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人们是如何认同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呢？目前人类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较有影响的有两种：原生论和工具论。原生论者认为“族群”是人类本身自然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一个人能够说话、能看见和能闻到东西那样，自人类有记忆以来，“族群”就存在了。原生论是英文“primordialism”的翻译，有人译为“根基论”（王明珂1997:36）。这个词来源于形容词“primordial”，有三种定义方式：时间上的第一个；元始的（original）；基础的（elemental）。例如，“器官的成长和发展中第一个出现的”（生物学的含义）中的“第一种”用的就是“primordial”这个词。最先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族群的人是希尔斯（Edward Shils）。他为了解释家庭中的亲属关系的情况，于1957年首先使用这个术语。他认为家庭成员的隶属于该家庭的感觉，并不是来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而是来源于当然的血缘联结的感情。希尔斯认为，这种关系只能描述为“原生的”，而不是后来才发展来的（Özkirimli 2000:65）。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是另一名赞同“原生论”的人类学家，他也曾提出一个类似的定义。他指出，对于个人来讲，这种原生的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是被给予的（givens）。那是社会经验的给予，如他们对移民的认知，对亲属的联系等。一个人出生在一个有特殊宗教信仰、说特殊语言或者方言、遵循特别的社会实践的社群，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他因此就从该群体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了原生的情感联系。（Geertz1993:259）。他的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这段话中：
这里，原生性归属于主要是指产生于‘先赋的’——更准确一点儿说，因为文化不可避免地涉入这些事务中，所以它也是‘先赋的’——社会存在，密切的直接关系和亲属关联。此外，先赋性还指出生于特定宗教群团中，讲特定语言乃至某种方言并遵从特定的社会习俗等等。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一致，在人们看来对于他们的内聚性具有不可言状，有时且是压倒一切的力量。根据事实，每个人都系属于自己的亲属、邻居、教友。结果，这种归属感不仅是出于个人情爱、实践需要、共同利益或应承担的义务，而且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持这种纽带的普遍维系力，以及其重要类型的序列，随着每个个人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但从实际看，基本上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某种归属感都源于某种自然的——有些人会说是精神上的——亲近感，而不是源于社会互动。”（格尔兹1999:295）
工具论者则认为族群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通过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和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Cohen1969; Despres 1975:87-117)。人类学家Haaland对苏丹的福尔人（Fur）的研究是工具论的典型例子。他的研究表明，福尔人本来是一个定居的农耕部落，他们与另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巴嘎拉人（Baggara）之间的族群界限的维持，是建立在个人对牧场的选择与利用与否。当一些福尔人拥有了大量的牲畜需要放牧的时候，他们为了获得草场资源，于是逐渐认同巴嘎拉人（Haaland 1969:58-73）。美国人类学家郝瑞教授近几年发表了很多关于彝族族群和文化认同方面的文章。在一篇关于攀枝花市的彝族支系诺苏、里泼和水田的族群认同方面的文章里提到：为了获得某些优惠待遇，诺苏人认同“彝族”。他说：“这些优惠待遇包括获得政治上的重视，在学校里有可能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获得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指标等等。如果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就意味着放弃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工具”（郝瑞2000:51）。里泼人虽然在文化方面很多已经汉化，但是很认同“彝族”，因为认同彝族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获得好处。里泼人所在的平地乡因此而成立了“民族乡”。“由于是民族乡，平地建起了两个中型工厂，一个是水泥厂，一个是酒厂；除此之外，政府还投资了其他几个项目；孩子就学有优惠指标；在计划生育方面享受两胎的政策。国家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这也是保留少数民族族别的原因之一”（郝瑞2000:44）。而另一个同样汉化很深的水田人却提出不愿认同彝族而想单独识别为单一民族。郝瑞的分析是因为“水田人”被汉族村子包围着，远离“诺苏”、“里泼”等彝族村庄。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得不到作为“彝族”的好处，因为人数少，政府不可能给他们设置一个“民族乡”。另外，由于历史上诺苏长期被汉人歧视，所以，水田人不愿意被认为是“野蛮的”、“落后的”诺苏的成员。他们以转用汉语、改用汉族习俗的方式来尽量显示自己与那些“高山蛮子”诺苏人不同之处。同时，他们不能割断历史上与诺苏的关系，于是提出希望被识别为不同于已经被称为“彝族”的诺苏的“水田族”，或至少希望被称为“彝族水田人”，而不是单纯的“彝族”（郝瑞2000:45-49）。工具论者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认为族群认同随不同情势不同环境变化，所以工具论者又被称为“况遇论者”（circumstantialists）。
语言和认同的关系是很显而易见的。认同某一个族群的人是很乐意说这个族群的语言的，但是并不是说不会某族群语言的就不会认同该族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也还可以认同同一个族群。例如，中国境内的瑶族，使用三种不同语言，一种是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一种是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篮瑶），一种是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加语（茶山瑶），但他们都一致认同为瑶族（费孝通1999:7）。相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不一定就认同同一个族群，比如中国的回族和满族，现在都使用汉语，但是，不认同为汉族。我们在考察彝族的情况时，语言文字在其文化认同中是起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人们对本族群的语言和文字普遍有很好的感情，如果谁能说该族群的语言，就会显得格外亲切，然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它的作用和其它工具没有什么差别。打个比方说，杀牛可以用彝族传统的用斧头打死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现在汉族用刀杀死的方式，还可以用枪打死。使用斧头、刀或枪是不同族群的不同习俗，然而我们不可以以此来区分族群界线。不能认为用斧头打死牛的是彝族，用其它方式让牛死去的方式就不是彝族。文化虽然相对稳定，但还是要变迁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某一习俗正是文化在某一时间片段的反映，几十年以后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彝族人的眼力，或者在一些年轻人的眼里，西服是汉族的服装。可是，汉族不一定这么看，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西服来源于西方。几十年以前还穿旗袍的中国妇女，今天可能要穿西式连衣裙，然而，不管穿什么，用什么，族群认同是相对固定的。我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为了想说明，语言是和上述工具是一样的，使用这个工具，符合当事人的心态固然很好，皆大欢喜，然而，一个人转用了其它语言并不代表这个人的族群身份已经改变。
二、凉山彝族对语言文字的原生情感
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人们都希望用自己最熟悉拿手的语言进行交流。族群成员之间，如果都会该族群语言的话，人们会很骄傲和很乐意使用该族群语言。如果用彝语问一个已经知道是彝族身份人是否会彝族，他如果会说彝语，他会很快回答：“不懂彝语怎么算是彝族”，那份肯定而骄傲的语气肯定会给问话的人最满意的回答。
我访谈嘎村[①]的沙玛毕摩时，他见我全部采用彝语问问题，很是高兴，我先访问他一些宗教方面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最后我问他语言方面的情况时，他的态度是如果不会语言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彝族。下面是我们的谈话内容：
笔者：你认为不会说彝语的人是不是已经变成汉族了？
沙玛：我认为是的，不会彝语的话，已经变成汉族了。
笔者：可是他们的父母是彝族，有些父母还不怎么会说汉语，他们一定是彝族，他们的孩子就变成汉族了吗？
沙玛：反正我认为不会说彝语的话就变成汉族了。
笔者：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沙玛：不会彝语的人，已经听不懂彝语传播的文化、风俗习惯、礼节等传统的东西，他当然不能算彝族，而是汉族了。
笔者（指着在座的一位当地彝族领导）：吉潘乡长，你家的孩子会彝语吗？
吉潘：不会了，只会汉语。
笔者（转向沙玛）：如此说来，吉潘乡长的孩子也就成了汉族了，他们都不会彝语。
沙玛（比较尴尬、有些为难地看着吉潘，笑着说）：是的，我认为他们已经变成汉族了。
吉潘连声附和说：是啊，是啊，这些孩子都变得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了。
笔者：那么，会说彝语的汉族是不是变为彝族了。
沙玛（很肯定地）：是的，会说彝语的汉族可以变成彝族，我就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父母会一些彝语，孩子们会彝语和汉语，以后这些孩子的后代不会汉语，只会彝语了，学会彝族的传统习惯，已彝族的礼节待人，不再使用汉族的习惯，那时候，他们就变成彝族了。
在这里，沙玛毕摩把彝语作为一个被“给予”的彝族族群文化标志，是一种与彝族的习俗、礼节等相伴相随的原生因素。
嘎村的四十多岁的曲布，当我问他的彝语水平怎么样时，他很奇怪地看着我，那意思是我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然后有些不耐烦地说：“我的彝语怎么能不好？我是彝人，我们是彝族，彝语怎么不好？”族群身份一旦确定，对文化的选择是有较大的自由空间的。对语言也是这样的，族群成员之间，确定族群认同的因素有很多，语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可是，语言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即使已经转用了其它民族语言，已经不会本族群语言了，其族群成员也可以认同他为本族群成员的。族群成员会找出一条理由说明这个人不会使用本族群的原因来原谅他。彝族介绍一个不会彝语的彝族时会说：“他是彝族，但跟着汉族很多年了，应该不会彝语了”；“他是彝族，但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不会讲彝语了。”笔者从1985年就离开了甘洛，已经十多年了，很多人以为我不会讲彝语了。我回去做访谈时一采用彝语问话，很多人会说：“你跟着汉族这么多年了，我以为你不会讲彝语了。”从这里看，人们对本族人有一种原生情感。至于会不会本族语言，并不是很容易影响这种原生情感的。
在彝族聚居的农村，大家都会彝语，我的两个调查点[②]的彝族都会使用彝语，不存在不会彝语的问题。我是想了解他们怎么看待不会彝语的彝族人，是否因为对方不会彝语就否认族群认同。调查结果表明会不会彝语并不影响族群认同。
嘎村的索惹（38岁）认为不会说彝语是一种遗憾。不会彝话的人，他们的子孙也很难说会讲彝语，久了以后他们就变成汉族了。但他认为彝族以后可能都会说汉语。他说：“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会说汉语的，只有当过兵的和到护路民兵连[③]当过几年民兵的会说汉语。现在不同了，三十岁以下的男子很多都会汉语，他们经常到外面做买卖，还有一些是上学学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已经有这么多人会说汉语了，可以想象，再过二十年，五十年，大家肯定都会讲汉语了。”“我认为会汉语很好，有些城市里长大的人不会讲彝语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们肯认农村里的亲戚，不嫌弃彝族就可以。只要懂彝族习惯，即使不会彝语他们仍然是彝族。”坤村的阿慕（42岁）认为：在外地工作时间长了，不会说彝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汉族地区说彝语的机会很少。他自己在新疆当了三年兵，一两个月才见得上在那里当兵的彝族，可以说一点彝语，其它时间根本没有机会说彝语，有时候只能在梦里说几句彝语。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后感觉到说彝语很别扭，别人用彝语跟自己交谈时，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词回答，有时候憋的面红耳赤，真想哭。那种状态两三个月后才适应回来。
彝族对自己的文字有一种原生的情感，对于文字的某些缺陷，还用故事传说的形式来加以辩护。例如，为什么彝文字“不够用”呢？是因为阿苏拉则根据神鸟的指引创字的时候，他的母亲的无意中惊走了神鸟，使造字工作无法继续下去。所以彝字数造得不够多，有些不够用。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传说阿苏拉则小的时候，不善说话，整天不做声，做事怪异，而且常常一整天不在家，他的母亲很纳闷，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原来，他每天都被一只神鸟引到密林中，那只神鸟在树上吐下黑血，他便用这些黑血在纸上书写，便形成一个个的彝文。他每天起得很早，一出门就不知去向。他的母亲很奇怪，不知道儿子怎么了，想探个究竟。一天早上，等儿子起身出门时，她也尾随而出，可是走到半路，儿子一闪就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这样几天，都是一样。于是，母亲想了个办法，她拿来一团羊毛线，将线的一头缝在儿子的背后衣襟上。等儿子出门时，母亲便顺着羊毛线寻去。走过了几段崎岖山路和茂密的山林，来到密林深处，发现儿子蹲在那里埋头写东西。原来，儿子的上方的树上坐了一只象乌鸦又象猫的神鸟。它正往下吐黑血，黑血滴在阿史拉则的纸上，他便用一根木棍蘸着黑血写字。原来阿史拉则正是用这种方法创制彝文。但当母亲来到大树底下时，那神鸟被惊飞了。创制彝文工作于是中断，儿子不断的责怪他的母亲，说如果她不把神鸟吓走，他还可以创出更多的文字。彝文就是这样来的。正是母亲吓跑了神鸟，彝文创制工作还未完成就被迫停止了，因此，现在的彝文还有些不够用。（铁燕讲述，巫达整理，1999年）
彝族往往对本民族文字怀有热爱的感情。如果不从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人们会喜欢学习可以直接记录彝族语言的彝文。对彝文表现出的热爱，反映了对彝族文化的认同。由于规范后的彝文采用的是音节文字的形式，一个字一个音，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且字数只有819个字。所以对会说彝语的人来讲，学习彝文比学汉文容易得多。许多人只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夜校学习就能看彝文报纸，用彝文写信。而学习汉文的话，首先要过语言关，很多人学习汉语已经很困难，再让他们学汉字，那更加困难了。一些人上完了小学，甚至上完了中学，仍然读不懂汉文报纸，写不出汉文信。很多人从学校毕业回家务农，由于没有机会使用汉字，几年后又恢复成文盲。而彝文则可以随时使用，可以写信，记事等，所以普遍都说彝文好学汉文难学（马黑木呷1990）。
但是，彝族对彝文有原生情感是一回事，是否采用彝文是另一回事。由于彝文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较汉文处于劣势，使许多彝族不得不选择学习汉文。这其中原因是下文讨论的内容。
三、语言文字作为“工具”的彝族文化认同
语言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多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这就促使人们想多掌握一些语言，特别是一些用于经济生活的语言。对于一个文化经济处于劣势的族群来讲，掌握一种比本族群语言使用得广的语言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族群的成员，不会因为使用其它族群语言而失去族群的认同。相反，由于经济或政治各方面的需要，弱势族群的人掌握强势族群的语言会被认为是一种能力，大家会敬佩。彝族谚语说一个人应该“在汉族地区可以操流利的汉语，在彝族地区说地道的彝语”。这个谚语正是将彝语、汉语作为应不同的场合需要而使用的工具。
（一）政治环境对彝族语言文字的选择的影响
目前，汉族在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彝族处于劣势。凉山虽然是一个自治州，但汉族的文化是占优势的。招工、招生、招干等多数是用汉语文来考核的。近几年，凉山施行双语教学，在一些彝族聚居的地方的学校，开设以彝语文为主，汉语文为辅的体制。在彝汉杂居区域学校以汉语教学为主，辅以彝语文教学。致于离汉族聚居区近的地区，一概用汉语教学。这种体制实施后，效果很明显，很多彝族聚居区的学生用彝文考取了中等专业学校和大专院校。如果一直用汉语文考核，这些人是很难考上学校的，因为汉语言关是他们的拦路虎。然而，考上彝语文为主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再继续发展是困难的，很多人毕业后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到家乡当彝语文教师或乡村干部。如果再继续深造的话，就要改用汉语。最终来讲，汉语文才是最强势的。我中学时有个同学考取了西昌师范学校彝文专业师资班，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通信还用彝文。他毕业后分到一个彝族聚居的乡村小学当彝文教师，那个地方不通公路，他父母在县城，回家要步行数小时才能到。学校只有两三个教师，没有食堂，要自己动手做饭。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认为学以致用，很热爱他的工作。后来他调到县城工作，改行做行政工作，不再接触彝文专业。我回去后问他是否还在用彝文，他感慨地说：“县城里没有地方用彝文的，很久没有看彝文书报了，我的那点彝文知识都差不多还给老师了。”我访谈过一位四川省彝文学校毕业的学生，他现在是某乡的副乡长。他说：“我现在很少用彝文。乡下的农民识字的不多，文件传达多数靠口头翻译。不管是彝文文件还是汉文文件，我们都用彝语翻译给村民们听，政府文件多数是用汉文写的。”“我很感激彝文，因为有彝文，我才有机会到彝文学校继续学习。但是，说老实话，因为我是学彝文的，也失去了很多机会。我的中学彝族同学中，考上汉文中专的人，毕业后有的已经考取了大学，继续深造，而我们学彝文的就不行了，可以用彝文考的大学很少，名额有限，用汉文考我们更考不过别人了。”曲布嫫今年20岁，也是四川省彝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家住离嘎村仅七公里的吉米镇，我去作田野时（1999年7月）她刚毕业。我问她会去做什么工作，她说还不知道，正等着县教委的分配。据她所知，她的家乡吉米镇中心小学的两个彝文教师职位已经有人做了。她可能会被分配到其他乡中心小学教彝文。我问可不可以改行做其它科的教师。她说不知道，以前的彝文专业毕业的教师少数有改行教汉文的，社会关系好的人，可以改行做行政工作。如果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彝文教师职位，可能就要在家里待业等待分配。
政府工作人员到彝族聚居的农村做工作时，根据职业选择使用语言。一些工作性质是“求”彝人办的，所以用彝语，比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下乡收税或宣传税法时，使用彝语；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人去收工商税时也用彝语。一些工作性质不是去“求”彝人，反而彝人可能会“求”他们，这时，这些工作人员使用汉语。如，公安局派出所去捉人时常常使用汉语；医生也是使用汉语较多的职业。计划生育宣传员在宣传有关生理知识的问题或进行超生罚款时用汉语，但有关政策的宣传使用彝语。在城镇多使用汉语，比如邮电、银行等地方，由于专业术语较多，很多人倾向于使用汉语。
为了了解彝族聚居区乡政府的语言使用情况，在征得甘洛县检察院检察长江新先生同意后，我跟他的车到他们检察院的对口单位甘洛县阿尔乡，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关于农业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布置秋收工作。与会人员包括江检察长（彝族）、张乡长（彝族）、格几书记（彝族）、检察院李主任（汉族，会讲彝语）、一位副书记（彝族）、一位副乡长（彝族，兼作会议记录员，用汉文记录）和笔者。
张乡长父母是早年来到彝族地区的汉族，现在已经“彝化”。在会前我问张现在报的是彝族还是汉族，他说报的是彝族。旁边的江检察长插话说：张乡长当然是彝族，他说汉语都还带有很重的彝语口音。我知道江是为张解围，按照彝族的习惯，如果某人是“凉山汉家”（有时特指被卖进彝族地区的汉根奴隶，地位低，彝人不愿与他们通婚。现在报的是彝族），会被人看不起。江担心我的问话会让张尴尬，所以出来解围。在会前我同与会的几位乡领导都用彝语交谈，按照彝族的习惯。他们热情地买来啤酒，大家相互敬酒。互相问候，均用彝语交流，包括李主任也用彝语和大家交谈，没有人用汉语。
会议一开始，大家马上转用汉语。会议由张乡长主持，他用带有很重的彝腔的汉语介绍了阿尔乡秋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困难。他指出，由于今年该乡连续出现低温多雨的天气，秋季粮食产量会减产，而且会推迟一两个月才会有收成。困难更大的是秋收以后，按照县政府下达的死命令，该乡必须完成6000亩的油菜播种任务。由于老百姓观念上的顾虑，必须作很多思想工作才能让他们种油菜，不然的话他们宁愿种红薯。最大的困难是许多农民住在离他们的责任田很远的地方，他们担心播下种子后，没有办法管理。彝族的牲畜是放养的而不是圈养的，放出来的牛、羊、猪等会把地里的庄稼吃了，这是很大的困难。旁边的李主任插话说：“我们汉族养猪是圈着喂养的，这样的话猪才会长膘肥起来，而彝族的猪是放养的，它们一天所吃的东西都消化掉了，怎么能肥起来呢？”吉尔副乡长接着李主任的话说：“圈着养的猪肥是肥，但肉不好吃，肌肉是松的；放养的猪的肉才香，好吃，猪肉的肌肉很紧”。李主任连忙说：“对，对”。吉尔和李的这段小插曲说出了两个不同族群的对各自“养猪文化”的认同。
张乡长讲完后，江检察长讲话。他先用汉语讲了许多鼓励阿尔乡政府打好秋收这场仗，要全乡领导带头，分工负责，分组值班，乡里随时有几个人在那里处理紧急事件。比如防洪救灾工作，水火不留情，哪里有灾情。留守值班的领导应马上给予解决（因为许多乡领导在县城租有房子，让孩子在那里上学。他们有时候会回去看孩子，次日回乡里。）当谈到水稻虫灾情况时，江检察长突然用彝语说到：“我们彝族的那种靠天吃饭的思想要不得，我今天早上到乡政府后面的水稻田里看了一下，虫灾很严重，应该打农药，但我知道这里的彝族农民会认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种水稻的，我们祖先没有用过农药，一样有好收成。这些虫灾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死掉，影响不了水稻的收成。’这种思想要不得。试想，他们的祖辈的时代这里附近的山上都是森林，到处都是树，气候条件跟现在就不一样。当时没有的害虫，现在可能就会有，不能同日而语。”张乡长用汉语插话说：“我们这里有句顺口溜‘一靠老天，二靠政策，三靠科学’，另一种说法是‘一靠政策，二靠老天，三靠科学’，我同意后面的那句说法。我们很需要政策上的扶持。”江检察长转用汉语说：“光依赖政策不行，还要多宣传科学。”
江检察长讲完话后，吉尔副乡长用彝语作了一个发言。他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彝族，对本乡的生产情况很熟悉。他说，如果农民不愿意在收了水稻后继续种水稻，就会放水到地里，使该地不能继续栽种油菜。乡政府应该考虑一些措施。在水稻收割之前，大家会把田里的水放干晒田。这时候他们不再需要水，乡政府在这个时候可以把水源断掉。格几乡长用彝语插话说：“这么大一条沟，如何断掉？断掉后水往哪里去？”吉尔副乡长说：“水稻田高于河沟，把河沟上游引往水田的渠断掉，让水流向河沟，就没有办法引上水田了。”张乡长用彝语说：“断了渠沟，他们也可以偷偷放水。”吉尔副乡长说：“要用水泥砌死，再委托附近村领导定期看护就可以了。”
整个会议中，关于政府政策性的问题和情况介绍均用汉语进行，而具体问题具体方案的实施和讨论都用彝语进行。会议结束后，其他未参加会议的乡干部端上来彝族风味的小猪肉和砣砣鸡肉。按照彝族习惯，主人家是不和客人一起用餐的，说陪客人吃饭的话就会受穷。几位乡领导见端进来饭菜，便纷纷溜了出去，李主任只拉住了张乡长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不好意思很不自在的样子，很拘束地坐下来。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又恢复彝语交谈，谈笑风生。等我们吃完后，其他人才开始吃。这是彝族习惯。
（二）经济环境与彝族语言文化认同
有一天晚上，在甘洛县城街上笔者听到两个彝族妇女和一位工商管理人员的对话，很有意思。那两个妇女是在街边卖烧烤的，正在埋头用彝语聊天。有位工商人员走向她俩，显然这位女职员是正在检查无证在街边摆摊的人。
女职员对着她俩喊到：“沙嘎阿妞！（人名）”
（那两个人没有理会她的喊声，继续聊天。）
女职员转用彝语问道：“聂尼西米？”（niep nit xix hmi?彝语“你俩叫什么名字？”）。
那两个人猛抬起头来，其中一个用汉语回答道：“我是沙玛的……”（不标准的汉语，意思是‘我姓沙玛’）。
女职员改用汉语问：“沙嘎阿妞呢？”
沙玛：“不知道”。
女职员：“你们什么时候来这里摆烧烤摊的？”
沙玛：“刚来。”
女职员：“有营业执照吗？”
沙玛：“没有。”
女职员：“交了管理费了吗？”
沙玛：“没有”
女职员：“罚款50元，明天到工商局办手续。”
另一位彝族妇女用彝语问：“你是彝族吗？”
女职员用汉语回答：“是的。”
那个女的用彝语求情：“我们刚来摆摊，没有挣到钱，再说我们不知道情况，能不能不罚款？明天我们就去办执照。”
女职员仍用汉语严肃地说：“不行，这是制度。”
……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汉语用在正规对话，具有权威性。汉语代表执行制度的不可改变性，没有商量的余地，似乎缺少人情味。用彝语求情的那位妇女，大概想通过本族群语言来感动那位女职员，但没有成功。
嘎村村民曲莫（35岁）认为汉语很重要，做生意不会汉语不行。如果一定要在彝语和汉语之间作个选择，他情愿选汉语，因为现在很多彝人会汉语，而多数汉族不会彝语。做生意主要是跟汉族做，彝人之间很少做生意。曲莫曾到成都附近的眉山[④]去贩过牛，然后拿到甘洛来卖。他说到汉族地区做生意，如果不会说汉语会吃亏。他每次去都约好说汉语说得很好的人同去。他自己认为他的汉语只能应付日常用语，只要能问路，找到自己住的旅店，上街时能找得到饭馆和厕所就不错了。
一种文字的生命力是因社会的需要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一个民族不管怎么喜爱自己的传统文字，只要这种文字在社会经济领域里不能带来“好处”，人们还是会选择别的文字的。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跟语言一样，一个族群内部的某些人选择了别的民族的文字时，并不表示这些人放弃了本民族的族群认同。实际上，文字比语言更容易被不同的民族共享。现在世界上很多民族采用拉丁字母作为记录本民族语言的记录工具就是很好的例子。从族群情感上讲，每个民族都希望保持和使用本民族传统文字，但是文字的社会功能的不同决定了文字的命运。法国一些学者曾发起过防止法语被英语替代的运动，他们针对互联网上使用英文的情况越来越多，提出鼓励建立网站的法国人用法文，而不要用英文。可是英文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是有目共睹的，拋开英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华声报》2000年3月30日）。
目前彝文的情况正是这样，不管彝文怎么好学，彝族怎么喜欢彝字，多么希望彝文不断推广使用，但实际情况是汉文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字。其实很多彝族是很清楚这种情况的。嘎村41岁的慕且说出了大家内心的话：“学好汉语才能当干部。”这里的干部的概念比较宽，是指参加工作，脱离农民身份的人，而不一定指政府行政人员。慕且说：“我们村现在有好几个人中学毕业以后当了干部，他们就是因为学好了汉文。招干部考试是用汉文考的，汉文不好谁考得上？彝文再好有什么用？如果可以用彝文考干部，说不定我也可以考一个干部当当。”嘎村吉克毕摩（45岁）说：“我现在每天用彝文念经，一有彝文书我都要借或买来看，特别是《凉山日报》彝文版，我很喜欢看，可以从里面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彝文经书没有印出来的，都要抄。如果谁有一本经书，我就会买酒去请教那个毕摩，请他给我讲解，如果他同意，我就要借回家里抄一份。抄一份经书要花好几天时间。现在的这套规范彝文很好，我就用这套文字把别人一些老经书转写过来的。说老实话，现在很多干部懂的东西不一定有我多。我知道的东西他们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会汉文，所以当了干部，我却因为不懂汉字所以还在当农民。我以前没有机会学习汉文，要不然我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一定会学得很好。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现在经济情况还可以，我要供我的孩子上学，一定让他们学好汉文。彝文方面如果他们喜欢，我很乐意教他们，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不会强求他们。以前我父亲就是强求我学习彝文的，说毕摩需要家传，不能断了。我以后不会限制我的孩子们，毕摩在我们家断了没有关系，我可以收其他家族的徒弟，把经书和仪式做法传给他们。”
（三）社会生活与彝族文化认同
在一个双语的社会里，操双语者对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的转换是反映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彝语和汉语都是法定官方语言，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这两种语言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实际的情况是这两个语言的使用场合、社会功能、感情特色等都是不同的。从使用场合上讲，基层生活中彝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嘎村的彝族只以彝语作为交际语，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坤村彝族家庭用语是彝语，村民们见面聊天也都是用彝语，但是坤村的人几乎都是彝汉双语人，他们转换彝语和汉语一点都不困难，如果遇到汉族模样的或不认识的人，他们会用汉语开始交谈。在大家都熟悉的朋友内部则随意转换语言。在坤村，我参与了一次打扑克牌，想了解和观察语言的使用和转换问题。为了参与观察便于分析，我把我们打牌过程用录音机录了下来，下面是通过录音整理的对话：
（扑克玩法叫“跑得快”，每人发十张牌，按顺序出牌，可以出连牌，可以出三张相同的，先出完者赢，名叫“关牌”。关牌后数剩下几家的牌，剩得越多输得越多，输家罚喝啤酒。参加人：笔者、蒋生(蒋)、瓦尔(瓦)、慕嘎（慕），四人都是彝族，都是彝汉双语者。）
……
笔者(彝语)：不要了，过了。
蒋(汉语)：1、2、3、4，7分。
笔者(彝语)：五张了，又中了。
瓦(彝语)：我要是出了小的那张，怎么也不会中。
慕(彝语)：我早就叫你出小的，你就是不听。
蒋(汉语)：瓦尔现在是后发制人，已经喝了两小杯啦。
瓦：(彝语)两杯，我喝了两杯。(汉语)我刚才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三瓶了嘛。
蒋(汉语)：是四瓶，我们已经喝了很多。
慕(彝语)：哎呀，酒这个东西呀，很厉害唷。
……
笔者(彝语)：怎么不说话啦？大家怎么沉默啦？……一对、两对……只差一张了。
蒋(彝语)：来、来、来，四张连牌。
笔者(彝语)：慢着、慢着，四张连牌的话，我也出四张。但是，出了这一手以后，我往后的牌就不行啦。
慕(彝语)：你们当中有一个不输的话往哪里走？
瓦(彝语)：你们三个都差一点被我“卤鸭子”[⑤]啦。
笔者(彝语)：我刚才如果不打你的连牌，我就被你卤了。
瓦(彝语)：可惜我的牌被我拆开了，后面的牌连不起来了。
蒋(汉语)：你的大，我打不了，大的啊。
蒋(汉语)：三分还是四分，我随便出一张算了，我报警[⑥]啦，四分报警唷。
笔者(彝语)：你四分就放下来啦？别人说不定还有比你小的三分呢。
瓦(汉语)：啊呀，三分都跑到我这里来啦。
蒋(汉语)：两姊妹[⑦]！
笔者(彝语)：他一下出了这么多牌，差不多出完了，我们都输了吧。
慕(汉语)：我的牌好，我本来是不应该输的。
瓦(彝语)：拿这边的，拿这边的(指责慕嘎拿错了牌)。
蒋(汉语)：(开玩笑地)我的这个老哥(指慕嘎)怎么搞的？专挑大牌。
笔者(彝语)：(议论上一轮牌)我以为刚才我关牌啦。
蒋(汉语)：出单张的话他赢(指慕嘎)了。(转彝语)出单张的话他赢了。
慕(彝语)：如果出单张的话，我让你们两个(指笔者、蒋)喝了。
蒋(汉语)：我输了，我输了，他(指笔者)还输不了。
笔者(汉语)：我输了，我还有四张。
瓦(汉语)：谁关的牌？
蒋(汉语)：哦，我关的。(洗牌)
慕(彝语)：(边拿牌边自言自语)这回好牌不会再到我这里来啦，上一局我有一对一对的好牌都没有赢。(转汉语)我应该调换一张牌。
瓦(彝语)：(惊喜地)你们三个都被我卤啦！
从这个录音，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双语转换情况：
(1)在说扑克牌的术语时多使用汉语，如扑克牌的点数借用汉语，另外还有关牌，连牌，卤鸭子等扑克专用术语。
(2)蒋系外县彝族，虽然彝语说得很好，但带有外县口音，不多说彝语。另蒋是银行的一个部门主管，平时多用汉语，习惯用汉语多于彝语。
(3)笔者故意使用彝语，对他们的语言使用可能有引导、诱导之嫌。但从录音带上听，也可以看出语言的转化。瓦尔、慕嘎是在彝族聚居的农村长大的，彝语是他们的母语，说汉语时带有浓厚的彝语腔调，俗称“团结话”(巫达1998)。他们平时使用彝语多于汉语，在打牌的时候，他们多数时候说的是彝语，只是在使用打牌术语和争论时偶尔用汉语。
(4)争论，讨论扑克牌的打法时多用汉语。
争论扑克牌时使用汉语，而不用彝语，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彝语和汉语的社会功能不尽相同。如果大家都是同族人，争论时采用本族语言好象会伤了感情，而用另一种语言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只要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关系到“争论”的事情，彝汉双语人会采用汉语作为争论的工具。
在我的访谈中，当我问及语文的选择问题时，嘎村的人认为最好两样都会。索惹说，如果每个彝族都会彝语最好，那样的话他到县城后也很自在了。他说他到过县城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亲戚家的小孩们都不会讲彝语。交流很困难，他认为跟彝族说汉语很别扭，心里有障碍，很多事情用汉语说的时候表达不清楚。他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去那家亲戚家的时候，正好亲戚夫妇不在家，他们的小孩子倒是很热情，把他让到家里后，也知道按照彝族习惯先给他倒一杯酒，而不是先倒茶。但是他说的话小孩听起来困难，小孩说的汉语他听起来也困难。等亲戚回来后，他问亲戚甘洛县城是不是汉族多彝族少，亲戚说不一定，彝族和汉族人数差不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里有很多彝族，但这些人的孩子很多都不会讲彝语了。索惹最后感慨地说：如果县城的孩子们都会讲彝语就好了。那样他就会感觉亲切一些，现在他感觉到县城就像一个汉族的城市。他希望他的汉语更好一些，现在他让两个孩子都上学，希望他们不要像他自己一样到县城都不自在。希望孩子们以后到成都、北京都不感到不自在。
语言的使用与性别也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汉化程度较高的坤村，也有老年妇女不会汉语。在家庭语言的使用上，即使会汉语妇女们一律采用彝语和家庭成员交谈，除非有不会彝语的汉族客人到来，以及到县城办事，她们才使用汉语。正如彝族妇女比男子较为喜欢穿传统的彝族服饰一样，妇女在彝语的山歌、情歌方面的能力，似乎比男子强一些。彝族服饰是妇女们用手工绣制的，最能显示和炫耀妇女们的手工技巧，一个妇女如果能绣一手漂亮的花纹，就会有很多人请她帮助绣制。因此，妇女们愿意穿她们自己精心绣制的服饰。语言方面，彝族妇女喜欢说彝语显然不是为了显示和炫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妇女到汉族地区的机会比男子少。男子们常常需要到汉族地区经商，也有比妇女更多的机会到汉族地区游玩。在语言使用性别差异方面，嘎村的情况是妇女多数不会汉语，男子则有青年人会汉语。虽然不会汉语，嘎村妇女们表现出渴望学习汉语。嘎村40岁的阿佳嫫不会汉语，但她希望自己会汉语。她说她每次到县城就像哑巴，很痛心不会讲汉语。她说，现在到处都是说汉语的，一些汉族干部到他们那里下乡，虽然会讲一两句彝语，但多数情况下说汉语，她只能听懂很有限的词。每次家里来汉族客人，都是丈夫出面接待，丈夫能说一些汉语。她希望她的孩子们将来会汉语，“当然，不要不会讲彝语了，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她开玩笑地说。
坤村村民情况与嘎村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虽然认为最好汉语和彝语都会，但是，认为汉语在现实生活中比彝语用得多，汉语比彝语重要。坤村的慕乃说：我们坤的人除了一些高龄老人和少数妇女外，都会汉语，我们到县城找汉族办事都用汉语，到西昌[⑧]办事时，即使碰上彝族也多使用汉语，因为我们田坝土语彝语，和其它地方的彝语在语音上有一些差异。
四、结语
族群成员往往都热爱自己传统语言文字，对用以表达和记录本族群思想的语言和文字情有独钟。对于文字，可以对它的起源赋予神秘的色彩，认同创制和规范整理文字的“书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然而，语言也好，文字也罢，它们的生命力是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的。人们最终会倾向于选择在社会生产、政治经济各方面占优势的语言文字。但选择另一种语言或文字并不能在短期内根本影响对本族群的认同。
从嘎、坤两村的调查结果看，两村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两村都很热爱自己的族群语言，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语言。族群成员之间说彝语时有亲切感，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有浓厚的感情。然而，两村的人都希望同时会使用汉语，并不刻意排斥汉语。认为从政（当干部）、经济（做生意）、文化（升学）等各方面都需要掌握汉语，希望后代应该掌握汉语文，最好能同时掌握两种语文。不同点是由于汉化程度不同，因而两村在语言文字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嘎村多数人不会汉语，因此希望后代可以同时使用彝语文和汉语文，而坤村民多数可以使用彝汉双语，因此在两种语文的取舍上更倾向于后代掌握好有更好发展前途的汉语文。
个人在语言使用上由于身份、年龄、性别、环境等不同，而在语言使用和认同方面有不同角色的表述。如政府官员为了表现自己是代表政府的，在正式会议中会采用汉语，而表达亲民的意思时，会转用彝语；彝汉双语人在争辩时会使用汉语，这样就避免了用母语争辩时所带来的尴尬，避免伤了和气；妇女们由于较男子少参加公开社会活动，因此比男子更常使用彝语。
两个彝族村子的彝族都表现出积极乐意接受汉语的态度，对汉语没有任何敌意，并不排斥和反感汉语，愿意接受汉语教育。这和别的某些族群在学习母语外第二语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对于教育用语的取舍方面，斯库纳巴康斯认为少数民族在接受强势的第二语言教育后，由于面临失去母语的危险，人们就会开始抗争。他说：“少数民族的抗争往往开始于当父母看到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学得不好，无情的试图努力按主流社会和学校去做的时候。另外，父母们常常感觉到他们正在失去他们的孩子，这些子女已经不太会讲母语，而且觉得以他们的父母、语言和文化为耻，结果没有预期所承诺的那样有任何收益地迅速同化”(Skutnabb-Kangas1999:47)。从我的调查点两个彝族村子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因为采用汉语教学而起来抗争的迹象。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好汉语，以后可以参加升学、招工和招干。即使县城里已经不会彝语的孩子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学好汉语，并不刻意要求他们接受母语教育。对于他们，继续使用彝语或转用汉语并没有威胁到族群认同的改变，因此，学习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占强势的汉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彝汉两个民族相互关系较为融洽，没有深刻的民族矛盾。
考察语言文字在彝族文化认同所起的作用，可以结合人类学中“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方面考察，而不能仅仅只看一个方面。如果只从原生论的角度去考察，则容易使人陷入“民族感情高于一切”的泥潭，从而忽略彝族语言文字在现实社会中的客观价值。只从工具论的角度去考察，则往往误导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彝族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没有汉语文有用，还不如直接过渡实行汉语言文字的教育。这样会伤害了彝族人民的感情，这在文革的时候是有教训的。这两种角度正是目前凉山彝区是否和如何实施彝汉双语教学的争论焦点（腾星2001）。实际上，原生论角度是考察彝族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对其语言文字的传承；而工具论角度是考察彝族对于他们的语言文字的维持与变迁。结合两者的考察，就能使人们感受和理解彝族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原生情感，让彝族人清醒面对彝族语言文字在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的客观环境中境况。这对于凉山彝区教育政策的制定是有帮助的。笔者认为，在凉山彝区采用彝汉双语教育是必需和必要的，这样既能照顾到彝族人民对于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的原生情感，同时又能让彝族人从对于彝汉两种语言的“工具性”作用方面有理性选择的余地。对于彝汉双语教育的适用对象，则应该由彝族人民自由选择，而不能搞强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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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人类学常用的惯例，文中村名、人名均系假名，特此说明。
[②] 嘎村和坤村：我1999年为了做我的硕士论文所选择的两个村子。嘎村位于彝族聚居区，汉化较小；坤村处于汉族村子的包围之下，汉化程度较深。
[③] 护路民兵：甘洛县处于成（都）昆（明）铁路边上，为了维护铁路安全，以前抽调各地彝族作为“民兵”去守护。此制度现在已经取消。
[④] 眉山：成都附近的一个城市，现在改为古称眉州，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
[⑤] 卤鸭子：打牌用语，指有一方出完了手中的牌(赢方)，但另外的一方或多方一张牌都没有出出去(输方)。
[⑥] ②报警：打牌术语，指某一方只剩一张牌，随时可以关牌，警告其他人小心。
[⑦] 两姊妹：打牌术语，指点数连在一起的两对牌，出这种牌后，其他人也只能出两对的。以此类推，三对牌是三姊妹，四对牌是四姊妹……而相邻的三张牌叫亲姊妹。
[⑧] 西昌：原来的老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城区的彝族多是后来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后迁进去的工作人员。郊区有彝族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