既同；息猾夏之猜嫌，梯航相接。”南诏境内出现了许多擅长诗赋的文人，特别是到南诏晚期，君臣上下吟诗作赋成为一时风尚。这与南诏仿效唐朝建立了官办的学校，进行儒家经典的普及教育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僰古通纪浅述》载，劝丰佑天启五年设立学校，是年，唐武宗改元会昌。 建二文学(即学校)，一在峨崀，一在玉局山，为儒教典籍驯化士庶，以明三纲五常。 其教主为杨波远、杜光迁、杨蛮佑、郑回等。 唐武宗会昌元年即公元841 年，南诏天启约当唐武宗会昌和唐宣宗大中年间(841 -859)。 玉局山即苍山玉局峰，在大理古城西南五里，峨崀今名峨崀哨，在大理古城北约20 公里，苍山沧浪峰正对该村。 据《大理府志》载:清代为传递公文信件，在此设过哨房。 所谓教主当为祀奉、崇拜的已故著名学者，相当于内地的先圣先贤，因其时杨波远、杜光迁、郑回等人已经去世。 从被奉为教主的情况来看，说明四人对南诏文化教育的发展贡献很大。
(二)《南诏德化碑》与儒学“德化”思想
《南诏德化碑》立于云南省大理市城南7 公里，撰文者一说为南诏清平官郑回，一说为王蛮利，学界多从前者。 此碑何时所立? 元人郭松年《大理行纪》云:“蒙国大诏立德化碑……其碑今在， 即唐代宗大历元年也”[22]2，即公元 766年。 《南诏德化碑》代表着当时彝族、白族上层统治集团的思想。[8]89历经沧桑，今碑文可辨者仅700 余字。 所幸的是，自明以后，历代典籍皆录其文。 如明万历《云南通志》、清康熙《云南志》、师范《滇系》、阮福《滇南古金石录》等。《南诏德化碑》正文计有3600 余字，主要内容包括:其一是说明南诏连年同唐朝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此以后愿意与唐交好，“世世事唐”；其二是为当时的国王阁罗凤歌功颂德。 碑文用词典雅，叙事井然，不止于事实的罗列，而是力求阐释其基础和根源。 碑文内容丰富，既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发生论，也有奠定在“自然(道)”基础上的历史观。 如其所云:“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即列，树元首而定八方”“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 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根据伍雄武、普同金二位先生的分析，《南诏德化碑》所体现出来的宇宙发生论、历史观，与两汉、魏晋、隋唐日益发展起来的“元气论”有密切关联。 并且推测强调社会秩序的客观必然性并将其建立在“自然(道)”的基础上这一历史观与嵇康、阮籍的思想是相通的。[8]90-91当然，碑文的核心思想是对儒家“德化”思想的彰显与阐发。 南诏的“德化”治世既是彝族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边地阐释，又为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对彝族及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云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规范。[23]
(三) 大理政权时期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影响
大理国是继南诏之后的又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全境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存续时间为公元937 -1254 年，大略与宋王朝相始终。
宋王朝尽管武力不竞，使其没有精力像唐王朝那样对云南实行较为直接的控制，但无论在国家体制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维持了对云南的管辖和统治。 “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 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24]承接赵匡胤“德化”云南少数民族的指导思想，宋王朝未曾对云南用兵，但在云南设置了众多的羁糜州，在行政建置上归于一统。 宋王朝还先后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云南大理国王”“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等。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载:“太平兴国初，首领有百万者，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又据辛怡显《至道云南录》载:“淳化末，赐诺驱诏云:‘敕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依旧忠顺王’。 诺驭谢恩表用元和册南诏印。”大理政权也十分主动地求归宋王朝。 据李枚《宋朝事实》载，段氏大理政权曾连年派其所属的邓部、两林川首领，由西川向宋朝廷进贡。 为此，宋王朝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 年)特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 可见大理国对宋王朝的献贡是很多的。 所以，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五说，大理政权“向慕中国，志不少衰。”郭松年《大理行记》也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后来到淳祐六年(公元1246 年)蒙古贵族的军队攻入云南以绕道谋取四川威胁宋廷，大理国的白族将领高禾率部于今丽江九河一带进行抵抗，在战场牺牲，南宋朝廷派专使吊祭，表彰他的忠勇。 可以看出，宋王朝与大理国在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是相当明显的。 宋王朝与大理政权长期保持君臣关系，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但思想文化上的因素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儒学在这一地区长久的传播以及儒学成为一种普遍观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大理国时期儒学的传播和影响，我们先看如下两则材料。 其一，在今楚雄城西约20 公里的微溪山崖上，有一块摩崖石刻。 碑文未标明书刻年代。 嘉庆《楚雄县志》将它称为“戊寅护法明公德运碑”，“戊寅”当为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 年)，此时大理国的最高统治者是段正兴。 碑文作者未署名，自称“大宋国建武军进士，两战场屋，画虎无成，□□南国，十有六年”，后来“蒙公(即护法明公高量成，彝族)清照，如族辈人”。 推测作者应是内地一个科场落第的失意文人，后流寓南中，得到高氏的重用。 虽然碑文的主要内容是颂高量成功德，但是具体内容却是出经入典，洋溢着“仁、义、礼、智”的儒学观念。 碑文云:“齐有仲父，郑有子产，竹帛称之为民之父母”“日月同明，温良五德，六艺三端”“公以礼义为衣服，以忠信为甲胄，以智通为心肝，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聪明俊杰，克己复礼，……道贯古今，功比周公”。 这说明儒学在大理国的流传之盛，大理国的彝族贵族儒学修养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其二，今姚安县文化馆有一块古碑，名《兴宝寺碑》。 兴宝寺建于南诏，大理国时重建。 寺院早已毁灭，唯留一碑。 此碑刻有三篇碑文，正面两篇，背面一篇，人称“一碑三刻”。 正面的第一篇碑文名《兴宝寺德化铭》，第二篇名《褒州阳派县稽肃灵峰明帝记》。 这两篇都刻于大理国王段智兴元亨二年，即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 年)，撰作者同为释儒杨才照，其自称“皇都崇圣寺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释儒、才照僧录阁梨”。 他应是来自大理国皇都羊苴咩城崇圣寺阿叱力(阿闍梨)教派的一个僧儒，“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当为大理国封给出入佛寺的儒生的功名。这两篇碑文词句雅正，用典甚多，无论儒理还是佛理，立义都很深刻，文字精练优美，佳句连连。尤其是第一篇称扬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 如其所云:“盖闻率性之谓道，妙物之谓神。 混成天地之先，独化陶均之上。”碑文称高踰城光“天质自殊，龙章特异”“夙蕴风云之气，早实仁义之怀。 和恒内凝，英华外发……敬义无失，忠节更坚”“输至诚于君兄，循肌肤于伯父”，他管辖的地方，“振平惠而字小人，弘义让以歇子，民识廉耻，咸习管子之风，家足农桑，旁尽孟轲之制。 绢理之暇，澡德玄源。”说明儒家的纲常名教、仁治德化等观念，已在大理国上层的文化生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从大理国时期儒学传播影响的途径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大理国统治者用国号的命名、国王名字、年号来宣示和倡导儒家价值观念。 公元937年，白蛮贵族段思平灭“大义宁国”，建“大理国”，国名与皇都均以“大理”命名。 据分析，“大理”之名实来自“大礼”。 早在唐咸通元年(公元860 年)南诏第12 代王蒙世隆继位时，“鳃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因为“世隆”之名犯了唐太宗“世民”和唐玄宗“隆基”之讳，故唐王朝非但将世隆改称“酋龙”，还停止了对南诏王的册封。 于是，世隆“膺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15]6282。 段思平定国名为“大理”。对“大理”的解释，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称:“段氏称大理国，当以大礼旧名而改字……《通鉴》:‘大中十三年，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注:‘至今云南国号大理’，以为大理沿用大礼之名，是也。”[25]段思平得国，改“礼”为“理”，将国号和皇城都定名为“大理”，其用意也在要重礼乐，贵理义，把所统治的地区治理得和中土一样[26]。有学者认为，“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改革，有积极推行‘礼治’，大治大理，达到强国安民目的之含义。”[27]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理政权的统治者效法中原，以纲常名教作为治理之要，通过命名来表达他们效学儒家，以礼教治国的心愿。 如“段思平”、“段思良”、“段素廉”、“段思廉”、“段智廉”、“段正淳”。 在年号上，则更体现出他们奉行“礼治”的思想。 如段思平号“文德”，段思英号“文经”，段思良号“至治”，段思聪号“明德”，段思廉号“正德”，等等。[26]
其次，大理国的统治者派人到内地进行文化交流，购买图书经籍。 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大理国王段正淳“使高泰连入宋，进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本”(《南诏野史》) 。 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公元1173 年，大理国的几十个商人来到广西采购各种书籍，“乾道癸巳，冬，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本草广注》……《初学记》。”[28]大理国从中原引进包括儒学在内的大量书籍，供境内士子阅读，有力地促进了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当地人民的文化素养有了显著提高。 一封大理国商人致南宋邑州官吏的信中说:“古文有云: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 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今两国之人，不期而合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在这一文书后还附诗一句:“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大理国的白族商人还言必称“夫子”，口不离“君子”“小人”，足见大理国人受儒学教育之深。 另据云南地方文献《永昌府志》卷六二《杂记志轶事》载:苏子瞻(东坡)尝于清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纹织成梅圣俞《春雪》诗……子瞻以欧阳公尤知圣俞者，因以遣之。 欧阳家蓄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其声清越如击金石，遂以此布为琴囊。 二物欧公谓真余家宝玩云。 这则故事至少说明两点，其一，足见圣俞诗名之大已及于边远，云南少数民族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其二，梅圣俞《春雪》诗，又名《十二月十三日春雪》，诗中有云“宫中才人承圣颜，捧筋称寿呼南山”，具有明显的忠君尊王思想，而大理国的哀牢夷人把它织入布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忠顺宋王朝，维护祖国统一的意愿。
大理国虽然以“国”自称，但实际上是宋王朝的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大理国的统治者们“向慕中国，志不少衰”，一次次派人到内地购置儒家经籍，在其辖境内积极效学汉儒，注重礼义教化，形成了郭松年《大理行记》所描绘的景象:“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札，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 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值得注意的是，儒学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中逐渐广泛深入地传播和影响，“政治文化之间的密疏关系始终是具有决定性和主导性的方面。 政治亲密，臣属羁縻，或置郡县治理，在云南少数民族进步中，往往儒学亦兴盛，文化亦发展。 反之，二者政治疏远甚至交恶抗衡，儒学传播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则极其不利。” 从大理国时期来看，云南与宋王朝官方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大为减少，而民间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增加。 大理国曾主动热切地希望发展与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关系，然而宋朝则以自身安全为由，拒之千里之外，多次阻绝大理国的友好通使，致使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交往缺乏宋朝官方的大力支持，官方政治文化交往的管道被阻绝后，势必造成中原汉文化传输云南的衰减，云南难以及时地得到和吸收中原文化的最新发展成果。 “乾道癸巳(乾道九年，公元1173)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 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 。 通过对上述书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理国人求购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汉晋时期儒家经解和史注之书，如《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等，它们都是唐代以前中原儒家学说研究的代表作品，即汉学论著；二是学习汉语所需的文字声韵工具之书，如《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等等。 在我国的儒学发展史上，汉晋至隋唐时期，主要以训诂和考订儒家经典的章句文字音韵为主，这一时期的儒学也被称之为汉学；两宋时期，儒学的研究则发展为解说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为主，被称之为理学。 在唐代以前，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受到王朝官方的支持和保护，交流频繁，文化传输不仅量大，而且迅速，中原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和变化都能很快地传入云南民族地区。 而大理国时期中原儒学发展到以儒家义理为宗旨的理学阶段，理学之书却难以在云南的大理文化中找到踪迹，以至大理国商人专程到广西求购中原文化书籍的这份书单，也还仍然停留在唐代以前儒学研究的“汉学”阶段，这不能不让人结合两宋王朝对大理国的方针政策，考虑到这一时期官方政治关系断绝，给文化交流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形成了历史上中原文化传输云南的一个衰减期。 以至于赛典赤治滇，初入云南时强烈地感受到“云南子弟不读书”、“不知尊孔孟”。 其实云南子弟非不读书也，是没有读当时盛行的理学之书；非不知尊孔孟也，是没有像这一时期中原内地那样，在理学强烈影响下，竭力抬高孟子学说的地位和研学程朱之学。[3]37-39
三、元明清时期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
自元以来，中原王朝从行政制度上确立了对西南彝族地区的管理，把西南彝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范围之内。 但是，这些仅是一种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措施。 如何才能使长期存在割据思想的世官及子孙们，自觉地接受中原之政治制度及礼教文化，以汉文化之“礼义”教化其属从，最终实现由单纯的政治统治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一体化有效统合的转变，是元明清王朝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儒学自汉代成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它逐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了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纵观这一时期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较之前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兴办学校、建孔庙、赐书、购书、讲学等方式外，相较于此前的历史时期，元明清时代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比较具有特色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主动在彝族地区推行儒学教化，作为维护“大一统”统治格局的主要策略。 元代世祖时，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治滇期间以儒家“德政教化”为宗旨，为使云南各族能遵声教、习礼仪、服从中央，乃行“宽仁之政”，于公元1276 年在昆明建成云南第一座孔庙——昆明文庙，设立学庠，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为教本，提倡尊孔读经，推崇儒术。 并于元至元二十二年七月，由云南行省参政郝天挺创立大理府学宫，开云南庙学风气之先。 继之在中庆、大理、临安、永昌、乌蒙等地方建孔庙、置学舍，教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子弟读儒家经典而“正三纲、明五伦，教跪拜”。 当地少数民族“虽爨僰亦遣子入学”，使儒学在彝族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倡扬。[3]36当明军刚平定云南不久，朱元璋便于1382 年下令:“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29]《滇略·俗略》说:“明圣祖继作移风易俗，顿使黭瞀狉狞之习不百年而比及中华争衡。”[30]在明代洪武年间，贵州水西的彝族首领奢香夫人，就是深受儒学爱国、一统思想影响并积极地接纳引入儒学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奢香代夫袭贵州宣慰使职期间，七上金陵，学习汉民族先进思想文化与生产技术，造福于贵州各族人民，具有志在改变贵州边陲贫困落后之貌的气概。 并且不顾沦为人质之虞，毅然派子赴京入太学，学习汉文化，学习儒学。 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官遣子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羡，特允其请。 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31]3025洪武二十五年(1392)，奢香之子学成而归，朱元璋钦赐“安”姓，汉名称安的。 奢香还多方面接纳文人学士，聘用汉儒，在水西设置贵州宣慰司学，使水西彝族不断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 彝家子女广泛入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 在奢香夫人影响下，水西彝族社会生活各方面，颇依华夏之礼。[3]43-43清顺治时期，清廷便更批准了云南土司世袭的办法，但土司世袭的一个条件便是世袭位者要入学接受儒家经典礼义的教育才有资格袭位。 其主要途径是办学校，传播儒家文化。 因此，由于中央王朝大力推行儒学，重视教育，彝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据《云南教育史》统计，到清时云南的每一县(或府、州)都建有学宫，1 -2 所书院，全省共有 92 座学宫、296 所书院，义学则达 683 所[32]，读书者不仅是汉族子弟，彝、白、纳西、回等少数民族子弟也日渐增多。 一些靠近内地的汉、彝、白、纳西、回等族杂居的各府州县的城镇及其附近地区文化的发展，已经是日渐接近于汉族聚居的内地各省了。 据由云龙纂民国《姚安县志》载:“逮至明季，邑中先哲，袭宋明理学，阳儒阴释，力事提倡”。 姚安位于滇中偏北，是彝、白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
第二，通过促进民族融合传播儒学。 汉夷相杂是中国多民族之间文化传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渠道。 这种民族间不同价值观念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不仅加强了民族的融合，而且也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以前，尽管历代均有一些汉民族移入云南，却数量偏少，零星分散，在少数民族区域内生活，语言、习俗上多已“夷化”。 自明以来，大批汉人以镇戍军队、统治官吏和商旅流民的身份进入彝族生活地区，他们政治地位高，有政治力量保护，再加上此时彝族地区实行了与内地基本一致的政治制度，因此，进入彝族地区的汉人不再被“夷化”，而是走上与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33]移民的到来，不仅给云南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营造技术和农耕技术，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他们也将儒学、儒家观念带到云南民族地区，从而使儒学为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创造了契机，进而也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据载，明清时期汉人的足迹已遍及云南的彝乡傣寨之各个角落，他们与云南各族人民混居杂处，除了文人开坛讲学，传授儒家思想之外，还通过民间交往，通婚和亲，言传身教循循诱导，使儒家之道潜移默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连没有文化知识的各族人民群众也耳濡目染，熟悉孔孟儒学之精要，特别是伦理纲常方面的内容，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彝族等少数民族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办义学、倡私学，开书院，广教化。 中央王朝随着统一大业向边疆地区的推进，非常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乃在边地行教化，重视文教，倡导“以儒术治民”。 “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34]“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讲约，阐扬圣谕，以感动其天良。 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廪，风示乡里。”[35]因此，兴办义学，鼓励设私塾，广开书院，云南和凉山等彝族地区涌现众多义学、书院、私塾。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为了巩固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推行儒家思想，开始提倡兴办义学。 当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阳等地办起了第一批义学。 随后，云南各地纷纷仿效。 历经清康熙、雍正，云南义学已发展到高潮。 乾隆二年(1737 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上奏说:“云南府属之昆明等，共四十九属，册报城乡设立义学共281 所，……其云南文化教育属之呈贡等11 属，所设义学52 所”，并调拨“本司养廉内捐银一千二百五十二两，令各属买田收租，永供修脯。”[36]为推行义学，他先后下发《查设义学檄》三道檄文，力陈兴办义学的迫切性，“滇省义学视中土为尤急”，欲使“成人、小子、汉人、夷人，不以家贫而废学，不以地僻而无师。”[36]他还亲自制定《义学规条议》，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持久长远的运作管理制度。 乾隆九年(1744 年)云南总督张见随又上奏道:“滇省蛮夷之性，虽云犷野，而朴直无欺，结以恩信，威知感格，时时勉励各属，躬行倡导。 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爨女蛮媛，渐知守志；并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师训课。”[37]至道光年间(1821 -1850 年)云南义学已发展到县县有义学的地步。 据道光《云南通志稿》记载，全省义学的总数已超过680所。[38]义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孝经》《纲鉴》《大学衍义》《朱子治家格言》《小学纂注》《孝经注解》《圣谕广训》《大学衍义补辑要》等。 据载，早在明代，云南已开始开设书院，明景泰年间由浪穹县知县蔡宾杰捐建的龙华书院，据说是云南省境内最早建立的书院。 据统计，明代云南府州县共计出现过65 所书院，其中大理地区共建立23 所书院，发展最快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共创建8 所，其中以明嘉靖年间进士李元阳捐建的桂香书院最为著名。 到清代书院的发展是云南古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据统计云南府州县共有193 所书院，其中以昆明，大理为最多。 书院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书院藏书的发展，云南古代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 御赠、购置、捐赠、刊刻。 如，万历《云南通志·学校》载:“嘉靖十年世宗御制《敬一箴亭》及《注释视听言动心五箴碑》”；《康熙鹤庆府志·学校》载:“御制《古文渊鉴》一部”，五华书院有御赐图书《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等。 购置图书则是古代书院的主要藏书形式之一。 民国《昆明县志》记五华书院曰:“嘉靖间巡抚王启建，久废，国朝雍正九年，总督鄂尔泰始迁今地，……购置经史子集万卷”。 藏书主要包括《周易折中》《礼记义疏》《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皇清注解》等十三经约千册，木刻版大字印刷的《二十四史》约千册；《说文句读》《说文通训定声》《资治通鉴》《御批通览辑览》《佩文韵府》《唐宋八大家文》《滇系》，其他还有《数理精蕴》《王明政艺丛编》《增广海国图志》等书。 据《西昌县志·教育志》(1942 年本)载:“西昌自乾隆十三年(1748 年)王公恺伯守宁远，加意人材，特开书院，聘教谕黄坦为师，是为西昌有书院之始。 后安守洪德建修泸峰书院(1753 年)。 他如礼州之亮善，德昌之凤池、圣功，各有成就，见重儒林。”西昌的香城书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初为盐源县“古香义学”，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改为“香城书院”。 书院内现存从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起的碑刻六通。 碑刻内容真实反映了香城书院创办的原因、经过及百余年经历的沧桑。 元明清时期，彝族地区私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主要进行读书，习字及作文三方面的教学，如读书，首先进行集中识字，待儿童熟记千余字后，进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释文》《古文观止》以及“四书”“五经”“八股文”等。
元明清的封建统治者，通过兴办教育，传播儒学文化，有效地推动了彝族地区儒学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彝族哲学思想的繁荣进步。 数百年来，儒学及其思想文化，日益渗透到彝族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成为彝族人民的主流意识和精神支柱。 历经元明清三代的潜移默化，《春秋》大一统之义和“礼教”被广泛接受，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成为了思想意识主流。
综上所论，虽然彝族的界定和形成时间比较晚，元朝灭大理国之后，统称金沙江南北的彝族各部为“罗罗”，并设置“罗罗斯宣慰使司”，被认为是其明显标志[8]9；但是，作为我国历史上经过多民族长期交汇融合而形成的、逐渐拥有自身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彝族先民在古代建构起了精密和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哲学思想体系涵盖天、地、人“三界”，包括了以“气”为基础的“元气论”，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天、地、人和万物产生和演变的“变”哲学及古天文历算、八卦哲理、人体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内容。[39]彝族哲学思想一方面是彝族先民基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结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的结晶，因而深深烙下了彝族鲜明的印记；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明显看到，在彝族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交融激荡，彝族对儒学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及民族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输入交融，提升了彝族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 彝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成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 这充分体现了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彝族先民通过吸取儒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自我创新的开放品格。
注释：
① 对彝族哲学思想的相关研究，详见苏克明等《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刘俊哲《云南贵州彝族哲学思想研究》、伍雄武等《彝族哲学思想史》、赵明《凉山彝族哲学研究》、杨勇等《彝族传统哲学思想研究》。
② 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区。
③ 东汉以迄南北朝时常称“南中大姓”为四姓。 参见陆机． 吴趋行[M]/ /影钞宋本陆士衡文集(卷第六)． 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8:84．
原载：《民族学刊》2022年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