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认为彝族社会语言学研究分为起步阶段和初步发展阶段。70年代以来,广大学者注重把彝族的历史文化与语言相结合,拓宽彝族语言研究领域,取得显著实绩,促进了社会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的发展。
【关键词】彝语：社会语言学
一、彝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兴起
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是彝语社会语言学兴起及其在我国民族语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语言作为民族特征中相当稳固的第一特征,还将发挥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彝语文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要求语文工作者不仅要注重对丰富多彩的彝语进行现状描写和历史比较研究,同时也要注重研究彝族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同彝语言的关系和对彝语言的影响,要注重研究同彝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息息相关的一些语言问题和现象。如语言使用状况、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改进或规范民族文字和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等等,以便为我国的彝语文规划和彝语文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随着彝语研究的不断深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同社会密不可分,语言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都密切相联,社会的变化影响语言的变化等等。而这些问题仅以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理论是难以满意地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难以揭示语言变化的全部原因的。正是这种社会需要决定了社会语言学在我国彝语学研究领域的兴起,社会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的诞生,为我国的彝语言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
二、彝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分布云南、贵州、四川及广西四省(区)的650多万彝族,由于受地域差异和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彝语各方言之间,次方言与次方言之间,次方言与内部土语之间状况及其联系变得极为复杂。加之各种社会因素及人为因素从不同方面影响、制约彝语言和文字的变化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彝语作为彝族人民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交际功能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给彝语文工作和彝语言研究带来了种种复杂的现象和问题,而这些变化问题为我国彝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纵观我国彝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起步阶段和初步发展阶段。
1)起步研究阶段:70年代以前,彝语言学的研究同我国其他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样,社会语言学还未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彝语言领域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零星的。3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传播,中国语言学的研究由传统的,几乎只着眼于历史书面的研究逐步转向重视现代口语的描写和研究。同时,随着汉语研究的深人发展,很多语言学家的研究视线逐步转向亲属语言即各少数民族语言亲属称谓等问题的研究。以罗常培、傅惫韵、马学良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深人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开始了系统科学的描写语言学研究。在调查、描写、分析民族语言过程中,他们注意到一些语言与社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语言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容,从而进行了专题研究,为推动彝语言领域中的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五、六十年代,在为少数民族创制、改革、选择文字以及民族识别两大任务的带动下,很多专家学者深人到彝族分布的地区对彝族的语言及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地行了广泛调查,发表了一些彝语言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对某些社会与语言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部分彝语调查报告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社会语言学的有关的一些内容。如注意到语音变化与过去文化遗迹的关系,从造词心理反映民族语文化程度;借词、地名说明民族接触和民族迁徒踪迹;从姓氏、别号中看所包含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内容;从亲属称谓中研究婚姻制度等等,并开始摸索彝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但这一时期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未形成体系,只是一些互无关系的专题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理论研究还未展开,这都表明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我国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在该阶段,由于我国学术界尚未建立起社会语言学这门新兴学科,没有该学科具体的理论作指导。故该阶段的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除论文篇数极少,所涉及的研究范围比较窄外,其研究的内容大都不是很专,在论述其他问题时,社会语言仅作为附带性问题纳人其他问题的讨论之中。然从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而论,这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现象。可以说,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这种现象和特点,恰好真实地体现了我国处于初步阶段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特征。
2)初步发展阶段:70年代以后至今,经过上一阶段有关专家学者的拓垦,彝语社会语言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在早期起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从附带性讨论转向注重联系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及其相互依存关系等一系列社会语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逐步在彝语言研究领域形成规模并初步发展起来。在联系具体的语言实际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许多该学科的建设思路和新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在该阶段,许多从事彝语文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彝语文工作者都立足于我国彝语的分布状况和语言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彝语言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彝语文的使用状况、前途,新老彝语言文字的关系,语言与民族、语言变体(或变异),规范问题以及双语现象、双语教学,彝语言文字的统一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社会语言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彝语的研究领域中起步更晚。故在该阶段的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不仅基础比较薄弱,而且研究队伍的水平和知识结构参差不齐,有些论文仅在内容上涉及到一些社会及文化语言现象,还欠缺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学科各领域的拓展还待加强。但是随着民族语言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逐步深人,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彝语言领域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正向着有系统的方向发展。
三、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的主要方面及成绩
就我国彝语言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和彝语文工作所涉及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来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要方面。
1.语言与民族
语言与民族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各民族间不断接触和交流,每种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使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王天佐的《试说汉语嘴头话的人称代词与彝语的关系》[1]探讨了嘴头话的人称代词与彝语人杯代词二者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朱崇先的《昆明西乡彝文单字注释的初步研究》[2]给我们提供了西乡彝族吸收外来文化,学习和使用彝汉双语的见证和史例。格里姆、拉斯克等语言学家阐述过通过语言史对民族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方国瑜先生也曾指也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见语言是“活的社会化石”。正因此,许多人从彝语言材料人手研究彝族历史。如马学良的《<白狼歌>中的“楼让”考》[3],马学良、朱崇先的《从语言论证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4]等。通过语言材料分析,还可以探索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物质生产、心理状态及思维特点。如朱文旭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姓氏词的词汇结构及等级分化》[5],朱崇先的《彝族王号“诏”与“庄”音义变异考》[6]等论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例证。
2.语言关系与民族关系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多文种的国家,各民族语言由于语言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种种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彝族社会生活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地域差异及居住环境的改变,使彝语自身在发生种种变体或变异的同时,也促进了与其他民族间的接触和来往。贾巴乌清的《凉山彝族人名的构成及其演变》[7]、陈文汉的《彝语言方位词的由来及演变初探》[8]、刘应珍的《试论彝语鼻浊间的演变》[9]等论文从不同的视角探析了彝语的种种变体或变异等现象和问题。关于民族与语言文字的渊源关系问题,历来是很多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如陈英的《论彝汉语文的同源关系》[10]和《试论汉彝民族的历史的渊源》[11]、丁椿寿的《彝文非仿汉字论》[12]、朱建新的《彝汉文渊源之争述略》[13]等论文从语言与民族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了彝文、汉文二者是“同源”还是“同源异流”等引人关注的问题。李乔的《这是偶合吗—从彝文字谈起》[14]、《一个千古难解之谜—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文渊源关系试析》[15]和《再次证明半坡陶文是彝文始祖》[16]三篇论文依次通过半坡刻划符号(陶文)与彝族文字的对比和研究中,论证了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族文字一脉相承,半坡陶文是彝族文字的始祖的观点。
3.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通过语言词汇的分年析,可以探讨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通过谱系分类,可以探明一个民族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某些与语言系统平行的文化类型的分布面以及语法结构与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语言帮助人们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同时也制约着一个民族在进步过程中所构筑的与之相应的文化结构的个性和特点。
1)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
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各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的亲属称谓系统。亲属称谓是社会关系的缩影,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它反映着婚姻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界、民族学界较早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利用这把钥匙作了具体的研究。如傅愚勋的《彝语亲属称谓受话者性别的影响》[17]、朱文旭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及其婚姻形态窥探》[18]、苏连科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和词源结构研究》[19]、徐尚聪的《彝族亲属称谓词初探》[20]马锦卫的《彝族亲属称谓考》[21]、互尔巫达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的序数词素及其民族学意义》[22]等有关论文,对彝族亲属称谓系统的语义特点、词源结构及其民族学意义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析,为研究彝族的亲属制度及社会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2)专有名词命名
专有名词命名:族名、姓名、地名及动植名称等专有名词的来源及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研究专有名词中的社会与民族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制约地名的历史、文化、地理要素、姓名起源及其特征,使用情况及族称的意义、命名方式等,许多人进行了分析研究。涉及彝族族名的论文如:卢义的《彝族的族称,支系及其文化特征》[23]、李永隧的《说“诺苏”》[24]和《关于诺苏—有感于戴文商榷》[25]、普学旺的《论普米、羌、白、土家、缅等族和巴人、焚人、骤人自称的原始意义为“白人”—兼论彝族自称“诺苏”意为“黑族”及其起源》[26]等等。戴庆厦、胡素华的《“诺苏”为“黑族”义质疑》[27]则从语言学、社会认识心理学和历史文字文献等方面对“诺苏”非“黑”义进行了分析和论证。马学良的《彝族姓名考源》[28]、朱文旭的《凉山奴隶社会姓氏词的词源结构与等级分化》[29]、拉玛兹屋的《彝族的人名与文化》[30]、贾巴乌清的《凉山彝族人名的构成及演变》、马拉呷、吴明光的《有趣的彝族名字》[31]等论文为我们研究彝族的人名姓氏构成及其演变特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巴莫·阿依的《凉山彝族地名初探》[32]、李尼波的《“居徒姆姑”考》[33]、张庆培的《寻甸彝族地名汉译体会》[34]等通过对彝族地名的分析、对彝族地名命名方式来源和所反映出来的彝族社会历史作了探讨。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35]对云南省古今部分彝族地名的渊源和更易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曲木·铁西的《彝族植物名词的语义分析》[36]等对彝族植物名称的形成和语义特点作了初步探讨。戴庆厦、曲木·铁西的《彝语义诺话动物名词的语义分析》[37]则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通过义素分析分类法,对彝族动物名词语义特征所采取的组成方式同彝族社会文化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3)语言与文学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多年来,许多学者对有文字民族的书面,以及口头文学乃至无文字民族的口头文学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二者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理解。如罗曲的《彝族诗律探析》[38]、贾银忠、安群英的《凉山彝语的语言风格略论》[39]等运用丰富的彝语言材料,从彝语言风格的形成彝语语言风格的类型及彝族诗歌律(节奏韵律)及其特点等方面作了探讨。
4)语言与心理
语言与心理: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民族语言领域内更有着广阔的天地和美好前景。如黄行的《凉山彝族双语教学态度的调查研究—兼论语言态度的问题》[40]等论文运用社会心理心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人们对双语教学态度的一不致,及造成这一矛盾态度的社会原因。有的论文则通过对彝语“尔比尔吉”(即格言)的研究,探析了语言与社会心理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如覃敏笑的《试论凉山“尔比尔吉”中的女性观念》[41]等。彝族语言与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很多方面还没有深人研究,甚至尚未涉及,因此还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5)语言与经济文化
语言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任何关系和变化,都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中有所反映。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和贸易往来关系,环境变迁等也将在语言词汇或文字材料中留下痕迹。如余宏模的《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42]等通过贵州水西地区保留下来的彝文资料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彝族土目与佃户之间经济租佃关系的实质。
6)语言与宗教
语言与宗教:语言和宗教都属于文化范畴,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宗教的产生、传播、宗教的特点会在语言中保留某些痕迹;另一方面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够反映出宗教产生、变化、传播的过程和不同宗教特点及其演变。如于锦锈的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43],马学良的《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44]和《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45]等从彝语言材料人手,对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宗教形式和宗信仰等近存的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特点等问题作了论述和研究。通过语言材料的分析研究,有的学者还从语言与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及地理环境等角度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如陈士林的《楚彝历史关系述略—凉山彝族东来说》[46]、朱文旭的《凉山彝语及其文化因素》[47]等等。
4.语言与语文政策
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实践经验证明,做好民族语文工作除了必须认识我国民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外,还要认识民族语文同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心理、社会条件、传统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观察社会因素对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约制作用。在认识上,要把民族语文工作看成是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行动上,要积极帮助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建国以来,有关的彝语文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的论述语言规划、有的论述语言地位和语言平等政策,有的则强调语言统一、语言立法等等。这些有益的探,对指导我国彝语工作,制定彝语文政策的实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周庆生的《规范彝文在凉山的普及给人们的启示》、[48]曲木·铁西、沙马八路军的(论彝文对提高彝族农民素质的重要意义》[49]、武自立的《规范彝文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巨大作用》[50]等等充分肯定了彝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语文规范化问题是制订和完善文字的重要内容。在彝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彝语言规范化问题是众多专家学者深为关注的问题。论文颇多,涉及了新词述语规范、词汇规范、双语规范、文字书写及翻译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如陈士林的《凉山彝语新词述语的补充和规范》[51]、马兴国的《彝语词汇规范化浅谈》[52]、丁椿寿的《论彝文的类型和超方言问题》[53]、张余蓉的《谈汉彝姓氏翻译书写形式的规范》[54]、阿鲁品豪的《统一规范彝文势在必行》[55]等等便是探讨上述有关彝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问题的论文之一。
5.民族语文教学
民族语文教学是社会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彝族地区特别是在不通或半通汉语的彝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是提高彝族整体教育水平及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双语文教学的方式、途径及成功经验和意义等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华讯的《四川彝汉双语教学两种体制并行方案初探》[56]、骊书津的《四川省彝、藏地区教育体系中发展双语制之我见》[57]、张余蓉、余惠邦、马锦卫的《凉山州双语教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58]等论文对彝族地区的双语教学的状况和发展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6.社会语言状况
社会语言状况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彝族社会语言状况的论文颇多,很多论文就我国彝族语言文字的历史、类型、使用状况及其发展特点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和研究。如余宏模的《试谈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59]、周裕栋的《云南彝文的使用和传播》[60]、武自立的《云南彝族语言使用情况、文化教育和文字问题的调查》[61]等等。
四、彝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
就当前我国的彝族语言研究领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状况而论,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范围宽、涉及面广、包容量大。由于社会语言研究本身范围较宽,加之我国彝族分布地域较广,语言现象或语言差别较大,语言与社会关系较为复杂,语言材料丰富。因而彝语社会语学研究始终表现出面广量大的特点。
2,发展不平衡。彝语社会语言研究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的语言与社会问题尚未开展研究,还处于发现一个问题解决或分析一个问题的阶段。同时由于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等参差不齐,发展极不平衡。
3.结合社会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彝语社会语言学要研究和探讨与各种社会因素相关或互为联系的实际的语言现象和语言的社会问题,从而决定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对彝族地区的教育、科技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故此,结合彝族社会实际,解决语言的实际问题成为其较为突出的研究特点。
4.立足并重视活的语言材料的运用,进行综合分析全面对比研究。由于我国彝族地域差异较大,方言土语多,支系较为复杂。这给研究带来很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各有关专家或学者都特别重视活的语言材料的运用,并结合实际加以分析和对比研究。对这些活的语言材料综合运用和分析对探究我国彝族文字超方言化的文字统一的“出路”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和使用价值。这是我国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所体现出的又一特点,也是新时期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结语
我国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经过老前辈的艰辛拓垦,中老年学者的艰辛培育和中青年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初步发展,特别是近10多年来,初现丰收的硕果。然而社会语言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彝语言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基础还比较薄弱。要使我国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今后的旅程中得更快更深人的发展,笔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培训并建立起一支具有良好研究素质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扎实的语言学知识和语言理论功底,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学知识,同时还须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和社会语言学知识。如果我们的研队伍具备这样的科研素质,并能够不断吸引更多的有志于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加人到我们行列中,并不断为之创造条件,加强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训。那么,我们深信,我国的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迎来更加灿烂的春天。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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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贵州民族研究(季刊)》1997年第1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审、文学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吉差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