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从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和前沿热点等维度对1979-2022年中国彝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四十年来我国彝学研究从最初聚焦彝族社会到传承保护彝族文化再到关注彝区时事热点，发文数量总体趋于稳定，并形成了集中分布在民族院校或民族研究院或民族地区科研机构的核心作者群。近年来，彝学研究者开始运用多学科、多理论对彝族社会与文化进行研究并呈良好趋势，但依然存在彝学跨学科研究不够深入、核心作者缺乏合作、研究缺乏前沿性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彝学；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热点；趋势
作为一个新概念，彝学至今尚未有学界明确的界定。白兴发最早给彝学下了定义：“彝学研究，简称彝学，是以彝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尚属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从学科意义上而言，彝学研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学科，是利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对彝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1]实际上，彝学研究就是一门研究彝族历史与文化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彝族起源、习俗、天文地理、宗教、文学等[2]。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兴盛已经成为我国社科领域的新常态，特别是民族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因此，彝学研究必将成为研究的热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对彝族进行实地考察，如林耀华、马学良、马长寿等深入凉山各地调查研究，逐步确立了彝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风俗、宗教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学研究也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果丰硕，但至今学界对彝学研究的文献梳理和分析仍比较欠缺。由于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收录时间的原因，本文以1979年至今的中国彝学研究成果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运用CiteSpace软件从文献数量趋势、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突变词及研究热点趋势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未来研究热点与趋势，以期为彝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CNKI）作为我国权威、系统、覆盖面广的综合性文献数据库之一，涵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文献，选择CNKI作为数据来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根据中国知网建库时间（1979年），将检索时间设置在1979年1月—2022年6月。以“彝学”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中选择文献，排除书评、会议、报纸等文献后，获得1376篇文献。因此，所得文献数据可靠，具有文献研究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CiteSpace.V.5.8.R4（64-bit）对Refworks格式文献信息进行导入，选取标准为g—index（k=25）进行数据分析。同时，运用origin统计工具进行辅助分析。CiteSpace软件通过不同色彩的节点、连线来展示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研究热点的共现情况，进而展示出我国彝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进程。
二、文献统计与可视化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逐年量化统计，获得总体研究趋势（见图1），平均每年发文量为44篇。根据年度发文量图1来看，笔者大致将中国彝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图1 年度发文量（1992—2022）
第一阶段（2002年以前）：此阶段属于中国彝学研究的发展期，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发文数量不多，文献增长不明显，主要涉及彝族历史、彝族文学及彝区的社会治理。
第二阶段（2002—2017年）：此阶段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实施，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贫困、艾滋、外出务工等社会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中国彝学研究已从传统的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转向贫困、艾滋、流动人口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因此，2002—2017年属于中国彝学研究的高峰时期，发文量不断增高，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2011年、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分别出现了4次发文高峰，尤其在2017年达到峰值96篇，年均发文量高于研究周期的年平均量，中国彝学研究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第三阶段（2018—2022年）：此阶段属于中国彝学研究的平稳期，发文数量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并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因文献仅纳入到2022年6月，故2022年发文量较少。
总体而言，中国彝学研究发文量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尤其是2002年到2017年期间发文量高达905篇，占研究期发文量的66%。这一时间节点，说明我国彝学研究成果的变化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比较显著。
（二）研究机构及合作分析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可以直接反映出某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情况（如图2）。从研究机构共现图2来看，节点代表各研究机构，每个节点的大小代表该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多寡，各个节点间的连线粗细代表各机构合作的频次。将同一单位所属二级机构均归并为一级单位，如将西南民族大学药学院、四川省羌彝药用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工程实验室、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等归并于西南民族大学。归并后，中国彝学研究发表文章数量排名前10位的单位是：西南民族大学（152篇）、四川大学（30篇）、西昌学院（25篇）、中央民族大学（21篇）、楚雄师范学院（19篇）、云南大学（16篇）、云南民族大学（14篇）、西南大学（11篇）、成都中医药大学（10篇）、中山大学（9篇）。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图2 研究机构共线图
一是我国彝学研究机构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为主要代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也表现突出，值得一提的是西昌学院、楚雄师范学院和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等院校近年来的成果相对丰硕，重点发表在民族类院校学报和民族研究类期刊上。
二是从机构合作共现来看（见图2），各节点间的连线不紧密且颜色较淡，表明各研究机构间联系较少，且其中介中心性Density为0.0029，表明中国彝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不高。
同时，其节点数量为N=228，E=118，说明各个研究机构间多以独立研究为主，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合作。因此，在未来的彝学研究中，各个研究机构间应增强合作，形成系统性、规模性的学术共同体。
（三）核心作者及合作情况
德瑞克·约翰·德索拉·普赖斯提出，核心作者是指某作者在其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数量多，且在其研究领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3]。笔者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376篇文献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图3为核心作者共现图，图3中作者姓名大小表示其发文量的多寡，线段的巨细表示作者间合作的疏密程度。从图3可以看出，高密度研究群体且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两位学者分别是西南民族大学的刘圆和兰建龙，数量分别为39篇和23篇，主要涉及彝族医药研究。
图3 核心作者共线图
同时，图3中作者的中介中心性Density为0.0016，即表示各学者间的合作交流少，主要以西南民族大学刘圆为核心和以西南民族大学蔡华为核心的两个合作网络，其次以沙马拉毅、王明贵、杨甫旺等为代表的学者合作贡献相对突出。
（四）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反映了论文的主题，体现了主题的研究内容，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keywords）共现图谱分析能够迅速发现中国彝学研究的热点。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时间分布，设置CiteSpace软件的时间参数为1979—2022，设置3年作为一个时间片区，设置节点类型为关键词，形成中国彝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图4中每个聚类圈均由多个关键词组成，圈越大表示该圈中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使用的频率越高。图4中，“彝族”是使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说明中国彝学的研究紧紧围绕“彝族”这一核心主题；“凉山彝族”“凉山彝区”“彝族服饰”“彝族社会”“彝族文学”“信息处理”等为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充分说明这些共现关键词是近年来中国彝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且在未来研究中依然发挥较大的影响力。
图4 关键词共线图
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图（见图5）可见，横线为关键词聚类的名称，如果其所含关键词越多，那么其聚类的编号就会越小，说明该关键词为研究热点；上方数值为时间节点，将关键词按照时间先后依次进行排列，反映出聚类内部关联；聚类Q值为0.8519，S值为0.9771，说明聚类效果较好。通过聚类分析获得的13个关键词分别是“#0彝族”“#1凉山彝族”“#2痛风性肾病”“#3全真道”“#4芦荟大黄素”“#5彝族医药”“#6 毕摩文化”“#7 毕摩”“#8 创世史诗”“#9 含量测定”“#10 彝族文化”“#11 彝族医药学”“#12 两毛头”。从图5可以发现，在1992年，“#1凉山彝族”出现时间最早，且与后续的研究密切相关；而“#0彝族”贯穿于整个中国彝学研究的始终，并保持着创新与发展。
图5 关键词聚类图
（五）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突现词（burstword）是在短时间内频率变化较大的关键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研究主题发展的趋势，突现词的强度就表示关键词在短时间内频率突然增加的程度[4]。突现词的分析是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在一定时期内使用频率增加的关键词或受到学界关注的专业术语，它代表着某一时期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是分析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笔者将所有关键词进行突现测定，结果发现20个突现词（如图6）。其中，Strength代表该关键词在短时间出现频次骤增的程度，Strength的数值越大表示其前沿性越强；Begin和End分别表示突现词研究热点的起始和终止年份，即表示这一关键词在该时间段为研究热点，红色代表突现延续的时间。从热点突现图谱（如图6）来看，可以根据时间变化将其分为3个阶段。
图6 热点突现图谱
积累期（1992—2006年）：这一时期突现词为“咖啡酸”“彝族社会”“习惯法”“双语教学”“彝语”“彝语文”，突现强度分别是4.2、3.36、3.36、3.28、3.01、3.1。当时，中国彝学研究已经处于发展高峰期，对彝医彝药的研究关注度较高，通过对彝药的成分进行药理分析，对痛风等疾病的治疗有着显著的成效[5]。彝区社会治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通过对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分析彝族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风俗习惯的变化、文化进步和经济发展等[6]。彝族习惯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彝族地区解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支之间各类纠纷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是彝族都应遵循和恪守的行为标准，在彝族民间拥有较强的约束力。这一时期学者主要通过对案例解析来梳理分析习惯法对彝区社会管理的影响并提出有关对策[7]。对“双语教育”的研究主要趋于对彝区双语教学现状的分析研究及对策建议的提出[8]。1991年，国家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指明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9]。此后，彝语研究在我国彝学研究中呈稳定增长趋势，主要是彝语和彝语支系语言的词汇、句法、音韵等研究[10]。
增长期（2007—2014年）：不管是从发文量还是从研究热点来看，都属于中国彝学研究的快速增长期。突现词主要是“毕摩”“彝文文献”“家支”“传承保护”等，其突现强度分别是 5.95、2.81、2.75、2.75、2.72。从突现图6来看，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热点多集中于毕摩仪式、毕摩传承以及毕摩经文方面[11-13]。201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台《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和2012年国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提出要促进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事业、保护和抢救少数民族濒危语言[14-15]。从此，学界又开始搜集、整理和研究彝文古籍，对彝文古籍的研究开始回暖。2014年西南民族大学蔡富莲教授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着重于对彝族毕摩文献的解读和分析研究，相较于以往对毕摩文献的搜集整理而言，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深研期（2015—2022年）：“精准扶贫”“毕摩文献”“社会治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突现强度分别是5.69、3.47、2.57。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进而提出的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计划和解决方案。至此，彝区精准扶贫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研究持续时间较长。因此，“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从教育、产业、医疗等方面对当前扶贫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16]。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四十年来，我国彝学研究呈现出迭新的趋势。同时，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彝学的研究表现出时代性的特点。从关键词突现到终止的时间可以看出，近十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是“精准扶贫”“毕摩”“彝区治理”“彝文文献”和“毕摩文献”。截至目前，我国彝学研究还未形成新的研究热点。
四、彝学研究的不足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以图谱为工具，分别从发文量、核心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及前沿热点等切入，对中国彝学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图谱分析可以发现，四十年来学界对中国彝学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内容全面，研究方法从传统的搜集整理过渡到了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然而，关于中国彝学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就民族研究而言，近几年我国彝学研究相对缓慢。从1979年至今，关于中国彝学研究在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中共发文1376篇，年均发文量约44篇，总量不是很大，且近三年发文数量在逐年递减，学界对中国彝学的研究有待加强。
二是核心作者间的合作交流不够。目前，我国彝学研究的核心作者交流较少，他们虽然以师生、同事的形式在小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未能真正地实现核心作者合作群。加之，我国彝学研究的核心作者多为“60后”学者，研究群体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
三是跨学科、多角度地研究不深入。我国彝学研究的核心作者集中在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西昌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楚雄师范学院、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等，研究机构严重失衡。此外，核心作者主要运用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视角，多学科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因此，应强化彝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学者跨学科、多角度地进入彝学研究领域，并加强合作交流。
四是研究视角单一，未形成新的研究热点。从上述分析可见，四十年来中国彝学研究的研究热点为彝族、凉山彝族、毕摩和毕摩文献等，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因此，当前中国彝学的研究不仅要继续加大对彝文古籍的整理解读，还要在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影响和民族共同体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五、结论
本文运用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对四十年来中国彝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整体而言，中国彝学研究呈现出稳定的发展趋势。研究文献主要围绕“精准扶贫”“毕摩”“彝区治理”“彝文文献”和“毕摩文献”等关键词，研究成果丰硕。但彝学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需要加大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力度，强化跨学科、跨民族、跨单位的合作研究，不断升华研究议题，形成新的研究热点，从而实现民族间的文化大融合。
参考文献:
[1] 白兴发.彝学研究：成就、形式与创新发展[J].毕节学院学报，2011（10）.
[2] 王菊.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D].成都：四川大学，2007:1.
[3] 孔繁秀，孔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学术影响力的文献计量研究——基于CNKI数据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68.
[4] 赵亮，许娜，张维.我国数字孪生研究的进展、热点和前沿——基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J].实验技术与管理，2021(11):96.
[5] 杨群，王怡林，姚杰，余惠祥.彝药大红袍、鸡根红外光谱的快速、无损分析[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6（12）.
[6] 潘先林“.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J].民族研究，1998（3）.
[7] 蔡富莲.市场经济体制下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与彝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以彝族聚居县美姑、昭觉、布拖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6（6）：19.
[8] 普忠良.我国彝族地区彝汉双语教育现状与发展前瞻[J].贵州民族研究，1999（4）：160.
[9] 李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彝语研究概述[J].民族翻译，2020(3):82.
[10] 木乃热哈.凉山彝语形容词词缀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1):85－90．
[11] 顾尔伙，巴登尼玛.彝族毕摩传承方式的特征及原因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37）.
[12] 张德华.四川彝族毕摩经书的特点与价值[J].宗教学研究，2014（3）.
[13] 蔡华，张可佳.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J].民族研究，2010（3）.
[14] 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0〕53号）[EB/OL].中广网,
[15] 陈章太.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EB/OL].中广网,
[16] 王美英.凉山彝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实践经验——以会理县特色烤烟产业助力精准脱贫为例[J].民族学刊，2018（6）.
[17] 邹微.中国彝语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学刊，2021（10）：106.
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5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项目“建国 70 年凉山彝学研究回顾与展望”，项目编号：YXJDY1903。
作者简介：的的克牛（1991- ），女（彝族），四川美姑人，西昌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彝族民间文学、彝区社会文化。李小芳（1983- ），女（彝族），四川盐源人，民族学博士，西昌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彝族社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