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云南彝区结束旧制教育。民国时期云南彝族教育在教育经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得到发展。新式教育在彝区的推进，提高了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彝族子弟外出求学意识得到提升，培养了大批有学识有见地的彝族青年。
【关键词】民国时期；云南彝族；教育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废旧学、倡新学，云南各地彝区学宫、书院陆续改为学堂，学堂的出现，结束了彝族旧制教育的历史。入民国，学堂改称学校，由各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技术学校在彝区有所发展，高等教育从无到有，民族教育（或边地教育）也在尽力推行。
1928年，龙云接任云南省主席后，云南政局稳定。于当年12月28日第六十次省府会议，通过了教育经费独立的议案，决定将卷烟特捐、商货捐、房租、利息及杂入5项作为省教育专款。该议案以“云南省政府训令第一号”的形式，由省主席龙云签发，1929年3月正式实施。其后又陆续将教育公产、南防教育专款和义务教育费等项并入教育专款。从而使云南省教育经费“金额逐年递增，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迄于二十八年(1939年)间，年收入总额由旧滇币30余万元之最低额，增至新滇币300余万元之最高峰。历年收入，以纸卷烟捐额占其80%以上，余为叶卷烟捐、田户租息、锡税附加捐、存款孳息以及中央及省府拔发义务教育补助费等。此时之省级教育，经费充裕，迄得尽量扩增充实。举凡学校区之开辟，校舍之建筑，图书、仪器、校具之添设置，班级之增广，学生待遇之改善，国教、边教、社教之推广，靡不精心筹划，逐步进行。斯数年间，可称为光复以来之极盛时代。”[1](P794)
一、“发育身体, 渐启心知”的学前教育
清末废旧学，遂有蒙养院的设置，以期让幼儿“发育身体，渐启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民国元年(1912年)，改蒙养院为蒙养园。1916年，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蒙养园保育内容是游戏、谈话、手艺3门课程，以达到“其身心健全发达，得良养之习惯”的目的，同时规定蒙养园设园长1人，保育幼儿设立保姆，保姆需具备国民学校教员或幼教员之资格方能聘用，或者经过验定合格者才可以担任，其俸额及其它诸费，依照国民学校教员工资标准并参照当地情况而定。
民国初期云南的蒙养园多设于省会，其他仅晋宁、大理、昭通、新平等县各设1所。1922年后，云南彝区的幼稚园(班)有较大发展，其办学形式有公办、私办、教会办及学会团体办。1938年，教育部规定小学应附设幼稚园后，彝区大多县城和部分集镇中心小学附设有学前班。然广大山区、边远地区以及内地农村的彝族子女，仍很少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二、 推进改革均衡发展的初等教育
自1930年云南省教育厅推行义务教育，大量推广小学，所有私塾即勒令改良，并调训塾师，改充小学师资，或严予取缔，逐渐改革。据此，内地私塾停办。但在边远彝区，私塾并未绝迹。据1936年4月对滇东北地区昭通、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威信6县进行的调查，当地原有私塾535所，已改良319所，占59.63%，末改良216所，占40.37%；有学生3767人，在已改良私塾就读者1866人，占49.54%，在未改良私塾就读者尚有1901人，占50.46%。1941年云南省教育经费独立被取消后，由于经费紧张，学校裁并，私塾又再次复活，当年仅巧家1县便有私塾100余所，塾师90人，学生近千人。[2](P1)1950年后，各地私塾才被小学教育替代。
(一)小学教育
云南全省1914—1915年间，初等小学比清末增加一倍多。1915年后，不仅县立小学增多，乡立高等小学也陆续成立。至1930年，全省各县、市公立小学有高级小学538所、748个班，初级小学6858所、7434班。其后随着省教育经费的充裕和时局的稳定，学校数量和设施得以逐年增加，至1938年全省共有各类小学15539所，其中公立15365所，私立174所。各类学校包括初级小学12618所，小学421所，简易小学102所，短期小学2382所。在校学生774816人，教员29734人。省立小学分普通小学、附属小学、边民小学3类。普通小学最初附属在中学内，后改为省立小学，包括昆华小学、第一昆华女子小学、第二昆华女子小学、曲靖小学、临安小学、蒙自小学、普洱小学、丽江小学，共7校，计有71个学级、4721名学生、119名教员。附属小学附设于省立师范学校内，昆华师范、昆华女子师范、大理简易师范、双江简易师范、腾越简易师范、佛海简易师范皆设附属小学，共6所，计有学级24个、学生1068名、教员43人。省立边民小学设立在边疆和内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最多时曾达36所。后来，随着日冠入侵以及内战全面爆发，加之经费紧张、通货膨胀等因素，学校数量递减，到1950年解放大军接管云南政权时，全省的小学(包括公立和私立)只有5320所，学生16.6万人。[3](P194-195)
(二)边地教育
边地教育，系指在边疆一线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小学教育，其目的是“为谋内地及边地教育文化之均衡发展，以唤起边胞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为此，云南省曾先后厘定《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及《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实施苗民教育计划》、《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云南省设置省立小学纲要》，并自1935年起，先后设置了34所省立小学。到1935年，云南共增设边区小学377所;到1938年止，共有边区简易师范及省立小学37所，教职员279人，在校少数民族学生5383人，[4](P171)很多彝族子弟得以就近上学。其中，在彝族聚居区的有江城、宁蒗、环州、师宗、圭山、永胜、丘北、炎山、黄草坪、龙武和华坪11校。1941年，因省教育经费独立案被取消，经费紧缩，内地除在圭山、师宗2校为鼓励当地各民族子女入学仍继续办理外，环州、永胜、丘北、炎山、黄草坪、华坪、龙武7校，因当地学校已具规模，皆拨归该地县局办理。
1946年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扩大反蒋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从城市抽调大批经过斗争锻炼的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转入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及罗平、建水、石屏、元江、峨山、易门、沾益、宣威、会泽、昭通等彝族聚居的山区，进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他们多以担任中小学校的教师、校长为掩护，如中共地下党员毕恒光(彝族)曾任路南圭山小学校长，张黎曾任弥勒西山小学教员，等等。此举不仅推动了彝区教育的发展，还引导了大批青年和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为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广育人才, 发扬文化”的中等教育
(一)普通中学教育
云南省的普通中学教育，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普洱府中学堂的创立(1907年奉饬改为师范)。至民国元年(1912年)，有省立中学(昆明)1所，省立第二中学(大理)1所，并有3所私立中学即昆明私立第一中学、私立正则中学、私立成德中学。至1928年，全省有省立中学4所，县立中学30余所，私立中学2所。
1929年2月起，由于政局稳定，教育经费实现独立，成立了教育经费管理处和教育经费稽查委员会，指定卷烟特捐为教育经费专款，云南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彝族聚居区，仅在1930—1938年内省立中学便增设了省立武定初级中学、省立昭通中学、省立会泽初级中学、省立昭通女子初级中学、省立泸西师范附属初级中学业、省立临安中学、省立石屏师范附属初级中学、省立楚雄中学、省立宜良初级中学、省立盐兴初级中学、省立景东初级中学、省立普洱中学、省立蒙自工业学校附属初级中学共13所;县立中学有昆明县立玉案初中、昆明县立清波初中、昆明县立日新初中、新平县立初中、华宁县立初中、会泽县立初中、宣威县立初中、永仁县立初中、牟定县立初中、蒙化县立初中、宁洱县立初中、云县县立初中、景东县立初中、宜良县立初中、永胜县立初中、罗次县立初中、曲溪县立初中、陆良县立初中、蒙化县立初中、镇南县立初中、两姚(姚安、大姚)县立初中、永馁(永善、馁江)县立初中，共22所。私立中学设有昆明的求实中学、南菁中学和江川的铸民中学。
在私立中学内，值得一提的是南菁中学。龙云为加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子弟的培养，于1931年约集同仁，委任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在今云南民族大学校址创设私立南菁中学，龙云任学校董事长，龚自知任学校常务董事长，卢汉、陆崇仁、张冲、缪嘉铭(云台)等任学校董事，经费由龙云负责。是年9月，敬业院(教室)及食堂竣工，即开始招生上课。学校建成之初，仅拟办一所完全小学，故原名“南菁小学”，取“天南菁莪”之意。两年后，社会人士及学生家长纷纷要求续办初中，校董事会通过了自幼稚园至初中的十年一贯制教育计划，遂于1933年秋季增办初中，更名为南菁学校。1936年省政府议决《土司子弟留学之保送及待遇方案》，规定凡有土司的地方，由地方官、参议会、省立学校校长会同选送土司亲支子弟2名，到南菁学校学习，其学习生活费，特准以公费待遇。南菁学校附设民族班。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学生在寒暑假不能回家，是故每当放假和逢年过节，学校便组织他们旅游，开展娱乐活动，备办节日用品等。1938年秋，南菁学校再应社会需要及家长要求，增设了高中部。学校本着“广育人才，发扬文化，为南植基，为民谋福”的宗旨招收学生，包括不少土司头人及彝族上层人士子女。
省教育厅还在昆明各中等学校设置公费学额40名，招收土司子弟。省政府也规定土司职位承继人从1939年起，限于学校毕业持有毕业证书者才得以继袭，否则不准承继。此外，张冲也捐资在路南圭山及泸西等地兴办学校，龙奎垣出资在昆明金汁河畔办金江中学，自任董事长;龙雨苍在滇南个旧、蒙自、建水等县重办学校，恢复开办了中小学10余所。然而，整个民国时期，云南彝族除上层人士、地方仕绅及富豪之家的子女外，广大边远山区及农村彝族同胞的子女，能够受到中学教育的人数极为有限。尤其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学教育出现萎缩。到1949年，省立中学由1945年的21所减至16所，私立中学由33所减至25所，唯县立中学稍有增长，由107所增至124所。[3](P264-267，336-337)
(二)中等师范教育
民国初期，为培养小学师资，全省师范教育得以发展。1915年，全省有省立师范学校7所、学生1516人，教员讲习所15所(县办)、学生625人，县立女子师范1所、学生127人。其后因战争等原因，师范学校或停或办，校数和学生数下降，至1928年后政局稳定，省教育经费独立，师范学校才有长足发展。到1938年，全省有省立师范学校33所，县立师范学校44所，其中设在彝族聚居地区的有省立镇南师范学校、省立大姚简易师范学校、省立永胜师范学校、省立蒙自师范学校、省立个旧简易师范学校、省立宣威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彝良简易师范学校、省立大关简易师范学校、省立武定初级中学附办简易师范学校、省立会泽初级中学附办简易师范学校、省立泸西初级中学附办简易师范学校、省立盐津初级中学附办简易师范学校、省立景东初级中学附办简易师范学校以及楚雄县立简师、禄丰县立简师、武定县立简师、禄劝县立简师、元谋县立简师、昆明县立简师、安宁县立简师、富民县立简师、宜良县立简师、路南县立简师、易门县立简师、峨山县立简师、寻甸县立简师、沾益县立简师、罗平县立简师、曲溪县立简师、开远县立简师、昭通十县联立女子师范、永善县立简师、华坪县立简师、漾濞县立简师、蒙化县立女子师范、弥勒县红溪区立简师、蒙化县大仓区立简师等。其后，由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影响，全省师范锐减，各县立师范因经费困难，于1947年相继停办。到1949年初，全省仅有昆华师范、昆华女师、武定、镇南、泸西、石屏、思茅、保山、鹤庆、缅宁、玉溪、开广、宣威等13所省立师范学校，在校学生约2680人。另有1所国立丽江龙陵联合师范学校于1949年8月停办。[3](P468-471)
(三)职业技术教育
云南的农职业教育，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昆明开办的蚕桑学堂，次年与拟办的森林学堂合并，改名为中等农业学堂;同时在澄江、丽江等地设了11所蚕桑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速成铁道学堂，1910年又开办了工业学堂。入民国后，改学堂为校，商业职业教育原由昆明市立学校兼办商业班，后于1936年在昆明设立鼎新初级商业职业学校，专办商业职业教育。整个民国时期，全省职业教育经历了两起(1912年、1928年)两落(1915年、1946年)。至1949年10月，全省有工业职业学校2所、学生478人，农业职业学校5所、学生619人，商业职业学校2所、学生204人，初级职业学校6所、学生612人，普通中学职业班54人。[3](P385-387)民国时期的职业学校均办在城镇，彝族子弟入学者甚少。
四、从无到有、培育精英的高等教育
清末兴新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将昆明五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初设理财、兵学、交涉3科，后增设文、数、理、化、博物等科，并办英、法、日文班，是为云南彝区具有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始。其后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昆明开办法政专门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开办方言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开办高等矿业学堂。民国初期，清末所设高等学堂仅剩法政专门学校1所(1932年停办)，该校主要学习政治、法律，是一所培养候补官员的学校，共培养毕业生1800余人，当时云南的行政司法干部大多从该校毕业。
1920年，云南省长唐继尧倡议捐资并以清末拟修内昆铁路所存库银为基础，创设私立东陆大学。该校于1923年8月建成，1924年4月20日开学，1930年改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9月改名为省立云南大学。1936年龙云向国民政府推举聘请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为云南大学校长，并聘请了许多留法、留美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熊庆来担任校长后，龙云支持其将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1938年7月云南大学实现了由省立改为国立。同年，龙云夫人顾映秋捐款为云南大学修建女生宿舍“映秋院”。1941年，卢汉夫人龙泽清(彝族)捐款为云南大学修建大教室“泽清堂”。1942年，龙云通过兴文、劝业两家银行在云南大学设立龙氏讲座10席，每席约万元国币，用以补助学校。1937年云南大学增设六年制医学院，是为昆明医学院的前身(1956年从云南大学分出独立建校);1938年云南大学增设农学院，设农艺、森林二系，是为云南农业大学和西南林学院的前身。此外，云南省在龙云当政期间还曾办过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和留美预备班。
1938年，华北及沿海一批大学相继迁来云南。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同济大学、北平中法大学、中正医学院、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5所迁昆明;华中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迁大理;中山大学迁澄江;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禄丰;唐山工学院与上海医学院也迁至云南办学。这些学校的迁入，为云南的高等教育带来了空前发展的局面，也给云南彝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方便，像李埏、龙绳文等彝族子弟就是这一时期考取西南联大的。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彝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不安于内、外出求学的彝族子弟
清末废旧学后，云南彝区的教育发展较快，从多种渠道出国留学的彝族青年逐渐增多，这些出国留学人员，有的在国外接受了新思想投身革命，有的学有所成成为后来中国建设的有用人才。如昭通彝良县的禄国藩十四岁就读昭通凤池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同兄长陇高贤赴日本留学。禄国藩初习政法，后入东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陇高贤入岩仓铁道学院，两人均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学成回国后在云南的重九起义、护国、护法运动以及交通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昭通炎山的龙泽渊也到日本留学。再如，凤庆彝族罗为垣(1883—1977年)，字紫台，清末留学于日本秋田矿山专门学校学习采矿专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组织，1911年回国后在南京参加辛亥革命，后又返日本继续完成学业。学成回国后在云南参加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1921年离开滇军，先在上海学习英语半年，次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矿冶专业，于1925年发表“铅锡分解”的研究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取道欧洲回国，1928年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到个旧锡业公司任工程师兼协理，1932年任东陆大学教授。1934—1936年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曾对湖南铅锌矿、四川彭县铜矿进行调查，并写出重要的调查报告。1937年任北洋大学矿冶系教授，其后南下入滇任一平浪盐煤场总工程师，接替张冲开办“移卤就煤”工程至1941年，其后到滇缅铁路工程局任专员，居住缅甸经商，1948年回国定居昆明。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委员和省政协委员。[5](P29-32)
民国时期，大批彝族青年不再安于家中，纷纷流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甚至“普通夷民之稍有家资略具知识者，亦入校肄业学习中文，黑白两派皆然”[4](P170)。使得一些地区的彝族“子弟多读书明理，力图风俗改良，人民习尚已无异于汉族矣”。[6]这一时期，赴各种新式学校接受教育者，如龙云、卢汉在1912年被推荐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陇体芳在昭通省立二中学习后1928年到上海读进修班，次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1936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陇体要幼年在威宁石门坎基督教教会学校读书，1916年入昆明成德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补习英语，旋考入复旦大学学政治;镇雄安恩溥毕业于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又入陆军大学学习;陇文生1920年毕业于昭通省立第二中学，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九期步兵科;陇均辅在云南省刑警教育训练所受训；巧家陆崇仁在云南法政学校毕业;卢浚泉在昭通中学读书后入昆明省立第一中学学习;龙雨苍就读于昆明省立第一中学;龙秉灵入昭通省立第二中学学习;鲁甸陆亚夫留学日本入法政学校学习，陇耀考入昭通师范学习于1928年考入昆明陆军学校学军事，卢永祥毕业于云南警察学校;其他如卢邦定、卢邦基留学日本，巧家县的陆崇仁、卢开基等先后就读于云南省立昆明第一中学、昭通第二中学及其他专门学校。甚至如龙云的妹妹龙志桢、表妹龙泽清等彝族女青年也外出求学。这批进入城市求学的彝族青年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如武定慕连土司之嫡子那维新1923年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返乡，反对接任土司，常劝其母授田予民。写联贴于土署大堂柱上曰:“这土司不过草莽之臣，享祖先现成福耳;真丈夫当存鹏鹄之志，为人民谋幸福也!”遂离家投军，在任金沙江江防司令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7](P83)身为纳楼土司后裔的建水人普梅夫，于1926年考入云南省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科学习，其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员、革命活动家、诗人;石屏的李乔在东陆大学预科毕业后走上革命文学创作道路，成为著名彝族作家，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泸西的何现龙从南京震旦大学毕业后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38年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昭通炎山的龙泽汇1930年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成长为一名爱国军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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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秉任.昭通等八县图说[M].云南学会铅印本，1919.
[7]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楚雄人物[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白兴发：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省彝学会副会长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