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兴课题，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新模式”。刘大年先生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或者说基本问题是什么?我想无非是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讨论中，又有学者提出：兴办近代企业替代落后的封建经济并寻找和开通富强之途的近代化过程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及打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争取社会进步鼎足而三，成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三条线索之一。不论其是“双线”或是“三线”，“近代化”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打开了思路。
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龙云、卢汉彝族统治集团及孕育他们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为例，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
反思百余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我们不禁会问，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全国各族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时，地处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在外界强烈的碰撞和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仅从研究各民族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起义的过程、意义，以及各民族人民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的贡献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多为建国后的调查情况)，则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放在“近代化”方面，全面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也就是说，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各少数民族如何被卷人中国近代化的大潮之中并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及就该民族而言向近代化努力的结果如何?这是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问题赋予近代民族史研究的任务之一。
近年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相对单一且公式化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有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民族史向以阐述民族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以揭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论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主题，基本上属于民族政治史的范围。严格地从科学上讲，这种单一的政治史的研究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有碍于民族史学的繁荣与发展。民族是个社会，各民族都有自己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多种社会结构和多种广泛的历史活动。各民族特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民族差异、、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等等民族问题，追根寻源都是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经济生产或社会结构产生或派生出来的。必须加强对各民族经济生产或社会结构即：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基础”的研究，打破单一的民族政治史研究模式。笔者赞同上述分析，但有关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的材料较零散，所谓“历史基础”的涵义也较模糊，若以上述“近代化”取代“历史基础”，则能围绕一个中心，揭示近代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电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关于近代化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在展开讨论。简单讲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但国内学术界对“近代化”和“现代化”概念的使用并未严格区分，近代化又称为“早期现代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等。章开沅教授说：近代化大体相当于早期现代化，“时间可以断限在晚近现代化之前。早期现代化与晚近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基本内容是前后相连贯的，但却有各自的阶段性特征。与晚近现代化相比较，早期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机制、效应具有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完全的特点。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又具有相对单纯与易于比较、辨析的特点。”“其所以取名为‘近代化’而不是‘现代化’，乃是由于这套丛书(按：指《中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作者的研究范围，大多侧重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近代化”的概念。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已经经过的发展阶段。它以探讨近代中国的整体社会如何由传统封建主义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主旨，考察社会构成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变化，分析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近代社会史的一种。整体性研究。具体讲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为准备阶段，1912年以后进入正式启动阶段。其具体特征表现为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明显的二元结构，过多的冲突存在，缺乏平衡性，摇摆度过大等。龚书铎先生在考察了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后指出：中国的近代化“充其量只能是畸形的半殖民地的‘近代化”，“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不能以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以现实去阐释、比附历史。并对近代化研究中出现的抬高袁世凯一类历史人物、美化外来侵略者及革命不如改良等思想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当然，以上概念及特征界定比较适用于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即沿海和中部地区，对于处在近代化边缘的大部分农村及广大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则又有其特殊性。这些地区的发展从总体上滞后于整个沿海和中部社会，它的近代化从某种角度来讲又受到近代化中心地区的影响。因此，我们考察边疆民族地区的近代化时，应充分注意到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二
就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近代化而言，西南地区的云南具有代表意义。1935年蒋介石曾对云南的工业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说：“如果我们要建设工业，我们应当从云南人手”，并对云南三年内的工业建设前景作了展望。《大公报》因此把云南描写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近代时期的云南不仅建成了全国首条国际铁路、首座水电站，而且成为辛亥革命党人活跃之地和护国运动的策源地，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曾在全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年代中的一个活跃热点地区”，走在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近代化发展的前列。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近代以来又直接受到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考察云南的近代化历程，边疆地区跨国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具有典型性，如傣族、景颇族等。但是，由于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了一个以龙云、卢汉为首的彝族统治集团，号称龙、卢、安、陇四大家族或龙、陇、陆、卢、禄、安六大家族。他们掌握了云南的党政军大权，前后统治云南达23年(1927～1949)。经不完全统计，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或等于县长以上、国民党县常委或书记长以上的彝族官僚有50余人，㈤区乡间的乡、村长则更为普遍，直接处在领导彝族人民甚至云南人民走向近代化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剖析孕育、产生龙、卢彝族统治集团的彝族社会近代化历程。彝族是西南地区人口较多、支系繁杂的一个民族，近代时期还处在几种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四川凉山及云南小凉山彝族处在奴隶制发展阶段，云南滇池周围及滇南彝族处于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滇东北和黔西北即本文所指滇川黔边区(主要包括云南省的昭通地区和贵州省的毕节地区)彝族处在有浓厚领主制残余的地主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我们很难进行整体研究。而龙、卢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出身于滇川黔边区，因此我们的研究首先围绕本区彝族社会如何孕育、产生了龙、卢彝族统治集团及该集团崛起后对本区彝族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展开讨论。
滇川黔边区是彝族历史上重要的聚居区，清康熙四年(1665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的“改土归流’’事件是本区彝族历史发展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大屠杀性质的“改流”虽然给彝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牺牲，摧残了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化，但它毕竟从根本上冲击了彝族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促使其走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道路。政治上彝族土司受到沉重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机构伴随着里甲制、汛塘制等深入边区的每一个角落。汉族移民对山区的开发及玉米、马铃薯等山区高产农作物的普遍种植促使彝族社会内部发生分化，彝区残留的旧制度维护者土司、土目日益衰落，新兴的彝族地主成为交界地区的上层统治者。普通彝族人民通过“出户”、逃亡等反抗逐渐摆脱了农奴的地位，并开始随移民潮不断迁徙，变成封建地主经济下的自由农民。经济上伴随着土目势力的衰落，新兴的彝族地主开始采取不附加人身依附关系的地租等剥削方式，对彝族人民进行剥削，封建领主经济逐渐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文化上彝族上层历来有读儒书、改汉姓、学习汉文化的传统。土司、土目衰落后，新兴的彝族地主积极投身科举，通过科举考试尽量跻身传统的土绅阶层，土绅人仕取得功名后就可以成为官僚中的一员。这种理论上可行的追求成为支持彝族上层青年学习汉文化的思想动力。随着追求的实现，彝族社会中这一文化上的变迁又扩展到一般民众，读汉书、取功名逐渐成为一种民族发展的标志。彝族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家支制度等逐渐被削弱，有的地方甚至被彻底冲垮，这为民国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及本区彝族走向近代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进入近代，咸、同年间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本区彝族历史发展的又一重大转折。各族义军的沉重打击搞得清王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四顾不暇，疲于奔命。为应付眼前的局势，地方官员不得不放松对彝族土目地主的控制，利用他们的力量组织团练，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在此形势下，彝族上层的土目地主纷纷投靠清政府，“入营建立功名”，积极参与清王朝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如咸丰六年(1858)威宁土目安域臣等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赏蓝翎。又如咸丰四年(1854)黔西州白舍土目安铭募团二千余人参与镇压遵义杨龙喜起义和号军起义，供给官军“一切夫粮”，得赏二品顶戴，以副将补用。《黔西州续志》称其“自起团以来，十余年踊跃从公，优勤劳瘁”；又有黔西州契黔土目陇树勋“练团保甲，以卫乡邻”，与弟武举禄星、子茂材、现奎带团练镇压杨龙喜起义，树勋与现奎阵亡，奉旨赐袭云骑尉，禄星叙功保蓝翎千总。同治五年(1866年)，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军前往猪拱箐镇压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达毕节，岑秘密召集“大定、威宁、镇雄、毕节各土目数十家”到军前效力。
次年(1867年)6月，集中“大军数万并以各土司、土目、各团练将十万”猛攻猪拱箐，不克，“复令各土目招携以间之”，得乐雄土目安履宪利诱收买王长毛为内应，“诸锣乘间引官兵人”，攻破猪拱箐，镇压了这次苗民起义。其后安中华等十七人均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赏戴蓝翎。阵亡之土目安泽溥等均交部从优议恤。直到民国五年(1916)，蔡锷率护国军入川，巧家拖车阿朵土千户禄廷英尚带部到军前效力，蔡委其为“统带”，后拖车土目也称“禄统带”。这样，通过成立团练，参加军事镇压活动，本区彝族-亡层又多了一条取得功名进入仕途的途径。他们因战功被授予各种军职或土职，享有各种特权，并开始拥有私人武装，掌握了――地的政治军事权力。如镇雄陇维邦由哨官升任盐、大、永、绥江防管带，后任镇雄营参将；巧家车坪陆恩朝办团练掌握兵权，民国年间到凉山地区当县长，去世后其妻还担任巧家八、九甲团总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不断扩大势力，反过来又采用了原土司、土目的统治方式。他们自称“官家”，称佃农为“百姓”，其房署称“官家衙门”，内设头人、管事、管甲、撒摹、布摩(即毕摩)、幕寿、普土等职事人员，又有听差、亲随、军事头目及丫头、娃子多人，形成为本地区掌握基层政权的一股政治军事势力。清末民初，逐渐出现了相对集中的昭通、鲁甸、永善的龙家、卢家；巧家的禄家、陆家；镇雄、彝良、威信的陇家；威宁、大定、黔西的安家；毕节、永宁的余家等几个大家族。为民国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准备了政治条件。
经济上从清中叶以来，全国范围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本地区掌握了部分地方政治军事势力的彝族土目、地主也加入了土地兼并的行列。他们采用购买、吃绝业、入赘、武力抢夺等方式将大量的田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开始兼营工商业，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势力。同时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动荡不宁，部分彝汉农民迫于土目势力，或害怕土匪劫掠、别的民族或家族欺凌，为寻求保护，将自己的土地主动投顺，变成他们的佃户，也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势力。如毕节县镇西土目杨氏所管土地20余里，家戛土目杨氏、镰刀湾土目苏氏、法戛土目余氏、法朗土目李氏、湾溪土目李氏、小屯土目安氏、大屯土目余氏、龙冒坪土目安氏、螃蟹井土目安氏分别有地土10余里，八寨坪土目安氏有地土10里，乐雄土目安氏有地土70里，等等。此外如永善地主龙筱云的祖父霸占兴隆土目杨义及18家黑彝和周围百姓的土地财产，共得土地3000多亩。龙筱云时已有i地计10万余亩，年收租12000千石。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土地，有时竟会自己买自己的土地。他家的土地执照名为“普山照”，上写“上齐普家界，下齐羊屯岩；侧齐金沙江，东边老林一笔在”。彝良地主陇体芳的父亲鲁(陇)努积钱大买土地，到陇体芳时，已是“梭戛之地，莫非陇土”了，年收租达3000石以上。黔西县黑彝土目安辉武家清末年收租4000多石，土地遍及黔西、大方、金沙、毕节、织金等县。威宁龙街子土目安宜国家年收租粮300石左右；牛棚子土目禄国相家年收租2000石左右；大官寨土目安吉祖的祖父安炳健时就是“指手为业”的，其出租的土地远达昭通，年收租3000石以上；龙街子黑彝地主余世成家靠租种安宜国家土地起家，共有土地2000多亩；灼圃黑彝地主卢松兰家原为土目佃户，其父除种地外还兼做小商贩，后拖起武装，土地已经逐渐增多，年收租200多石。这些大土目、大地主占有的土地除少部分自营外(全由娃子和佃户的无偿劳役耕作)，其它全以“粮户地”、“佚子地”、“人租地”、“马租地”、“羊租地”、“猪租地”和“鸡租地”等名目出租，其佃农还要承受“白工”、摊派、送礼等剥削。其“剥削量约占佃农农业总收入的30％～60％左右，其中还不包括劳役剥削在内。”
通过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彝族土目地主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投资经营工商业，特别是一些并非靠土地剥削起家的大地主。如龙筱云祖上靠经营鞍子厂起家，此后也继续办厂，并组织马帮经商。陇体芳家在梭戛开有酒房，经常有工人3至4个，酿造酒100斤，供应彝良、奎香等地的商人，同时陇家自己也是大商人。在黔西北，部分土目和大地主也从事商业活动，开辟商业市场。如威宁县龙街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龙街”市场，大概在一百多年前(1959年往前推算，当在清道光年间)就已形成。当时此处有一安土目，“他为了自己的方便，凭着政治经济的统治势力，采取各种措施，使龙街逐步形成为一个市集。在场坝形成之初，?每隔12天逢龙日赶集，故名龙街。”每场约1000人左右，年节时可达2000人左右。土目担任场头，处理纠纷，调整商品价格并收税。又如威宁法地区的“大街”市场也是一百多年前由土目开辟的。
文化上随着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政治权力的扩大和经济势力的增强，更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学习先进文化的积极性。咸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后，本区彝族上层在参与镇压的过程中逐渐对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洋枪洋炮的威力有所认识，受到洋务思潮的冲击。后来维新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传人这一地区，为部分在各级学堂求学的彝族青年所接受。如水西土司后裔安健“少年就学安顺府，考为诸生(即秀才)，尝游学贵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愤官吏虐民，欲谋起兵反清。事败，避侦缉，于1905年东渡日本”，不久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民主革命的先驱，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又如彝族诗人余达父(若琼)幼读家塾，“穷究经史子集，并习诗词赋章”，与兄余若煌同补县学生员，受新学潮流影响，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意识。后带其子余祥桐及兄子余祥辉(健光)、余祥忻(景炎)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济世之道，人江户和佛法律大学。余祥辉也“怀抱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先后人成城中学、山口高商学校及明治大学，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忠实追随者和拥护者。又如彝良县的禄国藩十四岁就读昭通风池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同弟陇高显赴日本留学，初习政法，后入东斌陆军步兵专科学校，高显人岩仓铁道学院。两人均加入同盟会，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等等。科举制度废除后，本区彝族士绅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切断。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大批彝族青年不再安于家中，纷纷流人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彝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安恩溥说：清末民初，虽然废科举办学堂，但“读书做官、做绅土、光宗耀祖，挡门顶户的封建传统风尚如故。”甚至“普通夷民之稍有家资略具知识者，亦人校肄业学习中文，黑白两派皆然。”使得一些地区的彝族“子弟多读书明理，力图风俗改良，人民习尚已无异于汉族矣。”这一时期赴各种新式学校接受教育者如：彝良陇体芳就读昭通省立第二中学，后考入浙江大学农学系，获农学学士学位；陇体要求学威宁石门坎教会学校，后考入复旦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其他如镇雄县的安恩溥、陇生文，昭通县的龙云、卢汉、卢邦定、卢邦基、卢浚泉、龙雨苍、龙秉灵，鲁甸县的陆亚夫、陇耀、卢永祥，巧家县的陆崇仁、卢开基，毕节县的余祥忻等先后就读于云南省立昆明第一中学、昭通第二中学及其它专门学校，其中部分远赴日本和法国学习，甚至如龙云妹龙志桢、表妹卢汉妻子龙泽清等彝族女青年也外出求学。这批进入城市求学的彝族青年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后来龙、卢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准备了人才力量。
三
1927年，出身于昭通炎山的黑彝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等发动政变，推翻了唐继尧的军阀统治。接着发生了龙、胡、张三军大混战，龙云取胜，于8月13日出任代理省主席，掌握了云南的统治大权。此后，龙云不断在彝族中培植自己的亲信骨干，重用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上层，“自然地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一个集团”，出现以龙云(省主席)、卢汉(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省主席)、安恩溥(60军军长、民政厅长)、陆崇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陇体要(省党部书记长、建设厅长)、禄国藩(云南宪兵司令、防空司令)六人的“父子兄弟亲友的彝族骨干和依附于他们的非家族骨干”在内的庞大的彝族统治集团。该集团的维系网络是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然后是族缘、地缘、业缘逐层向外扩展，保证’了龙云，、卢汉在云南二十余年的统治。
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受全国总体形势的影响，开始专心省内建设，发展工商企业，重视教育，开发边疆，促进了云南区域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该群体成员大多出身于滇川黔边区，他们在家乡兴学、劝农、建设地方、发展经济、种植鸦片并进行冤家械斗等，对本地区的彝族．上层社会产生子较大影响，促进了彝族传统社会的变迁。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以上具体事迹不再展开论述，而将考察重点放在彝族传统社会的变迁上。
政治上，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上层从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下摆脱出来，――跃而为本地区甚至云南省的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对彝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龙云政权成为彝族上层联络的中心。在四川，当龙云在云南取得显赫地位时，他的名字“就传遍了凉山”。普济州土司吉绍虞、会理者保土司禄安佑到昆明向龙表示支持，并为他联络了金沙扛两岸的――批土司、土目和黑彝大头人。此后，宁属(西昌地区)彝族上层就有摆脱四川归并云南的愿望，1935年，宁属彝族上层和汉族绅商向龙云提出归并云南的要求，龙派精锐部队两团进驻西昌、会理一带，“受到宁属彝汉各族的欢迎”。后为蒋介石强令撤回。在云南，1929年，小凉山彝族上层闻知新任的云南统治者也是黑彝，就收买了近1万个白锭及10余匹好马，向驻军永胜的龙绳武送礼，由此与龙云搭上关系，并到昆明拜见过龙云。此外，泸西的张冲也是因同属彝族而投向龙云的。在贵州，1927年周西成打击黔西彝族上层，派兵攻打余祥祈及赫章土场安氏、毕节陆氏时，大批彝族土目、地主纷纷避人云南，云集昭通，以求得到龙云政权的保护。如安观清、安伯英、安克庚、杨伯瑶、杨砥中等。1928年，余祥祈等人串联云、贵彝族上层，并游说龙云，策划武装倒周。他们制作7“复还水西”的旗帜，购置军火，组织兵勇，龙云也答应出兵支援。但余等一出师威宁，即遭失败，此事不了了之。1928年，贵州革命先驱安健亲到云南，以彝族的关系联络龙云，企图借助龙的势力，先夺贵州，然后联络两广，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抗衡。这一时期，地处滇川黔边区的昭通成为彝族统治集目的大后方，是三省(后加西康省，为四省)彝族上层的集合地。他们在此购置房产，修建公馆，探亲访友，自称昭通是“我们的集散地”。其次，龙、卢彝族统治集团成员主要是彝族统治阶级土司、土目和黑彝地主的后代，他们掌握政权后，更加强了对彝族被统治阶级白彝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和压迫，加深了民族自身的两极分化。他们支持彝族土司、土目复辟领主制，甚至一些大地主、大官僚又重新拾起领主制的残余，其中最典型者如龙云三儿子龙绳曾。龙绳曾曾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进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喜好京戏，爱踢足球。但他却喜欢混迹民间，投身帮会。最奇特的是他以“云南王”三公子的身份，却跑到巧家，入赘拖车土目户侯司禄廷英家，改名禄勋霖，当起了近代彝族社会中残留的小土司。这其中除了贪图禄家的财产和禄氏女儿的美貌外，似乎还体现了已经掌握云南统治权且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教育，过着近代生活方式的彝族上层对传统领主制的最后留恋，这就为土目地主复辟领主制提供了最好的表率和支持。在基层政权统治方面，彝族官僚地主们将自己原有的统治方式略为变通，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相结合，给滇川黔边区残留的领主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永善龙筱云在自己统治区的兴隆、桃山一带对彝汉人民采取两种统治方式，他将汉族较多的地区编为“汉团”，实行保甲制，政府可以在此拉兵派款；将彝族较多的地区编为“彝团”，与自己原有的排首、阎长统治相结合，保长、甲长、排首、阎长由他委任，政府不能在此拉兵派款，但可以得到龙筱云在此征收的耕地税。永善外的其它彝区情况也大体如此，土目、地主保荐、任用自己的管事、头人为乡、保、甲长，“哪个恰当，报县府备案即可”，甚至有的乡公所就设在土目、地主的“管事房”里。
经济上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力，在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受龙云、陆崇仁、安恩溥等人投资近代工商企业浪潮的影响，纷纷向这些行业投资或加入股份，改变了过去较单一的农牧业经济结构。如安恩溥创办的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基层彝族土目、地主兴办的各种工厂、商号及马帮等。他们还开辟新的市场，引进新的经济林木和畜牧品种，这就增强了本地区彝族上层的经济势力。他们将工商业投资赚来的利润再次投向土地买卖，往复循环，使滇川黔边区出现了众多的彝族大富豪。经济地位提高后：本区彝族上层的土目地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剥削方式，如雇佣工人进行雇工剥削，征收货币地租，进行高利贷剥削等。彝良陇体芳家开有酒坊，雇有工人3至4个，他家有时还雇短工。以1949年为例，陇家雇有长工22个，短工31天。长工供吃和一套衣服，短工供吃，――般不付工资。为了积钱做生意，陇家地租还采取了――年收实物一年收货币的办法。有时实物只要够吃就行，其余折成货币夹收；永善龙筱云家的商业收人据说占其地租收入的40％，等等。表明近代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中出现了部分领主、地主和商业者三位一体的剥削阶级，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规模有所扩大，近代交换市场也不断出现。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少部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彝商，彝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文化上彝族统治集团成员在本地区大量兴办学校，使广大彝族子弟得以入学读书。他们还鼓励大批彝族青年外出求学，接受各种高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近代彝族的文化素质，表明彝族社会中对先进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但是，在认同并积极投身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彝族官僚们并没有忽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反还给与了足够的重视。如龙志桢等热心培养本民族青年；陆亚夫、安恩溥等成立“竹王会”、“祛卢学会”，苦心孤诣地将彝族的祖先追溯到所谓来自楚国的竹王，将彝族的文化追溯到与创造汉字的仓颉同时代的祛卢；陇体芳创办彝文学校，请毕摩教学等，都体现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对本民族发展的追求。
龙、卢彝族统治集团对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的影响除以上三方面外，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还体现在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
思想观念的变迁。由于时代和阶级出身的限制，彝族统治集团对本区彝族社会带来的物质发展、社会进步是有限的，但对本区彝族思想观念的冲击却较大。
1．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活跃于云南各级政坛，这对他们家乡僻处边远农村的彝族青年来说是较有吸引力的。他们采取措施使彝族社会中的青年一代(主要是彝族上层子弟)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这些彝族青年开始不安于内，不愿意再按步就搬地守着房屋田产过活，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希望和机会。他们大量出外闯荡，投身军旅，进入学校，在各级城市寻找机会。如同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一样，“惟近年因县中出了几位如何应钦、王伯群等军政要人，一般青年均不甘蠖屈于边陲小县，多外出活动去了。”这种影响当不只及于彝族，本地区的汉族也受到相同的影响，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这一时期，典型如昭通炎山区的各级学校，当远方的汉彝儿童经过长途跋涉入学念书时，他(她)们的目的已不仅仅是识字和算帐了。在他们及其家长、教师的心目中，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2．彝族统治集团崛起后，大量的彝族得以进入各级城市，跻身达官贵人的上层生活，受到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的冲击。他们中有人回到家乡，言传身教，在―定程度上改变了本民族某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及陈规陋习。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使近代彝族社会呈现出―一些崭新的气象，传统厚幕的裂缝中透出一丝丝近代气息。如较为落后闭塞的威宁牛棚子地区，有的土目年轻时在大都市读书或者后来经常在大城市居住，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就不象过去的老土目那样严格，平时他们也和其他人随便谈话，尤其是在外出后，一般人和娃子不但可坐着和土目交谈，甚至也可在一起吃饭。“这充分反映了在彝族等级中某些界线正在逐步改变”。又如武定慕连土司之子那维新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返乡，反对接任土司，常劝其母授田与民。署土署大堂柱上联曰：“这土司不过草莽目，享祖先现成福耳；真丈夫当存鹏鹄之志，为人民谋幸福也!”他在任金沙江江防司令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又如云南小凉山地区的黑彝余海清、余国栋、余从龙、胡汉等人曾到昆明拜见过龙云，他们回去后，余国栋开始与汉族交往，与安纯三合伙做大烟和枪枝生意，担当汉商的保人，允许部分汉族以佃客的身份留居下来而不掳其为呷西，开办学校，聘请汉族教师等，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3．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自古就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和压迫。随着龙、卢政权及彝族统治集团的出现，大量的彝族得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活动，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如1927年间陆亚夫、卢永样、禄国藩、安恩溥、余祥忻等人的主子，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楚国的竹王，将自己的文化追溯到与仓颉同时代的怯卢，认为怯卢创造的彝文曾流行于长江流域，“比汉文难学”。因此，“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女化。不能妄自菲薄，不必外求。… …崇始祖，尊先师，是我们的传统。”他们为自己能掌握云南的最高统治权而沾沾自喜，并开始自高自大。他们互相标榜说：“我们这些人从小就会带人驾驭人的”，认为龙云内圣外王，英俊无比，卢汉豹头环眼，神勇多谋，等等。又如龙志桢开辟金沙江两岸垦殖区时，曾立下规矩，谁要喊“蛮子”或“汉娃子”都要掌嘴。拒绝汉族的侮辱性称呼。
生活方式的变迁。思想观念变迁后本地区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说这种变化大部分是由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但因地理环境的限制，时代的影响又是由掌握政权且生活在各级城市的彝族官僚地主带回乡间的。他们在这场生活方式的变迁中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变化也可以说是本区彝族社会的变化。在姓氏和语言方面，龙云让赵式铭在其妹《龙贞孝传》中称：“龙氏受姓最古，至西汉龙德以雅琴闻，其子孙散处国中，多著名迹，而滇之龙氏则至今云南主席龙上将而始大。”以符合自己云南王的身份。署名周钟岳、袁嘉谷等发起的(征题贞孝龙女士事略启》也说：“繁夫龙氏，肇自龙师，比于凤纪。轩后之所置，太嗥之所启。厥惟远哉，由来旧矣。逮及明末，迁于滇中。乌蒙望族，芒部遗封。皓诰所衍，截案所钟。载育有德，以昌其宗。男唯女俞，兄友弟恭”。这一时期，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彝族上层中已有个别改用英文名字的。如龙云之女龙国璧，其英文名为CecueLunSo在滇川黔边区，由于基督教石门坎教区的影响，部分信教的彝族群众也改用英文名字。而广大基层的彝族群众则由于人口调查及保甲制度的推行，几乎所有人都取用汉名，彝名较少使用，“已无父子连名的习惯”。语言方面汉语使用已较为普遍，四川雷波已故杨土司的女儿杨黛娣1932年夏从重庆边疆学校读书归来，住在城内，“满口汉语”。而一般农村，如宣威县河东营北头的白彝，1939年已“全操汉语，以说夷话为可耻的事”。在家庭婚姻方面，近代滇川黔边区彝族大多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家支制度除靠近凉山的金沙江沿岸如永善县部分彝区及黔西北尚有残留外，其它地区已经消失。婚姻上龙云领头打破了彝汉不婚的界线，娶宾川县中医汉族李光炳之女李培莲为妻，与滇西李姓汉族搭上了姻亲关系。李培莲去世后，龙又娶汉族顾品珍的侄女顾映秋为妻。在基层社会，普通彝族的婚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汉人通婚成为事实，彝族传统的姑舅表优先婚也受到挑战。镇雄县出现了黑白彝之间的通婚，如镇雄四大黑彝地主之一的陇玉清与白彝大地主罗绍轩；有姻亲关系，婚姻中血统的重要性已为经济地位所取代。在衣、食、住、行方面，由于进入各级城市的彝族官僚地主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惯及他们在彝族社会中所起的表率作用，加以鸦片等商品性经济作物对乡间农业社会的冲击，滇川黔边区彝族的衣、食、住、行习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服饰，彝族男子与汉族已无大的区别。龙云常常是长衫马褂，头戴洋毡帽，较少穿军装，从不穿西服。龙志桢着绸缎裙子，绣花鞋．她身边的十几个丫头“都是汉族打扮”。其他彝族官僚地主则大多着一身毕挺的军服或长衫马褂，年青人多西装革履。在基层社会，彝族妇女的服饰也在迅速变化。1939年宣威县河东营彝族妇女头缠青或蓝色布匹，衣服很宽大，长可及膝下与胫上的中间，着裤，穿绣花鞋。雷波县“夷人汉化者很多，服装方面改换之后，即不复分辨谁为夷汉”。杨黛娣回到雷波城时，一身时髦服饰，“已不复有夷习”。又如住居。彝族上层多建有大型的三合院、四合院，并有石刻和雕塑。在昆明的龙云、陆崇仁等则修建大量别墅，其中卢汉的西山别墅是“仿照英国都铎式住宅式样”。在昭通，他们盖有大量公馆，有的采用法国式建筑。而普通彝族人民的住宅已与汉族无较大区别，如宣威县河东营彝族住房有瓦屋和草屋两种，屋内挖一火坑，另外砌―炉灶，且“渐知坐板凳及草垫”。在丧葬习俗方面，民国时期，本地区彝族绝大多数已实行土葬，且其“丧仪、服孝、坟墓悉同汉族”。其典型者如龙云、卢汉家族在昭通城南簸箕湾修建的龙家、卢家祠堂。龙云还在昭通城中区为其母建牌坊，1928年龙志桢在金阳则祖为其父龙清泉做“道场”，“是当地亘古未有的一次盛大集会”。受他们的影响，其他彝族官僚地主也纷纷派人回乡建祠立墓，如陆崇仁、龙奎垣等，给本地区彝族的丧葬习俗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滇川黔边区彝族上层还表现出了对近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其中龙云、卢汉等高级官员自不必说，而一般基层官员地主对此也是不遗余力的。如镇雄大湾仓房上陇致中家安装了柴油发电机一台，供其家庭照明之用。1946年，镇(雄)毕(节)电话线架通后，镇雄仁厚土目陇均平和永安土目罗清伦各购置两部电话，准备安于家中，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安成，但也表现了他们对近代先进生活方式的羡慕和力求仿效的努力，这对本地区彝汉传统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
四
通过对以上对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整体考察，我们认为，采用中国近代社会两大基本问题之一的“近代化”模式来研究各少数民族近代史是可行的，也是客观的和现实的。但是，具体研究中应对中国广大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予以充分的认识，应考虑到边疆地区各民族社会“近代化“的特殊内涵。
由于“近代化”就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而近代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却是干差万别的，许多民族还处在地主经济以前的阶段。所谓跳跃式发展又缺少强有力政府的正确指导，加以边疆地区又处于中国近代化的边缘地带，因此不可能从这个起点进行分析。实际上中国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受到沿海和中部中心扩散的影响，是被动再被动、后发再后发的。但后来这些地区作为中国陆地边疆的另一前沿，又直接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文化的侵略，其近代化发展较快，反过来又对中国内地的近代化施以较大的影响。
鉴于如上复杂情况，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建议将其作分层处理，这种分层的依据是“就地理或文化而言”。在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等，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在中层带，像太平天国、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联省自治、工农武装割据等，都不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而是经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古老而又全新的历史现象；在内层带，如人口、土地资源、乡村宗法关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底层骚乱、匪患等，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文明的感染，保持着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在象征。
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理的角度进行考虑，他们将我国的近代化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和内地型(或称腹地型)三种类型。沿海型以上海和江浙为代表，是中国最早和最多受外部世界冲击、殖民化和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中部型以华中的两湖为代表，在沿海近代化的影响下，近代化起步虽稍晚，但由于长江下游溯中游航运的便宜，因而外贸和外资的投入激增，很快被纳人世界市场，商品经济与近代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内地型以长江上游的四川最典型，它的特点是封闭性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近代化起步晚。由于交通不便，外国资本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冲击较弱，因此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近代工业发展缓慢，近代化的程度较低。
此外，我们认为，从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应该有第四种类型，可以叫做边疆民族型。由于交通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一地区前期受外界影响相对更小，近代化起步也更晚。但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又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本主义的冲击大大加强，商品经济和近代工商业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中心发展较快。同时又因为边疆地区大多是多民族分布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其近代化也表现为发展不平衡。城市和政治中心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如昆明白开商埠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及腾越、思茅、蒙自通商口岸的出现等。而分布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则从不同的起点上被强行拉人了近代化的潮流，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近代化的程度较低。但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大多缺乏传统文化的较深积淀，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作出的维系自身文化的回应显得被动无力，传统文化易于解体，因此其社会变迁较为迅速。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也就是说，边疆各民族的近代化体现在外层带和中层带的变动与内地和沿海相比并不十分典型，由于直接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内层带的变动却走在了前面。不能因为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社会中没有或很少出现近代企业，也没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就认为近代各民族社会――成不变、静止不动，否认激荡百余年中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变革。因为就中国近代化的具体内涵来说，观念转换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本文探讨的滇川黔边区彝族社会近代化历程就是从以上角度出发，并非苛求于近代时期本区彝族社会中出现?了多少近代化工商企业及近代传媒，出现了多少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彝族思想家、政治家，而是将着眼点放在百余年中滇川黔边区的彝族人民在近代化潮流的影响下朝向资本主义：正业化、民主化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这就是本地区彝族社会“近代化”所包涵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包涵所在。
综上所述，本文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它给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以一个重要的领域，丰富了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我们以这一研究为基础或模式，可以逐个剖析近代时期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为完成一部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近代化史打下较好的基础。
