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中国境内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关于何时开始用“彝”称呼彝族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认为用“彝”称呼彝族最早见于清嘉庆年间王谟所编《汉唐地理书钞》；[1]第二，用“彝”取代“夷”是解放后所创。[2]那么，如何认识上述两种观点？本文以清代档案为中心，拟对此问题进行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元、明及清初文献所见彝族称谓
由于学界对彝族起源的认识有所不同，[3]所以对文献中记载的彝族名称的认定也不同，但相关研究表明元代以前均无用“彝”相称的情况。[4]据方国瑜研究，尽管元代常用“蛮夷”一类模糊、笼统的字眼称呼彝族，但“罗罗”逐渐成为元代官方对彝族较正式的称谓。[5]
明初，在征服西南过程中，常以“蛮夷”泛称川、滇、黔彝族。[6]随着明统治的确立，明代继承了元代以“罗罗”称彝族的传统，“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罗罗，厥后子孙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7]如《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叛乱的云南越州、罗雄州，“部属俱罗罗种”。[8]正统二年（1437年）五月，四川会川卫“罗罗”反叛。[9]景泰元年（1450年），地方官员在贵州水西勒索，“以致激变罗罗，聚众十万有余”。[10]成化年间，贵州“白罗罗”起而反叛。[11]
明中后期，除“罗罗”外，官方文献多以“夷罗（猓）”称西南彝族。如《明英宗实录》记载贵州水西阿忽、阿堆、阿五、阿体、加纳、阿遣“六家所管人民俱系夷罗”。[12]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川官员报告说雅、黎二州以及越雋一带“番汉杂处，夷罗纵横”。[13]正德元年（1506年），云南官员称，“寻甸一府，民皆夷罗”。[14]其他称云、贵、川彝族为“夷罗（猓）”的例子相当多，恕不赘举。
清初，官方仍以“罗罗”（倮倮）称呼彝族。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贵州巡抚的奏疏称：“自贵阳而西，倮倮为伙，而黑倮倮为悍，其次曰白倮倮。”[15]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派彝族将领陆道清攻打长沙，江西总督奏报称“吴逆伪将军二人，率倮倮数千来犯长沙”。[16]此外，也常用“苗”相称，如康熙三年，吴三桂的奏疏称贵州水西彝族安坤等部为“逆苗”“苗人”。[17]康熙五十年，川陕总督鄂海称四川建昌至东川一带彝族聚居区“尽系深山，世居苗人”。[18]
综上可知，元代以前官方文献记载的彝族称谓较散乱，但无以“彝”相称的现象；元代及其以后，“罗罗”（罗猓、倮倮）或者其变体“夷罗（猓）”成为官方对彝族较为固定的称谓。此外，“蛮夷”“苗”等模糊的字眼也常被用来称呼彝族。尽管如此，直到清初，史料鲜有出现用“彝”来称呼彝族的情况。
二、康雍年间档案中彝族称谓用字的变化
早在康熙年间，官方档案已用“彜”来泛称西南少数民族。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疏“请禁民人及土司携藏兵器，并不许汉人将铅、硝、硫磺贷与彜人”。[19]这一说法并非针对彝族，“彜人”泛指云贵各少数民族，但这至少表明官方已开始用“彜”取代含有歧视色彩的“夷”。
雍正年间，彝族称谓用字发生巨大变化，表现在“彜”字被广泛用以称呼西南彝族。如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四川冕山营糯咀管束的部民金格等抢劫地方，川陕总督岳钟琪在奏疏中呈请惩处，否则“恐致诸彜观望”。[20]糯咀为四川乾县（今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土千户，下辖土百户六名（小相岭、阿得桥、五马山、意咱罗、竹路、沈喳），“均系猡猓苗裔”，[21]他们皆为彝族土司，此时已被岳钟琪称为“诸彜”。“彜”与“彝”在古代互通，指宗庙祭祀所用的礼器，[22]其意义不同于带有歧视和贬义色彩的“夷”。可见，明确用“彜”称呼彝族至少在雍正年间便已出现。
又如雍正四年十月，岳钟琪的奏疏再次提到“如上下沈喳、阿羊、阿迫等处彜人向来不驯，倘有助恶之处，即分兵进剿”。[23]此处的“上下沈喳”，据上文可知为彝族沈喳土司部落。另据档案记载，阿羊也是彝族部落，[24]他们均被官方称为“彝人”。再如雍正七年，四川建昌镇总兵赵儒在奏疏中写到，“臣思大小凉山各种黑骨头以毡为衣，以苦荞为食，秉性强悍，不事产业，不知汉语，地方之广阔约计数千里，彜众之繁多不下数十万”，[25]已明确把大小凉山之彝族称为“彜众”。
除四川彝族外，云贵彝族在雍正年间同样被官方以“彜”相称。云南昭通（清代改土归流前称“乌蒙”）介于云贵之间，是彝族聚居区。据雍正七年的档案记载，当年八月有客民被抢，而总兵刘起元滥用职权，“混将各寨头人逐日拷打追比，以致彜民衔怨，情不能甘，[26]随后发生暴乱，“二十五日，乌蒙彜众趁街期围困府城，甚是危急”。[27]档案中已明确用“彜民”“彜众”相称。雍正八年，昭通彝族头目禄鼎坤反叛，清廷在为被捕者录口供时，同样使用的是“彜”字，“禄鼎坤在河口与他儿子禄万福及头人段良伯等商量造反，及至到京，蒙皇上放了参将，赏了银子，才写家书二封，叫我交与他儿子、兄弟，叫彜人莫要反”；[28]“彜人原是抢掳劫杀惯的，听说反，好不喜欢”。[29]
雍正年间，以“彜”称川滇黔彝族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总督、巡抚、总兵等清廷要员的奏疏当中，而且在地方衙门档案中也是如此。在此仅以清代四川冕宁县衙门档案为例加以说明。冕宁县位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北部，境内有汉、彝、藏等民族。据冕宁县衙门档案记载，康熙末年，官府已用“彜”来泛称当地非汉民族。[30]至雍正年间，用“彜”称彝族已常态化。如雍正六年的一份档案记载，冕宁县家奴阿天在替主人阿泰服役的过程中，被越西租呷阿必掳去。档案称阿泰为“彜主”“彜民”，称“租呷阿必”为“越西彜人”。[31]又如雍正十二年，冕宁县威志与普雄（属越西县）三他因婚姻嫁妆发生纠纷，威志和三他在各自的在状纸中都自称“彜民”，[32]而越西厅和冕宁县的往来文书也是用“彜民”“彜妇”字样来称呼他们。[33]雍正十二年，冕宁县巴姑村哩加状告靖远营下老虎地方哟哵绑架人口，其状纸自称为“彜民”，称哟哵为“贼彜”。[34]诸如此类的情况在雍正冕宁档案中记载很多。
雍正年间不论是清廷要员的奏疏，还是地方衙门的档案，已普遍使用具有褒义色彩的“彜”来称呼彝族，反映出官方态度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微妙变化。但带有贬义色彩的“夷”字并没有明令废除，在档案材料中仍可见到它的使用。
三、乾隆至清末彝族称谓用字情况
雍正年间，“彜”与“夷”在特殊语境下皆用以称呼彝族。然而从乾隆朝开始直至清覆灭，“彜”字的使用迅速消失，几乎完全被“夷”所取代。《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记载乾隆至宣统年间与彝族相关档案材料近200件，所反映的彝族称谓非常复杂，常用的有“猓夷”“黑白夷”“夷猓”“凉山生番”“猓民”等。其中称“猓夷”者46件，称“黑白夷”者21件，称“凉山生番”者21件，称“夷猓”者11件，称“猓民”者6件。尽管如此，但只要以“Yi”音称之，皆写作“夷”，而不用“彜”。为显示这一变化，兹将部分《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中所见彝族用字情况列表：
朝代：乾隆
彝族称谓用字：黑白夷猓、猓夷、夷猓、夷人、夷民。
所属地域：云南东川；四川清溪、建昌、永宁；贵州威宁、毕节。
朝代：嘉庆
彝族称谓用字：猓夷、凉山夷人、凉山野夷、黑夷。
所属地域：云南镇远；四川马边、越西、雷波；贵州大定。
朝代：道光
彝族称谓用字：猓夷、凉山野夷、黑白夷人。
所属地域：云南邓川；四川建昌、越西、峨边、马边等。
朝代：咸丰
彝族称谓用字：猓夷、凉山野夷、黑白夷人。
所属地域：云南邓川；四川建昌、越西、峨边、马边等。
朝代：同治
彝族称谓用字：猓夷、凉山野夷、黑白夷人。
所属地域：云南邓川；四川建昌、越西、峨边、马边等。
朝代：光绪
彝族称谓用字：猓夷、黑白夷、黑夷、白夷。
所属地域：四川马边、雷波西昌、冕宁、越嶲等。
朝代：宣统
彝族称谓用字：猓夷、黑夷、黑白悍夷、黑白夷。
所属地域：四川会昌、会理、昭觉等。
由上可知，乾隆朝以来，在清廷要员呈给皇帝的奏疏中已难以见到用“彜”称呼彝族的情况，几乎清一色地用“夷”相称。
此外，地方档案的情况也是如此。仍以冕宁县衙门档案为例，从乾隆至光绪朝档案中各选取一例加以详细说明。冕宁县靖远营深入彝族腹心地区，周边彝寨众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一份档案在称其管辖的彝族村落时便使用的是“夷”字，“敝府随将本营所属周围界址接壤情形，猓夷数目，相应开单移送”。[35]冕宁县彝族土司安成裔管辖有彝族寨落五处，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一份档案对此记载，“所管猓夷寨落五处：瓦都营、坝显堡、和尚堡、凹古脚、厦拉”。[36]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冕宁县沙坝汉民刘天福家遭抢掠，其状纸声称遭到“贼匪无名猓夷”入室打劫。[37]再如，落乌（亦作“噜乌”是冕宁等地有名的黑彝家支，咸丰九年（1859年）的一份稟状称其为“猓夷”。[38]此外，同治二年（1863年），冕宁黑彝在稟状中自称“黑夷”[39]。最后，光绪四年(1878年）的一份状纸控告落乌黑彝抄抢冕宁县平安场，使用的也正是“夷”字，“昨夜，落乌一支黑夷黑卜，督率猓夷一百余人夤夜抄抢”。[40]由以上案例可知，从乾隆朝至清末，地方档案在称彝族时，皆用“夷”，而不用“彜”。
四、清代档案中彝族称谓用字变化的原因
彝族称谓用字在清代经历了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以往历代皆没有用“彜”称彝族，而康雍时期却开始出现并逐渐普及。第二个转变是，从乾隆朝开始又回到原点，“夷”几乎完全取代“彜”，用以称呼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这两大转变与清代的国情和最高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变化有关。
首先，分析第一个转变原因。满洲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但其统治的合法性，在清初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不为汉族知识分子所认可，其中尤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等一批明遗民为甚。他们以“华夷之别”作为反清的重要思想，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否认满洲统治的合法性。直到雍正年间，汉人对满洲统治合法性的挑战依然不绝，“曾静投书”一案便是明证。雍正六年，湖南生员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其叛乱，第一条理由便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41]强调华夏是文化和地理上的中心，而四夷处于文化和地理上的边缘，呈现出上下高低之别，因此汉人能统治四夷，而不可向其称臣，从而否认满洲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可以说，“夷”作为文化落后和在地理上处于边缘的异族的代名词，是汉人借以否认满洲统治中国合法性的核心字眼。因此，康雍两朝统治者对“夷”及其隐喻的边缘性、文化落后、非正统的涵义颇为忌讳。尤其是雍正帝，曾极力反驳“夷”被视为文化落后的看法，并认为满洲尊崇和学习汉文化，是汉文化的捍卫者和继承者，与汉人在文化上已无差别，以此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辩护。[42]为消除人们对“夷”固有的偏见，康雍两朝倾向于用“彜”替换含有贬义色彩的“夷”，来指称非汉民族。而“彜”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祭祀礼器，讲究祭祀礼仪是文明和正统的象征，这种寓意正是满洲统治者所希望和需要的。在这一大背景下，用“彜”称彝族的情况才逐渐在康雍两朝官方档案中普及开来，乃至影响到民间的用法。
其次，分析第二个转变的原因。为何从乾隆朝开始却又用“夷”而不用“彜”呢？这主要是因为乾隆帝与康雍两朝皇帝治国理念不同。关于这点，美国“新清史”的研究有所涉及。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曾依据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曾静案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措施，分析了两位满洲最高统治者治国理念的不同。她认为，雍正帝稟持汉化之论，将满洲能统治中国的原因归于是汉化的结果。[43]换言之，雍正帝在曾静一案上力图扮演汉族文化继承者及儒家卫道士的形象，以博得汉族官僚集团及知识分子对满洲统治的认同。相反，乾隆帝对这一充满汉化和道德进化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并非满洲受汉化影响才统治中国，而是受命于天，[44]所以乾隆帝并不以身为满洲为耻。[45]柯娇燕认为，乾隆帝的思想反映出满洲自我认同的强化，这恰恰是导致雍正帝和乾隆帝在曾静一案上态度分歧的根源。此外，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更进一步指出，“清朝的政治模式并不是民族国家，其所要建构的也不是单一族群的认同意识，而是包容满、汉、蒙、藏等异质文化共同存在于一个松散、人格化的清朝帝国，将各族的政治精英吸纳进清朝的统治集团之中，以维持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46]可见，雍正帝与乾隆帝的统治理念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以汉化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后者强调以多元文化策略来治理国家。
柯娇燕、罗友枝的研究为理解雍乾时期彝族称谓用字的骤变提供了思想背景。雍正帝以汉化论作为满洲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并试图通过改用“彜”字来消除对人们对“夷”的固有偏见。而在乾隆帝看来，满洲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受命于天，无须以强调汉化来贬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反，要巩固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必须承认和尊重多民族的文化特质，而不是回避和强调汉化。因此，“夷”并不可耻，亦无须刻意迎合汉人而以“彜”代“夷”，来为非汉族的历史和文化遮羞。彝族称谓用字的骤变，从侧面反映出雍乾时期清朝最高统治者民族心理和统治理念的变化。
综上所述，康熙以前的文献绝少用“彜”称呼彝族。康熙年间，出现用“彜”笼统称呼西南少数民族的现象；雍正年间，配合着具体的语境，档案中已经常使用“彜”来称呼彝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以汉化论为满族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欲消除人们对“夷”的固有偏见，而改用“彜”字。乾隆及其以后，随着满洲统治者自我意识的强化和多元统治理念的形成，以“彜”代“夷”已无必要，为尊崇多民族文化和实践多元治理理念，反而需要强调“夷”这一不同于汉族的文化特质，故又回归“夷”字的使用。可见，早在雍正年间，“彜”已经被明确用来称呼彝族，但这一现象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所以后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又因1949年10月后，“彝”作为彝族法定族称用字深入人心，以致后人多误以为用“彝”称彝族是1949年10月才出现的现象。
按：作者龙圣，男，苗族，1983生，湖南省花垣县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原文载《历史档案》2017年第3期，第108—112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来源：历史档案、西南边疆 作者：龙 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