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凉山州布拖县的田野调查，以身价钱与婚姻缔结两个维度呈现凉山彝族婚俗的当代变迁。在身价钱处理方式上，当地人已从传统的约定俗成走向更为灵活多变；婚姻缔结方式的流变，地域范围的扩大及婚配对象选择的增多，反映出婚姻缔结形态经历着从闭合到开放的转变。凉山彝族婚俗的当代变迁，是新时期社会现代转型背景下，传统文化认同与现代社会适应的双重体现。
【关键词】凉山彝族；身价钱；婚姻缔结；当代变迁；社会适应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习俗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系列与婚姻相关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与规则。婚姻习俗的变化，则牵涉这些习惯和规则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调适。凉山彝族传统婚姻习俗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有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等多种通婚原则，有“禁食节水”“哭嫁”“涂锅烟”等多种仪式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凉山彝族传统婚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在不断变化，展示出较强的社会适应性。本文基于身价钱与婚姻缔结两个维度具体描述凉山彝族婚俗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
彝族婚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概言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凉山彝族传统婚俗的描述与分析；二是以发展的视角剖析彝族婚姻方式的变迁，国家婚姻制度下凉山彝族婚姻的改革，通婚结构的变化；三是以问题的视角看待当代彝族婚俗中身价钱出现的变化。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彝族婚姻与习俗多面向的研究价值，为本文研究问题的明确提供了重要依据。
笔者于2013年5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在凉山彝族布拖县交际河片区的龙潭镇展开了累计近2个月的田野调查；并于2016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间，在布拖县县城以及西溪河片区的乐安乡洛恩村进行了为期1年多的田野调查。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所出现的姓名均做化名处理。
布拖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是一个坐落在彝族聚居腹地高寒山区的半农半牧县。龙潭镇位于布拖县南部，是交际河片区的中心。据镇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镇共有居民6389人，其中彝族6005人（占总人口的93．99％），汉族363人，是布拖县汉族人口较多、彝汉混居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个镇。洛恩村所在的乐安乡，位于布拖县东部。据村委会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村共有五个村民小组，共计280户1110人，均为彝族人。龙潭镇与洛恩村，一个是城镇，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彝汉混居，一个是单一彝族聚居。
二、身价钱的变迁
身价钱的给付是凉山彝族婚姻习俗中的普遍行为。依《勒俄特依》记载，彝族婚姻中身价钱的给付传统自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时即已出现。这种由来已久的婚姻习俗，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尚未娶妻的彝族小伙古曲这样对笔者说：
娶老婆，（身价钱）给多给少，给得起给不起是一回事，但肯定要给的，不然哪像话哦，给不起就只有打光棍哦。
作为彝族传统婚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价钱随着凉山彝族地区不同时期的整体社会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数额
民主改革前，身价钱随家支等级不同而差异极大，黑彝的身价钱大约是五百两到七八百两，甚至多至千两，白彝的只有一二百两左右，而地位低下的锅庄娃子之女作为主人之女的陪嫁，没有身价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婚姻改革和政治运动的实施，传统的身价钱和礼金被取缔，身价钱此时转入“地下”模式。这期间，身价钱无论家支等级均遵循统一定价原则，象征性意味更浓，一般几十元即可，最多一百至两百元。
改革开放后，作为传统婚嫁习俗的身价钱开始重新复苏。市场经济的进入加重了人们对婚姻中经济利益的考量，身价钱呈现上涨的势头：20世纪80年后期，身价钱大致维持在800－1500元左右；90年代上升至1500－3000元；进入21世纪，增长幅度和速度明显，从2000年的8000－15000元迅速上涨至2010年的7万－20万元。虽然2010年后身价钱增幅开始逐渐放缓，但依然呈现上涨的趋势。
笔者的报道人古曲曾给笔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古曲是龙潭镇人，2005年开始在县政府工作，工资为每月约为700元，加上各类补助后，古曲一年的收入约为1万元。到2015年，古曲已升至某局副局长，工资也涨到3500左右，年收入在4万5千元至5万元间浮动。10年间古曲的工资上涨了约5倍，而2005年到2015这十年间，布拖县城镇平均身价钱从3万5千元左右上涨至24万左右，上涨幅度近8倍。
据笔者调查了解，2018年身价钱数额平均在25万－40万元的区间范围内，龙潭镇政府46岁的公务员尔子告诉笔者：
我96年参加工作，98年结婚，当年一个月的工资是297块，结婚给了女方家3000块（身价钱），不到我一年的工资。现在儿子要结婚，至少要20多万，相当于我好几年的工资。
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的身价钱数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对外公开的身价钱呈现出农村低、城镇高的特点。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城镇与乡村间的确存在身价钱数额差距，但近几年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家在洛恩村的且沙说道：
现在（布拖）县里的和这里（洛恩村）差不了太多，去年（2017年）黑日家嫁了一个到县里，（身价钱）给了26万，隔壁王扎的儿子今年（2018年）也花了24万娶到现在的老婆，行情现在都差不多。
（二）给付方式
身价钱的具体给付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传统凉山彝族身价钱，多采用牲畜、银锭的形式。双方夫呷（媒人）说定身价钱之后，在婚礼前或婚礼中，男方夫呷及接亲的人到女方家，经由女方家夫呷和长者将身价钱送给女方。清末民初，普通凉山彝族人家的身价钱大多为两只两岁的母羊或是两头两岁的母牛，后来变为一对银锭和一对小母鸡。民主改革前，身价钱的种类包括酒、金银、蜜、牛羊、枪支弹药等，大多为白银。改革开放后，身价钱开始更多地使用纸币现金，偶尔也会用银锭。在身价钱的给付过程中，夫呷可以不在场，直接由双方父母完成。最近这几年，身价钱则多使用银行直接转账的形式。2018年刚结婚的吉格对笔者说：
（身价钱）定好了，我直接（把钱）拿去银行转账过去（给女方家父母），现在这年头，谁还用现金？
（三）定价依据
凉山彝族传统认为，“母亲主养育，父亲主婚嫁”。身价钱的商定权一直掌握在父母手里。传统身价钱的定价，最为重要的是保证“骨头”的一致，即男女双方家支等级相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方家支势力、家支内部有无重大遗传性疾病史的考量，最终确定身价钱的数额。可以说，传统身价钱的数额体现着家支的价值，传统身价钱定价中存在着“重家支”的倾向。
虽然当前大多数情况下身价钱的商定权依然掌握在父母手里，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现代婚恋观的普及，作为婚姻主体的男女个体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完全由父母决定身价钱的情况出现松动的迹象。刚刚结婚的吉克小夫妻告诉笔者：
我们在东莞打工认识，都是一样的（白彝），（又）都是中专毕业，所以双方家里头都没反对，她家也没为难我（家），还让我们自己决定（身价钱），最后是我们两个商量订了18万，现在（我家）只给了10万，家里也觉得两个娃娃（孩子）合得来（合适）就好，其余的我们两个想办法补上，我们两个都不打算回去（村），准备一直在外打工挣钱了。
已有研究指出，影响当代彝族身价钱定价的因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女方因素主导，认为身价钱的确定由女方的家支势力、自身条件（样貌、教育程度、年纪等）等因素来确定；另一种是男方因素主导，认为身价钱的多少虽然要考虑女方的家支等级与个人条件，包括相貌、工作等，但最终还是要视男方家的财产而定。
在龙潭镇信用社工作了13年的科则姐姐认为，身价钱的多少是由女方的个人条件所决定，并体现出当代彝族女性的个人价值：
现在（身价钱）还是有好的方面，男方给女方的身价钱，是对女性个人价值的体现，对女性的尊重。这些年身价钱的上涨，女生读没读书、受没受正规教育、就没就业、学历的高低、工作地点和单位、工资高不高这些都被包含在里面，女生具备何种资源优势都（对身价钱）影响很大。
但是，也有年轻的彝族女性对此持不一样的看法，日扎就认为男方的个人条件也必须纳入身价钱的考量范围，跟笔者聊天时她曾多次说道：
为啥子（为什么）身价钱就光考虑我们（女生）怎么怎么样，男生就不考虑啦？他长得丑、坏、性格不好，不爱我，给我家再多钱我也不嫁。如果是我喜欢的，给再少我也跟他走。
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当代凉山彝族地区，身价钱数额的最终确定，不能简单归因于男方或女方单方面的家庭和个人情况，而是一个男女双方家庭双向选择的过程。男女双方及父母在身价钱的定价过程中考虑的不再只是家支等级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男女两方的个体特质与条件，并开始将婚姻当事人双方的个人意愿和情感基础纳入考量，影响身价钱定价的因素逐渐向“重个人”的趋势转移。
已将3个女儿都嫁出去的黑日阿姨告诉笔者：
现在跟我们那会（那时）不一样的，娃娃（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找对象）我们管不了了，她们觉得好就好，撮普（身价钱）那些也要看她们找的（对象）条件。对我娃娃好，人好，（身价钱）啥子（什么）都可以谈（商量）嘛。二女就嫁了你们汉呷（汉族）嘛，撮普（身价钱）也没要好多（多少），还是看他多喜欢（我二女儿）的。
（四）商定策略
在过去，凉山彝族地区身价钱虽然也是男女家支双方协商出来的结果，但必须在“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的婚姻原则下寻求商定的可能。这时候的身价钱更多的作为“保证金”，在稳定个体婚姻家庭的同时，也把婚姻对象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以此维持同等级家支与家支间的世代通婚关系。一旦有出现跨等级非正常婚的可能，或者发现通婚对方家支里有遗传病病史，双方家支就会采取故意抬高身价钱的策略，以达到“拒绝”的目的。从此意义上来讲，高额的身价钱，体现了通婚双方的其中一方不想与另一方结亲的“礼貌”回绝。
当代凉山彝族社会，身价钱数额的提高已不再是为拒绝与有遗传病病史的家支通婚、跨等级异常婚而故意为之的个体行为，而是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下身价钱总体普遍性上涨的态势。因此，当下凉山彝族男女双方家庭都更加重视身价钱商定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具体的商定中，双方会结合自身与对方条件、传统婚俗与现代市场要素，从而发展出不同的灵活的商定策略，最终达成婚姻关系。
1．“亲情化”处理。在凉山彝族的乡土社会中，身价钱的商定并非单独进行，而总是与当地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支交往逻辑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运作逻辑在传统婚俗中，首先表现为凉山彝族传统婚俗中姑舅表优先的婚嫁原则，在身价钱的商定策略里则反映了身价钱存在“亲情价”。吉尔对自己大姐结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大姑跟前夫离婚后（抛下自己的儿子）跟别人跑了，我表哥那时没人管，也没结婚，我阿达（爸爸）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就让我大姐2002年的时候嫁了过去，象征性说（身价钱）要1000块，实际上根本没收钱。不然就我表哥那样，要长相没长相，要钱没钱，哪个愿意嫁给他嘛。
在遵循等级内婚传统的情况下，身价钱的商定也会出现类似的“亲情定价”。
阿木与尔布同为黑彝，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两人高中毕业后都在乡镇政府单位工作，2016年结婚时，双方协商的身价钱为17万，在订亲时支付10万后，其余7万至今未付，女方家也并未再次索要。
阿木和尔布同等级、同学历，也同在政府部门上班，两人个人条件与等级均旗鼓相当，因此双方家庭在商定身价钱时也“酌情”考虑，尔布的阿达（爸爸）跟笔者说：
都是“黑骨头”，没必要要那么多，符合我们（等级）不丢脸就行，不需要像其他（白彝）那样，非要整个（要）二三十万才得行（可以）。
相较于白彝，黑彝更在意自己的“骨头”是否纯正，在现实中更倾向等级内婚，同时也限制了其择偶的选择范围。因此，一旦有合适的婚配对象，便不会在身价钱上设定过高的门槛为难对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甚至会认可身价钱被“打折”的现象存在。
身价钱的给付存在“双轨价格”，即身价钱有“内部定价”与“外部定价”之分。内部定价是男女双方家庭商定好的实际价格，而外部价格则是对外公布的价格，常常外部价格明显高于内部价格。彝族社会的文化传统培养了彝族人单纯、宁折不弯的气质与特征，他们将荣誉与尊严看得比生命重要，同时培育了其张扬的个性与豪爽的性格。这也容易造成身价钱相互攀比、“内部定价和外部定价不一致”的身价钱双轨现象。伟史家的儿子就直言不讳地告诉笔者：
我娶老婆实际就给了13万，还是分了好几次给的，但（对外）说是给了23万，这样才有面子，不然会拿别个（别人）对比，还以为你家给不起这个钱，那就太丢脸了。
尼莫与史娓都是阿加，尼莫初中时因为打架辍学后外出打工，2017年经济形势不好后回村，与同是阿加等级的史娓结婚。女方家索要身价钱16万，后双方家支进行协商，最终定为12万，其中6万由尼莫打工所得，其余6万由父母及家支内亲戚筹得。
就彝族婚姻来说，“父欠子债，搭桥娶妻；子欠父债，送度考妣”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就像儿女需要给父母养老送终一样，为儿娶媳是父母最大的责任，父母承担儿子娶媳妇必须的身价钱也是理所当然。尼莫家在当地属于贫穷家庭，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两个姐姐均已嫁人。阿达（爸爸）患有严重的内风湿，无法下地干活。只有阿母（妈妈）一人承担地里的农活与家务活。尼莫外出打工成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家庭支付不起儿子娶媳妇用的身价钱时，家支便作为更大的“家庭”显现了其物质支持的作用，家支内部的亲戚你200元、我100元，最终凑得了尼莫的“娶媳妇本”。尼莫的舅舅这样对笔者说：
都是一家人，流着一样的血，能帮的就都帮一下，哪个（谁）还不会遇到些问题哦，用你们（汉族）的话来说，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人情化”处理。如果说身价钱的“亲情化”处理主要是基于血缘的策略原则，那么身价钱的“人情化”处理则更多地体现出凉山彝族所拥有的“人之常情”的人情关怀。
曲目一共有3个女儿、2个儿子，3个女儿均已出嫁，目前大儿子已成家，小儿子也将在过完彝族年后结婚。在谈论小儿子的婚事时，曲目说：
他（小儿子）这个是很早就跟我兄弟定的娃娃亲，杀了猪的，当时给了5000块钱，不能反悔。长相那些过得去就行，主要还是熟，又是同乡，现在人家也没反悔，再补个几万块钱，就可以结婚了，还是早定好，现在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笔者还拜访了与曲目家结亲的且沙家，且沙叔叔笑着对笔者说：
当时喝酒喝大了，一高兴就杀了头小猪，主动要跟曲目结亲家，给我女儿和他小儿子订了亲，一确定就给了我好像5000块订亲，哈哈，现在看当然划不着（不划算），但都是兄弟，也算亲上加亲，就无所谓了。
娃娃亲是传统彝族婚俗中较为常见的订亲方式。在姑舅表优先婚原则下，家里的女儿长大后要优先在姑姑舅舅家择偶，不得选择他人，等姑姑舅舅家不要之后才可另选他人。当代出现的娃娃亲，并非传统姑舅表亲订下的娃娃亲，而是基于友缘的兄弟间结亲，也反映了凉山彝族传统婚俗原则的当代新变化。在“友情”的基础上，双方均在身价钱数额上做出了“人情化”处理。无论是曲目家打算主动“补”几万身价钱的做法，还是且沙家一直没悔婚的决定，都属于身价钱“人情化”处理方式，深刻地体现了凉山彝族人淳朴实在的做人原则与处事风格。
同样地，这种“人情味”也体现在以地缘为基础的婚姻缔结的身价钱商定策略中。白彝衣尔是一名普通的农民，以种地为主，同时也从山上砍野生的青冈木烧作青冈碳补贴家用。呷西出身的日果为衣尔的邻居，两人日久生情后结婚，双方家里均未反对，女方家觉得嫁给（比自己等级高的）白彝有面子，因此只象征性收取了10万的身价钱，低于该地平均水平。
日果虽然出身呷西，但与白彝出身的衣尔从小一起长大，并因为是邻居的缘故，两家日常走动也十分频繁，在两人还未公开的时候，双方家长便都默认两人的关系，日果家收取的10万身价钱，甚至低于呷西间的身价钱水平。对于这个价格，日果家在读大专的哥哥这样说：
我看着他们俩从小长大，两个都是好孩子，能在一起就是“缘分”，不要因为其他的影响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啥子钱不钱的。
衣尔家也有类似的看法，衣尔告诉笔者：
之前担心阿达（爸爸）他们因为日果的等级会不同意，所以一直不敢公开，但年纪到了要结婚，所以干脆就说了，结果阿达没反对，还说早就晓得（知道）了，要是不同意早就反对了。还让我不要在意等级那些，只要我们过得好就好。
现在彝族年轻人普遍持有自由恋爱的婚恋观，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多地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而身价钱商定中的“人情味”也体现在对子女择偶的尊重与认同上。
汉族的小杜是他们镇上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并继续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其妻子阿呷（彝族）是其高中同学，两人在成都读大学时坠入爱河。阿呷在大专毕业后考取了西昌市的公务员，小杜硕士毕业后回西昌找工作，现在为西昌某国企的中层干部。女方家父母均是当地的老师，思想开明，同时男方个人条件十分优秀，因此并未反对两人的婚事。虽收取了8万元身价钱，但资助了小杜和阿呷20万用于在西昌买房的首付款。
对于自家的儿媳妇是彝族人，小杜的爸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我们都是住在人家彝族人的地盘（地方）上，在这里我们（汉族）才是少数民族哦。阿呷爸妈我们也认识，通情达理的，人家是老师，比我有文化，他们也不介意找个汉族女婿，我们当然巴心不得（心甘情愿）娶个彝族媳妇。
小杜虽不是彝族人，但个人条件十分优秀，两人自由恋爱结婚，阿呷的父母也未在意小杜汉族的族群身份，而是以女儿的个人幸福为出发点，按汉族人的标准象征性地收取身价钱，并以超出身价钱将近3倍的首付款大力资助小两口置业安家。
3．“市场化”处理。现代市场经济给当下彝族社会带来了市场化的经济理性，身价钱开始侧重经济利益的商定策略。白彝曲比初中毕业后外出闯荡，在成都打工时发现凉山的火盆烧烤十分有市场，因此在成都挣了钱之后2016年跟朋友合伙回西昌开了烧烤店，生意兴隆。他在成都谈过恋爱，但未有收获，主要是家里人强烈反对其找汉族。曲比回西昌后一直由家支里的亲戚介绍相亲，认识了同为白彝的小学老师么依扎。在父母的劝说下，2017年曲比于与么依扎结婚。女方家以培养大学生不容易为理由，收取了22万元的身价钱。
虽然曲比和么依扎都是白彝，两人的结合完全符合传统彝族婚俗中的等级内婚，但么依扎的父母还是以女儿大学专科毕业的教育背景以及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工作性质为条件抬高了身价钱，笔者因此专门拜访了么依扎的父母，么依扎的阿达（爸爸）向笔者解释道：
我这个女儿有点挑，之前介绍了好多个（很多个）都没看上，倒是看上他了，除了都是一个等级的，长得好一点，出去见过世面，其余啥子（什么）都不是。我也拗不过她，你想嘛，她本来读大专出来就比别人年纪大了，再不快点嫁出去就遭不住（不行）了。但还是划不着（不划算），她嫁过去就是男家的人了，啥子（什么）都是男家的，我们要啥啥没得（没有）。
曲比也对笔者说：
我就是学习不好，其他还过得去。阿达（爸爸）他们喜欢，觉得么依扎工作好学历好，是我们捡到宝了，人家要好多我们就给好多。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在笔者看来，曲比和么依扎工作性质与教育程度上的不对等，成为女方家最大的“心理障碍”。身价钱“市场化”的处理方式，可以使女方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五各身上：五各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本民族（彝族）大学本科生，在县城中学教书，因工作接触到在事业单位工作的阿衣。两人自由恋爱后结婚，虽然男方各方面条件较好，但由于五各白彝的等级与阿衣黑彝的等级不一样，嫁给比自己等级低的，属于就低婚，女方家以此为由要了24万元的身价钱。
与曲比和么依扎相比，五各和阿衣属于跨等级通婚。在凉山，当前传统家支等级分层与现代社会多元分层并存，形成了凉山彝族社会两种社会分层体系，各自对应不同的运行机制与发生逻辑。但是，良好的社会地位并不代表有良好的等级地位。五各优秀的个人条件并未抵消其比妻子家支等级低的事实。阿衣跟笔者感慨：
按理说我们是不可能的，你晓得我们（黑彝）更在乎这个（等级），特别是家里头（家支）长辈，反对得不行，阿达（爸爸）说既然你都走出去（到县里）了，就不要太管这些老年人在意的（等级），自己想好就行。但就是身价钱上要说得过去才行，这样至少他们（家里的长辈）觉得体面一些。
五各与阿衣无疑也是幸运的。在笔者的调查中，虽然也有跨等级婚的成功案例，但是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有些女方父母为拒绝“骨头”不一样的、民族不一样的婚姻对象，会采取故意抬高身价钱的处理方式，以避免出现跨等级婚和跨族群婚。因为等级不同被迫与女朋友分手的也色就无奈地说：
现在我们耍朋友（谈恋爱）还是自由的，结婚不自由，还是要他们（父母）同意才行。
在彝族传统习惯法中，“骨头硬”者嫁、娶“骨头软”者被视作异常婚，家支头人和成员会采取严厉的措施迫使当事人自我了断，以阻止和消除跨等级婚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与现代婚恋观的普及，当代凉山彝人有了更多的婚配选择，传统婚俗中明令禁止的跨等级婚开始出现，这种跨等级婚的身价钱也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处理。
三、婚姻缔结的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来，凉山彝族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对于婚姻缔结的需求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凉山彝族传统和封闭的婚姻文化环境开始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开放，并表现出与主流文化趋同的倾向。
（一）方式的流变
1．从包办婚走向自主婚。包办婚是旧时凉山彝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婚姻缔结形式。择偶的权力属于家支，而不属于婚姻双方当事人。即便是婚姻包办的直接负责人——父母，也不能超越习惯法规定的婚姻缔结原则行事，否则就将遭受家支严厉的惩罚。在等级相同的前提下，婚姻缔结由父母包办，父母为子女选定婚配对象，基本不会考虑男女双方的个人意愿和情感基础，也不存在自由恋爱的空间。民主改革后，党和政府针对凉山彝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于1960年、1976年、1988年进行了三次婚姻方面的改革，但包办婚在凉山彝族的传统观念中依旧存在。王扎阿姨在回忆自己当时结婚的情景时这样说：
（结婚）都是家（支）里订好了的，说结（婚）就结了。
恋爱自由与婚姻开始自主是近二十年来凉山彝族地区婚姻缔结发生的重要变化。改革的深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的普及，令人眼界大开，凉山彝族对传统婚姻缔结也有了新的认识。尽管目前包办婚的婚姻缔结形式依旧存在，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体婚姻的缔结不再由家支操控，父母把控着儿女婚姻的决定权，但择偶权已被年轻人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当代凉山彝族地区，年轻人自主恋爱已成为主流趋势。男女双方要么是自主认识，要么经朋友或亲戚相亲认识并交往过一段时间。男女双方要结婚，通常情况下只需征得父辈们的同意即可。幼儿园老师扯则跟笔者说：
家里有来说亲的，都被阿达（爸爸）他们拒绝了，说让我自己选，他们都可以，找个汉呷（汉族）都可以，只要我喜欢就好。
虽然也有因父母极力反对而被逼分手不能结婚的例子（上文提及的也色便是一例），但在笔者的调查中，父母自己转变观念的例子也时有发生。从福州打工回来的么什各对笔者说道：
我就是不要（结）阿达（爸爸）给我订的娃娃亲（姑舅表亲，嫁给表哥）才跑出去打工的，都啥子（什么）年代了，我才不要嫁不喜欢的，还是近亲。两年没敢回来，前段时间我阿母（妈妈）给我打电话说阿达（爸爸）不逼我嫁了，让我今年回来过年（彝族年）。
当笔者继续追问为什么父亲改主意了，么什各告诉我：
这两年我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我阿母（妈妈）给阿达（爸爸）说的吧，我跟她说我在外面很好，很开心，我也耍（找）了一个（男朋友），喜德的（凉山州另一个县），（我）也不打算回去了，要一直在外面找钱（挣钱）。我阿达晓得（知道）后可能想通了吧，反正之前订婚（娃娃亲）我姑也没给好多（很多）钱，退回去就可以了。
2．沟通渠道多样化。传统凉山彝族地区婚姻的缔结，先是“父母之命”，再就是“媒妁之言”。按照彝族传统婚俗中的约定，没有夫呷介绍，男女双方自主恋爱是伤风败俗的行为。两家人结亲，如果没有夫呷在中间介绍就相当于私奔，属于异常婚，犯了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忌讳。传统凉山彝族男女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需经过系统且复杂的程序，夫呷在此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要寻找姻亲对象、说动双方，还要联络相亲，并协调身价钱协商中双方产生的歧义。在彝族传统婚姻缔结中，往往需要专职夫呷的参与。
凉山彝族地区的现代化转型促使大量适婚彝族青年人口离开乡村，外出务工，空间上的远距离加大了夫呷按照传统流程缔结婚姻的难度。即便男女双方父母愿意缔结婚姻，由于男女当事人更多的不在同一地域空间，“看人”环节无法开展，余下流程也就没办法进行。
现代通讯技术的普及与新媒体的发展弥补了这一缺失。手机的使用让人们即使身处不同地域也能及时保持沟通和联系。不需要夫呷从中周旋、不需要面对面交流，男女双方当事人通过电话，甚至微信视频，便可自行完成“虚拟”的“看人”环节，甚至身价钱的协商双方父母也可以通过电话沟通得以完成。60多岁的夫呷也博爷爷就曾向笔者抱怨：
我做这个（夫呷）快30年了，现在结婚不像以前了，对象都是年轻人找好了，不需要介绍，离得远的就打听了解一下对方（家支）情况，近的都相互认识，连这一步都省了，身价钱也不用找我从中协调了，都可以电话各自沟通，或者年轻人自己说，现在（我）也老了，（夫呷）也没什么用了。
不仅如此，当代充当夫呷这一角色的，更多的是男女双方委托的亲戚或者朋友，是一种带有“兼职”色彩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夫呷。吉克小夫妻也与笔者讲述了他们认识并结婚的经过：
我们那时都在东莞（打工），有共同的朋友，有一次一起耍（聚会）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就从我朋友那了解她的情况后就喊他去帮我说（介绍），两个人相处了一下觉得合得来（合适），在电话里跟阿达（爸爸）和阿母（妈妈）说了之后，过（彝族）年就带回去，然后过了（彝族）年就准备结婚了。要这样说，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夫呷了，现在年轻人都是自己认识或者朋友介绍。
3．从事实婚姻走向法律婚姻。传统凉山彝族地区依靠强大的习惯法维持婚姻的有效性。婚姻的缔结，主要是以订婚和婚礼的仪式化形式来宣告婚姻的成立，事实婚姻在凉山彝族地区大量且广泛存在。德古拉莫爷爷告诉笔者：
之前结婚就是按照习惯办（婚）礼了，此伟（家支）间就承认你们是一家了，出现问题一般小问题就内部商量，不行就会找我去调解，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处理不好两此伟（家支）间可是要结仇的。
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后，尤其是三次婚姻改革之后，随着现代婚恋观的普及，法制观念的深入，婚姻缔结所必须的法律手续已经成为当代凉山彝族婚姻缔结的必经程序。现在凉山彝族结婚，一般都会在举行婚礼前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而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也陆陆续续因为各种需要开始补办结婚证等相关法律证件。已经有3个子女的么使里告诉笔者：
我们当时是私奔的，没有举行婚礼，之前都在攀枝花和西昌，大儿子出生后才回来（村），他（丈夫）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虽然是私奔，但是儿子都有了，家（支）里头也认了，也过了好几十年了。结婚证是（因为）大女儿上高中要上户口，要（结婚证）证明才弄的（补办），之前都没得（没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开始重视从国家法律上保障自己的婚姻的合法权益与正当性，刚刚生完孩子的么黑扎就跟笔者说：
还好之前扯了证（领了结婚证），现在娃娃（孩子）出生证明、准生证、之后打疫苗的（接种本），上户口，还有上幼儿园那些，都要这些（证件），不然就没法弄了。
（二）地域范围的扩大
以洛恩村为例，笔者梳理了当地父辈与子辈婚配对象的地域来源范围。代际间婚配对象地域范围的变化，反映出当代凉山彝族婚姻缔结中地域范围出现的变化。
洛恩村一共有五个村民小组，是由一组、二组形成的自然村老乌和三组、四组、五组形成的自然村龙恩合并而成的行政村。全村除两户黑彝而外，其余均为白彝和赤黑。其中黑日（64户）、吉克（54户）、且沙（47户）、吉次（35户）、王扎（27户）是村里的5大家支，户数和人数最多。按照通婚地域距离本村的的远近，笔者对父辈与子辈共计124户的婚配对象的地域来源范围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婚姻缔结的地域范围发生了明显的代际更迭。
父辈（34户）婚姻缔结的地域范围全部集中于西溪河片区内，乡内通婚共计25例，占总数的73．5％。村上的老书记给笔者回忆了当时村上通婚的情况：
老乌（现洛恩村一组、二组）那边主要是吉克（家支），一般跟龙恩（现洛恩村三组、四组、五组）的黑日（家支）（开亲），黑日家（支）瓦沟（本乡的另一个村）那边也有（娶）过来和（嫁）过去的。龙恩这边黑日（家支）、且沙（家支）尾子坡（村）（本乡的另一个村）也有（娶）过来的，都是附近的。我记得村上当时最远的一个就是王扎家的什莫（媳妇），四棵（乡）（本片区内的另一个乡）的，当时（结婚）反正都是（步行）半天能到的，太远的都不了解，也不方便。
而子辈（90户）婚姻缔结对象的地域分布则明显扩大，开始出现跨县、跨市州，甚至跨省的情况。同村婚姻缔结的6例反而数量最少，仅占总数的6．67％，村上现在的书记告诉笔者：
年轻的现在都出去打工了，哪个（谁）还会呆在这嘛，对象都是在外面认识的，然后带回来（给父母）看一下，然后就又出去（打工）了，留在村头的少，也很少有在村头找的了。
子辈婚配对象的地域分布多数集中在片区内与县一层级，共计51例，占总数的56.67％。凉山州范围内的5例中，有4例是女儿外嫁去西昌，还有1例是儿子“外嫁”西昌，跨市州的1例是从乐山市峨边嫁入，跨省的2例，1例从云南德昌嫁入，1例是女儿外嫁内蒙古。书记自己的婚姻经历就是那个“外嫁”西昌的特殊例子。书记吉克是老书记的小儿子，小学5年级被送去西昌亲戚家读书，读完中职后就在西昌工作，然后在西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妻子在西昌一家饭馆打工，两人现在育有一子，并在西昌买房安家。2017年的村委会选举，村民推选他担任村上的村支书，因此现在他也两头跑，平日在村里同时照顾家里的父亲母亲，大型节假日回西昌看妻子和孩子。谈及自己的经历，吉克书记说：
照顾老人是自己的义务，天经地义，儿子在西昌那边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就是自己辛苦点，多跑一下，也没什么。
子辈婚配对象地域范围的扩大，是靠人口的地域流动实现的。这种人口的流动影响了当代凉山彝族青年的婚配方式和选择。一是教育机会促使的人口流动。一些彝族青年由于外出求学的缘故，能接触与结识更多与自己受教育程度相当的同学，由学缘发展出爱情，甚至是婚姻的可能性变大。吉次家二女儿婚姻的缔结便属于这种情况。中专毕业的二女儿是家里女儿中学历最高的，但脾气急躁、性格刚烈，成为父亲吉次口中“不知道怎么嫁出去”的愁嫁“异类”。2010年二女儿嫁给了她的中专同学张某，成为当地第一个外嫁给汉族的女性。目前两人住在布拖县城，已育有两个女儿。虽然吉次一直认为二女儿是因为性格不讨喜，找不到彝族的对象才找的自己的同学，但是二女儿对笔者说：
不是别个（别人）看不上我，是我看不上他们。你看看这些（彝族）男的，一个比一个懒，天天喝酒抽烟，不务正业，我找来搞啥子（做什么）嘛？也不是说所有（彝族男性）都这样，反正我遇到的都是这样子。一对比起来，还是你们（汉族男性）的好，至少踏实，要做事，不用我来伺候他。
另一个是经济动机促使的人口流动。外出务工不仅带来经济上的收获，同时由于身处“异乡”，更容易“抱团取暖”，结识来自同一族群、同一地域的“同类”。因此他们寻找婚配对象的范围也就不再限定于传统封闭的地域范围，而是面向城市中所有的彝族适龄人。吉次家的小女儿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女儿性格温顺听话，就是学习不好，便早早外出打工挣钱，与在广州结识的同样来自布拖县的阿杜看对了眼。他们于2015年结婚，目前两人均在外打工，未有儿女。小女儿在谈到自己怎样与丈夫认识的时候，这样说道：
我还是多幸运的，在广州能遇到他（丈夫）。刚开始的时候，在那边啥子（什么）都好，吃的也好，环境也好，就是觉得陌生，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当时我们一起打工的朋友那些就说有认识的（彝族人）可以一起耍（玩），这样才认到（认识）他的。又都是布拖的，一说我们那的话（彝语）觉得那个亲切哦，就觉得好开心。然后就在一起了。
（三）对象选择机遇的增多
如前所述，凉山彝族传统婚俗中，最为核心的通婚原则是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与姑舅表优先婚。传统婚姻缔结的原则严格限定了凉山彝族对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笔者按照婚姻缔结对象的来源梳理了父辈间婚配对象的情况：一共有五个相互开亲的通婚家支，分别是黑日、吉次、吉克、且沙和王扎。黑日—吉次、黑日—王扎、黑日—吉克、黑日—且沙形成了四个稳定的、两两相互开亲的通婚家支，同时还存在一个由黑日—王扎—且沙—黑日所组成的单向通婚循环。父辈间婚姻的缔结完全遵循了凉山彝族的传统通婚原则，表现为白彝同等级内的、家支外的相互结亲，呈现出完全闭合循环的通婚状态，由此最大程度地保证和巩固了“骨头”的纯正。
当代彝族的婚姻缔结已不再严格遵循传统的婚姻缔结原则，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开始出现跨等级婚和族外婚。笔者通过梳理洛恩村子辈的婚姻选择对象来源时发现，当地子辈的婚姻缔结中，共有6例赤黑（阿加和呷西）等级与白彝等级通婚的案例。嫁给吉克家的么生各是赤黑等级，现在在村里小学旁开了个小卖部，她跟笔者诉说了她的婚姻经历：
我是地洛（乡）的，之前阿达（爸爸）在户口改了姓，跟了主子姓，所以外人都不晓得（知道）我是赤黑。我们是在县上过火把节的时候认识的，我跟他说了我是赤黑，他说没得关系，他不在意这个，然后就耍起了（谈恋爱），耍了（谈恋爱）2年了，他跟舅父（公公）说了，开始有些反对，见了面后来慢慢就接受了。
已有研究显示，彝族的婚姻缔结开始呈现族内婚为主，族际通婚增加的发展趋势。洛恩村子辈的通婚对象中存在2个族际婚姻的案例。前文所述的吉次家二女儿的婚姻即是其中一例。还有一例是村里的“有钱人”尔鬼家唯一的儿子，娶了一个汉族什莫（媳妇），现在全家均搬至西昌，只有过彝族年时才回来，一时成为村里的话题。隔壁邻居李子饶有兴趣地告诉笔者：
这么有钱完全可以找个“骨头硬”的，自己唯一的儿子找了个汉呷（汉族），也不晓得（不知道）咋（怎么）想的。不过据说（媳妇）长得很好看。他家世面见得多，都住到城头（里）了，肯定想法跟我们就不一样了。
相较于父辈单一闭合的婚配对象来源，子辈的婚姻对象的选择机遇增多且愈发多样复杂，形成了多元化的通婚样态：父辈存在的五大开亲家支依然存在，相互结亲的家支数量由父辈的4个增至5个，分别是黑日—吉次、黑日—王扎、黑日—吉克、黑日—且沙和且沙—李子。单向通婚的闭合循环增至三个，分别是黑日—且沙—李子—吉克—黑日、黑日—吉次—比机—李子—且沙—黑日、黑日—吉次—比机—李子—吉克—黑日。可以看出，子辈的通婚样态是在父辈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黑日—吉次、黑日—王扎、黑日—吉克、黑日—且沙四个限定交换的延续反映了父辈对传统凉山彝族婚姻缔结原则中姑舅表优先婚的遵从。吉次家大女儿的婚姻即是其中的典型。吉次是乐安乡洛恩村本地人，妻子黑日来自同乡的瓦沟村，两人共育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2007年嫁给瓦沟村的黑日家的表哥，目前已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是彝族典型“娃娃亲”缔结的姑舅表婚，属于“吉次”与“黑日”两大家支间相互开亲。对于大女儿的婚姻，吉次说：
跟她（妻子）第一个是女娃娃（女儿），就跟黑家（黑日家）订了娃娃亲，嫁舅舅的儿子是应该的嘛，是我们这边的习惯。
除了原有父辈的婚配对象来源，子辈的婚配对象中还出现了众多新的家支，包括李子、吉日、威什、比机、则么、阿吉、吉地、吉子。随着新增通婚家支的不断加入，开始出现更多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家支构成的不再闭合的单向通婚链，比如吉子—黑日、则么—黑日、威什—王扎—黑日—吉克、吉地—黑日—吉克、曲目—且沙—李子—吉克—黑日—王扎、阿吉—吉次—比机—李子—且沙—黑日—吉克等。结合通婚对象的地域分布来看，这些新增的通婚家支不仅有乐安乡内的，还有西溪河片区的，同时还有布拖县内的。相较于父辈，子辈的婚配对象的地域范围已从乐安乡扩大到整个布拖县，也印证了婚姻缔结地域范围扩大的变化趋势。来自拖觉片区补尔乡的阿吉对笔者说：
我2016年嫁过来的，我们之前都在西昌打工，都是布拖的，关系近一些，一来二去就熟了。这离我们那（补尔乡）还是远，要翻好几个山头，还好现在可以坐车，四小时就到了。
随着子辈婚姻缔结中参与通婚家支数量的增多，以及通婚地域范围的扩大，当代彝族地区婚姻缔结不再受限于传统婚姻缔结原则的束缚，开始出现跨等级婚与族际通婚，这意味着婚配对象选择机遇的不断增多。彝族婚姻缔结不再是传统单一闭合的环状循环，而是表现出小范围闭合、多条姻亲链共存、外来族群加入的开放状态。
四、结论
基于凉山州布拖县的实地调查，本文以身价钱与婚姻缔结两个维度呈现了凉山彝族婚俗的当代变迁。第一，在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身价钱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身价钱数额的攀升，既源于凉山彝族人对婚俗中身价钱的重视，也与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提高有关。身价钱的支付形式也发生了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变化。从保证“骨头”一致到更为注重婚姻双方当事人个人特质、意愿与感情基础，身价钱的定价因素走向也从“重家支”向“重个人”倾斜。此外，凉山彝族在身价钱定价过程中还发展出了灵活多变的商定策略，或基于“亲情”，或基于“人情”，或基于“市场”行情，这些都体现了当代凉山彝族人在尊重传统婚俗的基础上，开始主动融入当下时代的发展。
第二，随着凉山彝族地区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深入，婚姻缔结形态也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国家婚姻制度与现代婚恋观的普及，深刻地改变了凉山彝族地区传统婚姻缔结方式，出现了从包办婚到自主婚的变化趋势；而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夫呷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在现代通讯技术普及的背景下日渐式微；婚姻缔结程序也由传统依靠道德力量束缚的事实婚姻朝着基于法律制度保障的法律婚姻过渡。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各族群间互动的加深，当代凉山彝族的婚姻缔结已不再严格遵照传统封闭的婚姻原则来执行，无论是地域范围，还是婚配对象的来源范围，都开始呈现扩大与开放的态势。
上述凉山彝族传统婚俗出现的当代变迁，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题中之义。就目前看来，凉山彝族的传统婚俗当下正面临不断被解构的挑战，但在现实生活层面却并未有消退的迹象，而是以一种积极调适与应对的方式进行着重构与再整合。这实际反映了作为凉山彝族婚俗缔造、传承与变革主体的凉山彝族，面对当前社会转型的需要，主动发展出了一套兼顾传统与现代的社会文化适应逻辑。一方面，凉山彝族人作为传统彝族婚俗文化的承载者，仍然对本民族传统的婚俗文化保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在面对新时代、新局势的当下，也以变革主体的姿态回应时代发出的挑战，积极、主动、自觉地投入到传统婚俗重塑过程之中。凉山彝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的变化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适应，反映了凉山彝族人充满韧性的生存智慧。凉山彝族婚俗的当代变迁，是新时期社会现代转型背景下，传统文化认同与现代社会适应的双重体现。
注：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冯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