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前言
二、改土归流前黔西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一）“勾”政权与则溪制度
（二）元、明王朝的开拓对勾政权的影响
1、从轮流袭替到父子相传
2、对“彼绝此继”的干预
3、汉人进入勾政权
三、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演变
（一）流官制与里甲制的建立
（二）土目权威受到的挑战
1、土目身份的变更
2、基层社会中的土目
3、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
（三）布摩阶层的变动
1、文教的兴起与绅士阶层的成长
2、黑布与白布
3、世袭与师承
四、结语
一、前 言
土司制度是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其兴废过程反映出少数民族社会的深刻变迁。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2]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逐步兴起以及对开发边疆、改进边政等问题的关注。当时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土司政策沿革与现存土司地区的实地调查两个方面。[3]1949年以后，学界对改土归流后地方社会变迁有了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从社会形态更替（封建地主制代替农奴制或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宏观的角度展开，[4]并且大都或预设了生产方式演变的理论前提，或着重于描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先进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或流于泛泛而谈，或纠缠于社会进步与退步的价值评判。对改流前后少数民族社会的实态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变化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性研究，使我们难以真正理解改土归流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不过，当研究者试图去把握少数民族社会的变化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南方少数民族的史料大都是汉人官员、文人们所留下的，在缺乏深入调查以及存在着文化偏见、猎奇心理的情况下，官员、文人们大都只言片语、浮光掠影、半事实半想象地记载他们眼中的“异类”。幸运的是，笔者所研究的黔西北（贵州西北部）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文献以及一套具有深远历史根源的政治权力架构，结合彝、汉文献、田野调查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构建一幅改土归流前后地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有必要指出的是，除金石材料外，彝文献一般未标明作者及著作时间，只能大致知道它们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作品。此外，彝文献大都用五言的形式写成，许多叙述极为简略和隐晦，跳跃性较大，有的还杂糅着神话与传说。这些给研究者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因此，只有充分掌握大量的彝、汉文材料，谙熟当地彝族的传统礼俗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理解彝文献的含义。
本文将首先揭示黔西北彝族自己的政权形态，然后考察其在中央王朝开拓西南地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最终崩溃但依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相信探讨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历史，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特质理解与认识。
二、改土归流前黔西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一）“勾”政权与则溪制度
本文所指的黔西北界邻川、滇两省，大致相当于清代贵州大定府所管辖的范围，包括今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全部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据明清时期的彝、汉文献及当地的口碑资料，早在三国时期，一位叫妥阿哲（汉文献称“济火”）的彝族首领就因帮诸葛亮征讨南中有功而被封为罗甸国王，[5]统治包括今毕节、大方、黔西、织金、纳雍、金沙等县的大片土地，是为慕俄勾君长国。至迟在元代，慕俄勾的势力已跨过了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东一直延伸到今贵阳一带，但统治中心在鸭池河之西，因此慕俄勾亦被称为水西，明代依前朝旧例，赐封水西统治者为贵州宣慰司宣慰使。明制，宣慰使从三品，为品级最高的土司，朱元璋还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6]足见水西土司的重要地位。自霭翠以后，水西君长开始采用汉姓——安，实行彝、汉双姓名制，所以又称水西安氏。
除慕俄勾外，黔西北地区尚有另一位彝族首领俄索折怒于元代以前在黔西北建立的乌撒君长国，[7]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威宁、赫章二县。明代乌撒君长被赐封为乌撒土知府，并象水西君长一样采用汉姓——安。
以明清史料及口碑断言三国时期彝族已在黔西北建立起类似国家的组织或许过于草率，一些学者声称彝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理据同样欠充分，[8]但至迟在宋代，黔西北一带彝族的已开始使用彝文字，而各种制度亦粗具规模，宋人范成大称：
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腾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著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僚相似，但有首领耳。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9]
罗殿国在何处？明代史料常称水西为罗殿（甸），水西君长们亦常以罗殿（甸）国王自居。[10]虽然学界并不完全同意水西即罗甸，但罗甸国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边地区，这是可以肯定的。[11]罗殿等处已粗具国家的规模，其所使用的公文应该是彝文。因为该地是“化外真蛮”，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羁縻州县系统之外，不缴税，不服役，同宋朝廷的关系，仅仅体现在“市马”一类互惠的经济活动上，[12]罗殿国的统治者们不大可能去学习汉文。到明代后，这些君长国的上层人物才开始接受汉化教育。
根据彝、汉文献，我们可以对黔西北彝族政权作一大致的描述与分析。在当地彝语中，君长国的政权称为“勾（ ）”，如乌撒称纪俄勾，水西称慕俄勾，播勒部称娄娄勾，磨弥部称古口勾等。[13]这种称谓含有某种神圣的意味，勾（ ）意译时又指白鹤，在彝书中频频出现，[14]被描绘为具有超凡能力的圣鸟。[15]
勾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称“祖”（ ，即“祖摩”，意译为“君”），其辅佐者有“摩”（ ，意译为“臣”）、“布”（ ，即“布摩”，意译为“师”，指祭师、经师），彝书中往往三者并称，学界对此已颇多阐述，在此要补充的是，在黔西北民间口耳相传的许多“曲谷”（即情歌）中尚保留着对君、臣、布政权的记忆，如〈谷邳赖〉称：
情郎和情妹，进入了歌场。君长居左，臣子居右，布摩居上位，男女情人居四周，反复排列位置，把爱根建立，把情根建立，男女情人居一处，有位置可寻，有秩序可依。[16]
我在威宁调查时，世袭布摩李幺宁告诉我，鹤（勾）、鹃、鹰分别象征君、臣、布，这可从文献中得到印证。《彝族源流》云：“君声象鹤声，臣声像杜鹃，布摩鹰的声。”[17]《支嘎阿鲁王》亦载：
君象鹤一样高洁，臣象杜鹃般能言，布摩好比，凌空展翅的鹰。[18]
君、臣、布三者有一定的分工，据《苏巨黎咪》：
贤君发号令……贤臣作决断……贤布摩祭祖。
君长掌权，与臣问计，高明的布摩祭祖。
布摩祭祖，必须熟习谱系，所以“布摩的重要使命，理顺宗谱为上”。[19]
每个君长国都有若干布摩，或许只有知识渊博、“法力”深厚者才有为君效劳的机会，但各级官员甚至平民同样需要祭祖和理谱，所以其他布摩同样受到尊重与欢迎。彝书称：
宗谱有秩序，布摩先问主人才行。若布摩先问，布摩祭祖，有章有法，功是布摩的。[20]
或许彝书所载的君、臣、布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念，在政权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此并不完全遵循，例如除祭祖、叙谱外，布摩还广泛行使着各种权力。
黔西北彝族的政权与族权往往交织在一起，[21]君、臣、布之间通常具有亲缘关系。如彝书对乌撒部远祖有如下记载：
默氏那咪录，诺陇邓，诺克博，诺濮迂之母。君为诺陇邓，臣为诺克博，请莫布洛谷，在洛补夺朵，祭三代亡灵。
耐叟苦之女，叫叟苦咪嘎，嫁在德迤惹舍，是姆氏三子，即姆阿余，姆维遮，姆阿足之母。姆阿余为君，管古苦地方；姆默（默疑为维之误）遮为臣，名扬纪古地，姆阿足布摩，管文化礼仪。[22]
又如世袭布摩亥索家，是从水西开基君长勿阿纳的上一代分出的。[23]
臣与布可分为若干等级，形成了“九扯九纵”之制。在汉文史籍中，《明神宗实录》较早提及该制度的名称，[24]康熙初年亲履水西的官员彭而述则谈到了该制度的一些具体内容，[25]后来的许多地方志根据彝书，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梳理，“九扯九纵”即根据事权的不同，将辅佐君长的臣与布分为九个品秩，总理行政的长官曰“更苴”，品级最高，史称：
年高最贵者谓之庚尊（即更苴），……庚尊授木杖，鸠刻其上，往往宣慰有军国大事，则庚尊以鸠杖往决之，但首示可否而已，木皆用番书，多不可晓。[26]
“穆魁”、“濯魁”辅佐“更苴”，参与军机大事，品级次之；“诚慕”“掌宗祠之祭祀，修世系之谱牒”，“白慕”“掌丧葬之斋醮。”两者并为第三等级；“慕史”司文书，“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同“执事左右”的“诺唯”、“禡葩”一起构成了第四品级；“骂初”、“骂写”是兵帅，管军事，“弄余”掌礼仪、办外交，“崇闲”督农事、管生产，共为第五级；“濯苴”、“拜书”管接待，“拜项”管门禁，“扯墨”管祭祀牲口，品级更次；“项目”管器物，同管礼物的“弄都”、管环卫的“初贤“，作为队长的“黑乍”列为一等；其余服杂役者又列为一等。以上共八个品级，“少一而不足九者，盖录彝书者脱漏。” [27]
君长们亦会任命统治区域内的其他族类的首领为官，“苗、獠寨大丁强，亦为祃写（骂写）、祃初（骂初），自统其兵”。[28]
上文简要叙述了君、臣、布三者共秉国政的制度，下文将进一步论述乌撒、水西的行政体制。
黔西北的基本行政单位称为“则溪”（ 又译作“宅溪”、“宅吉”等），在此以水西为例，《彝族源流》云：
慕俄勾，妥阿哲部，将十三则溪，设自家地盘。第一是嘎娄，第二是安嘎，第三是陇垮，第四是斗堵，第五是朵勒，第六是于底，第七是洛莫，第八是热卧，第九是以著，第十是化角，雄所第十一，慕柯第十二，火著第十三。妥阿哲部，则溪的顺序，这样排列的。[29]
彝书《水西制度》所载与此相同，十三个则溪遍布水东、水西，直达贵阳城北三里处。每个则溪都会设一个大仓库，用以保管征收来的钱粮，在彝语中则（ ）即仓库之意。[30]笔者甚至怀疑每个则溪都有一个小市场，因为溪（ ）意为集市。[31]
黔西北的地区一些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出嫁歌”对十三则溪的特征有生动描述，〈阿买恳〉载：
妥阿哲境内，去来要翻山，是嘎娄则溪……以飞鸟命名，指安嘎则溪……高处出荞麦，中部出美人，指陇胯则溪……骑马好比打秋千，指的都则溪……步行路艰难，汉水不离身，指冬娄则溪……犹如象背上搓绳，似象毛蓬松，指迂底则溪……彝寨地势宽，汉寨地势大，指六慕则溪……高山日不照，壑谷露不干，指热卧则溪……彝家辖地内，掌权人辈出，指以著则溪……云雾遮盖天，称霸于白岩，指化角则溪……冬晴雪不干，夏晴露不干，指雄所则溪……好比用银装饰裙子，好比用金装饰裙子，指慕胯则溪……家中无丝绸，帐幔无限长，指火著则溪……十三个则溪，慕胯地盘广，则溪势力大。[32]
管理则溪者都是君长的宗亲，根据《水西地理城池考》等彝、汉史籍的记载，阿哲家共有十二大宗亲。[33]每个宗亲都占有一个则溪，加上君长自己亲领一个则溪，这正是十三则溪的由来。[34]但君长所拥有的绝非只是一个则溪，崇祯七年（1634）水西君长、宣慰使安坤病故，无嗣，属下各土目争权夺位，互不相让，结果纷纷献地归顺，时总督西南军务的朱燮元疏云：
臣查该司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还朝廷。各目私土，宜听分守。[35]
宣慰之土究竟指什么地方？十二宗亲之一的卧这头目安世呈称：[36]
其宣慰公地，以著、则窝、化角、木胯、火掌、架勒、安架、的都、杹谩⒙た枋灏住⒂陽、内庄、则伱、雪革、化处、土桥、哥落、比那、仲已、仲巳、本捏、租写、柟啊⑸陈ⅰ⑷绰ⅰ⑽骱凇⒍铡⒁阅⑺淖拧⒙罡龅劝桌兆考纫晕匏茫胤接π泄榧37]
可见，水西君主的土地遍及十个则溪，[38]但并非十个则溪全是其领地。事实上，每个则溪通常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宗亲的土地，即“各目私土”、“目地”，另一部分即君长的土地，即“宣慰公土”、“公地”，以木胯宅吉（则溪）为例：
木胯宅吉东至阁鸦驿，南抵女农革河，西连镇雄界，北搀蔺界，南北一百里，东西一百八十里，公地计五庄，人民共二十七寨，户口二百四十五房，秋粮每年共该仓斗米一千三百一十一石。目地大小头目共六十二处，秋粮每年共算该仓斗米六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39]
则溪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管兵马，二是管粮草，相应地设置了两种类型的官。彝书《水西制度》云：“各仓库派有管兵马、仓库的负责人。负责管戛勒仓库与兵马的是扯老底苏，管安戛仓库与兵马的是卜俄必迭……”[40] 《大定府志》亦载：
水西十三则溪。木胯则溪：管钱粮阿户，兵马阿五；火著则溪：管钱粮归宗，兵马以义……宣慰时，管堆钱粮之夷目号六慕濯色，管操练兵马之夷目号慕苴骂色。[41]
但《土地民奴和则溪的管理》中提及的则溪官员有兵马元帅与城堡、营寨主管者两种，没有钱粮官，兹以陇垮则溪、戛勒则溪与朵能则溪为例：
主管戛勒则溪城堡和营寨的，是液额苦帕家笃额阿切的女儿，住于彻堵底苏……
陇垮则溪城堡和营寨的主管者，是妥阿哲（即济火，水西君长国的开基者）的幼子阿哲阿琪。兵马元帅是节能以义。濮勺必迭，属于德布支系的鲁歹君长家。阿阔阿比，则是慕俄格君长正妻所生的儿子。他们都是陇垮则溪辖区的穆濯、奕续。
朵能则溪城堡和营寨的主管者，是纪启鲁洁。兵马元帅是阿施纳额。濮叶额增为兄，管理勿阿纳（妥阿哲的六世祖）家的地方，濮叶洛举为弟，是外甥家来当臣子，乃洛举土目。陇勺阿再，初次来管朵能。额拐额知、阿阔阿叶、阿阔木依、阿阔觉道、阿阔额迭、阿叶德初、忍额德直，他们都是朵能则溪辖区的穆濯、奕续。[42]
或许城堡和营寨的主管者即是钱粮官，《土地民奴和则溪的管理》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这段材料还表明，则溪的官员们之间以及他们同君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有的是分封世系而来，历史久远，如阿哲阿琪系古代水西君长妥阿哲的幼子；有的是后来的君长所封，如陇勺阿再；有的是君长的母系亲戚，如濮叶洛举兄弟；有的是女性，如笃额阿切的女儿；有的甚至来源于其它彝族支系——德布系，如濮勺必迭。显然，统治权力的分享并不完全满足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众子为小宗，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原则——这一原则长期以来被汉文文献和近代研究者用以解释水西的政治制度。[43]
上述引文同时揭示，在兵马与钱粮官下面似乎还有职位更小的穆濯（ ）、奕续（ ）、土目（ ）等。穆濯、奕续、土目[44]等有时还是一种统称，包括了城堡、营寨的主管和兵马元帅。如阿哲（阿）琪是陇垮则溪的城堡、营寨主管，[45]但《西南彝志》却称：“陇垮地的三家，额迭和那知，以及阿哲琪，都是慕濯和奕索。”该书介绍了水西君长国的几个则溪及其主管者，每一个则溪讲完时，都要强调一句：“所有慕濯和奕索（续），其事迹不可忘记。”[46]
每个则溪都必须向君长缴纳贡赋，何种情况应缴何种物品以及数量多少等在书面上都有详尽的规定，[47]管理上完全做到了有规可循。此外，君长分布在各个则溪的土地或许是由各宗亲负责耕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一项义务。
乌撒地区亦实行则溪制度，这一制度据说是俄索折怒王建立的，折怒是乌撒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元史》载：
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绲畔部。其东西又有芒布、阿唼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48]
折怒王的事迹在文献与口碑中多有叙述，彝书《俄索折怒王》称：
走路常要回头看，折怒王的故事有人传。布摩用文字记录，歌手们代代传唱。笃洪纳娄的山陷了，折怒事迹也留传。巴底的海水干了，折怒英名不失传。[49]
同书记载了他建立则溪制度的经过：
（俄索折怒王）以鲁旺的方位，依鲁补的数字，支格阿鲁定的标记，设置九大则溪。重振俄索蔺的雄风，再建立虎皮般的典章。绿竹茵茵的莫则洛那洪，设置第一则溪；稻花芳香的俄补甸吐，设置第二则溪；松涛呼呼的德珠杓嘎，设置第三则溪；山青水秀的六曲博果，设置第四则溪；巍巍笃洪木谷，设置第五则溪；雾霭像青纱般绕着的耐恩，设置第六则溪；荞花像彩虹落地般的辞吐，设置第七则溪；五彩索玛（按：索玛即映山红）簇拥的女武溢恒，设置第八则溪；好比斗柄绕着北极星，笃洪那娄是中央则溪。[50]
《彝族源流》、《水西制度》所载与此同，可见乌撒实行了则溪制度。
上文论述了中央王朝大规模经营黔西北之前该地的制度与文明，由于彝书一般不注明著者及时间，使我们难以对其间的人与事作清晰的时间判定。此外尚须指出，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51]结合上文所引的《宋史》、《桂海虞衡志》、《云南志略》、《元史》、《贵州通志》等宋、元、明三代的汉文献，可以肯定在元明甚至更早，彝文字已经开始运用，而各种制度亦粗具规模。正如宋人范成大所称：
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52]
元明以降，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的开拓日益深入，在此过程中，彝族制度如何因应？君长、布摩、土目的地位与角色发生了何种变化？下面将对这些问题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元、明王朝的开拓对勾政权的影响
虽然明清时期有不少地方志的编修者根据《禹贡》、《尔雅》等古书将贵州划入梁州南境、荆州西裔，因此主张“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53]但长期以来，黔西北等地区同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时断时续的朝贡上。唐宋时期，包括黔西北的鸭池河以西地区甚至没有被纳入羁縻州县的系统中，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54]迨至元朝进军西南，在黔西北等地“设官料民”、屯田驻军、赐封土官，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如此，元王朝能够有效管治的地方大概仅限于与军队驻防地附近的区域，其余广大地区仍然掌握在地方土酋手中。明代承元之旧，大为恢拓，完善与规范了土司制度（包括设置专门的土司职衔、对土官袭替的更严格监督与控制、土司赋役与朝贡的制度化、要求土官学习汉文化等）、同时增设更多流官机构（例如设置贵州行省）并广泛设立卫所等，明代设在水西与乌撒及其周边地区的卫所就有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贵州卫、贵州前卫、威清卫等七个，卫所士兵大都来自南直隶、湖广、江西、四川、山东、山西等地，意味着一场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此外，民间自发的移民也为数不少。[55]
随着中央王朝拓的日益深入，勾政权与则溪制度在明代开始发生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尤值得关注者有君长之职由四十八支轮流袭替一变而为父子相传、汉人进入勾政权、水西与周边勾政权“此绝彼替”的习惯受到干涉等。
1、从轮流袭替到父子相传
前文已提到，认为则溪统治权力的分享并满足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众子为小宗，层层分封的宗法制原则是一种误解，君长一职的袭替情况又如何呢？关于此问题有两份重要文献，一是正德年间王阳明致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书信，其中提到：
且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今使君（指水西君长、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独传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衅，孰不欲起而代之乎？[56]
另一份文献是成化年间安贵荣请两京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撰的《安氏家传序》，该文对洪武初年至成化年间的每一位承袭人的身份都有简单介绍。[57]根据以上两份史料，方国瑜先生指出：
《黔南职方纪略》说：“安氏非家嗣不能有其官，亦非家嗣不能有其土”，又《水西土官制度略》说：“夷俗以嫡长为贵，宣慰之子，惟嫡室长子得袭职”，这是后来的事，在早期恰好相反。[58]
方国瑜的见解是富有洞察力的。下文将根据《安氏家传序》，结合《明实录》等史料，确定从元后期到明前期水西各代君长间的亲属关系，[59]并对君长职位从群支“更迭而为”到父子相传的背景进行简单考察。兹将水西土官系谱考证如下：
阿 那
阿 画（阿那之弟）
霭 翠（阿画从子）
安 的（翠弟，《明史》卷316页8169则云：“子安的袭。”《家传》成文时间早，且必定利用了安贵荣所提供的材料，疑《明史》有误）
安卜葩（的弟）
安纳洪（卜葩之叔辈。《家传》云：“卜葩年老有疾，安纳洪替职，（永乐）十六年赴京进贡，回至襄阳江汉驿病卒。孙彬楫尚幼，从父安中借职。”此记载似未说明病卒者是卜葩抑或纳洪，《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正月壬午条，页2254载：“贵州宣慰使安卜葩来朝，贡马。赐钞币，遣还。”卜葩十九年尚在，可知死者系纳洪，安中是安纳洪之孙彬楫的从父，下文又考证出他是卜葩之弟，因此纳洪系卜葩之叔辈无疑。）
安中（卜葩之弟。《明太宗实录》卷266永乐二十一年十二月甲戌条，页2420云：“贵州故宣慰使安卜葩之弟忠贡马六十匹，且奏兄安卜葩已卒，请袭职，从之。”可知中系卜葩之弟。《家传》为“安中”，《实录》为“安忠”）
安聚（中从子。《明英宗实录》卷11宣德十年十一月辛未条，页0203云：“贵州故宣慰使安中男聚，女直指挥若亦不花等来朝，贡马及方物。卷14正统元年二月癸丑条，页0259云：“命贵州宣慰使司故宣慰使安中侄聚，弗恩木卫故指挥使察罕贴木子木当哈俱袭职。”可知聚系中从子。但嘉靖《贵州通志》所载〈家传〉页649称：“安中物故，从父安聚袭。”疑该版《家传》有误，万历《贵州通志》所载〈家传〉页581改为：“安中物故，安聚袭。”）
安陇富（聚从子）
安观（陇富子）
安贵荣（观子）
长期以来，权力传承并未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60]王阳明显然明白这个情况，所以称“且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自安陇富起才将君位传给儿子与孙子，“独传三世（即陇富—观—贵荣）”，[61]揭开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这一制度的变更是明廷介入的结果，正所谓“今使君（指安贵荣）独传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
朝廷愿意扶助陇富一支垄断大权，或许有观念与习惯上的因素，[62]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恭顺与效忠，陇富当政前后，明廷在西南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可能是陇富改制的契机。他本人的承袭同其报效有关，继位后又积极为明廷东征西讨。陇富对中央王朝的效力之勤在水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许是他获得明廷支持的重要原因。陇富之后，父死子继之制得以确立，除非君长乏嗣，否则旁支绝难问鼎宣慰使之职。[63]
2、对“彼绝此继”的干预
即便父死子继之制确立，在君长乏嗣时亦会出现妻、弟、侄、叔、甥等亲属继位的情况。明王朝对此是予以承认的，《明会典》云：
嘉靖九年题准，土官衙门造册，将见在子孙，尽数开报，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生，应该承袭；某人年若干岁，某氏生，系以次土舍，未生子者，侯有子造报，愿报弟、侄若女者，听。布政司依期缴送吏兵二部查照。[64]
除水西与乌撒外，在黔西北周边地区尚林立着若干个类似的彝族君长国，主要有滇东北的阿芋陡部、芒部、乌蒙部、古口勾部；黔西南的阿外惹部；黔中的播勒部；川南的扯勒部。这些君长国的政治制度相似，具有同宗共祖的信念，并且互通姻媾，来往密切，形成了横跨川、滇、黔三省的族类认同团体。因为血缘与姻亲关系的交织，所以当某个君长乏嗣时，继任新君极有可能来自其它君长国。[65]因此，“彼绝此继”的习惯可能会导致父子或兄弟同时担任君长乃至一人身兼两地君长的情形，此时尽管符合承袭制度，但已经与控驭土酋并削弱其权力的初衷相悖，因此官员们往往会对各君长国之间的这种承袭习惯加以干预。[66]
3、汉人进入勾政权
在移民潮流的的背景下，黔西北“勾”政权的构成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嘉靖《贵州通志》云：
彼至愚无知者反见变于夷，重以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淳朴浸以散矣。[67]
这段简短的叙述颇值得玩味，中央王朝的渗透日渐深入，地方土酋必须经常同官府打交道，土司政权亟需通汉文、熟习内地礼仪的人才，许多失意的移（流）民亦乐于为土司效劳，谋求更好的发展。在士大夫们看来，这无异于“淳朴浸以散矣”，嘉靖年间的湖广、川、贵军务总督张岳称：
又访得湖、川土官专一收留各处光棍无赖，成群潜往京城打听事情，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胜驾谤言，挟害上官，或扌儿 传是非，诳惑愚民。[68]
张岳所说的虽是湖、川土司，但黔西北的情形亦与此相似。例如在抵制朝廷扩张，意图恢复贵竹长官司的行动中，陈恩、王嘉猷等汉人积极为贵州宣慰使安疆臣出谋划策，在京师营造了一张关系网络，连兵部尚书石星都被拉拢。
除了“贩商”、“罢役”、“逋逃”、“光棍无赖”之流外，还有一些科场、宦海的失败者投奔夷地。例如何若海本系遵义府学廪膳生员，流落京师卖篆刻为生，曾蒙吏部咨送兵部授守备职衔，“用之不听，雄心落魄”，后见辽事孔亟，便赴各衙门条陈对策，未被采用。恰逢毗邻水西的扯勒部君长、永宁宣抚使奢崇明遣使进京，于是何若海便投奔永宁，参与策划反明，被永宁、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六司、府共封为丞相，权倾一时。[69]
文献上一般笼统地将为土司所用的汉人称为汉目、汉把，这使我们通常难以得知他们在土司政权中的任职情况，不过关于黔西北的著名汉目陈恩、陈其愚父子的记载保留尚多，足资参考。明代官员江东之、刘锡玄、杨寅秋等人的奏疏、谕帖、书信中曾多次提到陈恩、陈其愚以及他们在水西政权中的重要影响。[70]民国《大定县志》载有陈恩墓碑的部份碑文，今人余宏模等又实地踏勘了陈恩及其父母的墓地，抄录了不少碑文、墓志。综合这些材料可知，陈恩字槐亭，号无为道人，颇通文墨，来自闽浙一带，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其母吴氏、父陈文彬的墓碑分别立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和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其父母或已定居水西。至迟在万历二十年（1592），陈恩已在水西勾政权中担任要职，与三省总督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地方大员都有诗文往来。其墓在大方城东三十里之凰山下，墓碑云：“罗甸国更苴总理、两班墓魁扯事、槐亭陈公之墓。”墓志铭又称：“三聘仍出任慕魁辅事，辛亥以功德齿三尊。”官至“更苴”、“慕魁”，权势之重可见一斑，墓联中“伊周得意笑谈李杜”一句亦反映墓主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情。恩子陈其愚，明末奢安之变时，曾设计重创孤军深入的朝廷军队，杀死了贵州巡抚王三善。[71]
到明代后期，勾政权中的汉把似乎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黔西北政局。前文已提到何若海参与策划反明，朱燮元在分析奢安之变时亦云：
查酋之造叛，实系安邦彦（水西君长安位的叔父）父子首倡而莫德主谋，汉夷各目，迫于威胁，不得不从。[72]
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谕安位的帖中亦称：
尔年甚小，便受国恩。非常遭际，乃被叛逆安邦彦及汉把夷目欺尔孤寡，送尔及尔母奢社辉之命，公然谋反，兵围省城，大逆不道。[73]
崇祯年间安位去世后，汉把们更是怂恿诸土目向明廷献土献印，明廷借机“裂土众建”，《朱少师奏疏钞》对此有详细叙述：
一汉把加衔副总刘光祚自安邦彦授首，诸夷目愈肆忿恨，谋动干戈。光祚独排众论，谕安位听抚，及位死而众目争继，光祚力主安良辅献印，忠顺之心，百折不回，其功甚伟，应荫指挥使，以风夷汉。
一汉把陈国是、李时芳、陈国基、杨启祥、周廷鉴、李奇芳，以上六名。安良辅与安陇璧互争，众皆分左右袒，独六人坚持一心，怂恿献印，招夷万众，应荫土百户。汉把杨启运、刘显祚、杨起凤、胡珽、陈万选、陈国本、黄朝凤、周士顺、吴道端、吴道弘、杨淮、黄德、李先春、陈国荣、黄恩、杨德、顾陇正、吴楚汉、孙应奇、杜应林、曹一龙、高中正、高明盛、高明旺、丁志明、赵廷宣、高仲文、罗士夔、万镇禄，以上共二十九名，俱效劳化谕，备殚心力，应各纪录侯别效有功再为题叙。[74]
可见，从奢安之变、安位受抚一直到献土献印，明末黔西北政局的重大变迁，无不有汉把汉目的参与。
除了汉人进入勾政权外，中央王朝的职官与行政体制同样对彝族制度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奢安之变的过程中，永宁奢氏曾建国大梁，改元瑞应，并赐封许多彝、汉头目，名称一如内地职官，如丞相、总兵、给事中、中军都督等，[75]颇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