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土归流不仅仅是国家体系范围内的权力再分配，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调适过程。中央王朝经过数百年的管理实践和经验积累，已经逐渐具备对土司地区的掌控能力，权衡利弊，中央王朝决定废除土司，改设流官，实现政治一体、经济整合、文化同质的目标。改土归流没有使水西彝族社会秩序产生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在缓慢的文化适应和生态适应进程中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调整，逐步完成了权力体系、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重建。
【关键词】改土归流；水西彝族；秩序；重建
水西土司因其领地在鸭池河（古称绿水）之西的黔西北而得名。水西地控滇蜀之咽喉，连荆粤之锁钥，自古为兵家必争。水西土司因历时长，占地广，影响大，在贵州历史上举足轻重。从东汉到清代，水西彝族地方政权在黔西北存在了近二千年之久，并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虽然中原王朝屡经更替，但是水西彝族政权却经久不衰。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能够使水西彝族社会秩序保持长时间的稳定，基于何种原因国家对水西彝族土司实施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之后水西彝族社会的秩序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仅要看水西土司的制度特点，还要看当时国家的战略决策。
一、改土归流的背景——非对称性结构压力下的社会转型
封建朝廷与土司并非两个可以平等对话的政权，土司制度的存在和延续需以中央朝廷的认可为前提。土司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土司“世有其土，世长其民”，但是这种对土地和土民的所有权并不是绝对的，其前提是承认封建帝王的权威，并认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大大小小的土司数以千计[1]（P.2），土司职位的获得方式也不一而足，有世袭的，有分封的，土司的身份来源也是多种多样，有汉族的，也有少数民族的，导致对土司的界定难以有统一的标准。界定的一种方式是以民族身份来界定土司，即少数民族首领方为土司；第二种方式是以辖区的民众来界定，即所管辖的民众主体是少数民族的方为土司；第三种方式则以地域和统治者身份来界定，即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方为土司。当然土司有权威的认证方式，那就是中央王朝所颁发的“印信号纸”，这是土司在其辖区实施统治的“合法”依据。如果没有“印信号纸”，一则辖区民众不服，二则不被中央王朝认可，随时有被剪除的可能。这种非对称性结构决定了朝廷对土司制度有根据需要废立的处置权力。
土司辖地一般都在边陲地带，长期以来土司制度对稳定国家边疆功不可没，但是土司叛乱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所以对土司制度这把双刃剑，国家权衡利弊，相机采取适当的措施，而不是一层不变地继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元明清时期水西土司的辖地已经不在国家边界之上，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巨大，行政成本又高，没有比土司制度更适合当时情景的政策，所以土司制度得以延续久远。即使在土司制度的前身“羁縻政策”之时，中央王朝几乎从未停止过改土归流的考量，把“化外”之地“内化”，纵然在国力空前强盛的大唐王朝，也一度把羁縻州改成经制州，然后又因为管理上的困难和行政成本的高昂不得不放弃这种改制。事实上改土归流与废流设土在历史上一直在交替进行，即使在清朝雍正时期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时期也未能将土司制度彻底铲除，到民国时期依然有土司制度存在。
水西土司与封建国家的博弈是难以避免的，双方对彼此既依赖又对立的关系心知肚明。当双方的利益处于比较均衡的时期就能够和平相处，一旦这种平衡打破，原来的关系将不复存在。一方面，土司势力强大之时，他不再心甘情愿地纳赋贡马，唯皇帝的马首是瞻，这时土司的膨胀就会影响到封建国家对土司的控制；另一方面，封建国家的强盛意味着对土司的依靠和利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封建皇帝对地方土皇帝的各种忍让和退步不再如初。结果是土司要么“揭竿而起”，要么是接受改土归流。
中央王朝对土司治理策略从“额以赋役，听我驱调”、“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抚绥得人，恩威兼济”[2]（P.7981）到“改土归流”的转变，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经验积累。土司制度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得以存在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等原因。从经济上来说，土司地区民穷地瘠，劳苦群众供养贵族阶级已经食不果腹，难以再有赋税提供来维持流官政府的运转；从政治上来说，土司辖地已入国家版图之内，只要土司俯首称臣，没有必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和精力来接管，况且还要担心边患侵扰；从军事上来说，封建国家原本可以征调土司的“土兵”为帝国保边抵侵，如果改土归流了还得增加兵力防守边疆。
封建朝廷开朝之初物资缺乏，人心不稳，局势混乱，此时与土司妥协，依靠其力量维持地方治安是不错的策略。比如明朝初期朝廷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希望南方安定以便集中精力巩固北方。随着社会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朝廷恢复了元气。而此时土司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形成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之势，这时的土司制度成了政令统一和边疆政局稳定的障碍。土司之间争斗不休，土司统治阶级内部“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遂至酿成变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土司统治阶级肆意妄为、骄纵不法，无视土民的生命财产，阻挠政令、与朝廷争夺土地矿产[3]（P.64），于是朝廷看准时机，以此为由进行改土归流。经过康熙多年经营，雍正初年清朝正处在国力强盛时期，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了“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勤献次之”的方法，意图“标本兼治”，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雍正帝同意了鄂尔泰的建议，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改土归流的运动。然而这已经是后事，因为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水西土司因安胜祖病故乏嗣被改土归流，究其原因也不外乎鄂尔泰的初衷。
二、地方权力秩序的重建——土司集权的解构与网格化权力空间的形成
水西土司职位经历了由贵族阶级推选到世袭的转变。明代以前，水西土司由四十八部支系中推举产生，这种选举制度与当时封建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大相径庭，在彝族传统习惯法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类似西方议会制度的做法并未受到中央王朝的青睐，相反的是，王朝设法介入干预，将土司选举制改变成世袭制并沿袭下来直至改土归流。封建皇帝拥有对土司“立”与“废”的权力，并运用“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土司，维持了土司地区的稳定。
则溪制度是水西土司独有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持着水西社会的政治生态。则溪制度是建立在家支制度基础上的宗法制度，辖区内按地域划分为13个则溪，土司自己管理一个则溪，其余12个则溪由12个宗亲分别统领。每个宗亲相对独立地管理则溪内部的军事、经济等事务。这种则溪制度与封建分封制不尽相似，而与“联邦制”有很多共同点。12则溪之下又分为48部（土目），48土目之下又设120骂衣，120骂衣之下又设1200夜所。由土司、则溪、土目、骂衣、夜所五级行政机构组成了比较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则溪相当于州，土目、骂衣、夜所相当于乡、里、甲。在此基础上水西土司政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九扯九纵”官阶等级制度，《大定府志》记载：“……官有九扯、九纵之目：九扯者，自上而下之等级，犹中国之九品；九纵者，分司掌事，犹中国之九卿”。“九扯”即官员的九个品级，自上而下分别是一品“更苴”，二品“不魁”，三品“擢魁”，四品“补木”，五品“器脉”，六品“备所”，七品“骂色”，八品“貊拔”，九品“黑乍”[4]（P.978）。九品官员依职权大小管理国家军政事务与宗教祭祀、谱牒修撰、丧葬等事务。水西的则溪制度和九扯九纵制度是在封建中央集权制浸润之下产生的土司集权制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土司与土民之间，土司与土司之间[5]（P.58），土司与朝廷之间的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国家有必要对资源统筹安排并维护已纳入版图区域的正常社会秩序。水西土司制度的崩溃是内部矛盾积累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吴三桂出兵西南，改土归流后，水西旧地流官进驻，设置了平远府、大定府、黔西府三个行政机构。但是流官政权在水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艰难维系。吴三桂兵败后因安坤儿子安胜祖助朝廷灭吴有功，加之“平越、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与民不同，以土司专辖，方为至便”的原因恢复土司制度，清朝仍然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式治理水西，但实际上安胜祖只有“水西宣慰使”的头衔，实际上并无军政权力。到安胜祖病故，因其乏嗣水西再度改土归流，恢复水西地界上大定、黔西、平远三府，大定府管辖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黔西府管辖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平远府管辖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
改土归流后，随着中央王朝权力的深入，各种形式移民进入引起了水西土司社会生产力和民众意识的变化。无论是民众的角度还是中央王朝的立场来看，都有必要对原来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重建水西社会的上层建筑[6]（P.199）。表面上看来朝廷取得了水西的控制权，而实际上基层权力依然掌握在多数土目手中，四十八土目是地方秩序的实际控制者，形成了“网格化”的权力空间。水西民众只听命于土目，“黑白两种罗罗，咸自谓为土目，百姓征召悉至，虽之至死不敢背”[4]（P.978），流官并不能达到令行禁止的施政效果，因此朝廷税赋徭役不得不依靠土目开展。由于土司统治时代的深刻历史记忆消退缓慢，土民格式化的思维方式延续着对土目的惟命是从难以一时改变，对土目的敬畏与其权威的顺从使得土目以“官家”的身份延续统治了很长的时期。
三、经济秩序的重建——权力交换到市场交换的转向
水西土司在黔西北地区造就“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神话，是地理环境封闭的结果，也是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适应的结果，土司制度在长时间内是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随着国家权力的深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土、苗人民俱愿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的解构已是众望所归。虽然各个土司被改土归流的时间和原因不尽一致，具有相对的偶然性，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已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
土司社会内部的分配制度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的分配制度是建立在资源占有基础上的权力体系之上的，其一个特点是以农产品为主的社会产品从生产者单向流动到上层阶级。水西土司与朝廷的进贡与赏赐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象征的交换，超出了物品交换的一般意义。彝文书籍有“彝为汉供马，汉封彝家权”[7]（P.273）的记载，很好地反映了水西土司与朝廷的权力交换关系。土司向朝廷缴纳税赋和地方特产贡品，但是朝廷也会回赐财物，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都会比贡品略高，以示隆恩。水西盛产良马和优质木材，而马匹能满足当时军事和运输的需要，优质木材是皇宫建造的首选材料，深受朝廷青睐，因此水西土司进贡的地方特产主要是马匹和木材。嘉靖十三年（1585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因献大木得赐飞鱼服，水西土司安国亨听说此事后羡慕不已，也入朝承诺献大木得到相当或者更高的赏赐。实际上大木在水西并非稀罕之物，只是从遥远的水西运送到京师，以当时的运输条件全靠人力畜力，且道路难行，耗时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正因如此，更能体现土司与朝廷的权力关系。
封建王朝规定了每年土司应该向王朝缴纳的税赋，土司受封之初会按照约定来完成任务，时间一长，土司并不能保证每年都如约纳赋进贡，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一是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土司土民尚且不能满足生产生活之所需，更不能提供朝廷的物产了，这种情况下朝廷也会酌情考虑减免税收，体现朝廷的怀远之道，让土民怀恩服义，安居乐业；其二是土司故意而为，凭借水西地势“崇山深菁，鸟道蚕丛”而“租税累岁甫负”。在当时生产力不高，社会产品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尤其是水西地方，海拔高，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土司要维持其社会生活和再生产是极其不易的，所以关于税赋“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是情有可原的。
土司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时间的统治，土地的占有权和贵族身份是重要的依仗，他们“食米、烟火、丧葬、娶嫁、夫马供之费，无不取之苗民”，除此之外还对丫头、娃子的人身自由权无条件支配，土司对土民除了正常的苛捐杂税还有各种定期和不定期的摊派，如儿子娶妻强行需要土民送礼，逢年过节需要土民“孝敬”，小的送鸡，大的送猪。此外，“黔省……地方皆土司管辖，约束不严，致令苗蛮劫杀无忌”[8]（P.89）使得地方社会严重失序。如果说土司统治是残暴的，那封建皇帝的统治也未曾见得民主和法治，和现代民主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的王权也是独裁和残暴的，但是在当时封建统治者认为其封建制度是优越的，而四周的“蛮狄戎夷”社会制度是落后的。
水西土司统治有几个方面重要的条件，一是对土地的占有权，由此派生出对丫头娃子的人生占有权，土地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财富基础，而且具有权力和地位上的象征意义；二是其在漫长历史中延续的家支制度，家支制度使得彝族社会有较强的内聚力，形成强有力的统治机器；三是封闭的地理环境，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防止外敌入侵，同时阻隔了外界文化的进入。因此，改土归流不但要革除土司的权力，还要改变土地所有权的现状。“改土归流”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新政：一是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土司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山地、林地、草地和荒地等土地资源被没收，但是原来属于土目的土地不予变更，部分复垦、新垦的土地所有权归开发人所有；二是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一部分在明朝以来处于荒芜状态的屯地、科粮地、开中地、其他官田以及未开荒的土地由重新被招募而来的移民或流民垦植；三是土地税收管理政策的调整，实现土地的自由交易，减免土地税赋。这一系列土地新政不但引来了外面的移民，本地的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实惠，朝廷配置耕牛农具等设施，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9]（P.245），也促使当地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向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经济结构的改变对生态结构产生了影响，虽然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是过度的开发导致水土流失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驿道和卫所的修筑主要出于军事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为改土归流后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从秦置五尺道，汉通西南夷以来，驿道为西南“内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时期大规模地修筑驿道，形成东西贯通的交通动脉，使得水西与外界的封闭状态得到大大改善，促进了水西的经济发展，为境内通商、盐运、粮运创造条件，刺激农副业和采矿业生产发展，也提供了与云南联系的便利。驿道修筑好以后，朝廷随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卫所，引进了一批军事移民。改土归流带动了除军事外其他原因的移民进入水西，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商品交易如马匹、茶叶、食盐、纺织品、木材还有日用百货商品日益繁荣，集市和贸易悄然兴起，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也在移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丰富和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四、文化秩序的重建——彝族传统文化壁垒的破除与多元文化的交融
水西改土归流前后，在一元主义秩序观的影响之下，朝廷就存在对其文化同质化的取向，而同质化的主要途径来自儒家封建礼教的传播。“改土”与“归流”相互配合，足以反映地方民间（民族）社会秩序如何受到大传统的改造、调整、整合和重塑[10]（P.27）。改土归流之前，封建朝廷以儒家文化为坐标衡量他者文化，土司土民被喻为“鲜知礼仪”、“冥顽不化”、“不知礼乐教化之事”、“难以训诲”，因此早在土司专制时期，朝廷已经开始了对其“教化”的举措。对水西土司来说首先是要求“贵州宣慰使”坐镇司署，“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并警示“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意在要求其谨守臣节。由于司署治所在的今天的贵阳城区，与水西地区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此举是一石二鸟之举，一是钳制土司自由，使之没有机会产生“异心”；二是让土司熟悉中原文化，然后教化其民。其次，令土司子弟学习儒家文化。明朝洪武年间就已经在土司地区开设学校，《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记载：“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罗罗，朝廷谕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顺治十六年（1659）贵州巡抚赵廷臣认为“驭苗者，往往急则用威，威激而叛，缓则用恩，恩滥而骄”，因此他给出了治理之策：抓住王朝开辟西南的时机，把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教化”作为重要任务，土司继承人年龄在十三岁以上的，应该学习封建礼教和儒家文化才能接替土司职位；土司家族子弟采取自愿原则，可以与汉族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如此一来，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之下，民族风俗与中原日趋相同。如果没有前期的“教化”措施提供的基础，在改土归流后水西的文化秩序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受到朝廷“变其土俗同于中国”[11]（P.36）的文化同质化倾向影响，水西彝族对儒家文化已经渐渐适应，因此朝廷并不急于大规模地对水西地区推行儒家文化教育，在“苗学额”的配备上是一个重要的体现。大定府迟至雍正三年（1725年）才专门配备“苗学额”，而“苗学额”的配额是比较低的，仅为十五名，这十五名配额中侬家、蔡家、仡佬、仲家、苗家、羿、罗儿、黑种白种、穿青等各族群能争取到的就更少了。大定由州升级为府后，清雍正九年（1731）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请在大定府原额取进童生十五名的基础上增加五名达到二十名。然而到乾隆四年（1739年），学政邹一桂因“察苗已归化百年，俗尚文风与汉无二，请准入汉童内应试，其进额也并入汉额；归化未久者，照例归入新童（苗童卷面写新童）”。邹一桂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朝廷认为水西地区各族群文化基本同质化，仅有少量族群处于文化边缘之上，大定府的“苗学额”配额因此需要重新调整，减少其数量。水西地区的平远州在乾隆时期科举考试录取汉族文童生名额是十五名，而“新童”（苗童）只有一名，可见朝廷认为该地区“归化”已久，文化已经大致趋同。
朝廷改土归流的目标是塑造政令畅通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模式，这种思维必然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塑造。在封建朝廷看来，稳定的政治秩序建构离不开文化秩序提供的支撑。除了儒家文化对文化秩序的塑造，移民也可以对文化秩序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水西地区移民的进入是以政治秩序的建构为目的的，文化秩序的塑造只是其副产品。改土归流后，除了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彝族人口奔走他乡的也很多。对彝族人来说，水西宗法制度下的家支散了，他们需要投靠有较近亲缘关系的家支生存，于是大量的彝族人口流动到以四川凉山为主的外省。因此朝廷需要从湖广、江西、四川、山东、山西等地调集军事移民和经济移民来回填人口流失造成的空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学汉文化的传播，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推广。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彝族，还有苗族和其他族群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也有较大改变。不仅如此，移民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具有黔西北特色的地域文化。改土归流使得水西彝族文化经历了一个“结构性失忆”的时期，但是很快他们恢复了历史记忆，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
结语
表象上来看改土归流是中央集权的手段，其诱因无论是土司之间争斗导致地方的失序，或者是土司对土民的残暴，或者是土司与朝廷的博弈，都难以全面地解释这场变革，其本相是不同价值体系和信仰的冲突。改土归流并非秋风扫落叶似的一气呵成，是依次渐进的过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无以善后”，改土归流意义不在一族一地和一国，而已可与人类整体的历史相联系[12]（P.41）。抛开改土归流的种种原因，其终极目的在于和谐与稳定，正如力主改土归流的鄂尔泰所言“如果相安，在土无异于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以此观之，“改土归流”对中国近代政治重建民族政治关系[13]（P.8）的启示，或许更能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土司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理解“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契合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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