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民族和谐政策的共同推动下，民族间杂居、混居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以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分析了民族农村社区的社会变迁及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而根据其社会风险成因及内涵以及可能进一步演化成社会危机的路径等提出防范和解决建议，研究结论对于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杂居、混居的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社会变迁；社会风险；防范模式
一、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社会形态变迁
近年来，传统汉、彝民族混居、杂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新型民族关系的初步建立、民族社区自治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的逐渐形成等方面。首先是汉彝之间的民族差异进一步从分化到融合，深入到社区发展的各个方面，不管是日常生活、生产方式、文化活动、家庭结构还是在语言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不断潜移默化的互相影响，彼此间深入融合、密不可分；其次是民族风俗习惯上，我国56个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具有很深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特点各不相同，而且民族文化、民族属性等形成过程缓慢，但是一旦形成则根深蒂固。汉彝杂居社区内一方面基本保持了彝族和汉族原有的生活习俗，传统风俗习惯的精髓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又不断丰富和发展出了新的社会习俗。随着汉彝杂居社区的发展，外来先进生产力的不断进入，如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的大变化变迁使得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化，不断地进行物质和精神交流，甚至彼此间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冲突都提高了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水平。
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变迁既是当前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我国新型城镇化、民族经济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密不可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也为汉彝民族杂居农村社区的和谐、稳定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六年来西部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和医疗、文教、卫生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村民身体素质的发展。特别是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又对职业素养、劳动技能、文化知识进行了全面提升，也推动了整个民族地区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二、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系统化社会风险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外部环境的压力及内部成长所爆发的扩张动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各种社会风险积累速度加快，特别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矛盾日趋尖锐，民族农村地区的各种社会风险已成为危及农村社区社会稳定和社区和谐的主要问题。汉彝杂居地区因历史原因，地理环境条件较差，经济水平滞后，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更是让区域发展缺乏动力，在社区规划和建设上必须考虑到这种劣势，找出能够快速成长的特点给予重点扶持。总体来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落后决定了社区的规模和质量，其中人口的规模、品质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在汉彝杂居的农村社区建设中，人口的数量决定着社区的发展规模社区发展规模。民族地区农村由于人口分布极为分散，甚至无法形成相对聚居的村落，保持着极为分散的散居状态，因此即使近年来行政手段建设彝家新寨等以民族聚居为主的农村社区，虽然在建筑形态等因素上以现代社区为目标，但是其内涵上并未形成现代管理模式的社区，居住形态与过去相比改变甚少。
三、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系统性风险
新型农村社区是近年来在借鉴城市社区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管是其建设还是管理方面都处在探索的初级阶段。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在发展中存在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区矛盾和风险问题且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类型：
首先是家庭纠纷或矛盾，特别是因为婚姻或家庭关系而引发的不稳定、不和谐甚至各类冲突和纠纷。在汉彝杂居区传统文化中，对婚姻的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的力量远大于现代文明所秉承的法律认同力量，彝族婚俗中保留着男方给女方高额的聘金和聘礼钱，一旦婚姻破裂离婚的提出也必须承受高额礼金退还等风险代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双方的婚姻纠纷就转化为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宗族之间的纠纷，如果没有对婚姻、家庭问题的妥善处理程序，甚至因为一方价值观的不认同，就必然会引发矛盾纠纷演化和升级直至族群大规模冲突。其次是民族关系纠纷矛盾。由于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诸多差异的影响，不尊重彝族传统风俗习惯或因对彝族习惯了解甚少而无意间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第三是涉及家支因素的群体性矛盾和冲突。彝族对家支（家族关系）社会组织关系的族群认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且经过历史发展的不断检验，更加具有牢固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彝族家支具有协调内部可利用资源，增强家支内部能力的功能，内部凝聚力的提升才能使外部扩张成为可能，且对于保持族系血缘、实现代际传承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正是因为如此，当对资源的获取出现其他竞争者或挑战者时，才能凭借牢固的家庭社会关系实现对其他弱小族系的强势，当面临外部侵犯时也能起到积极地防御作用。家支成员的利益共同绑定在一起，当群体面对财产分配、婚姻家庭、村务资源、生活习俗等问题时，家族成员会因为家支文化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纠纷和冲突中，并极易演化成群体斗殴事件等，很难处置、并延续不断。
四、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价值观冲突的社会风险
因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而引发社会风险主要是指在汉彝杂居的农村社区里传统彝族价值观念在彝族村寨里历来较为浓厚，但进入新世纪后，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越明显，特别是对于彝族这样的从奴隶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文明的民族来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和分解作用十分巨大。从历史发展来看彝族家支观念的家族凝聚作用十分明显，对于整个彝族的民族认同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文明价值观体系下强调个性、强调多元化，强调包容，对家支文化中无条件服从集体权威这种与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文化理念彻底不认同。彝族家支文化的封闭性和其中的一些糟粕，对汉彝杂居社区的现代化治理来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极影响，影响现代化进程。过分地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集体行动意识，容易助长积怨多年的矛盾家族间的聚众械斗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历史上的彝族地区，当某一个家支成员受到外来威胁和挑战而求助于大家庭时，同一家支的全体成员被要求必须要团结一致，主动参与到对立状态中，或参与械斗、或参与集资赎人、或参与赔偿财产损失甚至人命债，即俗称的“打冤家”，这种族群间冤家械斗的原因更多要归结于彝族古老的复仇习俗。在价值文化中，“不维护一户，全家支保不住”、“个人惹事，家支負责”，这种流传自彝族历史，有悖于现代社会基本法治制度的现象已成为彝族社会的一种有害习俗，非理性地群体事件成为彝族地区破坏整个民族和社会稳定的隐患。被动接受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价值和个体独立发展导致彝族青年面对现代文明时，束手无策，缺乏快速融入的能力，反过来也影响了整个汉彝杂居社区乃至整个彝族民族的发展。
第三，家支观念的封闭保守，有碍于汉彝杂居地区民主进程的推进。我国村级行政组织采用直选方式选举，这种制度在汉彝杂居的农村社区也大力推行，这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彝族传统家支观念此时表现出了家长制权威的作用，其正向效应可以在村民参政议政方面起到政治动员作用，提高参与比率和激发参与热情。但是家支观念在村级民主选举中又是把双刃剑，追求个人利益、家族利益、联盟利益极易对基层民主的健康带来恶劣影响，如弱化政府的行政指导权力，扰乱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环境。而基层政府监管能力有限，很难界定家支成员间的暗地一致行动对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的侵害程度，最终导致大家支对小家支民主权利的侵害，打击民主参与积极性。最终出现乡村自治权利被少数阶层、少数宗族垄断。
五、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的管理性风险
与发达地区相比，汉彝杂居的民族地区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都存在规划不合理和管理意识淡薄的现实问题。从社区管理来看缺乏一种长效运行机制，能将汉彝杂居农村社区的运营管理与民族社区发展的长治久安相联系，某些社区管理者甚至不屑于向其他先进民族社区、现代城市社区学习和了解先进的管理经验，宁愿困恶、守穷。总体来看，汉彝杂居农村社区相比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发展更为滞后，村民更多根据原有地理位置、血缘关系等简单组合形成，由自然村集中而来，缺乏成熟社区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的体系和机制。对于农村社区、民族社区、杂居社区等等汉彝杂居社区的独特社会属性的特殊对待、差异化管理更是无从谈起。从公共服务内容的提供来看，农家书屋、医疗服务站、垃圾站、公共交通点、活动中心、小规模集市等设施陈旧或者缺失、服务质量不高，社区自助式生活服务缺乏等问题突出；除了硬件条件的问题外，更难以升级的是汉彝杂居社区的软件条件——即社區服务问题。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基层管理干部、社区管理者在民族关系协调等工作上效率很低、行动艰难。在偏远的汉彝杂居农村社区，人文关怀、精神文明建设等社区软性服务相对滞后。此外社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几乎为零，即使政府多年来不断投入、不断培育，但社区服务资金短缺现象仍然很严重，工作难以开展。
六、新型农村社区社会风险的防范建议
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风险问题呈现出多样性和分散性特征，解决办法也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
（一）新型农村社区社会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防范和治理风险必须将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两条路径有机结合。首先政府要从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农村社区经济和社会差异的问题，注重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发展落后问题，继续加大“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经济政策扶持力度，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间的差距以及不同社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等；同时还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进城务工的人口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就地城镇化的创新机会以及财务、税收等支持，形成公平开放的人口流动管理机制。其次加强农村社区内部治理制度的创新，通过基层政府与家支体系的协商与合作对社区科学化的共同治理，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特别注重对汉族、彝族民族间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的调整和管理机制的建设，给出差异化、特色化、有步骤的实施方案。
（二）汉彝杂居型新型农村社区的主要社会风险集中在财产、婚姻和村务等民事纠纷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源，要注重前期规划建设和后期精神文明建设、民族文化建设相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城市社区管理中优秀的居委会自治经验，因势利导的发挥家支文化的作用，重视多民族发展合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强调法治观念，树立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治社区、依法建设的观念。同时也应该看到，汉彝杂居社区还保留了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民风风俗等特点，所以在化解社区矛盾时既要充分利用家支这些民间调解资源的作用，构建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从程序上规范冲突解决途径，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风民俗习惯的有机结合。
（三）传统的家支观念对汉彝杂居地区社区治理的影响是复杂的，因此要对其加强基础教育与普法宣传活动，消除家支观念对国家法律相冲突的因素影响，积极引导家支观念使其与现代法律与规章制度相适应。要善于利用民间力量，摈弃传统家支观念中的遗风陋习，去除糟粕，发扬传统家支的议事规则的作用，推进汉彝杂居区的基层民主进程。
（四）汉彝杂居新型农村社区的服务管理要求很高。首先是服务体系的完善，重视汉彝杂居社区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调动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服务部门和以社区组织为主的服务部门等各种社会力量，从包含彝族、汉族管理人员的社区管理体系建立入手，提升服务意识和理念、树立社区兴旺的整体意识。社区服务一方面要不断地通过投入来实现提档升级，另一方面从人口素质、文化建设等入手，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乡风、民俗”的杂居社区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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