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山地区在前近代时期是脱离国家治理的边缘地带，养殖白蜡虫促成了若水流域与岷江流域之间的联结。民国时期，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下，凉山开始种植鸦片，并取代了早期的白蜡虫经济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凉山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却又因政治制度的落后与鸦片经济的畸形，在保守与变革的双方力量拉扯中造成了不同文化折叠在一起的畸形重构。
关键词：白蜡虫；鸦片；社会重构
凉山地区位于四川和云南（民国时期为四川、云南和西康省）的交界处，是彝族聚居的核心区域。这里群山围绕，地势险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交错其中，高山峡谷成为凉山和其他地区的天然界线，两边的原住民极少来往。解放前，西昌与云南、蜀地只有一条联系外界的通道，即“蜀—身毒道”，也称西南丝绸之路，自成都经“灵关道”“朱提道”“夜郎道”三路进入云南，在楚雄汇合，并入“博南古道”，越澜沧江，经“永昌道”“腾冲道”，从德宏进入缅甸、印度。但这条丝绸之路对于凉山腹心地区，如美姑、越西、甘洛等地，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这就必然会给腹心地区带来相对的独立性，历史上中央政权无法在此伸展，即便滇黔彝族对这个区域社会的影响也相对较少。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这种地理障碍几乎难以克服。
明清两朝曾屡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彝区组织军事移民活动，企图用武力改变凉山奴隶制发展的轨道，此举加强了王朝对凉山交通干线地区的经营，但凉山腹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并未为武力所改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变为地主的黑彝仍保持了许多领主制的剥削形式。
进入了近代后，凉山地区开始发生社会变迁，而这种变化与当地的农业经济结构不无关系。养殖白蜡虫和种植鸦片是近代凉山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它们的重要性已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龙村倪和云川杰梳理了白蜡虫的养殖史及白蜡产业。陆文熙和牟旭平分析了岷江流域嘉属与宁属地区虫白蜡生产的地域分工与合作。较之白蜡虫，凉山的鸦片种植受到的关注更多，潘蛟认为凉山的鸦片种植“给落后于时代步伐的彝族奴隶社会带来一时活力”。刘世旭认为鸦片种植与白银流入并未推动当地货币经济形成。秦和平整理了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的鸦片种植和禁烟过程。总的来说，目前关于凉山地区虫白蜡和鸦片种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鲜有学者将放蜡和种烟两种农业经济结合在一起开展研究，更少从农业经济的视角探讨凉山彝族社会的变迁过程，此即为本文开展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养虫放蜡：若水流域与岷江流域的联结
白蜡虫（EriceruspelaChavannes）是同翅目蜡蚧科的微小昆虫，与蚕、蜂同为中国三大养殖昆虫。白蜡虫是一种雌、雄异型昆虫，雌虫产卵繁殖后代，雄虫分泌蜡质。用雄虫分泌的蜡质制成的白蜡叫“虫白蜡”，具有熔点高、甘温无毒、质坚性脆、雪白细腻等特点，能防腐、防潮、润滑，在古代主要用以照明、蜡染和入药。
《本草纲目》记载：“唐宋以前，浇烛、入药所用白蜡，皆蜜蜡也。此虫白蜡，则自元以来，人始知之，今则为日用物矣。”然而，宋元时《癸辛杂识》又载：“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至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白粪於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常高数倍也。”详载的是他地传入的技术，那么养殖技术当在宋时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到了明代，白蜡虫传播渐广，才为李时珍所记，这时的虫白蜡已经成为了平民的日用物。“四川、湖广、闽岭、吴越、东南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产者为胜”，四川已经演变成为白蜡虫的一大产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四川养殖白蜡虫的历史可溯至先秦，“蜀”即是白蜡虫的象形文字。
西昌可能是凉山最早开始饲育白蜡虫的地方，万历年间范守已《建南杂咏》记：“建南好，乘兴踏青行，虫果侩权村有市，蜡花开遍庙无灵，春会托清明”。此后，西昌成为了饲育白蜡虫的次级传播中心。明朝末年，土司境内开始培植女贞，饲育白蜡虫。由于凉山的气候适合于雌虫繁衍，雄虫则更喜岷江流域的气候，因此从产卵到泌蜡形成了“邛都虫子嘉州蜡”的异地分工经营模式。以道光三年（1823）为例，约十挑虫子就能换回一挑白银。丰厚的利润促成了凉山一年一度为期一月的虫会的繁荣。清末民初，宁属每年春季“虫会”的交易款最高达到了百万两白银以上。西昌、德昌、冕宁等地的虫会非常有名，昭觉、四开、越西中所等地也热闹非常。嘉庆至光绪年间（1797—1908）虫会达到了鼎盛时期，时人有“烟火千僮铸，虫园万户齐”，“隔岸渔灯小，远山虫树齐”之咏。清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颜汝玉《蜡虫记》记载：“近郡城者，各儋赴西街，辟庿门，市晚开也，狭院落，蓝乱惟也，夜光燄，火炬排也，语音殊，商人来也，评价值，声喧豗也，精遴选，意迟回也，权衡定，事已谐也，旅邸归，漏相催也，若时十余日，市乃毕。”
官府对过往虫商征收“虫釐”，“一挑过税五贯钱”，非凶年即可获“五万贯货泉”，因此对虫会非常重视。道光七年、二十八年（1829、1848），建昌镇都督和宁远府正堂两次立碑西昌海南乡大石板村强调：“县属地面辽阔，四山多以载蓄虫树为生，植树养虫与种稻养蚕事同一体。虫会开园期内，前往他人虫园窃抢滋事者，严加惩办，勿稍宽纵。如有痞徒持仗拒捕，照例格杀勿论。”由于白蜡虫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较强，从凉山成熟下树到运往乐山各县扎包上树，中间仅有十来天的时间，虫商购得白蜡虫便会昼夜兼程转回嘉属，“虫会”经济链由此形成。除了种植女贞的“园户”、放虫的“挂户”，还有雇佣劳工“短衣挽裳露肘，捷登树若猴，得虫盈匊，置入竹兜”，遗漏在地的白蜡虫也会由当地的贫民俯拾。为虫商和挑夫提供食物和茶水的沿途村店也因此生意兴隆。此外，出卖劳力的挑夫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包括只挑1～3站（15～20里/站）的短途挑夫和体力强健的长途挑夫。如果运送虫子较多，往往虫商还会雇佣能挑担又能照应其他挑夫的“二把手”，工价比一般挑夫高一两倍。由于虫会经济对凉山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评价称“虫会之后，世无穷民”。
白蜡虫产业的兴起实现了若水流域与岷江流域的联结，出现了汉族和彝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共享性。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种共享性的范围依旧很有限，主要局限在西昌、德昌、冕宁等汉彝交融较多的彝族边界地区，但也给凉山的腹心地区，诸如美姑、昭觉等地带来了一些物质与信息交融。彝人原来只会耕种旱地，种植荞子，而水田的开垦和耕作技术、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整个水田的灌溉系统都是由汉人推动的。昭觉县城南乡流传：“彝族本身不懂耕种水田，而只会在山坡上种植荞子，所以他（安土司）就从云南招来几百汉人开垦水田，先把全部林木烧掉，挖成田块，筑成水沟，其中有一条从城北乡引至本乡老城的长15里的水沟，至今遗迹尚在。那条沟除灌溉水田外，还利用水力推动老城区原设有的水碾三座。”“约100年以后，彝族阿侯家从牛牛坝过来，把汉人赶走，汉人便相继逃亡西昌……一切水碾等手工业尽毁，水田自此就被彝人耕种，许多水沟毁坏后就没有修建，但整个灌溉系统仍是汉人所造的……再过40—50年后，即距现在约60年前，八且家就组织彝族人民把上大坪子村的荒草林木尽烧，仿照汉人的办法，把它开垦成水田，筑成水沟”。美姑县布兹列拖乡黑彝布兹呷拖也说：“水稻是由汉区传来的，有10多代了。”彝区水田使用的二头牛拉的大型犁，以及用一头牛拉的小型犁，彝名统称“汉家土角”。另外，旱地使用的木齿耙，镰刀和板锄等，均与汉区的农具相似，用以打造这些农具的铁也大多由汉区运入。
到清末民初，西昌境内尚产蜡虫5975～6500挑，其中郎环乡2800挑，樟木乡1400挑，西溪乡1300挑，黄水乡1000挑。此外，开元乡的大坪子、阴山，兴胜乡的陡山沟、老龙沟，锅盖梁镇的宋庆沟，西郊乡的王家坡、望乡台、乌龟塘，马道乡的深沟，大石乡的文昌寺和黄联、太和、马鞍山、银厂、民胜等乡的森林丛密之处，都有虫园分布。到20世纪30年代，除郎环乡等尚存少数虫园外，余不复见。抗日战争时期，白蜡虫产业持续滑坡，有识之士欲谋复兴白蜡虫产业，终未挽救其颓势。解放前，“虫会”已基本绝迹。
关于凉山白蜡虫产业的衰落，有人认为当地地理阻塞，兵匪横行，虫商和挑夫都冒着生命危险，“挑起虫子去嘉州，过关越隘死几回，昼夜不停脚磨破，十人上路九不归”。还有学者认为凉山民间械斗盛行是造成凉山白蜡虫产业衰败的主要原因。然稍加推敲，便觉吊诡。自然环境的障碍并未阻碍早期虫会的繁荣，又缘何由于20世纪30年代突然成为了一个大障碍？其次，民间械斗在凉山彝族一直无法禁止，也不应是一个陡然出现的决定性变量。因此，笔者认为必然还有社会层面的其他阻力。
二、种植罂粟：凉山全域转型的开始
罂粟（PapaversomniferumL.）在中国种植很早，早在唐朝时期可能就被阿拉伯人引入了中国西南地区，用作观赏花卉和药物。雍乾年间海关记录
显示，进口的罂粟仍列入药材项目下。到了19世纪20年代，罂粟种植和鸦片加工技术由印度传入云南，继而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开始了比较广泛地种植。到1880—1881年，“中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二十六万五千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要十六万五千担，余皆分运近省”。因四川烟土售价低廉，尤具竞争力，很快便在市场占有率上具有领先地位，不仅排挤了进口鸦片，而且还压制了其他省区自产的鸦片。
凉山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并不适合于优质鸦片的生产，这里交通不便，又长期对外劫掠，与外界关系十分紧张，并不具备必要的商业环境。位于凉山腹心的美姑县于1910年前后开始种植鸦片，这正是清王朝在社会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实施禁烟的时期。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将10年禁绝改为2年。此后，4位道台和48位委员被派到各地检查禁烟改种的情况。民国初年，禁烟作为国家政策得以延续。1914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禁种罂粟条例》，宣布今后不得再种罂粟，如有发现须强行铲除。四川巡按使陈廷杰主持制订了《禁烟实施细则》，于是“除零星栽种外，大规模罂粟地已几乎绝迹了”。但是，凉山并不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成为了禁烟的真空地带，这里出产的鸦片随即抢夺了市场份额。
防区时代，大小军阀和地主都在设法敛财，大肆推广种植鸦片。拥有财权和军权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手段尤为残酷：对不愿种植鸦片的农民征收“懒捐”，按烟苗捐每窝一角二分的税率；加重种粮农民的税捐，一年要完成三年的税，第二年仍不种烟的农民要上五年的税，逐年递增；为种烟提供贷款，待还本付息时用烟土折算。缘此，四川的鸦片种植达到了高峰。于是，“汉区烟贩中断收购，彝族内部当时吸鸦片烟者又极少，因而相继停止了种植”。由于1935年前的四川不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国民政府在1927—1935年期间多次发布禁烟法令，但均无效果。到了1937年，马松龄感慨：“㑩夷种烟，自吸者少，全为货殖。汉地无烟，夷烟始得居奇，以易粮布。今绥江永善皆种烟，夷烟之价，仅敌五谷。㑩夷遂逐渐少种矣。故烟禁弛，夷地种烟少；烟禁紧，夷地种烟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的禁烟政策贯彻较为严格，于是鸦片再度转移到了凉山地区种植，直到解放前，种植鸦片都是凉山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种植罂粟比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有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今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凉山种植罂粟的极盛时期，几乎家家种植，甚至有的呷西在主子的隙地也零星种植，作为私房或穿衣服用。龙云家族垦荒金阳，也种植了大量的鸦片。种烟取代养虫，应是凉山白蜡虫经济衰亡的一大主要原因。种烟比经营虫树获利快，于是轻虫而种烟。烟价上涨后，虫树遮荫占地影响烟苗，群众随即砍伐虫树而发展烟苗。在种植鸦片烟之前，白蜡虫是汉商去彝区收购的最主要商品。但在种植鸦片以后，汉商收购者较少，甚至有时无人收购，培植蜡虫树者因此减少。
三、从“逃逸”区域到社会“重构”
长期的民族隔阂造成了凉山地区对汉族的防备和警觉，“汉人视他们固如蠢豚狞犬，他们视汉人如洪水猛兽，由隔阂而怀疑，由怀疑而互恶，由互恶而相斗杀”。为了防止汉族迁入，盐源土司宁可下令不种水稻而种稗子。种植罂粟以前，彝族几乎没有商业，少数人最多用一锭银子或者用豆子、牛羊皮和蜂蜜等到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彝族边界地区换取布匹和针线等日用品。汉人来此经商者也少，他们只携带少量的盐巴、布匹和针线或白银去交换彝区的蜡虫、牛羊皮、猪鬃、贝母、天麻、党参等土特产。彝人经商一般是在农闲时，属于未脱离农业生产的兼职商人。商品交易的形式多是以物易物，货币稀少，彝语“离都乌则磨”即表示用一只小猪换取粮食一斗。从清代到民国，凉山地区都是中央政权未能完全控制的地区，同时凉山的彝族人也通过抢娃子（强抓汉人为奴隶）的暴力方式界定了民族势力的边界。综之，凉山是名副其实的赞米亚地区（Zomia）。20世纪30年代后，凉山地区大规模种植罂粟也是中央在彝区统摄力不足的表现。
种植罂粟后，外界运来的货物如盐巴、布匹、瓷碗、铁等规模和品类都有所增加，但汉商的交易物更多的是白银、枪支和人口，鸦片是当地主要的输出品。凉山人不信任纸币，银锭是他们易货首选，“收鸦片烟最多的是黑彝，如吴奇果果、吴奇瓦哈、吴奇吉衣和吴奇克衣等，每年可收七八百两，一般的黑彝每年每户收入也在100两以上。曲伙和瓦加鸦片烟收入较少，一般每年每户可收20两左右；但有的曲伙每年也有收获一二百两的。”流入彝区的白银数量惊人，造成了物价不断上涨。据美姑县的调查，从第一次鸦片停种期到第二次鸦片种植后期，土地价格上涨了差不多20倍，其他产品上涨幅度也相当迅速。
1937年，任承统《雷马屏峨昭五县垦牧调查报告》反映，玉米每石为2.75元。到1940年，徐益棠调查雷波物价时已达每石20元。1937年，白㑩人均生活费为9.32元，1940年已达82.98元。当地也出现了临时性的市场，“还有一些卖酒、布、盐的小贩，就在赶烟会的地方摆小摊。这些做生意的人一般只做这三个月的生意，平时还是从事农业劳动”。购买零星酒、烟等多将银锭切割成碎银子进行交换，货物的价值折算也采用白银为单位，原本货货交易的彝人挂在嘴边的话已经是“我的猪儿喂大了值得好多银子，我的土地值好多银子”。进入货币交易时代，对凉山地区来说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凉山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内部市场并不发达，与外界的关系也依旧紧张。
1935年，法币改革，禁止白银流通，用以交换鸦片的白银很快变成了枪支弹药。“过去利润最高的是贩运枪支和鸦片——从汉区往彝区进枪，再从彝区往汉区运出鸦片。这是近五六十年来才有的。解放前几年，从云南昭通买一支步枪（比利时造、捷克造或德国造）需20两鸦片，或者可以换回2.5两鸦片。在云南昭通一两鸦片可以换100发子弹，但在彝区则50发子弹换一锭银。所以转运枪弹、鸦片的利润可以高达500%～1000%”。高额利润驱使枪支和鸦片交易大兴。“汉地严禁种烟，夷人乃大种鸦片，无耻之商人，即贩夷人之必需品（枪支、子弹、盐、布等）入山而换得鸦片出，其利极厚。边地驻军，以保安查烟为名，实则买卖烟枪，通行无阻。”
种植鸦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装备了枪支弹药后，彝族势力大肆抢掠边地汉民，“据民国元年调查，雷马峨三县之人口，凡十六万四千余人。现在所存者，仅六万余人。此所减少之人口，一部系被夷人掳去，一部则为无法立足，举家远徙者。其减少之速，诚属可惊”。彝族还购买奴隶，“在过去买卖娃子之风也是很盛的，一般说来，娃子从彝汉接近的地区买来或抢来，然后转往彝区腹心地区”。汉人被迫进入腹心地区，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经济加强的暴力因素还促成了土地的流转。从20年代开始，汉、苗等族逐渐从云南迁入金沙江沿岸的金阳等地，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1937年后，随着人户增多，凉山地区的荒山林地多被开垦，种植鸦片和残酷剥削方式下，土地质量没有提高，产量却逐渐下降，黑彝陆续迁出寻找更好的土地而出卖了一些土地，有些呷西上升为瓦加后，零星地购买了一些土地，在各阶级各等级中还由于其他原因买卖土地的现象日渐增多。在土地的经营上出现了地租：一种为定额地租，地租的多少由双方视土地的肥力、条件等协定；另一种为比例地租，主、佃在收获时按预先协定的比例分成，比例有2∶8至5∶5数种。然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只存在于奴隶制度之下，并没有撼动领主制。
虽然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没有引起大规模社会性质变动，不过鸦片种植和交易已使当地简单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复杂性情绪，对凉山社会的原有控制模式产生了初步挑战，显示了外部力量对彝区发生的社会影响，从长期来看这其实就是一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郭卫东认为近代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中最核心的商品既不是白银，也不是茶叶和棉织品，只有鸦片才是“造成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贸易’全局变动”的商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鸦片贸易为主的近代化进程给凉山带来的长久性伤害。种植鸦片挤占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使得粮食产量不足，土地变硬，肥力下降，大春作物减产，采野菜树叶草根充饥者较前增多。土特产品的生产失去了旧有的刺激，处于萎缩的状态，生产和生活资料更进一步依赖于汉区的输入。此外，彝族男女普遍吸毒上瘾，人民解放军进驻凉山地区后，工作队“五不准”中有一条即为“不准宣传禁种、禁食鸦片及没收烟具……带大烟到汉区的，我们应劝其带回，不应没收。下令禁烟会引起不满，因这是严重的社会改革”。吸食鸦片致使体力减弱，又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的，沦为二流子偷盗东西而被杀的，逃亡不知所终的，甚至兄弟打架，父杀其子的，不可胜载。这造成了历史性的社会恶果。解放后民主改革运动压制了凉山的毒品问题，但市场改革开放了边境贸易，加之邻近“金三角”，毒品走私在凉山意外泛滥。“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海洛因（彝人呼为“yeyi”，意为鸦片烟）迅速成为凉山青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又造成了凉山地区艾滋病泛滥的局面。
从历史视角来看，鸦片种植取代蜡虫饲育，以更快且更广的方式拉动了凉山进入近代化重构的进程。但滞后的政治制度与对鸦片经济的片面倚重，让凉山这个特殊的地域社会在保守与变革的双方拉扯中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在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多层次的沉积地带，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折叠在一起的畸形重构，这是一种互搏式的动态交融过程，在文化价值观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局面。凉山这种具有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社会重构，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新现代性的一个特殊案例，也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能力建设需要重视的历史问题。
原载：《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为了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