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起源叙事是彝族史诗叙事的主要方式，始祖意象符号叙事是其叙事的主要特征。水为生命之源的女性始祖意象符号和男性始祖意象符号的交融互渗在史诗叙事中起到了结构史诗的作用，彝族史诗的叙事思维是围绕彝族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树枝型叙事方式。
关键词：彝族史诗；始祖意象符号；叙事特征
起源叙事在南方民族的神话史诗中是一种基本的叙事方式，南方民族的史诗以神话为核心，它们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演述语境和文化功能，演述语境都是在各种祭祀仪式上伴随着交感巫术的表演仪式的进程而由祭司进行诵读，以祈神娱神（包括祖先）为主要目的。通过这种方式，特别是在丧葬和一些大型的集体祭祀场域中来讲述，为死者或神灵建构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参照背景则是人们生存的现实空间的景观。因此，神话史诗中虚拟的神灵和时空也就是现实社会中人类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投影，可以说是用神话思维对人类自己走过的历史照镜子式的反映。在神话思维中的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镜像有些模糊和变形，但其中的痕迹还是可循的。
用神话虚构的方式来传达宗教思想是中国南方神话史诗的传统，其中充满想象的神的功绩、神与人的矛盾、人类的谱系等，传达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人必须遵循道德，达到神要求的水平，否则会被神谴责惩罚；同时告诉人们，人生活在时间的变迁中，有生老病死，人也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与他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史诗正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向人们传达这样的思想，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
从神话时代到史诗时代，是人的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史诗中确定了人在万物中的主体位置。史诗整合了神话时代的文化要素，开启了人类文明史的新时代。史诗中活动的中心是人类，动植物用自己的特长为人类服务，如史诗的洪水神话中多有“封赠”的情节，具有浓厚的巫术意味，动植物因为对人类的态度和作用的不同而获得了不同的属性。一般到了史诗的后半部，动植物的命运更是为人所用。在史诗中以交融互植的方式完成了人与动植物地位的转换。“人，始终是创世史诗描写和关照的主要对象。它包括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对人类自身历史发展的追溯，对人类在向文明进程中所经受的种种磨难的反思，对人类各种物质的精神文化发明与创造的叙述，对从人诞生、成年到死亡，即所谓人生三部曲的关注，以及对人的本性的探索和认知等等，形成了史诗内容和结构的主体，这些方面虽然在后期神话里都有反映，但从深刻性和系统化的程度看，它远不能和创世史诗相比。尤其是对人的本性的探索，在史诗中达到了一种理性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古代哲学家媲美。”[1]
叙事一般是由一条或几条线索把各种事件和人物活动连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开头、中间、结尾、人物的关系、事件与人物的关联、事件与事件的联系、主线与副线等，它们如何形成一个结，这个结在叙事过程中又如何逐一解开或再生新的结，新的结又如何再解开，这就构成了叙事文学中所谓叙事结构。人物和事件从纠结到解结的过程也就是叙事的过程。“一个文化就是一个拥有共同叙事传统和记忆的社群。叙事是讲故事的文化技巧的构成要素，用于组织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它们由一系列被叙述的事件组成，与一个或多个行为角色相联系，并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选择和安排。”[2]
在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叙事中，叙事结构大同小异，彝族史诗的叙事在其中是较有代表性的，也可以说是较为成熟的。彝族史诗篇幅较长，故事结构完整，虚构、想象丰富，多种修辞手法并用，使用大量的意象符号，艺术水准很高。
在彝族史诗中，神话意象符号叙事是其叙事的主要特征，意象符号在史诗叙事中起到结构史诗的作用。
对于什么是符号，在西方，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学术界，由于本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符号，而不同的人对符号本性与功能的认识不尽一致，于是符号的定义也有很多。洛克把符号定义为一种观念的表象。康德的符号内涵是对洛克的发展，也强调主体的一种表示能力，但他指出符号中内含着概念。莫里斯之符号定义的表述是：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他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此解释道：“如果任何事物A，是一个预备刺激，这个预备刺激在发端属于某一个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的那些刺激在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引起了某个机体中倾向于在某些条件下应用这个行为族的诸反应序列去做出反应，那么，A就是一个符号。”莫里斯是从刺激与反应的中介角度来界定符号的。波兰哲学家沙夫对符号的解释是：“每一个物质的对象、这样一个对象的性质或一个物质的事件，当它在交际过程中和在交际的人们所采用的语言体系之内，达到了传达关于实在即关于客观世界或关于交际过程的任何一方的感情的、美学的、意志的等内在经验的某些思想这个目的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符号。”沙夫又是从交际与传达的角度来界定符号的。罗兰·巴特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提出符号是“一个像看门户的两面神一样有两方面的存在物。……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与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法，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巴特还把一种起源于功利主义和可使用习惯的符号称为“功能符号”。T.谢拜奥克认为，符号是一种信息，而符号学所研究的课题正是各种各样的信息的交换，这种交换是由发信源、受信源、通道、信息代码和上下文5个要素共同构成的。而从心理分析学角度看，弗洛姆认为，符号是人的内心世界即灵魂与精神的一种象征；弗洛伊德提出“符号是用来掩盖某种不便暴露的内容”的睡梦符号说；荣格则认为，符号不是对信息的掩盖而恰恰是对信息的揭示。[3]
在艺术作品中的意象，朗格认为“当某物呈现出来纯粹诉诸人的视觉即作为纯粹的视觉形成而与实物没有实际的或局部的关联时，它就变成了意象。如果我们完全看做直观物，我们就从它的物质存在抽取了它的表象。以这种方式所观察到的东西，也即成了纯粹的直观物——一种形式，即一种意象。意象就是一种现实实物离开了现实背景的纯粹直观物，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是一种抽取了实际物质形式的表象。它是通过抽象而成的，仅为人的感觉而存在”。意象的主要功能就是承载了艺术家的情感与思想。“意象的真正功能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承载艺术家的情感与思想。”“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表现人类感情的知觉形式。各种现实的事物，都必须被想象力转化为一种完全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作诗的原则。”[3]
彝族史诗中的意象符号是彝族先民以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为观察的对象，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对本质的抽绎、凝练和浓缩了现象后高度概括的文化载体，意象符号承载了早期人类漫长的社会文化发展史，对宇宙自然的观察认知，人类精神的成长历程。囊括但凡人类早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众多现象，最后都以神话意象符号象征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史诗被称为百科全书。
意象符号的选择、组合在史诗的创制机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涵容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叙事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彝族史诗意象符号的选择方面，除了以彝族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始祖意象符号外，往往以人自我的身体符号如眼睛、肢体的不同来表现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历程，以对我是否有用（或者说与人类关系的亲疏）作为动植物符号的选择标准来分类，以人类自己的善恶美丑观为标准来对动植物进行价值判断，有浓厚的道德训诫意味，体现了彝族从蒙昧到文明的文化进化史和贬斥丑恶赞扬美善的道德观和审美观。
在彝族史诗意象符号叙事的方式上，彝族史诗是围绕彝族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树枝型叙事方式。祖先崇拜是树根树干，然后长出的枝条是各支系彝族中的父子连名制和家支文化，这些枝条不断生出的新枝条。如云南滇南彝族史诗中体现的彝族共同的根就是六祖分支前的彝族共同的始祖阿普独慕。阿普独慕是彝族史诗洪水之后的唯一遗民，正是他与天界的女子成婚繁衍了人类。现在彝族史诗《查姆》流传的区域，在葬礼上（正常死亡的五六十岁的人）都要吟诵史诗中的神话，特别是神话中关于阿普独慕的故事是必须吟诵的。尽管现在葬礼简化，吟诵整部史诗的情况基本没有了，但神话的主体部分依然是要吟诵的，由毕摩根据仪式的长短选择部分来吟诵。
彝族在仪式中每用到一样东西都要由毕摩吟诵其来源，也就是追溯事物的源头，因此，起源叙事是彝族史诗的主要叙事方式，也对应于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和社会组织形式中的基本结构形态即家支文化和父子连名制。
彝族史诗中神话意象符号组合叙事的方式多是“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及灾难神话（人类文明的进化史）—自然界万物（动植物）的来源及各自的属性的原因—人类创造物的起源—人类文化节庆婚丧习俗的起源。它对应于彝族传统文化的祖先崇拜—家支文化—父子连名的由根到枝的树形文化发展观念和社会结构”。
彝族史诗中主要是神话故事，神话叙事进程中往往是以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方式展开，特别在仪式上毕摩或歌手对唱的语境中，“设问—回答—再设问—再回答”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问答方式展开长篇故事的演述。叙事的时间由远而近，从天地未开之时—天地、人类、万物的产生—文化的产生；叙事中的人物角色的出现以创世神—众神—人类始祖、动植物—各民族的出现为序；自然空间从混沌未开—天地分开—日月星辰出现—万物各归其类，形成了秩序井然的自然空间；社会生活空间由神灵—人和动物混杂—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除去了野蛮粗野—建立了文明的生活秩序—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构成；人性的发展是从蒙昧（没有道德）—逐渐开化（道德水平较低）—文明（有较高道德水准），这样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人的长相从非正常（形体怪异如独眼、竖眼、巨人、矮人、独脚人等）进化到正常人（形体五官与现代人一样）。
下面就以云南彝族史诗中较有代表性的《查姆》为例来看彝族神话史诗意象符号叙事的特征。
《查姆》是现在文本传承的彝文史诗，文字的固定性使其变异性较小。《查姆》上部主要是创世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开始的序诗主要交代了人类起源神话中独眼睛、直眼睛、横眼睛三代人，“新的阿哥，新的阿姐，请慢慢听彝家的‘查’，请细听彝家的古根”。然后引出史诗的正文。
史诗第一章是天地起源，史诗开篇说远古之时没有天地，是天地相连的混沌状态，只有翻滚的雾露，接着用一组程式化的句式“没有……”排铺了混沌不分时代什么都没有，在混沌无有的状态中，天神涅侬倮佐颇出场了，先描述世界之初的混沌不清，然后再让神灵出场，这种铺垫突出了神的无边法力，也突出了神创世的不容易，为之后的艰难创世过程作了预设。史诗是在仪式上演述的，这种描写方式也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使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预期。主神一出场，就开了个群神会，商议造天地之事。会议之后，创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神是龙王的女儿。创世神话中的几个重要的神灵也就是几个重要的文化意象符号。
在《查姆》叙事方式中，承载了情感与想象的艺术符号的组合方式构成了史诗的叙事方式。在第一章的创世神话里，其天地产生之前是混沌的原始意象（或称为原母意象），混沌成为一切之始点，从这个原母意象中生出了之后的一切，构成原母意象的主要材料是雾露，也就是水，水是生命形式存在的基本物质要素，史诗叙述的是万物起源于雾露，水成为生命之源，这也成为史诗叙事的内在生命线。从开始到之后的一系列创世活动，人类起源到万物起源之中，水为生命本源的意象贯穿了整部史诗，成为一条内在的线索，创世中的龙王、水神（都是女性）都是水意象的表现形式，其构成了“混沌—水（生命之源）—水中女神—女性始祖”的意象符号序列。到洪水神话，水毁灭了无德行的人类，水的过多或过少（干旱）是独眼人和直眼人毁灭的直接原因。水的意象成为整部史诗叙事线索的关节点，上部的创世、人类起源神话中如此，下部的事物起源中水的生命之源意象在叙事中的作用淡化，但依然是条隐藏的线索。
除了水为生命之源的意象是史诗叙事的主要线索关节点之外，另一个叙事关节点就是男性始祖意象。祖先崇拜是彝族原始宗教的核心，史诗的演述一般也是在祭祖大典等仪式上，整部史诗叙事的元点就是从宇宙和人类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男性始祖意象开始而生出之后的所有的一切。因此，史诗中生出日月的梭罗树，天神涅侬倮佐颇到阿普独慕再到歇索的三个儿子都是男性始祖意象生发出来的不同时期的祖先意象。代表生命之源的水意象和始祖意象二者交融互渗，衍生出了史诗中的其他意象符号。从而构成了《查姆》意象符号群叙事的基本方式，也成为其内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同时也是其基本内在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在今天史诗流传区域祭龙和祭祖依然是其重要的仪式，这两个仪式也必然要演述史诗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下面就史诗文本看此两个核心意象是如何展开叙事功能的：
彝族史诗的叙事是对万物起源的阐释，“起源”成为核心的概念，万物及人类从何而来？回答此问题，并把问题用叙事的方式来编织史诗的宏大故事，这个故事的结构还是开放性的，可以把彝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都“编织”进去，成为彝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那么，在故事构成的“经”“纬”中，“经”的选择是十分关键的，它要把众多的事件、人物联起来，把宏大的时空和漫长的历史文化有机融合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查姆》中，这个“经”就是由一个极具衍生力的始祖意象符号贯穿其中，起到“编织”故事的内在线索作用。这个符号的哲学基础就是万物源于“混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其方式也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衍生方式。《查姆》中正是这种叙事思维：混沌（雾露—水）—天地—万物；梭罗树—开红花白花（日月）—满天星辰。阿普独慕兄妹婚—葫芦—多民族的始祖。
世界万物的来源正是在混沌的雾露中产生出来的。产生的方式则是男性始祖意象符号的天神涅侬倮佐颇利用了生命之源的水意象符号（女性始祖意象符号）。天神派由水意象符号而产生的天上的龙王罗阿玛、地上的水神罗塔纪、聂滨矮（女神）的力量完成了创世。
天神涅侬倮佐颇指点聂滨矮（女神）造河川，水中的女神罗塔纪管水中地上的万物，龙王罗阿玛到天上的梭罗树上找来了种子，各种植物的种子有了，也有了人烟。天神涅侬倮佐颇又指点造成了山川的平原，有了太阳、种子、土地，人类才能生存。
龙王来到平原，按照天神的吩咐下大雨冲出了沟河山川、峻岭深箐、丘陵河滩。
天空的太阳、月亮“亮而不明”，天神让水王罗塔纪去洗干净，罗塔纪挑来海水洗去日月身上的灰尘，从此天地不混沌，昼夜四季分得清。“天地间的事，地转动是第一”，“万物在动中生，万物在动中演变”，天地万物就在运动中生成了。此处没讲人类是如何来的，而是讲适应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如何在天神涅侬倮佐颇的指点下由众神创造完成的。
在创世的过程中，雾露产生的气，雾露产生的水、龙王、水王是原生的物质和决定的力量。男性始祖意象符号天神与女性始祖意象符号（“水”意象产生的“龙王”“水神”等）二者成为创世的发动者和完成者，也是叙事中的核心意象，在完成创世以后的叙事中的意象符号依然是这两个意象符号叙事的衍生叙事。
第二章是人类的起源。创世之后是人类发展的艰难历史，它以人体的眼睛为叙事的意象符号标志，眼睛是人体上最重要的一个器官，用眼睛形态的变化来象征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形态，这在彝语支民族中还是常见的，在《查姆》中尤为突出。
第二章人类的起源神话故事的叙事思维与第一章的创世神话中的叙事思维是一致的，“独眼”对应“混沌”，象征人类蒙昧未开，也如世界之初的“混沌”一样，也是“一”。由一生出二，“独眼人”变化而来的“竖眼人”已是两只眼睛，“混沌”中生出了天地，梭罗树上长出了日月。“竖眼人”文明程度不高，与创世以后“亮而不明”的日、月对应。干旱后的“独眼人”被水神用水洗干净身体后与仙女繁衍了“竖眼人”，洪水后阿普独慕兄妹婚繁衍了“横眼人”，也就是现代人一样的人，与经过水神用海水洗过的日、月变得干净明亮，成为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应。人类起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葫芦”也对应于天地未开之时的“混沌”，“混沌”中产生万物，葫芦中保护产生了现代人的始祖。人类起源神话中与创世神话中，创世与毁灭不义人类的指令发出者男性始祖意象天神相对应的是“独眼人”时代的“做活人”，“竖眼人”也是“横眼人”的始祖阿普独慕，阿普独慕的后代创造了各种文明。万物来源的女性始祖意象混沌对应民族来源的葫芦。《查姆》下部的事物及习俗起源等叙事中，在叙事思维方式上依然是上部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灾难神话中的始祖意象符号叙事思维的延续。
在《查姆》神话的叙事思维中，意象符号群的构成始终围绕着“生命之源”的女性始祖符号和男性始祖意象符号的序列而进行，使其叙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由水意象符号衍生的龙王，水神在整部史诗叙事中起到了情节转承中很关键的作用，史诗上部的神话中，水都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万物由其产生，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生存毁灭由其决定，旱（缺水）是蒙昧的“独眼人”毁灭的原因，“独眼人”遗民做活人从脏的野蛮人变为干净的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是水王罗塔纪姑娘用水洗干净的。“独眼人”与仙女所生的后代“竖眼人”已比“独眼人”进化到更高的层次，但他们的文明程度依旧不高，德行有亏，再次被洪水（水过多）毁灭了，洪水遗民阿普独慕兄妹到了文明程度最高的“横眼人”时代。操纵水即女性始祖意象符号的是男性始祖意象符号。始祖意象是其叙事的核心动力，是男性始祖意象的天神向龙王、水王（水意象——女性始祖）发出指令。让他们去创世，去毁灭或帮助人类，纵观整部史诗，正是人类祖先们的共同协作，在艰难跋涉中创造了人类灿烂的文明，是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界。史诗在歌颂神的时候，充分肯定的是人、人类的祖先、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天神还是水神，其实都是人类始祖的象征。
如果说天神是男性始祖的象征的话，那么水神就是人类女性始祖的象征。整部叙事中水为万物之源，无论衍生为水神还是葫芦，她们都与世界的创造和人类的生存关系密切，充分体现了原母原型衍生万物的功能。世界的创造和人类的文明发展中，是天父始祖衍生而来的人类始祖即男性始祖做活人，阿普独慕等和女性始祖的合作协调过程中共同完成的。史诗叙事虽是产生在男性话语权的背景中，以男性始祖为指令的发出者，但女性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查姆》神话叙事中有众多的文化意象符号，但在叙事中起到叙事结构功能的意象符号核心是祖先意象符号，其他意象符号是围绕此意象符号而起到叙事作用的。把生命之源的意象理解为女性始祖意象的话，天神阿普独慕等可以理解为男性始祖意象。史诗中是以男性始祖意象为核心来叙事的，它也就对应了彝族传统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家支结构和父子连名制。
家支组织结构和父子连名制正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血缘纽带联结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以男性为尊的血缘谱系。背父子连名的家谱是男孩子从小就要进行的教育，也是一个男性在传统彝族社会立足的根本之一。彝族父子连名制中共同的始祖是洪水遗民阿普独慕。传说他的六个儿子成为彝族不同支系的始祖，因此在彝族的丧葬仪式中，在正常死亡的成年人的葬仪上都要讲述洪水神话。
在今天玉溪市峨山县城还建了六祖广场，正面是阿普独慕的巨大塑像，塑像基座上是洪水神话的塑刻画，广场两边是他六个儿子的塑像，这是现实可以看到的史诗神话传说的始祖意象符号，也可以说明史诗中男性始祖意象符号的深远影响，它已构成了彝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成为其民族认同的共同文化符号。
《查姆》在叙事中上部神话是以生命来源的始祖意象展开，在下部中则出现了死亡意象，出现了生死转换观念。上部的洪水神话中人类两次被毁灭，但那是低级的人类向更高级的人类转换，并没有悲哀的色彩，面对毁灭，情感上依然是明朗、向上、乐观的，重点是叙述人性如何由恶向善的过程，从非人到真正的人。到下部最后一章，则叙述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死亡，有了生命的悲剧意识。史诗的叙事从宇宙万物及人类的诞生到死亡，生命意识贯穿其中，成为叙事的内在动力。
《查姆》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查姆》中叙事艺术性最强的是人类起源神话部分，一方面使用了毁灭不道德者的同一主题反复的方式，象征人类蒙昧，不道德的“独眼人”被干旱毁灭，到“直眼人”时代，依然有缺陷，被洪水毁灭，毁灭主题的重复，使故事更曲折，叙事性更强。
在《查姆》史诗的叙事中，还大量使用了对话的方式，对话的主体有神与神、神与人、神与动植物、人与人等，这样在叙事中就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神、人、动物的艺术形象，使情节的展开更具有戏剧性，在史诗的演述中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查姆》中也大量使用了隐喻，大到整部史诗是彝族先民艰难文明发展史的隐喻，中到人类起源中眼睛的隐喻，小到具体诗段中的隐喻。在人类起源神话中“独眼睛”和“竖眼睛”人的隐喻：外形特征怪异—推出内在品行不正常—推出被干旱和洪水毁灭（换人种的必然性要求），是外形和关系的双重隐喻。“独眼睛”人和“竖眼睛”人是不正常的，推导出他们的本性整个是不好的，内在与外在是统一的。由此导出他们被毁灭是必然的（否则不正常），是外形不正常与整个内在不正常的双重否定。也就是早期人类外形和内在发展皆不同于正常人（或者说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的外形和关系的双重隐喻。史诗中诗句的隐喻如“天一睁眼，太阳就露笑脸；天一闭眼，月亮、星星笑作一团”。把天与人想成是同一性的，日月的转换是天睁眼、闭眼的结果。人睁眼就看得见东西，白天明亮，看东西分明，二者有同一性；人闭眼就看不见东西，夜晚也看不清东西，二者有同一性。
多种艺术方法的使用，使《查姆》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彝族史诗中具有代表性。
《查姆》的意象符号叙事方式也正是彝族众多史诗的叙事方式，其思维方式源于彝族宗教信仰的核心祖先崇拜，祖先的意象符号成为彝族民众心灵寄托的载体，不同支系彝族的史诗在叙事上虽然有差异，但其思维方式的惯性使彝族史诗的叙事具有更多的共性，就是始祖意象符号始终是他们共同的叙事原型。
参考文献：
1. 张福三.人的觉醒[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41.
2. 赵宗福主编.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国际学术论坛文集[G].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176.
3. 吴风.艺术符号与美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XZW045
作者：陈永香（1965— ），女，楚雄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俗学。马红惠（1981— ），女，楚雄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原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010期。文字来源：挂云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