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研究_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研究

作者张金洪蒲瑶 2020-10-07

原出处：《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2期

【摘要】研究选取206名彝族为调查对象，探索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增强各族群国家认同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体态势良好，国家认同略高于族群认同，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年龄、家庭所在地区、父母族别等客观变量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而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汉语水平、要好朋友的族别等社会性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定。

【关键词】彝族；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部落文化对中东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BGJ009）的阶段性成果。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彝语称“斯普古火”，汉语意为森林茂密的高寒地区。历史上，经过几次较大的族群迁徙，凉山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今天的凉山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以山地为主（70%），平均海拔2000-2500米之间，人口453万多人（2010年）[1]。其中，彝族人口222万多人，占49.13%，主要分散居住于高山、二半山区，处于粗放型半农半牧的生业状态。作为西南地区最富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族群之一，彝族具有绚丽而独特的文化、习俗及传统。民主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凉山族际交流在更加广泛的社会互动中获得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凉山彝族传统价值观、文化、习俗等也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了新的状况。本文即在问卷调查、访谈等调研材料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试图对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根据凉山彝族“聚、杂、散”的居住分布情况，将取样范围划分为彝族聚居区、彝族与其他族群杂居的地区和彝族散居的地区三类，选取凉山州1市4县共206名彝族（成年人）同胞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220份，有效问卷206份；有效率为93.64%。有效问卷中，男性115人，占55.83%，女性91人，占44.17%；彝族聚居区76人，占36.89%，彝族杂居区41人，占19.90%，彝族散居区89人，占43.20%。

（二）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在参考Phinney.J.S.（1992）、万明刚（2002）[2]、张宝成（2010）[3]、蒋大国（2011）[4]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个人基本资料，族群认同部分和国家认同部分。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所在地区等人口学信息，构成影响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本变量；族群认同部分和国家认同部分均设置14 个题项，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入手，分别建构族群认同量表和国家认同量表。问卷采用5分制计分法：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有点同意，4= 同意，5=完全同意，分值越大，表明认同程度越高；此外，问卷还设计了一组“彝族与汉族可能存在的差异”的题目，并给出造成这些差异（如果有）的可能原因供选择。问卷总量表的信度系数α=0.885，表明总量表内部可靠性较高；族群认同部分α=0.766；国家认同分部分α=0.906，说明其内部一致性较为理想，适合用于分析。采用SPSS 19.0 （中文版）协助完成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二、数据分析

（一）总体状况

研究结果显示（表1），彝族族群认同平均分数为3.72，国家认同平均分数为4.29，均达到了3.0以上，处于基本良好的状况。将二者平均分数分别与得分中点值“3”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均居于“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其P值都为0.000，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表明凉山彝族对本族群和国家都有较高的认同。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平均得分来看，族群认同方面，“认知”维度得分（3.80）最高，其次是“行为”维度（3.71），得分最低的是“情感”维度（3.62），对三个维度进行K-W检验，卡方值为10.435，Sig 值为0.005，表明族群认同三维度差异较为明显；国家认同方面，得分最高的依然是“认知”维度（4.31），其次是“行为”维度（4.29），最低的是“情感”维度（4.28），对三个维度进行K-W检验，卡方值为2.871，Sig值为0.238，表明国家认同三个维度差异不显著，内部一致性较高。

为了进一步了解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对两者的“综合水平得分”和三个维度得分分别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表2），结果显示：在“综合水平得分”，以及“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上，P值均为0.000＜0.001，二者在0.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这表明，在各个维度上，凉山彝族对本族群的认同低于对国家的认同，表现出积极的国家认同心理。

（二）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影响因素分

析为了描述和分析的方便，本研究将影响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因素划分为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和可能出现较大差异的社会性因素两大方面[5]：一是客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区、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城乡类别）、父亲族别、母亲族别等；二是社会性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是否党员、文化程度、汉语水平、职业、家庭月收入、要好朋友的族别等。

1. 客观因素

从表3可以看出，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平均得分来看，尽管女性略高于男性（二者均为0.07），但方差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P值均大于0.05，差异不明显，表明性别并不是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表3 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客观因素）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城乡类别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也不显著，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其P值分别为0.712和0.534，均大于0.05。而年龄、家庭所在地区、父亲族别、母亲族别等几个因素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其P值均小于0.05。尤其是家庭所在地区，族群认同得分最高的是族群杂居区，而国家认同得分最高的则是散居区，方差检验结果显示：族群认同方面，F=6.220，P=0.002＜0.01；国家认同方面，F=8.351，P=0.000＜0.001。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均呈增强的趋势，其P值分别为0.004和0.001，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其P值分别为0.004和0.001，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

研究结果还显示，父亲族别对彝族族群认同具有显著解释力，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有限，父亲为彝族的族群认同得分最高；母亲族别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国家认同方面，母亲为汉族的得分最高，母亲为彝族的得分最低，方差检验结果为：F=5.094，P=0.003＜0.01；族群认同方面，母亲为彝族的分数最高，母亲为其他（彝、汉族之外）族别的得分最低，方差检验结果为：F=7.251，P=0.001＜0.01。

2. 社会性因素

总体来看（表4），“婚姻状况”和“是否党员”两个变量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而“文化程度”、“汉语水平”、“职业”三个变量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在“要好朋友族别”这一变量作用下，彝族族群认同得分最高的是“彝族朋友”占多数的人群，得分最低的是“汉族或其他族群朋友”占多数的人群，P值为0.000，在0.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国家认同方面，得分最高的是“彝族或其他族群朋友”差不多的人群，最低的却是“汉族或其他族群朋友”占多数的人群，其P值也为0.000，在0.00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这说明初级族群交往对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月收入”对彝族族群认同没有显著影响（P=0.322），而对彝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显著（P=0.001）。

（三）凉山彝族自我身份认同分析

1. 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凉山彝族族群与国家双重身份的认同情况，本研究采用了张宝成设计的一个关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自测问题[3]。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连续的坐标尺度图，从左至右用1—9数字标示，“1”代表“我更多的属于本族群”，“5”代表“我既是本族群的一员，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两者差不多”，“9”代表“我更多的属于中华民族”（图1）。

为了方便表述测量结果，把选择1-4的人数归于“偏重于认同本族群”，把选择5的人数归于“我既是本族群的一员，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两者差不多”，把选择6-9的人数归于“偏重于认同中华民族”，然后对三组人数进行统计（表5），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卡方检验，结果为：卡方=156.621，df=2，P=0.000，表明三组数据差异非常大。被试中，152人选择了“5”，显著多于选择另外两组的人数；此外，选择6-9的人数（40人）明显多于选择1-4的人数（14人）。

这一测量结果表明，凉山彝族在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中，绝大多数持“我既是本族群的一员，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两者差不多”的观点，占了73.79%，“更偏重于认同中华民族”的人数占到了19.42%，而“偏重认同本族群”的人数只占6.79%。这说明，凉山彝族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处于较高水平的和谐状态，不存在两者相矛盾的情况，并且更偏重于认同中华民族（即国家认同程度高于族群认同程度），下面的趋势图更清晰地呈现了这一结果（图2）。

图2 彝族族群与国家认同趋势图

2.彝汉差异及原因分析

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可能存在的差异往往被视为少数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探索凉山彝族与汉族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设计了一组测试“彝汉差异”的题目，并给出造成这些差异的可能原因供选择。

该题目从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分布、生活条件、生育意识、整体素质六个方面进行测试，差异程度设定为5级：没有差异、有微弱差异、有些差异、差异较大和差异很大。结果表明，彝族与汉族主要在生育意识、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条件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生育意识，主要原因是“历史和地域的原因”，116人选择，占56.31%；以及“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的影响”，71 人选择，占34.47%。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职业分布和整体素质的差异不显著。特别是政治地位，选择“没有差异或有微弱差异”的占到了49.52%，而认为“差异较大或差异很大”的只有8人，占3.88%，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156 人选择，占75.73%。这和国家宪法规定的“各民族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以及切实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密切相关。

三、讨论

（一）整体状况

民主改革以来，凉山彝族与其他族群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各族群的共同性在增加。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凉山彝族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比较一致，没有出现两者负相关的现象。

从内部结构来看，族群认同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上差异明显，而国家认同内部一致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因素对彝族族群认同的影响有限，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显著。这表明，由于趋利性的选择，公民身份对凉山彝族更为有利，而族群身份趋于淡化，呈现出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的趋势。此外，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深入，公民身份得到普遍认同，凉山彝族对中华民族（中国公民）表现出更为强烈的认同。

（二）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对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影响较大的是社会性因素，而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弱，且易变。客观因素方面，除性别和城乡类别外，在其他几个变量的作用下，彝族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均有较大差异，但不显著。只有父亲族别、家庭所在地区（聚居区或非聚居区）两个因素对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较为显著的解释力。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均呈不断增强的趋势。社会性因素方面，除婚姻状况和是否党员之外，受教育水平、要好朋友的族别等社会性因素对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显著。这表明，族群交往、文化教育等外部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显著而稳定的影响。

（三）族群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被试认为彝族与汉族在生育意识、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差异最大的是生育意识，凉山彝族“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依然比较强烈。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凉山彝族人口1813683人，占全州人口44.44%，2010年彝族人口2226770人，占全州人口49.13%，十年净增413087人，彝族占全州人口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凉山州彝族出生率为19.75‰，汉族出生率为8.98‰，彝族为汉族的2倍多；从生育孩次的育龄妇女数来看，生育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彝族育龄妇女数为1777人，占全州育龄妇女数的30.33%，生育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汉族育龄妇女数为133人，占全州育龄妇女数的2.27%，彝族是汉族的13倍多。此外，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水平也低于同地区的汉族。特别是受教育水平，由于基础教育条件欠缺、居住分散，有相当一部分学龄儿童处于“放养”状态。在当地政府实行教育和受扶持挂钩的政策以来，这一状况有所缓解，但依然存在多子女家庭孩子轮流上学的现象。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尽管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并非就是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本质上来看，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处于一个不断变迁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在动态中平衡、在动态中共生是二者关系的真实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凉山彝族对本族群和国家均表现出较高的认同，不存在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并在各个维度上保持着更高的国家认同。从影响因素来看，整体而言，父母族别、家庭所在地等难以改变的客观因素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较大，但并不稳定。其中，父亲族别对彝族族群认同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有限；而母亲族别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均有较大影响。比较而言，社会性因素，特别是受教育水平和族群间的初级交往等因素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