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大众旅游这一“大熔炉”中,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论文在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分析民族文化性格,梳理民族文化旅游的本质后指出:在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适宜性,不同性格的民族文化应采取不同的文化旅游开发策略。分析表明:彝族文化属于内向型性格。作为结论,我们指出对呈内向型性格的彝族文化,不应采取全面深入的旅游开发策略,宜采取控制性开发,且以前台公共性文化及其载体为主,对后台隐秘性文化及其载体则需要重点保护、控制性开发。
关键词:文化模式/民族文化性格/彝族/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旅游开发与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的协调同径研究”(14CSH049)、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我国西部地区旅游社区治理路径与保障机制研究”(TYEPT201447)、四川省教育厅项目“四川省乡村旅游开发推进特色城镇化发展研究”(035Z1058)阶段性成果。
民族文化旅游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国家对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强力倡导下,民族文化旅游越来越成为国内旅游业的主导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旅游在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兴起,各类古镇、村寨、节庆、歌舞、工艺、饮食等文化元素等纷纷登上民族旅游的舞台[1]。进入21世纪,在我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热潮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旅游开发效应,一些民族的文化呈现出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另一些则呈现出不适宜性,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民族文化性格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指的是当我们把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当一个整体来看待时,一个民族的文化整体就像一个具体的人一样,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也是有其独特性格的,此谓民族文化性格。在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着某种适应关系,不顾具体民族的文化性格的开发模式是不科学、不可持续的。从理论上梳理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之关系,进而从民族文化性格的视角对民族的文化旅游开发展开深入探讨,有助于解决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助于实现民族文化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实现其开发效应最大化。论文基于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在系统梳理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之关系、深入分析探讨彝族文化性格的基础上,探析彝族文化旅游开发的适应模式。
一、文化模式与民族文化性格
(一)文化模式与民族文化性格的基本概念
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于1935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模式的概念。本氏认为文化模式指的是为特定区域特定民族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时代价值、传统精神思维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基本生存方式和方法。本尼迪克特采用著名哲学家尼采研究古希腊悲剧时所采用的两种具有不同精神特征的文化类型,即酒神精神“狄奥尼斯型”文化和日神精神“阿波罗型”文化,分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模式。并从美国印第安人和美洲中部普韦布洛人两个族群的比较和总结开始其文化模式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则将文化视作“放大了的人格”,提出每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一样,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比较稳定的套路模式。
根据本尼迪克特与米德,民族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整体的性格趋向和心理特征,亦即民族性格或民族文化性格[2]。民族文化模式与民族文化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民族文化性格是民族文化模式的外显形式。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受民族历史文化、生存环境、思想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3]。因此,民族文化性格指不同民族在不同特定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思维模式、文化特质和价值观念体系[4]。
(二)制约民族文化性格形成的基本因素
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民族地理。由于面对自然条件大不相同,每个民族面临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也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文化性格的差异性和多样性[5]。
第二,宗教信仰。在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中,宗教信仰的作用与力量不可估量。在民族形成的初期,神话传说则是塑造民族文化性格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民族的历史渊源。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已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根植于相应的历史传统[6]。因此,历史传统锁住了基于国民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民族文化性格,并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影响。
第四,民族群体的组群方式或曰民族社会结构。民族社会学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组群模式,这种群组模式影响着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性格。
(三)民族文化性格的分类
传统的心理学根据人的心理活动倾向,把人们的性格分为外向型、内向型和综合性三种。文化被视为“放大了的性格”,因此,借鉴心理学对人的性格的分类,本研究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性格分为外向型、内向型和中庸型三种予以讨论。外向型的民族文化性格的主要有包容性强、适应性强、积极主动、文化情绪性强等特质。内向型文化性格的主要特质有内敛性、排外性、自我中心、擅长分析等。中庸型文化性格既没有明显的内向特性,也没有显著的外向特性,其主要特征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适应性强。
二、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之关系
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民族文化性格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载体得以呈现,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载体则极大影响着民族文化旅游对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民族文化载体
就文化的形式而言,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性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性民族文化两类。物质性民族文化是固化的文化,包括各类遗址遗迹、历史遗留的主要实物以及具有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落等)。非物质性民族文化是活态的文化,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与节庆)、民族语言、知识实践、传统手工业以及各类文化表现形式、文化空间等。民族文化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呈现形式。就文化的载体而言,民族文化载体分为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和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两种,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是具有公共参与性的文化载体,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则是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的,没有彰显性的活态文化载体。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以公共性、强参与性为本质特征,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以排外性、内向性等为本质特征。
(二)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载体的关系
在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载体得以呈现,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载体则对应着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性格。总体而言,外向型性格的民族文化更适宜搭建、匹配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这样更有利于呈现文化的外向性、公共性;而对内向型性格的民族文化,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应当是民族文化的是主导载体,以匹配其文化的内向性与排外性;而中庸型性格的民族文化由于介于内向型和外向型民族文化的中间,其民族文化因其性格呈现出“内向”与“外向”的两可性,可以依据所呈现的具体文化形态,分配匹配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和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
(三)民族文化载体与民族旅游开发的关系
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所开展的一系列旅游活动就是民族文化旅游[7]。现实中,民族旅游开发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然而民族旅游发展的实践证明,民族文化载体不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空间随之存在差异。其中,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由于其公共性,民族文化主人大多愿意将这部分文化载体开发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并又由于有着较强的参与性,游客也能够通过参观、游览等大众旅游方式消费这部分旅游产品,因此旅游开发空间较大。而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由于有着排外性、内向性,民族文化的主人大多较为排斥此类文化载体的旅游开发,不愿意把这部分文化载体作为旅游产品呈现给游客,因此开发空间较小。但是在现阶段旅游开发中,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却往往因其神秘性而备受旅游者青睐,因而成为游客渴望接触、而又很难触及的“神秘地带”。
(四)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旅游开发的关系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性格通过影响民族文化载体、进而影响到民族旅游的开发方式。首先,外向型性格的民族文化匹配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民族旅游开发的空间尺度较大,可以立足开发潜力、进行深度挖掘开发。内向型性格的民族文化匹配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民族旅游开发的空间极其有限,不宜进行深度挖掘开发,应采取保护为主的控制性开发策略。而对于中庸型性格的民族文化,由于民族文化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与后台隐秘性文载体之间的界限趋于淡化,旅游开发空间尺度具有不确定性,应立足具体文化的特色和吸引力,宜选择有旅游开发潜力的文化载体进行开发。
三、彝族文化及彝族文化性格论析
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彝族人口为8714.393人。在漫长的迁徙、繁衍、发展的历史中,彝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一)彝族文化简析
彝族文化是彝民族先民在适合其生存环境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所有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维护和传承的思想观念体系,是建筑、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和宗教、节庆、礼仪、风俗等民族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综合。
1.彝族文化的构成
作为一个整体,彝族文化由文化内核和文化载体构成。文化内核即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基因,是彝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塑造彝族文化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毕摩文化承载着重要的彝族文化内核。各种文化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呈现形式,根据本研究对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和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的划分,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是在彝族文化载体中具有公共性和外显性的文化表层、文化符号和符号化文化;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则是在彝族文化载体中具有内隐性和神圣性的文化里层和文化特质的载体,是内核文化的直接载体。
2.彝族文化呈现形式
根据本研究对文化形式的划分,彝族文化也呈现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类。物质性文化包括具有彝族民族特色的遗址遗迹、历史遗留的主要实物,非物质文化载体则指包括口头文化、民族风俗、语言文字、手工业等活态彝族文化。现实中,彝族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都是围绕彝族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种文化形式与前台公共性彝族文化载体和后台隐秘性彝族文化载体而开展的。
(二)制约彝族的内向型文化性格形成的因素分析
根据本文对影响民族文化性格的因素的研究,影响彝族文化的内向型性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地理环境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民族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族性格、宗教信仰、体质体能等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彝族是个山地民族,自有记载以来就在中国西南地区层峦叠嶂、群山连绵、沟壑纵横的横断山脉、藏彝走廊上栖息繁衍。正如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所言,由于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形成了封闭而相对独立的政体。加上这里生态环境优良、物产丰富,农业生产和生活都能自给自足。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种包容性不是很强,甚至有些排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呈内向性格的完整而璀璨的文化体系。
2.宗教信仰的力量。毕摩是彝族人的信仰,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毕摩对彝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毕摩文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彝族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更是构成了彝民族宗教信仰的基础。毕摩活动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内容涵盖祈福、送魂和治病等,以祖先崇拜、历史记忆和自然崇拜为重要内容的毕摩文化,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气息,这些特征都带有显明的内向特性,铸就了呈内向性格的民族文化。
3.历史渊源的影响。彝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其族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一个有争议的热点问题,虽然众说纷纭,却说明了彝族有着久远历史的事实。学术界普遍认同,彝族是个勤劳勇敢、历史悠久、富有优秀传统,具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先民以无比的智慧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为丰富中华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悠久的文明史和光辉灿烂的历史铸就了自尊自强、不屈不挠的文化性格。随着经济、历史的不断更替,经济社会发展较滞后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内向特性更是显著。
4.民族群体的组群方式或曰民族社会结构也会影响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文化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组群模式。家支是以父系血缘纽带为主线构建而成的社会集团,即一个祖辈的后代,不管隔了多少代都还是一个家支的人。对彝族而言,家支是彝族社会结构的核心单位和组群纽带,是彝族社会基本的社会单位。首先,在利益关系上,家支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若有触犯家支戒律或损害家支的实质利益,则会被驱逐出家支;其次,在婚姻制度上,彝族人实行家支外婚制,不管隔了多少代,同一家支内部的人是不能结婚的;再次,在社会活动中,当一个人或一小家的人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家支群体就会站出来帮忙解决,在遇到困难时予以帮助是家支制度的一项基本义务。因此,与西方社会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家支”是彝族社会的基本单位,离开家支,个人独立生活基本上是无法想象的。正是这样一种家支套小家庭的社会结构,强化了族群的团结程度,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促成了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格。
四、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策略微探
民族旅游开发策略指的是对某类民族旅游资源或某个民族区域进行旅游开发时应该遵循的路径和策略。就国内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及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化旅游实践,近年来有学者对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测试展开了零星探讨。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文献以对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的一种感性认知和定性描述为主,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及其与文化旅游开发关系的探讨以及对具体民族文化旅游整体开发展开深入讨论的文献很是稀缺。文献都将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策略理解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类型,而非对某个文化整体进行旅游开发时的整体策略,这种将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狭隘化的做法是不妥的。我们认为,民族文化是有着其文化特质和文化性格的有机体,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的探讨应基于民族文化整体。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文中的彝族文化旅游开发策略指的是在旅游开发中,当我们将彝族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时,应采取的路径谋略。
(一)彝族文化应采取以保护为主的控制性开发
对内向型性格的彝族文化来说,前台公共性文化和后台隐秘性文化之间可谓泾渭分明,后台隐秘性文化呈现出内敛性、排外性、内向性、自我中心、擅长分析等特点。内向型性格的彝族文化的这些特征注定了其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之间则存在一种固有的不适应关系,对其应该采取以保护为主的控制性开发策略,若不顾这一事实,对彝族文化旅游横加开发,注定会导致种种问题。文化可分为与特定物质相连、以相应的物质形式呈现的“显性文化”与以知识、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不易被感知的,却往往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主要作用的“隐性文化”。隐性文化就不适合开发成旅游对象,也不能开发成旅游产品,否则将给当地民族文化带来极大地破坏。对彝族文化而言,“显性文化”指的就是符号化的具有公共性的前台文化;“隐性文化”则指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的后台文化。彝区富有竞争力的旅游资源比比皆是,但各级政府大力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却始终难能如愿以偿,这与彝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旅游之间的不适宜性不无关系,需认清彝族文化性格与彝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不适宜性,采取以保护为主的控制性开发策略。
(二)重点开发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限制开发后台隐秘性彝族文化载体
“前台、后台”理论是马康纳将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dramaturigical theory)引入到旅游研究及旅游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中来的尝试的产物[8]。理论认为在民族旅游开发中东道主展示给游客的都是表层的文化符号和符号化文化,亦即前台文化;而后台文化则是体现真实生活及其方式的部分,是东道主不一定愿意展现给游客,是对游客有着吸引力,却又无法进入的文化空间。马康纳的“前台、后台”理论,给彝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与保护以重要启示。彝族文化载体可分为包括建筑、饮食、服饰、历史遗址遗迹、节庆等的前台公共性文化及其载体和包括精神信仰、毕摩文化、祖先崇拜以及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活态文化载体等的后台隐秘性文化及其载体。这些前台公共性的文化及其载体是可以做现代旅游开发和应用的,而后台隐秘性文化及其载体则是不能肆意进行旅游开发的部分。
研究表明,东道主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真实生活层面,亦即后台文化展现给游客主要取决于具体民族的文化性格。彝族文化呈内向性格,其文化可为旅游开发所用的空间仅限于前台公共性文化及其载体。呈内向性格的彝族文化以不宜搞旅游开发的后台隐秘性文化为主,对彝族文化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往往会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民族文化“旅游化表演”,游客所感知体验到的也只是东道主为了游客而表演的“文化”,未能涉及彝族文化的真实生活层面,而作为后台隐秘性的真实生活与游客的距离却始终存在。一方面,游客因不能接触彝族文化的真实层面,容易造成误解;另一方面,文化旅游开发的经济效应也难以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对凉山州布拖、美姑、昭觉等县彝族毕摩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却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都归于失败;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作为一个民族节庆旅游品牌已深入人心,其旅游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毕摩文化旅游开发的失败与火把节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其实,这与彝族文化性格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不适宜性密切相关,对呈内向性格的彝族文化而言,作为彝族文化内核和基因的毕摩文化属于后台隐秘性非物质文化,属不愿意为游客展现的文化,是不宜搞旅游开发的;而作为前台公共性非物质文化的火把节文化则是愿意为游客展现的文化,是可以搞旅游开发的。
(三)增强民族文化自觉性、文化认同感是彝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内向型性格的民族文化比较警觉、敏锐,对其旅游开发一般持一种审视的态度,社区参与文化旅游开发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参与难度大。增强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豪感是引导社区参与旅游的最佳途径,社区的积极参与是彝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具体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历史复原性的开发模式,因其能够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更容易成功。此外,神话传说也是宝贵的彝族文化旅游资源,民族的神话传说不一定为真,但也是可以进行旅游开发的,对民族神话和历史事件进行旅游开发能够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会增强社区参与文化旅游开发的愿望。
本质而言,彝族文化的旅游开发就是对彝族文化载体进行的一系列旅游开发活动。认清彝族文化性格和特质的基础上,采取相宜的开发策略,可以有效防止或减缓彝族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庸俗化,彝族文化价值观的遗失和退化,有助于树立文化认同感、培养文化自觉性,进而处理好彝族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在民族文化性格与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适宜关系或者说每种文化性格应对应相应的开发策略。研究表明,彝族文化呈内向型性格,应对其采取控制性开发,重点对前台公共性文化载体进行开发,对后台隐秘性文化载体应以保护为主。若对彝族文化性格置之不顾而肆意开发,必然导致种种文化冲突和矛盾,甚至可能影响“多元一体”之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负面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不利于“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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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良伟(1982- ),男,四川西昌人,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旅游; 蔡波(1981- ),男,四川雷波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旅游; 郭凌(1981-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旅游社会学。四川 都江堰 61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