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彝族洪水神话是民众关于洪水灾难的集体文化记忆，其重要性在于融汇了灾难叙事和祖先认同记忆，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叙事。在关于灾难的神圣叙事中，彝族人民借植物母题演述伐木与洪水的因果关联，表达“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叙事；并借助人文始祖阿普笃慕表达认同的神圣叙事和节日祭祀仪式，建构六祖分支的祖先共同体叙事，增强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认同感。在洪水灾难的历史叙事中，文字成为彝族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的中介，彝族人民进而利用文字丢失母题构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共同体叙事，以此有力凝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根基。
关键词：彝族神话；彝族文学；祖先认同；植物叙事；文字起源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历史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在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縢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予以阐释（着重号为原文）。
“作为本质的统一体（Einheit des Wesens），血缘共同体发展着，并逐渐地分化成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地体现为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它又进一步地发展并分化成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因而精神共同体在自身中结合了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
在縢尼斯看来，共同体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基本形式，而精神共同体结合了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的特征。鲍曼（Zygmunt Bauman）则进一步阐释了共同体的丰富内涵：“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和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从主观性和学理性角度看，关于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解虽众说纷纭，但总体来讲，共同体是群体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文化综合体。进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联动互补、情感上亲近相守、核心价值共守的民族综合体。”地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学研究中的共同体叙事研究，符合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线要求，也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议题之一。
邓迪斯曾说：“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作为对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源头的表达，神话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有关人类和文明起源的洪水神话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命题，而且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西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流传广度及其独特性。其中，彝族洪水神话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西南少数民族兄妹婚配型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神话在越南及印度中部也有流传。马学良在《彝族洪水故事长篇语料释例》中将彝族的洪水神话归纳为兄妹婚型、天婚型、综合型三种。陈建宪基于洪水神话类型与分布研究指出，洪水母题“在川、黔、滇交界处和云南中部楚雄、弥勒彝族聚居地区”较为集中。鹿忆鹿对天女婚类型和“眼睛”神话研究认为，彝族天女婚洪水神话缘自“天地津梁断”的神话观念,是氏羌族群的文化创造，并提出独眼最早是族群标志的观点。西胁隆夫《关于云南彝族的洪水神话》一文基于东、南、西、东南、中部五大彝语方言区的三十则神话资料，将洪水神话分为“斗争型”、“惩罚型”以及“斗争+惩罚型”三种类型。藏彝走廊的诸多民族的洪水神话“不仅仅是对人类毁灭与再生的演述，更是对族群意识觉醒的文学化表达”。中外学者关于彝族洪水神话的研究，既扩展了彝学的多领域对话，也深化了中国神话的研究。但由于田野调查和文本资料的局限性，以往关于彝族洪水神话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兄妹结婚繁衍后代的生殖叙事，而对洪水灾难起因、祖先阿普笃慕带领民众抗灾，灾后彝族与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体叙事关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彝族洪水神话的独特性及其所具有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素的特质。有鉴于此，本文将专注于彝族洪水神话中的共同体叙事研究，希望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从而在学理层面推动神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洪水不仅是一个世界性话题，而且是人类神话的一个典型母题。彝族洪水神话与其他民族洪水神话一样，是以洪水发生、灾难神谕、兄妹逃生、繁衍后代等为母题的神圣叙事，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彝族主要聚居于滇、川、黔、桂四省区，彝语有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东南部六大方言区。本文所说的彝族洪水神话特指人类起源之后的洪水人类再生神话，即以洪水泛滥、人类抗灾、繁衍再生为主要内容的神圣叙事。本文以彝语六大方言区洪水神话的典型文本为对象，聚焦洪水起因、抗灾过程以及灾后文明重建等重要情节，阐释彝族洪水神话中的共同体叙事意涵。
一 植物母题与生命共同体叙事
彝族神话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彝族信仰文化体系在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观念的基础上，以祖先崇拜为核心，以动物崇拜、植物崇拜、自然崇拜为主要表现形式，对彝族神话产生了深刻影响。彝族洪水神话演述了人类伐木毁林导致天神发洪水，洪灾遗民依靠木具避难存活，植物生人使得人类得以在灾后重新繁衍，是以植物母题为关键的神圣叙事。现将六大彝语方言区洪水神话的典型文本择要比较如下。
由表一可见，一方面，多人口、多支系、多方言区的彝族拥有丰富的洪水神话，并以经典文本、口头传统等形式流布，呈现出流传广泛、形态多样的态势。另一方面，彝族洪水神话的地域性特征较为鲜明。神话是在语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语言的丰富性造就了神话的多样性。拥有六大方言区的彝语为彝族洪水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既多样又独具特色的基础。彝族洪水神话涉及造人母题、眼睛母题、葫芦母题、天女婚或兄妹婚母题，以及开垦母题和族群同源母题等。纵观既往研究成果，对彝族洪水神话中关于伐木开垦而引发洪水这一缘起的研究付之阙如，伐木与洪水叙事的内在逻辑可进一步阐释如下：
其一，从原因看，兄弟（妹）伐木开垦土地，尤其是滥砍滥伐，引起天神的愤怒，天神认为这一代人不够善良，从而发洪水换人种。人类的无限度开垦，往往伴随毁林开荒、滥砍滥伐行为。先民通过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将洪水与天神联系起来，旨在通过天神的神谕，告诫人类这些行为将引发洪水毁灭人间的严重后果，从而引导人类尊重自然。彝族传统文化中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尤其重视天、地、人三者的平等关系，天的代表通常以天神形象出现，人的代表则是与天神共生的某位英雄祖先，神话强调了人神平等。兄弟代表人类，作为地上的主人，其无限度的砍伐和开荒必然惊动天神，使其不悦。天神则以这一事件为理由来惩罚人类的破坏行为，并将发洪水的举动视为道德和正义的象征。这增强了洪水神话劝诫的神圣性和警示的权威性，让后人对破坏自然和违反规律造成严重危害的法则深信不疑。
其二，从结果看，伐木引发洪水灾难的危害性极大，毁灭了万物。从演述内容来看，天神发洪水是因为这代人心地不善良，做尽坏事，天神便发洪水灭人类、换人种。天神通过“洪水”这一特殊方式择取善良的人来承担繁衍后代的重任。可见，彝族洪水神话叙事不仅是天神惩罚人类、改变人类的方法，也是彝族先民认识自然、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的神圣叙事。彝族人对毁林开荒、山洪暴发、万物湮没、人类灭亡等一系列生态和自然危机作了阐述，洪水遗民凭借与“木”相关的工具得以存活。这突显了彝族人对树木的自然崇拜、对森林的山神崇拜，强化了人与树木、森林乃至自然的生死相依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从依生、竞生转化为共生。
母题是神话叙事中最基本的分析元素。在彝族洪水神话文本中，除木桶、葫芦等常见的避难工具之外，还出现了竹子和马缨花树等植物。这些特殊的文化符号，不只是彝族先民对洪灾记忆的想象，而且是有着内在叙事逻辑的意象物。洪水灾难叙事与彝族民间信仰互相建构，以竹子和马缨花树为代表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套完整的仪式结构。“仪式是表达信仰和感情的主要载体：它们是平衡和调整人与超自然生物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神话表现信仰，加强信仰，并使信仰成为典章。”“竹子”“马缨花树”帮助人类或从洪水灾难中逃生，或在灾后繁衍后代，实现重建家园的目标。它们不仅是大自然的生物，而且是具备神性力量并帮助洪水遗民的生命之树。祖先叙事与神灵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竹灵信仰和马缨花树信仰，构成了彝族民众尊重自然、敬畏万物的生态文化观。刘亚虎认为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中，天神发洪水的缘起“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显示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彝族先民对洪水的想象性表述、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类生存境遇的担忧，进一步呈现了人类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递进，这也是洪水神话的现实意义。彝族洪水神话中的生态保护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一脉相承。从哲学层面看，彝族人认为：“哎哺是世界的本原，世界是哎哺元素构成的，哎哺元素形成天地、人类和万物，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彝族古代哲学本体观认为，“清浊”二气形成物质元素“哎哺”，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人和万物由哎哺产生。因此，天在上、地处下、人居中，天地人三者互构为一个整体。从口头传统看，四川凉山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演述道：“雪族子孙十二种，有血的六种，无血的六种。无血六种是：草为第一种……藤蔓是第六种……有血六种是：蛙为第一种……人为第六种。”人类与动物、植物均是“雪族”后代，存在血缘关系，命运与共、休戚相依。因此，彝族洪水神话中的生态文化既体现彝族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又表达人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二 阿普笃慕认同与祖先共同体叙事
流传于彝族各地的洪水神话除了认同兄弟血缘关系外，最突出的是对同源共祖的认同，这集中体现为对祖先阿普笃慕的崇拜。“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信仰体系的宗教原型，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方式形塑社会结构。”长期研究彝学的张纯德将彝族原始宗教界定为拜祖教，并突出了彝族祖先信仰的首要地位。彝族认同的祖先形式主要有人类始祖、英雄祖先等。人类始祖一般在人类起源神话中以大母神或至高天神形象出现，但在彝族民众看来，“人文始祖”阿普笃慕是认可度和尊奉度最高的男性英雄，彝族六祖分支地传说位于今云南昭通地区（彝语称为“兹兹普乌”）。阿普笃慕的形象和事迹在毕摩文献、神话传说和彝族通史中均有相似记述：笃慕三兄弟开荒种地，洪水遗民笃慕通过天神的重重难题考验，最终得以繁衍人类。阿普笃慕主持六祖分支仪式，背靠马缨花树，死后繁衍各族等。在曲靖市宣威彝族地区流传着笃慕神话：洪水泛滥过后，三位星宿女与笃慕结婚，各生下两个儿子，人类从此得以繁衍和居息，后人就称这六个儿子为“六祖”。阿普笃慕也因为自己的德贤和才能得到天神的认可,并与天女结婚，以神圣形象确立了其在彝族民众中的祖先地位。
从活态神话视角来看，彝语中部方言区楚雄州南华县流传着关于阿普笃慕的仪式神话，民众亦传承相应的祭祖仪式和习俗。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彝族人举行盛大的“六祖分支”祭祖仪式，演唱“六祖古歌”（彝语称为“开奔勒笃”），纪念共祖阿普笃慕。该神话大意为：有一年二月初八早上，阿普笃慕的六对孙男孙女在马缨花树下玩耍，忽然看见从未开花的大马缨花树竟然开满了火红的马缨花。他意识到这是天意，这个家不分不行，便在马缨花树下摆起祭坛，宰杀牛羊，举行分家仪式。此后，六兄弟每年此日回到故里，拜见老人，兄弟相聚。从神话与仪式互文角度看，“开奔勒笃”祭祀仪式在一棵花繁叶茂的马缨花大树下进行，村民搭建祭祖台，摆设祭坛，剪五彩花衣，扎灵草偶像，并将阿普笃慕、三位祖母、六祖公公以及六祖婆婆的偶像供奉于装满苦荞、大麦和玉米等粮食的升斗之上，前面还摆满牛、羊、猪、鸡、酒、菜等祭品。正午时分，在主祭毕摩的主持下，六个毕摩沿着六祖分支的方向祈福，迎接祖先神归来。毕摩们在不同的祭祀阶段和不同仪式中，分别吟诵《开光经》《祭祖经》《迎祖经》等祭经，追忆阿普笃慕祖神与六祖分支的重大事件，祈求诸神庇佑后人吉祥幸福。“马缨花鲜艳，子孙多昌盛。马缨朵朵开，子孙似花朵。笃慕的子孙，比花还要艳，比花还要多，花有千千朵，子孙比花多。子孙们今天，敬您大祖母……子孙多昌盛，要敬老祖宗。”祭祀完毕后，彝族民众唱起《分离调》《团聚调》等，跳起左脚舞，表达对祖先迁徙途中克服艰难险阻的敬畏之心，以及祭祖团聚的欢乐之情。在彝族人看来，围绕阿普笃慕为中心的洪水、迁徙、繁衍等诸神话与六祖分支联系密切，这种历史化的事件，通常是祭司通过族祭和家祭方式进行传承。“六祖古歌”则是对彝族洪灾避难神话“同源共祖”的一种印证。节日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在无文字社会中，除了亲自参加集会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使集体成员获取文化记忆，而集会需要理由：节日。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彝族“二月八”节日神话是阿普笃慕带领民众抗击洪灾，人类得以繁衍发展的神圣叙事，后来叠加了祭祀马缨花神、生育求子等观念和行为。通过祭祀六祖分支和马缨花神的仪式，该神话将抗灾叙事融入族群繁衍和农耕生产的宏大话语，彰显了祖先共同体叙事的功能和意义。
由表二可知，从洪水起因看，苗族、哈尼族、基诺族、拉祜族、纳西族、白族的神话并非像彝族那样明确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从婚配类型看，各民族多以兄妹婚为主，形态相对单一；从繁衍的后代来看，这些民族神话与彝族神话相似，均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体现出各民族同源共祖的主题。一方面，相同的神话母题叙事，旨在追忆共祖、增强认同，实现对历史与现实的再认识，而叙事中存在各异的神话母题，则是对自我以外的他者的另一种想象，为多民族的交融互鉴提供文学叙事的契机；另一方面，洪水神话叙事中彝族与其他民族对文化差异性的认同，为文化交往交融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能。
西南各省是中国多民族聚居区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杂居状态深刻影响并形塑了彝族神话和地域共同体叙事与多元文化汇融的特征。彝族作为西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在地缘、血缘、族源方面联系密切，其文学表达突出体现于洪水遗民与天女结婚繁衍各民族祖先的神话叙事。贵州毕节的《洪水泛滥史》讲道：“他们把耕的坝子都种完了，只剩下象羊皮那么宽的瘦地。”地上人太多，所有的地都被人类种光了，天神无处栖身，人神矛盾引起灭人种。“彝族史诗《洪水记》就提到洪水泛滥的原因是因为人类耕田侵犯天神的猎苑，盗窃天马而遭到天神的惩罚。”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洪水漫天地”则说天神恩体谷兹派神下凡催租，使者格惹阿毕被地上的勇士赫体把巴打死，导致天神发怒遂发洪水。川贵两地的洪水神话大多讲述彝族六祖分支前的情节，而云南彝族洪水神话不仅涉及六祖分支的历史叙事，还多以各民族同源共祖叙事结尾，同源共祖叙事与灾难叙事的有机结合是云南彝族洪水神话的突出特色。究其原因，云南彝族周边聚居白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影响云南彝族神话形成了多元、开放、互鉴的特征。“不同地区共有祖先崇拜神话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表达方式，也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精神文化结晶。”灾难之后，洪水遗民繁衍人类，这些人成为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以及汉族等各民族祖先，这不仅是对西南民族起源发展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述，也是对各民族互嵌式生活的神话表述。
从族源历史看，以方国瑜为代表的民族史学家认为：“彝族是一个历史上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相关的人们共同体，也是一个历史上由种种不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融合起来的人们共同体。”通过神话中各民族认同的祖先，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与源流。从影响力来看，三皇五帝是较为典型的华夏共祖，古代氐羌部落与三皇五帝关联密切，在部分彝族洪水神话中，受天命接续人烟的洪水遗民被称为伏羲兄妹。流传于彝语东部方言区楚雄州禄丰彝族的神话《伏羲兄妹创人烟》讲道，大洪水过后，地上只有伏羲兄妹了，他们在玉皇大帝派来的仙人证婚后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因为我们的祖先是兄妹成婚，使人类得以发展，所以直到如今，在很多地方，夫妻仍以兄妹相称，阿哥、阿妹地叫得很亲热。”阿普笃慕与伏羲等始祖汇融、交错的形象演进历程，亦是中华民族始祖交融、形塑和认同建构的过程。因此，彝族洪水神话对祖先阿普笃慕的神圣叙事，既是建构六祖分支与追忆共祖的历史共同体叙事，亦是对中华民族同源共祖认同的重要表现。
三 文字起源与文化共同体叙事
彝族民众关于洪水灾难的叙事，不仅表述祖先避难与抗灾的智慧和精神，而且传递祖先重建家园以及利用洪灾叙事建构社会文化生活的内涵。文字的发明、创造和使用，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径，彝族文字起源神话中关于文字获得或文字丢失的情节，不只是彝族社会文明进程的叙事，而且是彝族与其他族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的特殊历史记忆。“记忆本身构成一个共同体，而记忆又是递进的。”作为灾难记忆的符号，文字丢失母题对重建洪水神话与维系族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从彝文传承现状看，六大彝语方言区的东、北、南、东南方言区保留彝文，中部和西部地区彝文已濒临失传，但彝文起源神话仍广泛流传于各彝语方言区。比较彝族与哈尼族、基诺族、佤族、苗族的文字起源神话，可以看出其在各民族灾后交往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由表三可知，分析叙述主体、民族、文字来源、文字丢失原因、民族关系等要素，哈尼族、基诺族、佤族、苗族的文字神话主要是关于文字丢失过程的叙事，并建构了一套旨在寻找和说明丢失原因的文化逻辑。其文字丢失强调了文字从有到失的过程，大多是讲掌握文字之人遇到洪水，被人族告知如何解难，但因理解有误导致文字丢失。这套文化逻辑含较为丰富的隐喻，即“在有－无文字神话叙事文本中，隐藏着区域社会权利结构。同样逻辑也反映在傈僳、哈尼等民族的神话叙述中。因而文字丢失的叙述反映了神话产生或转述时的族群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哈尼族、基诺族与彝族均属彝语支，佤族和苗族则属于不同语支。哈尼族文字神话往往将兄弟祖先叙事为汉族、彝族、哈尼族三兄弟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叙事模式体现出哈尼族在族群关系中的社会地位。洪水往往成为哈尼族和基诺族学习、传承文字的最大障碍。苗族和佤族的文字起源神话亦演述汉族与苗族、彝族，或汉族与佤族、傣族的共祖关系，侧重围绕洪水进行神圣叙事。由此可见，洪水在文字起源神话中成为文野之别的分水岭。文字起源涉及哈尼族、基诺族、汉族、佤族、苗族等多个民族及其关系。这些民族往往参与彝族的文字起源叙事，尤其是在文字丢失或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共同参与了文字的学习、记录和书籍的运返过程，经过洪水、觅食等阶段。具体到彝族族群内部关系，从文字起源神话来看，有的彝族支系有文字，有的支系没有文字。究其原因，这与支系地位和权力有关。保留了彝文的支系在历史上生产、生活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居住于平坝或山区，经济发展和教育程度较高，彝文的流传和发展有相对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没有保留彝文的支系往往居住在高山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教育相对落后。因此，文字与权力结构的关系是彝族文字起源神话中具有隐喻意义的文化事象。
“共同体认同的关键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关键是语言文字认同。”文字作为彝族历史记忆的表征和符号，涉及语言表达和信息传递，与族群迁徙、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相关。文字起源过程在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族群的集体祭祀仪式中被叙述，这旨在强化文字的神圣性和物质性，以及民众对灾难的文化记忆。在这种灾难叙事中，文字作为食物、财产和资源，在洪水中帮助各族人民解困脱险，甚至成为抗灾的重要手段。因此，文字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介和载体，各民族则围绕文字进行权力生产和资源再创造，重建灾后家园。
结语
彝族洪水神话以人、神、洪水三元关系为核心，以植物生人、阿普笃慕认同与文字起源为叙事内核，凸显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祖先共同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共同体这三重向度，有力铸牢了神话中的共同体叙事根基。灾难性质的洪水因承载了人神关系而具有了文化的属性，它既是天神惩罚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和道德伦理的中介，又是人类重建美好家园的路径。人类在洪水灾难中反思自身困境，进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植物作为洪水神话的母题，亦是祖先叙事的象征符号之一。由物及人的叙事进路是彝族洪水神话中共同体的重要特征，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
首先，从叙事目的来看，彝族洪水神话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理念。一方面，从人类伐木引发洪水，到洪水遗民依靠木具避难生存，再到马缨花树生人繁衍后代，都体现了毁木而亡，依木而兴的生态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洪水灾难给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人类生存和繁衍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彝族先民凭借集体智慧和力量反思洪灾等自然灾难，旨在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其次，从叙事情节来看，洪水灾难叙事与英雄祖先记忆汇融互动。以竹子和马缨花树为代表的植物既是生命树，在彝族先民观念中也是祖先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以植物母题为核心，以植物生人为叙事线索的洪水神话，也是彝族祖先神话的另一种表达。彝族先民在迁徙和斗争中往往由英雄祖先带领人民战胜灾难，从而实现族群的生存和繁衍，进而产生祖先信仰，即对共祖阿普笃慕的认同。洪水神话通过对祖先阿普笃慕的神圣叙事，建构六祖分支与苦难迁徙的情节，以及以伏羲为共同祖先的情节，进一步增强了彝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再次，从叙事内容来看，彝族洪水神话是民众关于灾难的集体文化记忆，蕴含了彝族与其他民族借文字母题构建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的叙事。塑造各民族神话在母题、结构、类型、主题、意蕴等方面的共性文化符号，正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的体现。这些文化符号既彰显同一文化区域中多民族的文化共性，又有力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综上所论，彝族洪水神话融汇了灾难叙事与祖先认同记忆，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叙事为主要内涵，以体现文化共同性和共享性而独具特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资源。“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人民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建构，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彝族洪水神话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为塑造和凸显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提供了神话学的话语立场。
作者简介：刘建波，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已略，详见原刊。
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文章推荐：杨天舒（中央民族大学）；图文编辑：阿娜尔（乔亚楠）（中央民族大学）。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峨山阿普笃慕文化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