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凯欧蒂神迹》是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用“第二母语”(汉语)书写并翻译为英语的一部旅美民族志诗集。文章以阿库乌雾将彝族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意象并置的跨语际书写与民族志翻译话语实践为个案,探析了汉英对照本《凯欧蒂神迹》所呈现出的少数民族族裔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进程中文化混血与民族志翻译等特点。毋庸置疑,从母语叙事到汉语叙事,经过中美译者的民族志翻译最终旨归英语读者的英语叙事,阿库乌雾诗歌的跨语际书写创立了少数族裔文化跨文明对话与民族志翻译的可行范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为彝族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学“消逝中的坚守者”[1]与彝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坚定践行者，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汉语名：罗庆春）多年来致力于彝语诗歌的异域传播，继2006年彝英对照版诗集《虎迹》（Tiger Traces）在美国出版发行以来，2015年又出版了汉英对照版《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Coyote Traces：Aku Wuwu’s Poetic Sojourn in America）（以下简称《凯欧蒂神迹》）旅美诗集，完成了从“虎迹”到“凯欧蒂神迹”的少数族裔跨语际书写与跨文化传播的阶段性旅程。《凯欧蒂神迹》由中国译者文培红和美国译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合作翻译，并由民族出版社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如果说《虎迹》作为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诗集，体现出少数民族作家以传统的自我表述将彝族诗歌推向世界的话，那么，《凯欧蒂神迹》则是第一部以汉英双语对照、并置排版的方式从彝族视野来描写美国印第安文化的诗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在自我表述之余侧重对他者文化的阐释，具有浓郁的文化人类学书写与民族志特征。这与传统的从汉族文化视角书写美国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彝族诗歌的跨语际书写与民族志翻译的生动个案。《凯欧蒂神迹》诗集的出版表明少数民族作家的跨语际文化书写在少数民族诗歌与世界文学对话征途中又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显现出少数民族族裔文学的文化混血与民族志翻译的特点，在世界翻译文学版图中具有独特价值与现实意义，无疑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一、“彝人之子”到“世界之子”：阿库乌雾跨语际实践
阿库乌雾出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一名彝汉双语诗人，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现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阿库乌雾近三十余年的作品绝大部分根植于彝族文化，以彝汉双语创作和评论的形式对彝族文化认同 与自我表述进行着坚持不懈的言说。作为彝汉双语诗人，他出版了彝语诗集：《冬天的河流》（1994）、《虎迹》（1998）和汉语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2004）、《神巫的祝咒》（2009）与《混血时代》（2015）。前两部诗集是彝族文学史上最早的母语现代诗集和散文诗集。这些诗歌大部分围绕彝族传统文化意象来描述彝族文化生活，通过关注彝族自然和生态环境来思索彝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在全球化发展中所遭遇的现代性危机，体现了作为一名“彝人之子”的诗人肩上应有的担当与责任。作为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阿库乌雾基于自己的双语创作实践，将文学创作的体验提升为理论，陆续发表多篇论文与出版专著，提出“母语诗学”“第二母语”“文化混血”与“双语书写”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学的诗学理论，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
早在2005年他的三首彝语诗歌就翻译为英语在美国的文学期刊上发表，开启了彝语现代诗国外英译且发表的先河。紧接着2006年《虎迹》（Tiger Traces）又以彝英对照的形式在美国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个诗集英译本就此诞生。2015年出版的《凯欧蒂神迹》是第一部由中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阿库乌雾汉英双语诗集。两部彝英对照、汉英对照诗集的出版，加上近年来多次到国外进行母语诗歌朗诵与学术交流，阿库乌雾母语写作与彝语朗诵引起了广泛关注，进一步体现了他由表述自我的“彝人之子”民族诗人，开始探索表述他者文化，彰显出一名“世界之子”的学识胸怀与气魄。《凯欧蒂神迹》是阿库乌雾用“第二母语”—汉语书写并翻译为英语的一部旅美民族志诗集，是作者多次应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邀请访美讲学之余，先后到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田野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诗体创作的民族志写作成果，是彝族诗人从自我与他者的跨文化对照视角来对美国印第安文化进行的诗性书写，具有浓郁的民族志特征。
《凯欧蒂神迹》诗集共377页，包括诗人简介、译者简介、前言、正文80首诗、两则附录、后记、译后记、致谢与诗歌在线（多媒体阅读与聆听网页）。诗集全部内容以汉英两页同版、平行对照式排版，既方便读者文本阅读又便于汉英对照鉴赏。打开诗集，扉页后便是四页插图，每页两幅，为爱达荷州斯伯丁内兹·珀斯国家历史公园印第安部落文化文物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文物照片展示。每一页的上部照片展示印第安部落文化，包括马鞍，武士装（战斧、石棒、上装、羽毛头饰、弓），历史图像；下部照片为凉山彝族文化，包括彝族武士皮胸甲、皮护臂、弓和箭袋，编织文化，历史照片。显然，阿库乌雾一开始就是通过对作为文化遗存的历史公园与博物馆文化表征的图像对比，时刻以比较的视野关注自我表述与他者表述，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理解和欣赏北美大陆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
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阿库乌雾利用民族志学者的立场、眼光与方法来捕捉印第安文化的点点滴滴，诸如符号、仪式、场景、采访对象的表情、举止和服饰，切身去体会、感受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并由此点滴激发作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反思与联想，时时在诗歌中返回自己的母族文化。80首汉英对照的诗歌构成诗集的主体部分，依据创作时间和相关主题，这些诗歌恰好勾勒出阿库乌雾从初赴美国到暂别美国的完整故事。从第一首“俄亥俄的花”（the flowers in Ohio）到最后一首“再见，北美”（Farewell, North America），完整地记录了诗人的文化旅行。正如梁昭所言，“从物质技术的层面，《凯欧蒂神迹》是伴随着个人身体的全球旅行、依靠学术交流和出版合作的全球联系而产生的”。[2]诗集中所书写的北美少数族群的文化正是通过作者的“个人身体的旅行”，随着作者的足迹逐一呈现而出。所描写的场景既有遍及大自然的“五大湖区”、密西西比河流域与哥伦比亚河流域的身体旅行；又有到俄亥俄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术交流；还有深入到艺术博物馆、印第安人历史文化遗迹与文化保留区等众多文化场景的田野调查；更有与大学教授、作家、民间艺术家、舞者、一般民众等众多人物类型展开的互动交流，从身体旅行到文字记录都为客观真实的印第安文化书写提供了民族志书写视阈。阿库乌雾从具有代表性的印第安自然意象、生活遭遇、历史传说、文化背景等文化事项的描写开始，用诗性的语言、诗意的画面、民族志人类学书写将彝族诗歌的跨语际传播又推进了一步。
二、跨语际传播：双语对照的民族志翻译
《凯欧蒂神迹》以“参与观察”的民族志视角，用日记体方式描述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历史境遇与现实状况，具有鲜明的民族志书写特点。“凯欧蒂”是英文“Coyote”的音译，本义是指生活在北美洲西部原野上的一种小狼，在印第安人传说里喻指变化多端、给印第安人带来火种的神。《凯欧蒂神迹》与《虎迹》都以“迹”为核心词：前者关注印第安传说中的“狼”，后者关注彝族传说中的“虎”，遥相呼应；前者英译为“Coyote Traces”，后者英译为“Tiger Traces”，标题形式工整、特点鲜明，形成互文。与彝族里的“虎”一样，“凯欧蒂”也是护佑本民族的神灵，二者都是民族传说的核心意象。从“虎”到“狼”的延续，首先得益于诗人自己从四川凉山到北美的旅行“踪迹”——诗意地旅居（poetic sojourn），其次归功于诗集的合作翻译者——文培红女士与马克·本德尔教授。
（一）合作翻译：跨语际传播的理想模式
诗集的汉英对照出版贵在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模式。作为中方英译者，文培红从事当代美国少数民族族裔文学研究、中美少数族裔文学比较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英译及研究。英语专业研究生毕业，主攻美国少数民族族裔文学研究，再加上身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异常活跃的四川腹地，尤其是与阿库乌雾均在西南民族大学工作，使她具备了英译阿库乌雾诗歌得天独厚的条件。2005年和2013年她两次对阿库乌雾进行学术采访，2010年在美国文学期刊Silk Road（《丝路》）上发表了阿库乌雾汉语诗歌英译作品《乌鸦》与《垃圾》。众所周知，翻译中译者如果能够与原文作者保持密切沟通，无疑会对原文文化信息的理解带来极大的便利与保障。译者遇到不太清楚的彝族文化意象词汇时，除了查阅相关书籍，常常向阿库乌雾当面请教进行确认，保证了对原文理解准确到位。至于译文表达的润色与完善，她找到了再合适不过的合作者——马克·本德尔教授。
马克·本德尔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位难得的文化翻译家、西方汉学家，至今仍往返于美国与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学术讲座，开展田野考察与中美校际交流。多年来，他致力于翻译阿库乌雾彝语诗歌和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语诗歌，专门研究中国的口头表演与书面传统，包括汉族地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相关研究。1980年他将《赛玻嫫》（彝族叙事长诗）翻译为英文，第一次把彝族文化介绍到了西方。马克·本德尔著译颇丰，尤其对彝族、苗族、达斡尔族、藏族的口头与书面传统文学、文化深为关注，先后出版了有关苏州评弹、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和书面文学、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与东南亚生态文学的学术著述。[2] 同时，他对印第安文化有很多了解和研究，翻译了印第安民间文学。马克·本德尔的学术背景与大量的翻译实践，使他成为诗集英译的理想人选。
“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能否被输入国接受，译者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3] 翻译史上由本土人士与海外学者合作而译的情况并不少见，一定意义上而言，正是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造就了伟大作品的域外传播，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本土译者熟谙少数民族文化，海外译者精于英语译文的润色与修改，双方通力合作，共同翻译，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层面达到“视域融合”，能够译出理想译文。正如译后记中所言：“马克对译稿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是基于民俗学和民族志诗学的考量。最有意义的是，他提供了很多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彝族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翻译阿库乌雾的民族志诗歌是至关重要的。”[4] 显然，与一般旨在追求语义与风格层面忠实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有所不同，民族志诗歌翻译更多的是一种对异域文化的人类学解读，需要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度翻译来进行跨文化阐释。
（二）深度翻译：人类学民族志通解
作为对印第安文化汉语书写的民族志诗歌，《凯欧蒂神迹》诗集中有大量彝族和印第安文化意象词汇，“译者在翻译时增加了注释，提供文化背景知识，以便让读者易于理解，达到跨语际传播的目的”。[5] 如在《死给鹿》(Avenging Deer)一节中：北美的鹿与北美的人/享受着同样的现代文明/……/那些用生命换取尊严/用自我伤害伤害仇家/视死如归的“死给”者/与眼前这些无辜的寻死鹿/惨烈的形象叠合/我的内心暗暗认定/这是一群“死给鹿”。 ①译文是这样的：In North America/ deer and humans/enjoy the same modern civilization/…/those daring avengers, face death unflinchingly, /akin to those innocent suicidal deer./My heart knows those deer too/ are groups of avengers.①
首句“北美的鹿”与“北美的人”同享受着现代文明（enjoy the same modern civilization），将“人”与“鹿”共置于现代文明场域，用“enjoy”恰恰喻示着“鹿”在现代文明的中境遇——被汽车碾压致死，北美的鹿类似于彝族文化中的“死给者”。译文中“死给者”翻译为“those daring avengers”，“寻死鹿”翻译为“innocent suicidal deer”，“死给鹿”翻译为“those deer too are groups of avengers”。死给”（“si jjy bbyx”斯基比）是彝族文化中的观念，指在个人尊严受损的情况下通常用“自杀”方式对伤害自己的仇家进行的一种反抗形式。这种以自杀来反抗不公，维护尊严的生命观反映了彝族人的世界观。因此，对于异域读者而言，“死给”的翻译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文化误读。为此，译者在节末增加note（注释）：In Yi culture, the concept of “si jjy bbyx”(i.e. resistance through death ), is concretely demonstrated by committing suicide. The belief is that one’s suicide is caused by one’s enemy, and suicide is a form of resistance in situations where a person’s dignity is harmed.“si jjy bbyx”is unique to Yi people, for whom dignity is preferable to life. This belief conveys aspects of Yi world view, and shows that the weak sometimes adopt extreme measures to maintain dignity.① 这种通过在译文本中增加注释和评注，旨在重构源语文本生成时的话语历史背景，以便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并由此产生对它族文化应有尊敬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称之为“深度翻译”。
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借鉴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深度描写”说，提出“深度翻译”概念，并著专文加以阐释：“所谓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按语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尽力去重构源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氛围，以促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6] 对于彝族和印第安文化事象的注释和注解，在诗集中随处可见。在《海龟托起的大地》一节中，“我祖先的史诗里/有洪水漫天地的记载/善良的居木热牛”，此处“居木热牛”译为“Jjut mu ssep nyop”，然后提供注释，阐释“居木热牛”是诺苏史诗《勒俄特依》中彝族人的祖先，“Jjut mu ssep nyop is the ancestor of Nuosu people in Nuosu epic The Book of Origins (Hnewo tepyy)” ① 再如在《哥伦比亚河》“用我怀揣的《哈体特依》”一节中，“哈体特依”译为“Hxati tepyy, the “ Book of Crow Calls” I carry”既保留了彝语文化元素（Hxati tepyy），又补充了“Book of Crow Calls”同位语作文内注释。① 由此可见，译者对这些文化意象词汇进行了文化人类学深度描写，旨在达到彝、汉、英三种语言背后文化元素的阐释与通解，呈现出人类学民族志翻译特有的学术气息。
（三）民族志翻译：跨文化书写的双向阐发
当彝族文化初次面对和接触印第安文化时，总会以原有的文化观念、视野和习惯来审视、打量、理解和接受对方；而在了解并掌握印第安文化观念和方法之后，又可以反过来重新审视、考察和再理解自己的文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双向阐发的跨文化书写。阿库乌雾在《凯欧蒂神迹》诗集中以一种对比的心态和反观的视角，对彝族和印第安人两种少数族裔文化进行互文观照，双向阐发。正如他所言，“旅美时，我既是客位，但我会感同身受地去感受、体验北美原住民文化，并由此产生联想和想象，进而返回我的母族文化。”①阿库乌雾自身特有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使他在亲身置身于印第安文化现状时，总是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比较自由地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少数族裔原住民的文化现象与历史命运，思考人类文明的规律性和普世性价值。通过对比与反思，“既能出入其内地体察其文化生活实际，又能出乎其外地去揭示人性的共性与差异”。②
《凯欧蒂神迹》中跨文化书写的双向阐发集中体现在把彝族文化与印第安文化进行并置对照，“从两个民族都相对于主流民族而言处于边缘而弱势的立场出发，建立起二者的可比性和共同性”。[2] 如在《明尼苏达的月夜》（moonlight over Minnesota）一节里描述两种文化中对月的不同感受：月亮在彝族人眼里像美女神布阿诗呷薇，（a Goddess, Bbu ap shy gax vie）；而在印第安子孙眼里，“犹如一个/永远含着泪水/入睡的婴儿”（the night moon in Minnesota/ is just like a sleeping baby, always /in tears.）。③在《吉祥的乌鸦》一节里，“吉祥的乌鸦”(crows with good omens)是给印第安人报信的信使；在彝人传说里乌鸦是“灾难的使者”（crows are messengers of disaster）。③相同的能指在不同的文化里文化意象截然不同，这就需要英译时准确理解来传递。正如译者所言“我自己是做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在阅读和翻译阿库的诗歌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中国少数民族与美国少数族裔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相似的际遇：边缘化和世界之间的困境，母语的式微等。”③为此，译文尽力做到语言朴实自然，不假修饰；体式自由，表达随意，不做过分的整齐划处理。诗集翻译时涉略到大量的民俗事象转换问题，适当地在译文中保留了彝语，突出民族志诗歌语言及彝族文化内涵的原汁原味，让读者更好地体会其中意味。
《凯欧蒂神迹》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志实践，译者需要了解彝族和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态语境，以便翻译时综合利用多种置换补偿方法对原文进行文化表征，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化生态的精髓与活力。阿库乌雾旅美民族志诗歌在思考美国印第安文化和美国文明实质的同时，总是在回望故土。因而，看似普通的一节诗歌，读来却是充满着诗意与诗境。如在第一首诗歌《俄亥俄的花》中诗人写到：“为了探访印第安先民/遗失在俄亥俄河谷/古文明的神迹/告别自己的故土/我怀着好奇与敬慕/来到哥伦布。”英译为“Out of curiosity and respect/I left my homeland for Columbus/to explore the sacred remains left by/ancestors of Americans Indians in Ohio.（The flowers in Ohio）”。③“俄亥俄”（Ohio）这个词本来就是来自于印第安语，意思是“美丽的河”。译文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英语诗歌，简约平和、清新自然，读起来会点燃读者内心的感情，比较完整地传达了诗意诗境，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原作的生命，提升了原作的诗境。诗人是怀着好奇与敬慕来到北美，然而敬慕的不是北美发达的现代文明，而是古文明的神迹（sacred remains），在看似轻松的抒情中，诗人是怀着对古老文明的尊重而来的。诗人在思想深处是不断地追问、寻找、感叹与呼唤，为我们留下了具有文化跨越性特质的民族志诗歌文本。
三、文化混血：“二度跨文明写作”
作为文学评论家，阿库乌雾提出了“文化混血、双语书写”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学诗学理论。[3]《凯欧蒂神迹》选集从彝族文化的视角描述了美国的种族、国家、性别、印第安文化等问题，又通过翻译进入英语世界，如此旅程无疑具备了“文化混血”的特征。从彝语到汉语再到英语，阿库乌雾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个“跨文明的历史”，其诗歌创作体现出“二度跨文明写作”的特点。“二度跨文明写作”指的是阿库乌雾“从彝族文化到汉族文化再到美国文化的两次跨文明、跨语际”的写作经历。[7] 这个术语准确描述了诗人出生、成长所经历过的文化体验，突出了诗人使用“第二母语”——汉语来书写美国文明时所储备的双重文化混血特质。
阿库乌雾彝族诗歌的跨语际书写，从第一母语的彝语世界来到了第二母语的汉语世界，经过中美译者的民族志翻译，再度回归到美国文化的英语潜在读者，创立了一种少数族裔文化跨文明对话与民族志翻译的范例。由于有了《虎迹》译为英语的先例，阿库乌雾在“二度跨文明写作”伊始，实际上就提前作好了这些由第二母语——汉语创作的诗歌将又一次被翻译成英文，为英语读者所阅读的准备。阿库乌雾创作时就考虑和兼顾到了翻译的因素，因而，“二度跨文明写作”具有了文化混血的性质，即以彝族文化视角，汉语书写美国文化，并再度翻译为英语最终返回到英语读者。这一点恰好符合阿库乌雾一以贯之的当代传播观念：“他称汉语是自己的第二母语。用汉语写作本身就设定了汉语读者是最主要的潜在读者。”[8] 阿库乌雾的旅美诗歌采取“口语诗”的技法，体现跨国题材，目的在于更能通俗易懂地回到读者群中，在创作时考虑和兼顾到翻译的因素，因为“文化交融与文化混血带给人类无限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创造的可能”。③
除了获得本民族语言圈内读者的民族认同外，民族文学必读还得经得起母语以外的当代世界文学审美尺度的衡量与审美标准的考验。阿库乌雾在诗歌中对母语的忧思一如既往，但同时又主张文化混血的不可避免，主张差异的平等。如在《诗歌也是世界语》一节中：“我惊奇地发现/我只要写出富有真知/启迪大爱的诗歌/只要用诗歌触动人性/内在的经脉/即使我不懂英语/我同样可以和这个世界/“英语人”、“汉语人”/进行深切的交流/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诗歌也是世界语。”③尽管不同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学审美标准有所不同，然而就文学内在的规定性、本体性与创造性价值而言，依然有人类共享的审美标准与价值。“二度跨文明写作”中文化混血要求我们既要面向彼岸，又要心系此地。诚如作者所言：“我深切地感觉到所谓跨语种、跨文明写作，通过诗意的探索，沉潜到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底部进行灵魂对话与审美叩问之时，实际上也是一种更深的返回自身母语文明的精神朝圣之旅”。③
随着现代文明和全球化发展加速进行，少数族裔母语写作在萎缩，有的民族甚至处于一种濒危状态。正因为如此，阿库乌雾的彝族母语写作具有了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更迫切的现实意义，“母语叙事的传承与创新，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其文化历史形象的重塑，精神资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③ 作为一次对彝族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意象并置的跨语际书写与民族志翻译话语实践，汉英对照版《凯欧蒂神迹》的出版显现出少数民族族裔文学的文化混血与跨文明写作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由“第二母语”创作，再进入世界文学版图的艰难历程。
总之，阿库乌雾的跨语际实践，既是少数民族作家集文学创作与批评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又是彝族诗歌走向世界的领航者。他以一名“彝人之子”的身份，为彝族诗歌经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后进而通过英语翻译步入世界文学殿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诗歌创作历经母语文化、第二母语文化，徜徉于母语叙事、汉语叙事与英语叙事的文学世界，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世界之子”。作为阿库乌雾民族志诗歌的最新成果，《凯欧蒂神迹》诗集以汉英双语对照形式，辅以大量民族志背景知识的通解，体现出合作翻译、深度翻译和民族志翻译的特点，为彝族文化的跨语际传播进行了民族志翻译尝试，值得民族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继续给予相应的重视和开展应有的评价研究。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旅途中，无疑需要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需要更多能够透彻理解、把握和翻译跨语际书写民族志诗歌的“旅行者”！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文字来源：燕大社科期刊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