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既是社会学的概念，又是历史的范畴，每一个民族从历史走来都有他自己的苍桑和记忆，尽管支派流散、区域有别、土著源流难辩，但都有他的文化基因和痕迹，无论是司马迁笔下的东夷，还是西南夷都应属今天的彝族先民，虽然他们所处的区域和时代有别，但他们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点都是共通的，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史前地层文化的考证，都有东夷、西南夷和彝族的共性联系。
一、图腾文化
王震中在《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①一文中，对东夷历史有基本的划断。他说史前东夷族的民族部落是纷繁众多的，主要的东夷族有四大支：大皞、少皞、蚩尤、有虞、大皞与蚩尤称雄于东夷史前历史的前段，少皞挚和有虞舜崛起于东夷史前历史的后一段，并跨入了东夷族的文明时代,大皞后裔今日可考者只有风姓的三、四小国，而小皞有赢、己、偃诸显姓存留于其后。从蚩尤作乱以来，一直至尧舜禹启，史不载大皞部落群登场表演的史迹，后人将大皞与伏羲氏相附会。《周易·系辞下》说：“古者疱牺氏王天下也……疱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我们不管大皞与伏羲氏是否同一。但大皞以龙纪，故师而龙名；汉代画象石伏羲女娲一律画作人首蛇尾，尾交其上状，关于大皞的显赫，《逸周书·太子晋篇》说“自大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这里讲东夷太皞氏族与伏羲氏都以龙为图腾，他的图腾与今天彝族留下的图腾是一样的。东夷部族的历史在古人发掘的反映大皞——蚩尤——少皞——有虞四个阶段、两大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典型的龙山文化中，不管史前东夷族的姓氏、部落复杂众多，在大汶口时代，不但找到了对鸟和太阳的崇拜与祭祀，而且发现蛇崇拜的反映。到了龙山文化时代，东夷族不见鸟以外别的动物崇拜的表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应是各部落或部落群相互势力盈虚消长的反映，少皞鸷代蚩尤而兴，只见“鸷鸟形足鼎”，不见蚩尤部落以蛇为号的相系，实属文化合理消失。在木姆耐苦《武定风氏本末》②译文一书中，说“姓风这一世家，是（今）云龙乡域里的人，其原本是东部彝族的后代。历代都为黑彝”，以鸟为崇拜物，以甘肃天水女娲祠风姓文化符号一致。史前东夷的崇拜物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西南夷文化现象是一致的，三星堆文化中反映出虎、鸟、蛇的文化，同时还反映了夏人祖先鲧禹的鱼和蛇崇拜，按刘明武先生的说法是彝汉文化和流，这与东夷人的图腾文化是相通的。陈永发在《试论彝族起源与彝族文化》③一文中指出：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贵州发现的“文化遗址”，所反映的主要是彝族文化元素，即“彝族文明”，“三星堆”文物是包含天、地、神、人、鬼、动物、植物及社会体制在内的一个完整的彝族社会体系。首先反映了彝族三大崇拜——太阳崇拜、虎崇拜、鹰崇拜，“三星堆遗址”众多的铜虎以及金沙遗址众多石虎体现了彝族最大的崇拜——虎图腾，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祭祀神树上还有龙雕即龙图腾，彝族被称为“罗罗”，即为“龙虎”民族之意，可以说“三星堆”4500年左右的西南夷族文化，正是东夷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续世佐证。而“三星堆遗址”的主人正是今天彝族先辈，从金杖的出土来看，应该属地王的祭祀坑。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根脉同东夷文化根脉是共通相系的。
中国古代尚懂得“礼失而求之于野”。中国古代的“礼”，不但有许多保留在四夷之中，而且有些本身就起源于四夷，《孟子·腾文公下》、《万章下》、《仪礼·士相见礼》都有士相执“质”相见之礼的记载，挚冬用雉，夏用腒，这种相见载“挚”也即“鸷”之礼，显然来源于史前崇拜鸟，以鸟名官，以鸟标身分，标族属的东夷族，西南夷统治君国的历史以希慕遮时期的鹤、鹃、鹰标榜君、臣、布摩身份的例子正是与东夷同出一筹，而商代以鸟名官不也是与东夷和西南夷一致吗。
二、五色文化
彝族是一个五色文化突出的民族，它与阳阴五行密切相关。在逢振稿《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④一文中指出：夷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甲骨文，甲骨文多次提到“王正（征）尸方，甚至在一片小骨上竟有记五次王来正尸方”的，尸、夷通用，“尸方”即“夷方”，《竹书纪年》、《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了夏朝时，夷人的部落很多，有九夷。九夷的势力很大，九夷即：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玄夷、风夷、阳夷、赤夷，明显表达的有黄、红、白三色，按云南武定彝学刊物明示的风夷即是黑夷，玄夷即青夷，五色彝族是用五行颜色来表达的，说明东夷人最早崇拜太阳的民族，《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言中含有少皞氏以侯鸟纪历的内容，《尚书·尧曲》、《史书·五帝本纪》谈到：“乃命曦和，钦者昊天，历家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其三百有六旬六日，以润月定四时，成岁”。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两个图像文字，即“炟”、“炅”表示月牙形的火即“太阳”从东方五个相连的山峰升起，象形字的五个山头，同《山海经》日月出入之山的记载基本相同，表明在一年中太阳从不同的山头升起和降落，经王树明的解读，“炟”字的含义为春、秋季日出正东，“炅”字为太阳高照于南天，表示炽热的夏季，这两个陶尊文字的发现表明四千年前，我国的东夷族劳动人民已初步掌握了季节概念。
西南夷在君国文化中，东西南北中，五色为青、红、北、黑、黄，用彝语表达五色，诺（黑色）阿尼（红色）阿史（黄色）阿曲（白色）阿乌（青蓝色），彝族祖先留下的《彝族源流》⑤里记载：东方为青帝，南方为赤帝，北方为黑帝，西方为白帝，中央为黄帝。秦人在《日书》中也记载了对“五帝”的祠奉。在彝族君国里，东居为青彝，南居为红彝，北居为黑彝、西居为白彝，中央为黄彝”，五种彝到后来有阶层阶次之说。在西南夷中五色运用广泛，除了天文五色、部族五色，还有山五色、水五色、地五色、人五色等等。在天五色上，彝族祖先总结出了中华民族的第一历法。《宇宙生化》、《宇宙人文》作了科学的阐述，制定出了彝族十月太阳周天历法，演义出了宇宙万物易象的先天八卦。领跑于世界自然科学哲学思想的前沿。这与东夷人崇尚太阳候鸟山头纪历是有相通之处的。《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晹谷，命羲仲恭勤道训万民东作之事，由此可知，东夷人崇拜太阳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三、礼和乐文化
在逢振稿《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和王震中《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论述中，指出了东夷文化灿烂，在生产工具制造、金属冶炼技术、陶器制造、纺织业生产、酿酒业等方面都有较高水平的发展，而且指出了是铁和铜最早的发明使用者，不仅以《说文》解说，而且从大汶口文化佐证。尤其是酿酒业，早在6500年的北辛遗址就得到考证，讲到礼乐，更是让人肃然起敬，到春秋时期，东夷族人几乎荡然无存，但东夷族的“夷礼”依然存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固周制，邾又夷也”。就是说在标准推行周礼的鲁国身边的小国邾国“仍杂有东夷之风”，足证东夷人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东夷人有自己的“乐”，大汶口出土的细柄杯，柄杯上有两个不对称的孔，能发出三个音节，填补了中国音律五、七音之前的三音阶段，更重要的是杯柄有竹节棱，是仿竹节而制，透露出了史前东夷人已发明了（丝）竹乐器。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竹书纪年》：后发即位元年，请夷宾于王门，请夷入舞。《后汉书·东夷传》亦云：东夷“喜饮酒歌舞”。《史记》也记载莱乐的存在，莱乐亦即东夷之乐，莱夷即彝族娄益的汉译音地名、族名。
“夷”字分开则是“大”和“弓”，《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甲骨文的“大”字，象正面、两腿分开、站立的“人”形，“大人”或许体现了东夷大汉即后来流传至今的“山东大汉”之意，“大”字也写成形体较大的箭形，这可能是弓和箭是东夷人最早发明的，《说文通训定声》云：“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山海经·海内经》云：“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说文·矢部》：“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东夷族的一支，由此看来，东夷人最早发明了弓箭，从距今约七千多年的北辛文化起，中经大汶口、龙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同一个族的居民所创造的不同阶段的文化，这同一个族就是东夷族，东夷族人至少从北辛文化起，就一直是居住在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商周时期，东夷人的势力还很大。由于被征伐，春秋以后，东夷人逐渐被融合到华夏族中去，成为汉民族的族源之一。
东夷人的诸多发展，与《彝族源流》记载中的许多文明的东西相联系，诸如金银铜器的使用，精美的青铜工艺以及铁器的运用，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神树、金杖”，今天彝族人在礼乐方面仍保留了东夷人的喜饮酒歌舞，在生活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彝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它反映了彝族人的特点。
东夷族人与西南夷和彝族的文化共点联系是史料和地层文化考证的结果。至于还没有解读的文化脉络我想用孔令平在（评苏联新编《原始社会史》）⑥一文中谈到的“尼人”，身体庞大，思维能力差、好冲动，是欧洲人的祖先与原始社会会制造工具的“能人”和《彝族源流》中的“尼能氏人”有否密码联系，等待史学家的解密而告白。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在北起辽东半岛、南到苏北、淮河以北，西起陕西、河南、东至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广大范围内都有发现，必须指出的是山东以外的其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由山东地区传播去的，外传文化由于和当地土著文化长期交流、影响、融合，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那种单纯的典型性，也就逐渐失去了东夷族的特性，原来居住在山东及苏北、淮北等周围的东夷人，虽较少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而长期保持其东夷人土著文化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夏商周时期东夷人的文化日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而逐渐被融合，至于东夷人的文化是自西向东的发展，还是自东向西的发展，还是向西发展中的东移现象存在，待史学家进一步解读，反正不存在文化“被赶”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史研究》1988.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罗婺彝学》武定县彝学会编，2014年总第一期
[3]《跨世纪的彝学探索》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贵州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贵州民族出版社
[4]《历史研究》1987.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彝族源流》王明贵编译王继超审定，民族出版社
[6]《历史研究》1987.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水城县彝学研究会。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